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金融结构视角的投资与经济稳定

摘要:投资率较高和投资增速较快是导致经济局部过热的主要原因｡为此,通过压缩投资规模控制物价并稳定经济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主旨｡而金融已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宏观调控的核心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在当前压缩投资规模的过程中能否把握好“度”的关键在于支持投资的金融机制与金融结构的完善｡本文试图从金融结构角度剖析投资容易波动､难以调控稳定的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金融结构优化的途径｡

关键词:金融结构;经济增长;投资稳定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12-0007-02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自2003年,中国经济已连续三年保持10%左右的增长｡2006年上半年GDP增速再度上升｡强劲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成为GDP增速加快的最主要原因｡为此,2006年6月14日,政府再次誓言调控,而面对的仍是投资过热这个劲敌｡

因此,通过压缩投资规模来控制物价水平并稳定经济增长,是本次宏观调控的主旨｡在当前压缩投资规模的过程中能否把握好“度”,关乎经济可持续发展,而如何完善支持投资的金融机制与金融结构,更是值得关注的紧要问题｡因为不当的金融支持机制,不仅会加剧投资波动,而且会使投资波动演变为不良资产的反复积累｡为此,必须加强金融体制改革,维持投资稳定性,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一､辨证认识我国目前投资率高涨的现状

(一)我国目前投资率高涨的内在动因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出现投资率高涨,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经济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这种剧烈变动主要来自两大需求因素的影响｡

一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由此引致的消费结构升级｡多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增长幅度一直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造成内部消费长期相对积弱的主要原因｡为配合平衡投资与消费失衡关系的宏观政策,政府部门采取多项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发展各种产业创造更多就业职位,减免农民税费等,千方百计提高居民尤其是中低阶层及农民的收入｡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这个变化的影响是转折性的,它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为我国居民尽快实现第三次需求结构升级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自2003年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每年都以12%以上的双位数增长,出现了人均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的良好势头,扭转了收入滞后经济发展的局面｡

二是城市化的加速｡从总体上看,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进入了城市化的新时期｡统计分析表明:我国城市化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度,其相关系数达到0.84;更进一步的计量分析表明,现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投资率可上升0.8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市化是导致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

同时,中国经济进入“十一五”规划后,新的科学发展观开始贯彻实施,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必然加大对电､汽､水､路､信息等农村硬件性基建的投入;加大医疗､养老､文化､教育制度等软件性基建的支持,必将显著增加全社会的实质投资和消费需求,从而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无论是消费结构的升级,还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其直接影响是都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设施､房地产等行业产生巨大的需求;其间接影响则对诸如钢材､水泥､能源､交通､运输等形成巨大压力｡面对如此革命性的需求变化,我国对供给结构的调整却是相对迟缓的｡一方面,满足传统需求的供应能力依然扩张,造成大量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与相应的价格徘徊;另一方面,满足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供应能力短时间难以有效扩大,在这种供求严重不对称的格局下,生产资料的紧缺与价格上涨符合市场供求规律｡也从客观上对经济结构调整提出要求｡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将投资率稳定在一个适度的水平,应是我国今后若干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正确协调投资规模的调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上,而且呈上升之势｡平均投资率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35%左右上升到目前45%左右的高位｡这充分反映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同时,更应深刻认识到投资不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1998-2002年,投资不振是一个突出现象,对宏观经济正常运行造成严重考验｡为此,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政府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地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民间投资和消费,从而将国民经济“拉升”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增长率水平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经济必须承认这样的现实:要保持经济的高增长必须保持投资的高增长;要维持经济的稳定必须首先维持投资的稳定｡

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中,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持续性内容就是努力将投资稳定在一定合理的水平上,其中,加强对一些明显短缺的行业和房地产的投资尤应给予关注｡从最近国家综合管理部门的政策趋势看,这种认识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

二､目前的金融结构对投资率波动产生放大效应

回顾我国20多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历史,投资增长率剧烈波动固然值得警惕;而如何完善支持投资的金融机制与金融结构,更是值得关注的紧要问题｡这是因为不当的金融支持机制,不仅会加剧投资波动,而且会使投资波动演变为不良资产的反复积累｡

