医生眼里的霍英东

23年，对于霍英东的主治医生孙燕来说，不仅是医患关系友好信任，情感深厚的写照，也体现了霍英东对祖国医学技术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高度信任，同时也见证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名人来中国大陆治病。这种吸引力，用孙燕院士的话来说就是“用事例说明了应用中西医两种治疗比一种优越”，这正是近年来吸引海外人士来大陆看病的根本原因。――编者

1983年5月,我们接到中央保健局的指示:一位香港的重要病人来我院就诊,要我们先到北京饭店去看望一下。同时,吴桓兴院长也接到他的好友、香港著名临床肿瘤学家何鸿超教授的电话,得知霍英东先生患了淋巴瘤,特别介绍来北京治疗。吴院长即带我和放射治疗科的殷蔚伯教授到北京饭店去看望霍先生。我们以前虽然也看过不少港澳病人,但中央这么重视的知名人士还是第一次。赶到北京饭店我们见到了霍先生,他穿一身运动服还带着香港医生为他定制的放疗模具,他自己很客气地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病情:原来发现颈部淋巴结肿大,以为一定是广东人常见的鼻咽癌。而何教授是世界顶级的鼻咽癌专家,但他看后认为不是鼻咽癌,所以介绍给他的学长吴桓兴院长。那天,陪同他的有他大儿子霍震霆和儿媳朱玲玲。过后我们带回病理切片,并请病理科主任一同阅片:淋巴结部分结构还存在,但大部分已经被肿瘤细胞冲破。诊断为中低度淋巴瘤。

第二天霍先生来到医院,我们仔细检查了他的鼻咽和全身淋巴结,并做了头胸腹部CT及各种必要的化验。初次相识,霍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是:他对医生很尊重,我们提出的检查项目都完全同意进行,包括双侧的骨髓穿刺。经过全院的会诊,建议全身化疗和颈部局部放疗,他和家属都十分同意。我清楚记得,那时我们医院刚刚从日坛迁到龙潭湖的新址,所以他是我们新病房的第一位VIP病人。由于他的一般情况很好,为了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实际并未真正住在医院,化疗完了下午回到北京饭店。那时,贵宾楼尚未筹建,他一般是住在东楼。

这样,我们就相识了。以后,他按时来院治疗,治疗后休息一日即回香港。治疗效果很好,我们为了不影响他的形象,化疗时特别用了头部冰帽,所以基本未有脱发。

停止治疗以后,他每年来北京开会、查体,或我们到香港开会或路过香港,总有机会见面几次。2003年10月他右肺的病灶经手术证明是肺腺癌,第二次患癌症。中央派保健局长带领几位教授去香港看望霍先生,动员他来京继续治疗,他听了我们愿意和他“共度难关”的建议就欣然同意再次来京治疗了。此后我们又小心地为他做了4次化疗和靶向药物治疗,见面的机会也就更多了。

一位在苦难中长大的爱国者

他的生平大家都很熟悉了,不需要我赘述。最使我感动的是他虽然已经“富甲一方”还总不忘过去的苦难,而且常常愿意和我们谈起自己苦难的出身和读到高中还没有毕业就开始谋生的过去。不论是私下谈心,还是在中山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的时候,哪怕是用流利的英语与国外专家讨论的场合,他都很自然地谈到这些。这种真诚和坦率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使我感到亲切。

多年来他送给我很多书,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是李敏生著《患难之交》和冷夏写的《霍英东全传》,他都签名给我,曾成想真的成了霍先生留给我“存念”的珍贵遗物。封面上两幅他特别喜欢的照片也成了最好的纪念。

霍先生留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他永远有一种平民的情结。他为人朴素,平时衣着平常。和他认识不久,我们发现他的饮食习惯很特别,早晨只喝茶,中午也吃不多,到了晚上临睡之前才吃顿正餐。他平时请客只是陪吃自己并不吃,把好吃的让给客人。后来熟悉以后,他常常请我陪他在晚上10点以后参加他的晚餐,在白天鹅宾馆吃的多半是河粉和牛排;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多半吃那里特别制的炒粉和水煮白菜。有一阶段,他请我在他办公室和他一道午餐,我们吃的是盒饭,他为了减肥他只吃从家里带来的蔬菜沙拉。家里人忧虑他的健康,请求我劝他还得吃些营养丰富的含蛋白质的肉类和豆类。对医生的规劝他一般还是听取的,但常常要问个究竟理解了才照办。

