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之困:女性新闻从业者的现实困境及反思

摘要 女性在新闻职场作为一股正在崛起的力量不可小觑，但在行业当中女性的社会性别劣势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女性新闻从业者角色冲突，一是职业女性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外显性冲突，二是女性新闻从业者自我认识的内隐性冲突。媒体业界、理论研究界和女性新闻从业者都要积极思考在传媒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推动女性新闻从业者的同步发展。

关键词 女性；新闻从业者；困境；角色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胡蕾，武汉东湖学院传媒与艺术设计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15；王兴华，长江日报总编室记者，湖北武；4430015；胡孙华，长江日报党政新闻部记者，湖北武汉430015

“角色”概念本来是戏剧、电影中的名词，美国社会学家米德首先将这个名词应用到了社会心理学中，认为社会也是一个大舞台，社会中的人就是它所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如果给“社会角色”下一个最一般的定义，那么可以认为，“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角色冲突，是“指在社会角色的扮演过程中，在角色之间或角色内部发生了矛盾、对立和抵触，妨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即一组由不同人承担的角色和多种角色集于一人之身，从这两种情况中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冲突。

女性新闻从业者在新闻职场的角色冲突主要体现在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之间，由于角色扮演者在时间、空间、身心、能力和行为等方面不同步、不协调，导致主体扮演的各种角色间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状态主要表现外两种冲突，一是职业女性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外显性冲突，二是女性新闻从业者自我认识的内隐性冲突。

一、新闻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外显性冲突

中国的一代名记者范长江，曾经有感触说，新闻工作“关系社会太大”，不是“一般的职业”，“不是一个普通吃饭的事情”。新闻从业者可以说随时都在备战状态。这样的工作性质给女性新闻从业者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新闻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外显性的。

（一）角色期望上的冲突

人们在承担了某一种社会角色时，首先遇到的就是社会或他人对于这一角色的期望。女性新闻从业者承担双重角色（职业角色和家庭角色）三重责任（新闻记者、妻子和母亲），不同角色的角色规范不同，社会学把自我意识强、以事业成就为中心的角色称为“工具性”角色；把感受性强、支配欲低，以柔顺和情感的付出为中心的角色称为“情感性”角色。社会和家庭分别用工具性角色和情感性角色的行为规范对职业女性提出不同的期待，社会要求女性独立、勇敢、竞争，工作干得生气勃勃；而家庭要求女性温存、体贴、贤惠、勤劳，两者角色规范和要求不一致，很难做到两全其美。现代职业女性承担着两种不同规范类型的角色，在实现不同的、矛盾的行为规范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内心矛盾和冲突。

女性新闻从业者走出家庭，但又不能完全脱离家庭。在新闻界，成功的职业女性意味着以男性标准为自己的标准，其结果往往是以牺牲婚姻、家庭为代价。希望二者兼顾一直是包括女性新闻从业者在内的所有职业女性的梦想，然而繁重、重复的家庭事务和职业专业水准的要求，常常使她们顾此失彼，面临这样的窘境：当传统的贤妻良母势必限制女性发展其潜能，使她们不能充分地展示自我；而为事业献出大部分家庭时间，成为事业型女性，又不能很好地完成其家庭角色，特别是在新闻传媒这一块特殊的职场领域，要想家庭和事业两全更是难上加难。

（二）行为方式上的冲突

职业女性从家庭到岗位再从岗位到家庭，每天都要实现多次角色的转换，在岗位要掩饰家里的行为特征，在家里要掩饰职业上的行为特征，忘了角色转换，结果就是事业和家庭两头不讨好。女记者职业的需要让她们没有更多时间顾及工作以外的事情，并且在行为举止上也有男性化的倾向，例如举止泼辣、在社会上八面玲珑、缺少女人味。这些倾向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记者职业必需的利器，同时也改变了正常女性应有的身份特征，尤其是在男性体制下艰难生存的女记者们，往往还被冠上了“铁姑娘”、“女强人”、“男人婆”的名号。

一个想有所作为并得到认同的女性新闻从业者，往往要面临“双重的考验”。一方面，她们被认为应去应付那些“软领域”，另一方面，公众又期待现代女性能打破障碍，冒险进入一个从前男性占支配地位的领域，而且做得跟男性一样出色，甚至更好。要想同时达到两种期望值是很困难的，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第三重期望：她们必须照看家庭和孩子。虽然，男性在关照家庭这方面比三十年前做得更多，但进步不是很明显。

