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光同尘 第11期

（接上期）

兔死狗烹

汗权受制

继努尔哈赤之后，三十五岁的皇太极成为后金国的最高统治者。面对着当时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国内外政治形势，皇太极刚一上台就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方针。他分析民众不安的原因是“汉民每被侵扰”，“土筑之兴，有妨农务”以及由于满汉矛盾所带来的挟嫌诬陷或无端怀疑等。为此，皇太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和改革：

首先，停止兴筑，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对于逃人问题，凡属以往逃跑者，一概既往不咎，以后若有此类现象出现，也需要严格区分，不得妄加惩治，这样就避免了继续逃亡和由于讦告所引发的混乱和不安。再次，强调满汉一体。尽量使满汉百姓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权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第四，将原先努尔哈赤所推行的把大量汉人编为农奴并赐给官员的政策加以废止。皇太极的这一举措，使大量汉民摆脱了农奴身份，取得民户，即自由民地位，这是皇太极对当时生产关系所作的一次重大改革，对解放生产力、加速后金社会发展的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第五，重新修定和颁布了《离主条例》。新的条例，虽然仍保持了诸贝勒的一些特权，但自由民和农奴所受的欺压已经受到限制，对生产的发展和后金政权的稳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皇太极的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固然由于当时社会矛盾尖锐、亟待解决的严重状况；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皇太极敢于打破祖宗法度的政治家胆略和识别、解决社会矛盾的英明才干。

在推行以上改革措施的过程中，皇太极深深地体会到由于汗权不足，而宗室亲贵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对于改革处处掣肘，以至于改革进程步履维艰。对此，皇太极深感必须裁抑诸贝勒权力，加强君权，但是此举又谈何容易。

皇太极即位，既非受先汗遗命，又非因年龄居长而当立。他是接受以代善为首的诸兄弟子侄的拥戴才登上汗位的。作为对此的回报，太宗对负有拥戴之功的三大贝勒，他的三位兄长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极为尊敬，每当朝会、盛大庆典、餐宴或与群臣见面时，太宗都让三个哥哥坐在与自己同等位置上，四个人同时居南面并列而坐，俨然如四汗。接受群臣的朝拜，皇太极还免去了三大贝勒与他见面时的君臣礼，而只行兄弟之礼。如此相待，一方面包含了对兄长的尊敬与感激，另一方面也确实含有某种程度的畏惧之意。因为就实力而言，他们三人即握有四旗，占了后金国的半壁江山。

努尔哈赤在世的时候，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当时他们与皇太极共同参于政务，地位就排列在皇太极之前。努尔哈赤去世后，继续实行这种体制，皇太极也不得不与三大贝勒及其他旗主贝勒共议国政，凡事不能自专。而他们为了本旗和自身的权益，为所欲为，甚至以拥戴之功，要求给予更多的权力。皇太极处处受制，遇事总是迁就。例如，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十月，后金征调蒙古诸部大举入关伐明，行军至喀喇沁青城时，代善、莽古尔泰竟让诸贝勒大臣停在外面，两人进御帐，以“劳师袭远”为兵家所忌，要求班师。皇太极对此十分不满，并质问在出兵之前为何不说，而走了这么远才讲，这岂不是把行军打仗当成儿戏。为了实施既定的作战计划，皇太极动员岳托、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人，说你们既然知道这次行军有如此诸多的不利，为什么当初缄默不语，使我远涉到此。皇太极的激将法点燃了岳托等人忠君的热忱，他们表示支持和拥护大汗的主张，反过来向代善和莽古尔泰施加压力，二人在诸贝勒大臣中处于孤立地位，只好改变主意，听从皇太极的裁决，于是后金军继续前进，占领了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并以之作为伐明的前哨据点。同时更重要的是，成功地施行了反间计，除掉了劲敌袁崇焕。首次入关战役大获全胜。

人们可以看到，三大贝勒及诸贝勒具有左右整个局势的能力。所以，皇太极虽然有大汗的虚名，实际上比一个旗主贝勒强不了多少。这样一种八旗旗主联合主政的体制，造成了汗权分散、王权膨胀，大汗与诸贝勒尤其是与三大贝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显得不可避免了。在即位初期，皇太极只能暂时维持这种共同主政的局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逐步采取实质步骤，不断削弱直至消除各种异己政治势力：

他把在八旗中权力较大的诸贝勒的权力向下分散。为此，皇太极对官制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实际就是力图削弱诸贝勒主要是三大贝勒的势力。每旗原来都设有总管旗务大臣一员，皇太极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规定凡是议论国政的时候，他们可以与贝勒们坐在一起共同商议。这一项措施等于从诸贝勒手中分出一部分权力给总管旗务大臣，从而打破了贝勒垄断权力、左右局势的状况。此外，还在每旗各设佐管旗务大臣二人，调遣大臣二人，各自分掌本旗的局体某方面事务，这就使诸贝勒处于众多参政人员的监督和牵制之中，限制了他们的独断专行。

在管理国家，处理行政事务中，皇太极也采取了削弱诸贝勒的有力措施。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初设六部，每部以贝勒一人领部院事。到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七月，停贝勒领部院事的职责，进一补削弱了诸贝勒掣肘君权的可能。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皇太极集中力量，直接采取行动，从制度层面削弱三大贝勒的势力。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二月，他以关心三大贝勒操劳过度为名，削去他们每月轮流值班掌政的大权。他说：以前因为按月值班的缘故，一切重要事情都麻烦诸位兄长经理，多有不便，以后可以让其他贝勒代为管理，如果出现疏漏，也由他们自己承担责任。三人都表示赞同，于是诸年轻贝勒开始取代三大贝勒值月的职责。皇太极即位之初，为维持政权稳定，不得不遵循旧制，让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每月轮流值班掌政，现在借口诸兄烦劳与不便，免去此一规矩，让弟侄辈的小贝勒们代替他们每月掌政，这些小贝勒们名为掌政，实际上不能不听命于大汗。三大贝勒虽然并不情愿，但是也没有理由拒绝大汗这种冠冕堂皇的关怀和照顾，只好表示赞同。但是光这样做，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三大贝勒在上层统治集团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更直接的打击。

敲山震虎

第一个成为靶子的是阿敏。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之子。阿敏担任大贝勒，主要得益于他父亲在努尔哈赤创业之始所立下的功勋。早在皇太极即位之际，他就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的条件。皇太极则明确表示不同意。对此，阿敏十分不满。

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命他率军征伐朝鲜。在后金军节节胜利、朝鲜国王已遣使请和的情况下，身为主帅的阿敏仍不愿停止攻击，下令继续进兵，直捣汉城。一同出征的贝勒岳托表示反对，但他知道凭借自己的力量无法阻止主帅，于是回到本营，找来济尔哈朗共同商议，二人决定率所部留驻，并继续劝阻阿敏。将帅不和，造成后金军处于分道而行的危险状态。但是阿敏仍然一意孤行，并说：你们如果愿意回去就回去吧，我本人则一定要到朝鲜京城。我平常很羡慕明朝皇帝以及朝鲜国王所居住的城池和宫殿，但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见到，现在既然已经到了这里，为何不见一下呢？在这里，他那打算在朝鲜割据以实现其独立王国梦想的野心毕露无疑。为了减少对立面，他甚至打算拉上褚英之子杜度，但被杜度断然拒绝。这时，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等年轻将领决定不理睬阿敏，直接贯彻皇太极的意图，与朝鲜议盟讲和。除阿敏的几个亲信外，其他各旗将士都拥护岳托等人的主张，陷入彻底孤立状态的阿敏只好同意与朝鲜议和并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