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张爱玲小说与改编剧的传播差异

时间:2022-10-18 11:04:05

浅析张爱玲小说与改编剧的传播差异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素有“纸上电影”之称,近些年再次掀起改编为电视剧的热潮。张爱玲的小说与改编后的电视剧在传播的表达方式、叙事角度、人物塑造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也成为评价改编电视剧优劣的影响因素。我们应在全面认识张爱玲小说及其改编电视剧传播特点的基础上,突破原有的“忠实原著”说,结合改编电视剧的当代性,给电视剧改编更宽松的发展环境与空间。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 电视剧 传播 差异

随着近些年影视技术的发展以及电视剧艺术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小说改编为电视剧的趋势有所加强。其中,一代才女张爱玲的小说在被改编的过程中,更是受到社会、媒体及其文学爱好者的持续关注。从2003年拍摄的《金锁记》,到同年9月上映、令人印象深刻的《半生缘》,再到2009年在央视取得较好收视率的《倾城之恋》,由张爱玲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与其原著传播不同的特点与效果。本文分析比较两者在传播过程中的主要差异,以期为电视剧的改编提供参考。

一、张爱玲小说与改编的电视剧的传播特点

小说与电视剧作为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着文学艺术和视听艺术的差异和特殊性,两者在表达方式、表现手段、叙事角度、人物塑造以及情节构造等方面均存在较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表达方式

众所周知,小说以文字为媒介。故事的传达需要读者在阅读中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将抽象的文字符号转换成形象;电视剧是以影像和声音为媒介,直接在观众面前呈现出一个具象的故事。

在小说叙事中,语言文字具有较大的伸缩性与包容性,决定了故事传达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另一方面,文字的抽象性使它只易从共性上处理对象,很难具体触及个体。在张爱玲的笔下,无论是人性严重扭曲的七巧、命运无常的曼桢还是柔弱外表下具有战斗精神的白流苏,其人物性格和心理只有经读者的想象和再创造,才能产生形象感并形成完整的故事。而电视剧传播借助摄影机和录音设备将故事直接诉诸于观众的视觉和听觉。那些模糊、间接的人物形象,在红木漆的家具、银白色的旗袍、老上海的霓虹灯和阁楼等视觉性的冲击下,在同一瞬间撞击着人的整体机能,其间无需任何语符的转译。“视觉在我们的感官中是最重要的,通过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比通过耳朵更了解和熟悉周围的世界”。①

(二)表现手段

1、意象、反高潮、倒叙――张爱玲小说

张爱玲小说的表现手段较为丰富,通过比喻、象征、想象,尤其是隐喻、类比以及巧妙的意象的运用,为文章营造出一种苍凉而无奈的悲剧意蕴。《倾城之恋》中带有苍凉意味的意象随处可见,如风、窗、镜、月、胡琴等,特别是两次对镜子的描写,将镜子易碎、虚空、相隔的特性,完全融入到那场无奈的婚姻之中。

张爱玲的小说较少因果分明的逻辑安排,每当情节即将接近高潮的时候,她总不肯轻车熟路地滑入读者期望的高潮场面而是克制地宕开一笔,以别具慧心的隐喻和象征暗示人物命运的陡转。正如她自己宣称的:“我喜欢反高潮――艳异空气的制造与突然的跌落”。②张爱玲对她笔下女性的命运设计,往往是在接近高潮的时候,主动出击或是扭转先前存在的种种可能性,尽管这种选择带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

另外,倒叙手法的运用为张爱玲的小说也增添了回味的空间。长篇小说《半生缘》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这种典型的倒叙方式和《金锁记》开头那段“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如出一辙,均以叙述人对往事的追忆为引子,情绪的宣泄先于情节的跌宕,奠定整个文本传播过程中淡漠凄凉的基调。

2、影像、镜头、音响――改编电视剧

电视剧作为影视语言,由基本的影像、音响、字幕三部分组成。在叙事方面,电视剧又通过画面、色彩、镜头、节奏、语言等方式将小说的虚幻转化成一种视听方式。

由穆德元执导的电视剧《金锁记》改编自被傅雷称为“文坛最美的收获”③的中篇小说《金锁记》,该剧在片头处理上,运用纯乐曲,没有任何歌词,苍凉而又略带激进的旋律,配以主人公七巧身穿宽旗袍、无奈的表情,身处庞大的家族背景与无法选择命运的画面,无需过多言语与表达,凄凉哀伤的意蕴已传达给观众。同样,在连续剧《半生缘》的第25集中,剧情伴随主人公顾曼桢陷入姐姐与姐夫布下的圈套并遭姐夫蹂躏而到达矛盾冲突的高潮,惊悚恐怖的旋律加之强有力的节奏,在昏暗的灯光布景下营造出一种贴切的悲剧氛围,为后来剧情的发展及结局的布置做好情感上的铺垫。

(三)叙事角度

1、全知的叙事角度――小说的传播

张爱玲小说的叙事角度为传统的全知叙事角度,即对她笔下的各种人物和事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地加以表现,也谓之“全知视角”。作者创造了各种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必然也会站在一个纵览的高度上对他们的经历、命运以及人生走向幻化成笔下灵动的文字。全知的叙事角度使传播自由灵活,叙述人不受时间空间等限制,使人物和事件得到自由表现,也使读者对人物和事件能有全面具体的了解。