（三）时间和精力上的冲突

时间是稀缺资源，精力对任何人都是有限的。但职业女性对缺乏时间和精力的体会会更深一层。从生理角度上说，女性身体素质较差，比较难胜任一部分强度高、工作量大的工作，具有局限性；加上经期、孕期、哺乳期等特殊生理周期，又是一个职业女性难以逾越的障碍。尽管如此，但社会模式仍然要求职业女性在事业上与男性别无二致，但残酷的现实是：女性家庭角色的容量大、角色期待高，职业女性要扮演好家庭角色已属不易，再要扮演好职业角色，更是难上加难。

任何人最初从事新闻工作时，都必须有一个比较快的“初速度”，才能在三年之内的短时间内，冲上一个相对较高的平台，得到同业人的认可。而对于女性，从事新闻工作最初的三五年中，正是婚育高峰期、孕产期，难免对业务就有所疏忽，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从新闻单位的管理者角度来看，女记者在工作中的投入不会如男记者那样大，她们面临着时间和精力方面的更大的冲突。由于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的特殊性，二三十岁的男记者既有体力，可以随时出发奔赴艰苦地区，可以熬夜加班，又可以在布置任务时不讲究方式方法，不像女孩子，多少要有些客气，然而女性新闻工作者在某些采访领域，例如出入战场、火灾、水灾等新闻现场时，要忍受更多的不便和艰苦。

二、女性新闻从业者自我认识的内隐性冲突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下，我国女性新闻从业者虽然有了新的觉悟，增强了主体意识和实现自我要求，提高了参与发展的积极性。但依然存存在严重的不利于职场发展的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是内隐性的，但影响更深刻、持久。

（一）社会对女性角色期望与女性自我角色期望之间的冲突

由于中国女性的解放不是以自发的性别觉醒并付诸努力而得来的，而是由男性先决者提出并实现的，使得女性在意识上、观念上仍然存有自卑感、依附心理和弱者意识。在文化的制度层面，社会主义恢复了女性作为社会主体的资格，但是作为一种深层的社会观念和文化心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男权意识仍然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深处，不仅制肘着女性的主体行为，也制约着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和价值评价。

传统的性别定型观认为，男性适合于地位较高的工作角色，而女性适合于家庭和较低地位的工作角色。毫无疑问，这一传统观念在新闻职场中也得到了体现。无论是“战地玫瑰”闾丘露薇，抑或是“非典英雄’’柴静，还是在地震灾区顽强采访的张泉灵，人们在夸赞这些名噪一时的成功记者的时候，总会不约而同的先关注她们的性别，然后再审视她们的成功。面对这种女性记者的尴尬时，闾丘露薇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大家应该把这看成是一个中国记者去过了，这样已经足够”。尽管闾丘露薇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记者话语权的复归，但是人们还是会以一种习惯的思维去审视她的成功，那就是她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值。这也就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领域中两种角色期望之间的不平等。

（二）女性自我心理与女性自我角色期待之间的冲突

性别社会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成功的顾虑”（Fear Of Success），这个概念是由霍纳首先使用的。霍纳的研究发现，女性有避免成功的动机，这一戏剧性的发现使人们开始对这一问题有了认识。当某一特殊情境显示能获得成功的线索时，想获得成功的动机就被唤起。但对多数女性来说，她同时还唤起了一种避免成功的动机。这种动机产生于一些恐惧心理，害怕“成功”会导致做人的失败，并会引起相应的社会非议。霍纳认为，顾虑成功是社会化的产物，因为假设妇女在工作和教育上获得成功，就可能使她们“非女性化”，并且导致她们无法实现比较符合传统、但依然重要的生活目标――结婚、建立家庭，所以，可以设想妇女对成功是有顾虑的。在新闻职场中的女性新闻从业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心理。

