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同尘 第8期

(接上期)

“叛逃”事件

谚语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一句话对于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的代善来说，无疑是再恰当不过了。事情还要从这年九月的一次“叛逃”事件说起。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原叶赫贝勒同宗的苏纲听其弟松阿礼的前妻告发宰桑古、硕托、莫罗欢夫妇说移到萨尔浒后，就想要逃到尼堪（明朝）去。苏纲原想将此叛逃消息直接向努尔哈赤报告，但当他去时，努尔哈赤正在熟睡，于是就向代善作了报告。第二天努尔哈赤知道此事后，不以为然。过了几天，他才召莫罗欢之兄、汗婿武尔古岱询问，武尔古岱认为其弟莫罗欢同宰桑古昼夜饮酒鬼混，不能保证没有邪念恶意，并同时声明这一切与自己无关。于是努尔哈赤命传讯宰桑古，结果回报说宰桑古与莫罗欢夫妇同去放牧了，又传闻硕托也不在家，已前往拖克索。努尔哈赤见他们均往同一方向出走，感觉到他们确有可能如所告那样合谋逃跑，如果此事属实，那么确实是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并非普通百姓，硕托系代善之子，宰桑古是阿敏的弟弟，于是立即派兵追查三人去向，并堵截所有通向明方的道路。

见此情景，代善觉得事态严重，因为此案涉及自己前妻之子硕托，他唯恐牵涉到自己，为了表明自己不涉此事并能大义灭亲，竟一口咬定硕托有叛逃的企图。但是政治经验丰富的努尔哈赤并未急于下结论，他认为硕托生性懦弱，不大可能叛逃，即便有叛逃的打算，也可能是受妻子和通奸女子的诱骗。

当天晚上，宰桑古、硕托、莫罗欢回到各自的家中。他们被分别带去审问。宰桑古、硕托表示他们在一起虽然有怨言，但主要是针对父、兄，绝没有涉及大汗，至于逃跑更是从来没有想过。莫罗欢夫妇则承认确有此念。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虽然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发泄不满，但是各人想法并不相同，此案的处理结果自然也因人而异，莫罗欢夫妇被处斩，宰桑古、硕托二人则被监禁。但是代善此时却突然一反常态，连续五六次向努尔哈赤跪请，要求杀掉其子硕托，甚至表示儿子因厌恶他而逃走损及了他的威信，以致他无法再有效管理属下的人丁了。因此他对努尔哈赤要求：如果查实硕托正确，他本人不对，那么就是他偏信继妻之言而虐待自己的儿子，他情愿放弃“太子”之位，并杀掉继妻，如果相反，那么就应杀掉硕托。阿敏见状，也像代善那样，要求在众人面前审理此事，如果自己不对则愿受责罚，如宰桑古不对就交给他杀掉。此二人的请求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其真实意图是想借汗父之手除掉他们久已讨厌的前妻之子和异母弟。尤其是代善的一番表白，俨然有逼迫汗父表态的意味，努尔哈赤被将了一军。身为一国之主的努尔哈赤当然不会任人摆布，与此同时，随着审讯的深入，宰桑古、硕托讲出了阿敏、代善虐待他们的详情，鉴于以上情况，努尔哈赤及时释放了硕托、宰桑古，并表示他们可以选择留在原来所在旗，如果不愿回归本旗，则可以另行安置，实际上等于默许他们脱离父、兄的管束。