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以银行间接融资为基本特征｡在这种金融结构下,全社会储蓄主要以存款方式集中于银行体系,全社会的投资,也相应的主要由银行贷款来支持｡这种融资模式的最大问题有二,一是导致储蓄与投资的期限结构严重“错配”,当前银行的房地产信贷就充分说明了这种期限“错配”;二是在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体系下,金融风险分担机制极不对称,银行承担过度的金融风险,而投资波动加剧银行金融风险与不良资产的积累｡

从运行机制来看,银行贷款的放缩天然是“顺周期”的,因而它存在着放大经济波动的倾向｡当经济扩张时,在实体经济领域高利润的诱引下,银行贷款迅速膨胀,并推动经济迅速走向过热;而在经济紧缩时,银行也会受制于实体经济领域的普遍衰退,贷款会加速收缩,从而加大经济的紧缩程度｡毫无疑问,加息收紧过于宽松的信贷环境,对抑制信贷增长有较明显的功效,但整体宏观调控成效却不显著｡这是因为我国经济产业发展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外贸与内需等重大经济关系较不协调,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艰难,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制度缺乏弹性等外部经济问题,使加息的利弊影响好坏参半｡这就使货币当局在制定货币政策上面临多方掣肘｡

正是认识到银行间接融资存在上述的缺陷,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增大直接融资,相对缩小间接融资的比重｡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趋势更为显著｡这是因为从金融技术角度来看,直接融资更容易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形成期限的配合;同时由于金融工具的购买者直接面对其出售者,投资风险将在全体市场参与者之间获得分担｡

三､优化金融结构,促进投资平稳增长

以经济总量指标作为对比的参照系,我国的一些金融总量指标并不低｡而我国的金融结构创新则明显滞后于总量扩张,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陷相当突出｡目前,国家银行基本控制着社会资本的形成,资本市场与金融机构多元化发展呈现非均衡性｡

资本市场发展的非均衡性,首先表现在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是滞后的和非市场化的;其次表现在资本市场发展结构失衡,债券市场严重滞后于股票市场｡而金融机构缺乏多元化,一方面导致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稀缺,另一方面不利于金融商品均衡价格的形成｡因为金融机构多元化可以增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促使市场容量和金融商品交易规模的扩大,即使我们考虑到随着经济总量增长而导致的金融市场份额的扩大和新业务的推出,但由于金融产品内在的同质性,金融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还是会朝着更充分竞争的方向发展｡多方力量重复博弈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都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从而导致各类金融商品的价格具有稳定均衡的趋势｡由于资本市场与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发展的非均衡,其结果是导致企业融资结构单一､机制不健全和功能缺陷,如缺少债券融资的激励机制､信息传递功能､破产和控制机制,这与国际企业融资结构潮流即股权融资的衰落和债权融资的兴起极不适应,现在美国债市规模约是股市的5倍｡

不可否认,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固然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还将持续较长时间,问题的关键是我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与金融机构多元化的发育即使相对于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严重滞后的｡这种落后的金融结构使得我国经济运行中缺乏有效的风险化解机制,使得每次的调控压力集中在银行单方面,促使银行的不良资产呈政策性累积｡随着WTO过渡期结束,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将是大势所趋,在此情况下,提高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抵御和化解能力显得尤为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软肋”,成为中国金融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金融发展的主要限制性因素｡我国目前面临金融结构升级的问题｡

为此,推动金融结构优化的制度安排与创新措施,就成为金融稳定的主动力｡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与发展拥有长期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是改变我国储蓄与投资期限错配,以及投资活动中风险分担机制严重失衡的根本途径｡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逐步引导我国金融结构的升级,而金融结构的升级又必然促进投资与经济的稳定｡因此,在进一步的金融改革中,首先应当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基金市场,以便为各类投资提供长期资金来源;其次应当大力发展诸如保险､养老基金等契约型金融机构,以及开发银行之类拥有长期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以解决金融机构的“借短用长”的期限错配问题;再次应当大力推行金融创新,通过证券化等方式解决金融机构的资产流动性不足问题｡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白钦先.金融结构视角下的金融稳定论[J].武汉金融,2006,(2).

[3]何昌.发达国家金融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及其借鉴意义[J].金融论坛,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