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病的社会学诊断

在中西方文化交汇最深邃的香港，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私下与公开的三个矛盾，把香港引入了纠结境地。也由此成为香港病诞生的必然开端。

香港，是一个矛盾体。

这里很传统也很现代，很中国也很西方；高楼林立下可见庙宇，豪车斗艳处可舞龙灯；铜锣湾、尖沙咀行色匆匆的人群唐装、西服总相宜。我们显眼看到中西方文化的交融，铸就了全球最安全、富裕、繁荣的城市；却不易察觉由时空和地域交错结合出的这个矛盾体，背后的挣扎与纠结。当城中富豪们官司缠身，丑闻不断，争家夺产，烦恼无边，追问起“香港病”的时候，我们才不禁感叹，香港怎么啦?

其实，这一切不过源于香港这个矛盾体的自我进化与蜕变。

矛盾一

传统与现代价值的矛盾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出生的一代，由于抱着传统观念及价值，很自然地从感性角度上看继承问题。但是，五十年代后出生的一代，受较多现代化观念及价值的熏陶，较注重个人的自我实践及理性分析。当传统价值由浓转淡，现代观念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在家族继承上就会产生“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不协调，因而埋下了争拗与冲突的种子。

香港的私营企业一般被称为家族企业，这称呼多少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一种结合。这种结合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存在排斥呢?继承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亦是最好说明。

过往，富家大族甚少因分家析产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街知巷闻，就算某些巨富一妻多妾、子女成群，突然去世时亦未见家族四分五裂。利希慎正值壮年之时在1928年被杀身亡，遗下一妻三妾七子七女，家族仍能一团和气，企业仍能持续发展，便是最好的例子。今天，时代进步了，但富家大族的内部矛盾及争家产问题，反而较前严重。从根源的问题看，这可能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潜在矛盾与不协调。

对香港历史有认识的人应该知道，香港虽是华人社会中最先踏上现代化道路的城市，但所保留的中国传统亦最为浓烈。举例说，一直被视作是套在女人身上最残酷桎梏的缠足及储奴蓄婢陋习，便要等到上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才真正地在香港社会被废止，比大陆晚了接近30至40年之久。至于丈夫有权纳妾的制度，更要等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才寿终正寝，较大陆迟了接近一个甲子，所以我们现时仍能发现某些富豪携同妻妾出席不同社交场会，甚至左拥右抱，妻妾同时现身的情况。

香港更是华人社会中最迟废除《大清律例》的地方。新界乡村的妇女不能与男子一样按传统分田分产，同享均等继承权，甚至被拒于重要祭祖、祭祠等场合的迂腐规范，更要等到二十世纪末叶，才被扫进历史的垃圾桶中。究其原因，是殖民地时期的港英政府，看到中国传统的不少价值观念及规范。有助维持家族内部和谐，舒解冲突，可促进社会稳定，因而自开埠始即奉“乡约律例，率准仍旧”为圭臬，不要求改变，亦不作直接干涉。

由是之故，殖民管治下的香港，华人家族内部仍然十分强调尊祖敬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妻顺等传统，家庭结构以父母为纲，延续血脉、重视亲情被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乃自少必须教导的核心价值。在企业方面，无论创办、发展、经营及管理层面，均以家族福祉为依归，并往往呈现一家人的胼手胝足与同居共财。虽然不少家族企业亦会吸纳专业非家族人士进入管理层，但强调家族控股及集权的模式则甚少改变，被视作现代化公司管治楷模的“拥有权与管理权分开”鲜能在华人家族企业中得到真正落实。在继承方面，强调嫡庶及传子不传女的传统丝毫无损，就算子孙不肖，亦只会传给他们，甚至采取诸子均分的模式，一子一份，不作他想。

然而，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社会进一步现代化，加上城市化的程度不断深化，传统价值及观念逐渐被削弱和淡化，被认为属于现代文明的价值如强调个人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科学理性，以至自我表达及自我实践等价值，则变成了社会的主旋律；家庭的结构亦由扩大式家庭的父母为纲，转为核心式家庭的以夫妻关系作主轴；而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亦由过去的强调兄友弟恭，手足情深，转为讲求平等尊重、各自独立，以及以自我为中心。

不同世代价值观念的转变，很自然会影响他们对家族关系的看法，在处理家族财产及企业管理时亦会出现不同观点与角度。简单而言，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出生一代，由于仍然抱着传统观念及价值，很自然地从感性角度上看继承问题，期望家产不要太分散，企业可代代相传，甚至可以发扬光大，并希望子孙后代可以互谅互让，一团和气，全力向外，将个人利益及对自立自主的渴求放在较次要位置。

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出生的一代，则受较多现代化观念及价值的熏陶，甚少将上一代的一番苦心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考虑，而是较注重个人的自我实践及理性分析。若子女一代又已经成家立室，拥有各自的核心家庭，那么其强调维护本身一房权益的意识，亦会更为强烈。正因如此，当子女一现个人权益在分家析产时受到伤害，觉得有欠公平，其相对薄弱的家族观念。仍会令他们显得较不愿意“忍辱负重”或“屈曲求存”地作出妥协，因而有较大机会选择站出来，以各种手段捍卫本身权益。

若国学大师梁漱溟所言非虚，传统中国乃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宗教乃最主要约束社会行为的教条，那么传统价值的由浓转淡，而现代观念则逐渐成为社会主流，很自然会令两代人在安排家族企业接班或是分配家族财产时出现“意识形态”上的矛盾与不协调，因而埋下了争拗与冲突的种子。

矛盾二

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冲突

在中国数千年的习惯中，遗嘱继承鲜少出现，无遗嘱继承则属主流，这与中国文化极为重视血脉传承的核心价值密不可分。而西方遗嘱所强调的核心思想，是按个人意志行事，这意味着被继承者可以完全按其喜好及想象将个别子孙排除在继承人名单之上，或是谁多谁少。两种文化的冲突，在这个东西方文化交集最深的华人社会，最凸显。

从某个角度看，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潜在矛盾与不协调，与中西文化的接触或碰撞可谓关系密切。

一直以来，香港社会被指揉杂了中西文化。由于曾经割让为英国殖民地，昂格鲁撒克逊的典章制度、文化宗教及生活艺术等自开埠后不断被引入实在不难理解，而香港华人在英人管治下接纳其制度安排，无论求学、工作、经商，乃至日常作息生活等，均受其影响，亦属情理所在。由于无论山川地理、、种族血裔等差异巨大，中西文化在某些层面上相互排斥，难以协调，更属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