在硕托涉嫌叛逃一案的处理上，代善犯下了愚蠢而又致命的错误。硕托、宰桑古，乃是汗之孙、汗之侄，贵为贝勒。莫罗欢是哈达贝勒孟格布禄之子，兄长武尔古岱娶前大福晋富察氏之女莽古济格格，是太祖的亲女婿。莫罗欢又娶阿敏之妹，也属于皇亲国戚。两个贝勒、一位额驸被传欲叛逃明国，乃空前未有的丑事，虽然努尔哈赤未予深究，并且最终释放了硕托和宰桑古，但心中不免还是有一些怀疑，从斩杀莫罗欢夫妇即可看出此点。退一步说，即便硕托无意逃走，但与叔父宰桑古的姨妹通奸，也属不伦之举，应予惩处。作为硕托之父的代善，既可能因儿子出走而蒙受瓜田李下之嫌，也可能背上管教不严、纵子悖乱的罪名，还有可能因宠信继妻、虐待前妻之子而遭受众人的非议。处于如此尴尬地步的代善，最好的办法是不动声色，暗中运作，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其子叛逃一事，应坚决予以否认，对于通奸之事，则应暂时搁置，首先使硕托无罪获释，自然也就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免受株连。但是代善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最糟的一条道路，竟企图杀掉硕托，事实上，即便杀了硕托，代善也仍然脱不了干系，到时侯他仍将为此而受罚，也会因此而丢尽面子。

其实，在这个时侯，如果代善能够冷静地观察一下整个政局的形势，他也许就不会选择如此下策了。他就没有仔细地想一想，如今自己位居长兄，贵为“太子”，统军征伐，执掌国政，满门显贵，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功高则震主，权大则逼君，愈当此声势显赫之时，也恰恰成为了众矢之的，君汗之尊，谁不喜爱，太子之位，谁不动心。为什么小福晋敢于告发大福晋，敢于往大福晋、大贝勒头上加罪名？为什么四个调查大臣敢于肯定代音察的指控，而丝毫不畏惧？为什么汗父要听信他们休离大福晋？为什么汗父虽然最终同意将最好的宅地赐给自己的同时，还要说一些气话？为什么汗父在没有认真、仔细审查的情况下就宣布硕托无叛逃之心？为什么汗父不接受自己杀子的再三请求，而将硕托释放并收留于自己旗下？这一切的疑问，集中起来，就是在当时的后金政治格局中，代善的处境究竟为何，到底是一切良好，还是危机重重。很显然，局势正在朝后一个方向发展。面对乌云密布的严峻政治形势，被谗言和私念蒙蔽了双眼的代善，不是清醒地观察形势，并采取恰当的措施，规避即将到来的政治风险，反而昏头昏脑地一味要求置其子于死地，终于惹来了令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大祸。

太子被废

硕托被释放之后，努尔哈赤进一步查询硕托及其兄岳托所领有的诸申，得知两人所属的部众比其他异母弟弟们差很多，当即命令和济尔哈朗的诸申交换。努尔哈赤并命人将代善找来，当面质问代善给予硕托等的属人为何不足，代善不愿正面回答这一问题，反而为掩饰私心推说硕托与自己侍妾通奸，并指出喀勒珠可以作证。努尔哈赤见代善不肯认错，便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代善系被继妻欺哄而将次劣的部众给与前妻之子，代善不服，竟当面顶撞起来。努尔哈赤并没有发作，他找来喀勒珠询问具 体情况，喀勒珠在大汗的威仪面前无法圆谎，只得承认没有看到硕托与代善侍妾通奸之事，她只是推测而已，努尔哈赤又调查了与硕托之妻、代善之妾同行的二十余人，他们都说喀勒珠所告之词不实。至此，真相大白，硕托系被诬陷，喀勒珠是受代善福晋指使而作的伪证。为此，努尔哈赤怒斥代善道：你的妻子密谋诬陷，让喀勒珠作伪证，……你就听信了。假设硕托此次因诬陷而被杀死，你又将会怎样对待岳托？岳托、硕托都是你的儿子，假若听信了你妻子诬陷的言词而将亲生儿子杀掉，你又将怎样对待其他的兄弟呢？你如果听从了妻子的谗言，而想要把儿子及诸位弟弟全杀掉，哪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权呢？

