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真正需要“会商”的迷途学子?

北大“会商”偏激学生等同思想管制?

北大出台“学业会商制度”，对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

从2010年11月起，北大就开始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之后将在北大全校推广。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

学生因经济贫困、罹患疾病等原因得到校方的关怀无可厚非，但“思想偏激”一项，则引起舆论强烈质疑。由于定性模糊，这一标准很容易与令北大自豪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相冲突。

北大学工部副部长称，“思想偏激”的具体例子是，“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有北大学生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但更多学生认为不应将“思想偏激”学生纳入会商范围。

北大的学生大多是以各省市前三名成绩入校的“天之骄子”，许多学生都个性十足，因此很难界定谁属于“思想偏激”。不恰当的会商可能挫伤这些学生的个性。专栏作家连岳批评北大，打着关心学生的旗号，其实是管制思想，连批评食堂涨价都难容。这离北大宽容异端的精神已经很远了。会商制度将会对北大的自由传统造成致命伤害。

李敖在暨南大学演讲时，谈起最近颇受媒体关注的北京大学学业会商制度，他认为“过分了”，但他坚信“北京大学是个学风自由的地方”，送儿子来北京读书是对的。

北大会商制度一旦建立，可能会为众多高校所借鉴。会商制度极有可能成为中国高校普遍实施的学生管理新形式，这也是让人抱有疑虑的。

梁启超百余年前谈“偏激”问题

“会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不知为什么会被误解，希望社会能宽容北大的学工部老师。”4月16日，北大校长周其凤首次就备受争议的“会商制度”做出回应。周其凤表示，曾有人致信他提出应开除相关学工老师，但他主张对学生和年轻老师都要宽容。

周其凤披露，自己刚到北大当校长不久，接到一位家长的信，信中说孩子曾非常优秀聪明，但在北大读书时没把握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功课一科一科地挂，最后遭遇劝退。周其凤看了这封信，非常痛心。如果学校能早点发现问题，尽可能早关怀、指导，通过学校、家长和专家的努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也许就能让误入歧途的学生重回正轨。这就是建立学业会商制度的出发点。

有些北大学生的家长表示北大此举完全正确，而且很有必要。因为有的学生确实已经患有忧郁症，“偏激”只是委婉的说法，其实指的就是心理问题。有的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考上北大但最终没能从北大毕业，北大每年有一些学生退学或因种种隋况不能完成学业。

北京大学的官方网站刊发了该校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查晶对“会商”制度的解释，称“会商不是管制学生，也不是处罚学生”。

大学期间难免有些学生由于种种原因，迷失自我，步入歧途，确实需要学校出面予以挽救。学业困难、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遇到这几类隋况的学生进行会商比较合理。可“生活独立”难道不值得提倡吗?为什么也要会商?

“心灵脆弱”是很难解释的，因失恋而情绪低落，就可能被怀疑心灵脆弱，被纳入会商范围，被判定为心灵脆弱的学生也许能获得更多关心，但并非当事人乐意接受的。

梁启超先生100余年前就曾谈过“偏激”问题：“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敬告我同业诸君》)

“偏激”是思想辩驳过程中自然会出现的现象，不能人为地去回避它。没有“偏激”，就没有思想灵感的激荡。如果是心理疾患，那还另当别论，“偏激”作为一种情绪或思想，应该还够不上心理疾患。如网友所呼吁的：给北大留下点偏激的种子吧!

最怕以“会商”的名义滥用权力

会商制度的初衷也许如周校长说的，包含着以人为本的创新精神。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的学生确实需要更多的关心和照顾，我们也不否认，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需要有适当的心理辅导。但是，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里，一所开风气之先的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将学生对工作和学校的意见定义为“思想偏激”，这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偏激。不仅如此，还要劳师动众对这些学生进行纠正，却美其名曰“会商”，此举着实有些折腾了。

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大，气度之大。北大受益于此，更应对此精神有真切的领会。然而，如果连学生对管理事务中的不满都不能接纳，又如何能鼓励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独树一帜?面对“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需要宽容异端的声音。北大的这种做法，恰恰偏离了构建世界一流名校的轨道。因为只有学生具有独立和独特的思考习惯，才能在大学土壤里培植出科学界的参天大树。对学生的认识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偏离了大学的灵魂。

一篇疑似北大学生撰写的博文：《来，让我告诉你什么是会商制度》中提到：“今后很可能，所有退学的同学都要事先经过会商制度的鉴定，退学乃至处分这一原本属于非学工部门的权力，将随着会商制度的建立，渐渐转移至学工系统，建议权也将渐渐成为一种强制权。”

批评者所担心的正是以关心的名义而滥用权力。会商制度的出台没有与全校学生进行沟通、讨论，而是由学校行政机构单方面提出实施。即使遭到反对的意见，校方也没有罢手的意思，似乎要强行执行。

需要“会商”的“偏激”教授

与学生的言行相比，有些北大教授更让人觉得他们的思想很“偏激”，有关部门应该对他们进行“会商”，否则“思想偏激”的老师肯定会教出“思想偏激”的学生来。

一篇名为《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的文章中，北大教授孙东东公开宣称：“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孙东东指这些上访者无端扰乱社会秩序：“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

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曾表示，“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张维迎的言论还有，如“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

北大教授樊纲曾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这些北大教授的言论在公众看来已属“偏激”，简直不可理喻，他们更需要被“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