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命运是我们幸福的标尺

王媛元的梦想并不大，她想要一身完整的衣服，想过一个快乐的年。在这张16开的纸上，她还歪歪扭扭地用蓝色墨水写道：“我希望，今年学校多多关照一下我家。”

在2010年的末尾，这是重庆市万州区郭村镇中洋村一个11岁小女孩的新年心愿。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普通家庭的不幸故事。而从更广大意义上来说，它背后隐藏着的，还有我们社会随处可见的艰难民生。

为此，对这个故事，你我都不应视而不见。

王媛元才读五年级，却已经饱尝贫穷之苦。在一家慈善组织征集新年愿望的纸上，她这样描绘贫穷带来的阴影：“每次过年家里只吃白米、白菜，从来不吃瓜子、糖；每次穿的衣服都是别人穿过的，穿起来很冷；因为家里穷，别人都嘲笑我家。”

但更多辛苦，她有意或无意地省掉了。在中洋村的4间瓦房里，眼泪是这个家庭最常见的东西。这个家庭的母亲，一个39岁的农村女人，自两年前起，被随时可能夺去生命的疾病所折磨，为无法支付的医疗费用发愁；父亲在外出打工时被压断腿，也无力再赚足够的钱；这个家庭的大女儿刚刚因此辍学，没有念初中。

所有不幸加起来，压垮了这个生活原本并不算太坏的家庭。这是意外的，它既不能归罪于这家人的品质，也不能归罪于这个时代或制度。但这个家庭的命运可以算做一种提醒：许多人的生活还远算不上美好，我们还有很多事要改善。

从诸多迹象看来，这个家庭是可怜又可敬的。据说，他们存折上只有1000多元钱，已经无法再支付病人的药费。为此，他们甚至已经打算放弃治疗。据说，母亲冉启香不愿意放弃生命，因为她有责任将女儿养大成人。据说，11岁的王媛元从不允许母亲干重活，她宁肯自己蹒跚着挑大粪。

他们身上有贫苦人的坚忍。这对夫妇曾想尽方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打工、养猪，但最终失败。他们身上也有那种我们熟悉的、常在普通人身上发现的尊严。他们不大愿意自己的名字登上报纸，是因为“我们没脸向别人要，是我们自己过得不好”。当王媛元背着父母写出自己的心愿后，冉启香知道了，她哭了一天，并责备女儿：你怎么能伸手向人家要？衣服“穿破的就穿破的，只要干净就行”。女儿则回答：“我想让他们给我钱，能给你治病，否则你死了，人家来了会嫌弃我。”

在这一年的末尾，我们无奈地发现，坚忍和尊严，并不足以挽救一个濒临绝境的家庭。

并且，这绝不是个案。在慈善机构进行的同一次调查中，王媛元的同学递交了上百个愿望，通过这些愿望可以得知，在当地，陷入相似困顿的家庭不在少数。而对国情略有了解的人都会承认，在我们的社会里，同样的家庭有很多，王媛元一家甚至并不是其中最艰难的。

这些艰难，也许确实是由于偶发的意外所致。但毫无疑问，它们汇在一起，为我们的社会提出一个实实在在、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个美好的社会图景，是否能容忍这些就在我们身边的不幸继续？我们的社会有没有为减少这种艰难做出必要努力？如果有，我们已经尽心尽力了吗？

一个普通的温州人尽力了。他打电话，想送给王媛元一套衣服。这样的个体努力让人感到温暖，它对解决问题是必要的。但在零星的个人努力之外，社会、政府理应有更有效的行动，这行动必须能惠及更广大的群体，因为我们的意愿，并不只是拯救三峡边上的一个家庭，也是要拯救所有面临危难的家庭。

这个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做点什么。

否则，在这新年即将开始的当头，当我们想对“全国人民”表达节日祝愿的时候，难免语塞。因为，有一个11岁的小姑娘的新年并不快乐。也因为，像她一样因贫穷而无法快乐的人还有很多。

而这些家庭，是“全国人民”这个群体里决不能被疏漏的，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命运，才是我们生活是否幸福的衡量标尺。

（选自《中国青年报》）

大提点

谁都知道“木桶理论”，套用这理论，就应该说，中国人幸福指数的高低应该由“王媛元”们的生活水准来衡量――这应该就是“共同富裕”的真正内涵。我们也可以不说得这么绝对，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相对贫困的人口，那么一个社会的幸福指数至少应该按照这个社会对贫困人口的关心和关注程度来衡量。就像总理所说的：你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