正是由于他从苦难中过来,他在日本占领期间的遭遇和香港那样殖民地环境中挣扎过来的经历,使他的爱国情结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深切地体会到个人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分不开的。由于我们都是生于国家危难的时代,知道国破家亡的痛苦,他常常和我说:“没有国家富强,大家都会一无所有。”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他除了带头从事建设以外,还表现在为鼓励体育、教育和医疗事业,大量捐资设立各种基金会,经过核实的超过150亿元。但很多人估计可能达到300亿,因为还有很多捐赠是不为人知的。我知道他对医务界特别关注,对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总医院、协和医院、中西医结合和癌症基金会都有很多捐助。成功的企业家对社会具有责任感是值得赞许的,但像霍英东先生这样一贯执著地把祖国的建设当成自己的事业的人还不多。

他对我们十分信任、尊重,这里体现了他对祖国的信任。大约在1987年,他在加拿大读书的儿子颈部淋巴结多个肿大,当地医生怀疑是淋巴瘤。他立即让孩子来北京到我院诊治,我们仔细检查后经过抗炎治疗后肿大的淋巴结缩小,后来经过病理学检查诊断为反应性增生。以后,他女婿曾经患食管癌也都请我们前往香港会诊。1992年他还特别推荐新加坡邀请我们为两个副总理会诊治疗淋巴瘤。他用自己的事例说明应用中西医两法治疗比一种治疗优越。目前,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医生。

一个敢给自己人生打100分以上的人

我对他在晚年记者问他如何给自己打分时,他回答说:“可以打100分以上”的印象特别深切。霍英东先生向来都是很低调的,从来没有给人他是VIP的感觉。80年代初我们到香港,他都是亲自招待,有时陪我们从我们住的柏宁酒店走到他们自己的珠城酒楼吃饭。那时,我们由于对香港的治安还有些疑虑,如果他遭到绑架我们可担当不起。曾经问他的秘书,他们笑着回答:“霍先生向来如此,不会有事的。”他陪我们到俱乐部吃饭打球从来不带保镖。在内地也是如此,他来看病或去锻炼从来没有保卫人员,直到后来他当了政协副主席国家才配备了保卫。

爱心永远是他的底色,从他对多年来和他共事的老职工的关怀就都能体现出来。一次,我应邀参加香港总商会的中秋聚会,他请来很多已经退休的老朋友。看得出其中有很多穿着很平常的“劳动人民”,他们对霍先生当然都很尊敬。通过多年来和我们的接触,他理解了每年的健康检查是保健工作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他筹建保健中心,希望使他的员工特别是老员工都能得到和他一样的每年健康检查。他多次向我表示希望为香港看不起病的同胞建立保健中心,并且在中山和南沙做过具体计划,但后来由于有许多具体问题不好解决而迄今未能实现。这可能是霍先生的一件憾事。

和他接触多的人都知道他对国家的事很大方。大约是1985年我院筹划成立癌症研究基金会,李冰院长希望他能捐赠一些启动基金。希望我能先和他磋商。我说作为医生要病人捐款违背我们的道德,万一他不愿捐不是让人家为难吗?后来,他知道是为抗癌事业捐款时笑着对我说:“我本来就想帮助你们,怕你们不愿接受不好意思。”这样,我们安排他和李冰院长在接待室见面,不到5分钟,他只问问“你们希望多少?”就慷慨捐给癌症研究基金会100万美元。

多年来,霍英东先生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对他的离去我是很悲恸的。作为一名老医生,我对生死早就感受过很多。但在我写这篇怀念文章时,试着回忆在23年接触中对他的认识和理解的过程中,他的音容笑貌不时呈现在眼前,他伟大而又平凡的一生,感人之处实在太多了,远远不是我能描述的,仅以此文寄托我对他的哀思和缅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