2、主人公的“内视角”叙事――改编电视剧的传播

电视剧文本与文学文本有诸多不同,仅就视角开辟而论,文学文本的确享有天马行空的自由,瞬息之间可上天入地,一句话便能并列出不同时空的不同事件。就此而言,电视时空展现的具象性,镜头乃至屏幕的局限性,使得电视剧叙事难以企及前者的那般“无所不能”。

而电视剧的创作者更多时候并非用自己的全知眼光观察剧中的人与事,而是尽量转用剧中人物的特定视角去表现故事。“内视角”,即编导大致等同于故事中的人物,其所见、所感、所思均附着于剧中的特定人物。根据张爱玲长篇小说《十八春》改编的35集电视连续剧《半生缘》,第一集开头画面为黑白色彩的旧上海俯瞰景象,这时主人公顾曼桢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娓娓道来:“十四年了,日子过得真快,对中年以后的人来讲,十年八年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可是对年轻人来说,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将小说中部分原文字与主人公内心独白以画外音的形式联系起来,吸引观众跟随主人公的视角,一同去感受她一生的悲欢离合。直至十四年后男女主人公再次相见,相拥而泣时,曼桢的内心独白再次响起:“世钧,我是抱着绝望的心情来等待,因为我太了解你了,你是那么的善良,我不想让你为难……”简短几句便将自己的无奈、痛楚传达得淋漓尽致,让观众细细体味人生的无常。这是电视剧的常用聚焦方式之一,即以“个人化”面貌、以第一人称方式直接进行叙事,热奈特将其称之为“同源故事叙述”。④

(四)人物塑造

无论小说还是电视剧创作,塑造人物的性格是关键。笔者认为,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在主要人物的塑造方面脱离原著较多,这也是影响不同观众评价其改编电视剧优劣的因素之一。

以《倾城之恋》为例,原著的女主人公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在娘家,受到兄嫂的奚落,内心孤苦无依,但她具有战斗的精神,在一场相亲会上,为了获得真正的胜利,她追随男主人公范柳原到了香港……

改编的电视剧《倾城之恋》女主角的古典淑女形象与自然优雅的姿态与原著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然而纵观全剧,陈数所塑造的白流苏多了几分心无城府的纯情,少了几分张爱玲笔下的战斗与反抗精神。而小说中的范柳原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人,甚至在结尾他与白流苏之间也仅仅只有“一刹那的谅解”。电视剧与小说传达给受众的感觉与想象空间大相径庭:原著中流苏幸运地成为柳原的妻子,从“婚姻的保障”到“经济上的安全”,她便可“笑吟吟”地暂时把生命告个段落,勾起读者对这可怜女人的怜悯同情之心与无奈之感,而电视剧则在温馨华美的婚姻中结束,从男女主人公深情对视的眼神中,我们分明可预见他们今后美好生活的开始。

(五)情节建构

由文学叙事而来的影视作品,最终要符合“直观性、具体性、可感性、确定性”的要求,需要作多方面的技术处理,其中很重要的是在小说纷繁复杂的线索中选择或增添那些与主题相关的情节进行叙事。

借助现代科技,电视连续剧突破了传统舞台的时空局限,可以而且需要“多人多事”齐头并进,但同时需要坚持“立主脑”和“减头绪”的基本原则。正如朱光潜所说:“戏剧和小说都描写人和事。人和事的错综关系向来极繁复,一部戏剧或小说只在这无穷的人事关系中割出一个片段来,使它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许多在其他方面虽有关系而在所写的一方面无大关系的事事物物,都需斩断撇开。”⑤

电视剧《半生缘》,故事情节复杂,人物众多。阅读小说可细读,反复琢磨。可是以视觉形象为主的电视剧,画面镜头不能停留或“翻”回来重看,让观众慢慢品味。小说有一定的读者范围并受到文化程度的制约,而电视剧是大众化的艺术。因此,改编时必须注意它的通俗性、可视性,使之易为广大观众接受。《半生缘》中编剧对原著删繁就简,抓住了诸如世钧为曼桢找寻手套、离别整理行李等典型细节进行刻画,紧紧围绕主要人物的感情线索进行创作。

二、张爱玲小说和改编的电视剧的传播效果与评价

对“改编型”电视剧的评论,“忠实原著”说似乎已成为评价的某种思维定势。电视剧《半生缘》《金锁记》等被搬上荧屏以后,所得到的声讨多于赞扬。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⑥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实质上也是改编者用当代眼光对文学名著进行的一次新的阐释,改编后的影视作品或多或少都会打上改编时代的烙印,体现出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当代人的审美情趣。

影视剧不同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一向被称为高雅艺术、精英文化,为少数文化人所专有;而影视剧属于通俗艺术、大众文化范畴,是为当代最广大的影视观众所欣赏的艺术。在把文学名著改编为影视作品时,改编者必须能够找到文学名著与当代观众需求的契合点,变深奥为通俗、变典雅为朴实、变曲高和寡为雅俗共赏。

一代才女张爱玲的小说改编也给予电视剧改编者以启示:转换观念,不再过分地拘泥于原作所表现的主题意蕴,不满足于“影视连环画”式的简单“翻译”原作,而是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尽量契合当代观众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

参考文献

①欧纳斯特・林格伦:《论电影艺术》

②张爱玲:《流言》,中国科学公司,1944年版

③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华丽影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

④[法]热拉尔・热奈特 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P111-112

⑤朱光潜:《谈文学・选择与安排》,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6月,P209

⑥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P2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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