一番痛斥之后，努尔哈赤决定废掉代善的“太子”之位，并夺其所属部众，同时凌迟喀勒珠。在宣布此决定之前，努尔哈赤曾召集贝勒及众臣等，要求他们明确表态。并表示：如果认为我的话是错误的，诸贝勒大臣可以发誓忠于代善，你们如果认同代善，那么我就认错并收回成命；如果你们不认同他的作法，为何还要坐在他那一边，赶快离开吧！闻听此言，皇太极、阿敏、达尔汉侍卫等立刻起立，站到了大汗一边，而另一位大贝勒莽古尔泰，性格鲁莽粗鲁，平日里与代善的关系也不甚融洽，所以自始至终都站在父汗的一边。这样一来，代善无疑就被彻底孤立了起来。努尔哈赤此举的实质目的并非在于他真的忌惮废掉代善“太子”之位会引起众人反对，而是旨在向代善以及其他贝勒众臣表明，只有他，才是后金国的主宰者和最高统帅，任何试图向其权威发起挑战的行为不仅是图劳的，而且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九月二十八日，被废为庶人的代善亲手杀掉继妻，并遣人向努尔哈赤恳求：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请父汗允许他叩见认罪。努尔哈赤宽恕了代善，并给予了他悔过的机会，同时调解代善与莽古尔泰之间的对立关系，并令代善与诸弟发誓。代善表示：因误听妻子之言，丧失了汗父交付的大权，所以手刃恶妻，今后如果再做不法之事，心怀怨恨，则甘愿受天地谴责，不得善终。诸贝勒大臣也共立誓书，共同谴责代善：今天你的过错，被父汗知道，并不是只听一面之词的结果。努尔哈赤决定此后立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多铎、多尔衮等九位贝勒为和硕额真，以后可以监督大汗。在政务上，汗也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受天命而执政，任何一位和硕额真假如想要作恶，扰乱政务，其他和硕额真可以集会议处，该折辱就折辱，该杀掉就杀掉。生活道德严谨，为政勤奋公正的人，即使主持国政之汗出于一己之私欲而欲将其罢黜贬降，其他七旗之人对汗也不应该让步。

天命五年（1620年）九月，努尔哈赤以废代善“太子”之位为契机，确立了其身后由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在满文老档上一共记有九个和硕贝勒的名字，加上代善，一共有十人。随着后金进一步的发展，种种客观情况的发展使得人选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此体制却贯彻了下来。同时还规定以后从和硕贝勒中产生国君，和硕贝勒对国君有推举、罢免、更择之权。

通过此次震惊后金国的废太子事件，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当时后金国政局的一些情况。

首先，在被废之前，代善的权势极大，诸贝勒大臣都很畏惧他。从萨尔浒建房争地，到无理要求斩杀硕托，以至顶撞汗父，已经十分清楚地表现出代善地位之高，在此次事件中，发生在努尔哈赤与代善、莽古尔泰之间的一段对话，亦可为佐证。努尔哈赤怒斥代善道：你也是前妻所生，为何不想想我是怎么对你的？你为何要听信你继妻的话而虐待已长大成人的儿子？……此外，我选择了优良诸申赐给你专有，你为何不效法我的作法而将优良的诸申交给岳托、硕托？你是被妻子欺瞒而将次劣的诸申给与年长的儿子，……将优良的诸申留给自己和继妻所生的小儿子吧！诸贝勒大臣听了都沉默无话。

只有莽古尔泰说：汗父的话真的很正确，我等诸位弟弟、儿子们及国中诸大臣都惧怕大哥和嫂子。

努尔哈赤说：难道诸位贝勒都这样？

莽古尔泰回答道：我是代表众人的意见而说的。

虽然莽古尔泰此言不无落井下石之嫌，但也多少反映了诸贝勒大臣确实惧怕代善及其继妻，不敢表现出对汗的拥护，不敢随声附和地去谴责代善，甚至在努尔哈赤已明确表态的情况下，诸贝勒大臣仍在小心翼翼地窥伺着政治形势，不发一言，那么在平时，他们岂不是更加畏惧大贝勒。代善权势之大，于此亦可见一斑。

其次，代善之被废黜，虽有遭人忌的因素，但其主因乃是由于他对子太狠，纯系咎由自取，此一点当无疑问。代善被继妻迷惑太深，不能自拔，一心要害死次子硕托，竟然按照继妻的指示，诬陷硕托与庶母通奸。代善在做出此一决定时，完全没有仔细地想一想，通奸之事，实难查获，只靠喀勒珠一人的揭发，怎能将案件定死，而一旦案件不按照自己所预想的发展，到时怎样收场？

再次，代善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当努尔哈赤决定将其废黜之时，也几乎毫无反抗的余地。毕竟，这个后金国是努尔哈赤奋斗三十余年才建立起来的，他是“覆育列国英明汗”，他是诸贝勒之父、兄，他才是八旗的最高所有者，这一事实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和代善之间的斗争，必然以代善的失败而告终。这是由双方所处的地位及实力使然。

从天命五年九月二十日释放硕托起，经过查清喀勒珠作伪证，严斥代善，废其太子之位，直到二十八日代善与诸贝勒大臣立誓，短短的九天时间里，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几经波折之后，方才雨过天晴。代善自此丧失了储君之位，虽仍居众贝勒之首，但其他贝勒的地位有了显著的上升。虽然看似在九天时间里，因位虐待硕托而导致代善太子之位的丧失。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本年内之前发生的休离大妃事件以及建宅争地事件已经为此埋下了伏笔。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使得努尔哈赤和代善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到了进一步削弱，代善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固。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在必然与偶然之间寻找着自己的道路。历史事件的发生看似由偶然的因素所决定，但其背后往往蕴藏着必然的因素。对代善而言，天命五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看似偶然，彼此之间也并无多大关联，但其原因都与代善权势增大、地位不断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心理变化有关。如在废黜大妃事件中，代善明显系因位高权重而遭忌，从而被人暗中施放冷箭。在建宅争地事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的代善，贪图个人享受的观念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在虐待继子时，代善更是丝毫不考虑后果。以上种种行径，说明了权力对于代善的腐蚀作用，他已经不再是那个英武机智的大贝勒了，现在他是一个锱铢必较、目光短浅而又忘乎所以的一个人。

由代善被废事件所引发的后金政治体制的变化深深地影响了日后后金国政治的发展，并引发了一系列事件，这恐怕也是包括努尔哈赤、代善以及诸贝勒大臣在内的当事人所始料未及的。

总而言之，天命五年代善被废，纯属自作自受。但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努尔哈赤对代善这样的处理，也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代善勇猛过人，南征北战，佐治国政，功勋卓著，照此趋势发展下去，本可成为一代英明君汗，继承汗父事业，但是，在成为太子之后，权大势强，群臣畏惧，地位变化之后，暮气渐生，更为糟糕的是，他被继妻迷惑，听其谗言，竟不顾汗父的训诫，一意孤行，硬要斩杀亲生儿子。这样的人，在努尔哈赤看来，如果真的继承了汗位，很可能会内听悍妇之言，外信小人之词，颠倒是非，忠奸混淆，诛戮无辜，重用佞臣，杀害忠良，搞乱国政，当然没有资格成为一国之主，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废黜太子之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换一个角度，就整体而言，而不是局限于一时一事，我们可以认为代善为人，还是较为宽厚的，他本人并非狡猾奸诈之徒，这一点在史籍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而且代善确实由于在后金国建立发展过程中屡立功勋而在诸贝勒、大臣中享有很高威信，此次虽然犯有错误，但如果给予其机会，代善还是可以改过从善的，况且经过这一番磨炼之后，未尝不会发奋努力，重新振作起来。然而历史不容假设，历史也并没有给代善转圜的机会。而后来的事实发展也证明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所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对于代善来讲影响极大，这之前的代善，英气逼人，朝气勃发，无论作战拼杀、处理政务抑或是为人处事，无不透着一股向上的锐气；而在这之后，代善似乎完全换了一个人，变得唯唯诺诺、畏首畏尾，遇事不思进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唯以明哲保身为第一要务。这一年在代善的人生历程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

作者简介：

赵亮，男，辽宁彰武人（1980―），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思政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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