实际上不是成功本身引起了回避反应，而是女性对成功会导致消极后果所做的预见引起了这种反应。人们对女记者的期望是不会太高的，觉得她们只要尽职即可。对男性记者，一进单位他的业务能力往往就被假设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当一段时间过去，当这个男性记者没有表现出如大家所预期的能力时，大家觉得男性记者的能力不足，是个“例外”，表示出失望。一旦一个女性记者有些许成功，大家都觉得是个“另类”，是个女性的“例外”，而不是常态。

（三）“玻璃天花板现象”与女性自我角色期待之间的冲突

30多年前，美国社会学家坎特提出了“Glassceiling”即“玻璃天花板”的概念。所谓玻璃天花板意指在女性职业发展的途径上，存在着一种看似存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发展路径，即女性的职业发展被一层酷似玻璃板的组织结构和文化封闭了。

“玻璃天花板”现象在新闻职场内也是非常明显。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通过了《行动纲领》，其中“妇女与媒介”被列入12个重大关切领域之一。而对“妇女与媒介”重点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在媒介就职的妇女人数有所增加，但很少担任决策一级的职位或在影响着媒体政策的董事会或机构中任职。统计结果表明，媒体职业女性当中，具有大专或大学学历以上者占80%以上。然而，媒体高级、中级决策层中的女性比例则分别占4.4%和9.6%。女性决策者的人数与其占有总数1/3的庞大数量相比，比例悬殊。该比例意味着传播者作为“把关人”所拥有的决策权和控制权，仍牢牢地掌握在男性手中。

这种由某一性别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权力构成形式不可能不对媒体的议题设定、内容遴选、重要性排列、架构提供以及叙事方式、对女性的再现方式等一系列的判断和行为构成影响。负载在媒体中的传播功能表达的是传播者对世界的理解，而这种权力结构则意味着这种理解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并以男性的观点为基准的。对于身处决策层的女性来说，由于是边缘的少数群体，女性的视角和观点在媒体组织中常常受到忽视、冷遇、排斥甚至歧视；对于绝大多数非决策层的女性而言，男性在媒体中的优势主导地位造成了女性在媒体职业中的低层与从属地位。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了媒体的管理层面。但是，和进入新闻领域的女性总人数和总的趋势来看，发展的步子还是缓慢的；和男性人数相比，比例还很小，还远远谈不上均衡和平等。

三、促进女性新闻从业者职场发展的思考

女性新闻从业者的职场崛起以及在媒体实践、理论认识上的困境和冲突，也是整个女性新闻从业者现实生存状态的写照。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女性的生存发展状况正在得到改善，但女性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自身的发展步伐仍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速度。媒体业界、理论研究界和女性新闻从业者都要积极思考，在传媒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推进女性新闻从业者自身的同步发展。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传媒纳入社会性别意识，平衡描绘非陈规定型的女性形象

传媒应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传媒决策的主流，加强对媒介从业者尤其是决策者、女新闻工作者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的培训，使他们具有社会性别视角，从而提高媒介工作者平等表现社会性别关系的能力，充分展示女性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动积极的力量，提高媒介中女性报道的比例，平衡和全面地描绘非陈规定型的女性形象。

（二）提高女性在媒介决策层中所占的比例

目前媒介的决策层多由男性掌管，他们对于新闻的取舍、新闻价值的判断，往往忽略女性的议题。而女性对传播内容的影响力，往往受她们在媒介中的地位的限制。只有切实扩大女性参与媒介，提高女性在媒介决策层中所占的比例，才能使她们的作用和自身潜力得到发挥，增强女性对媒介内容的影响力。所幸女性进入决策层的问题，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01年5月22日，国务院《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明确提出：“妇女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享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是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011年8月8日国务院《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再次明确提出保障“妇女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参政水平不断提高。”因此，鼓励更多的女性进入媒介决策层应该成为我国新闻界的实际行动。

（三）开展媒介监测和媒介教育

媒介监测是定期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记录和分析媒介传播内容，重点检查媒介中的女性报道的数量、内容及其性质，并将监测结果向社会和大众媒介公布，以督促媒介改善报道。要建立更大规模和效益的传媒监测网络，使之成为大众传媒性别平等发展的一个基本制度。扩大媒介监测的活动，在各地建立监测小组，建立常规监测并定期，通过媒介监测情况。同时要对公众进行媒介教育，提高公众的性别意识和媒介素养，提高公众欣赏、参与和监督媒介的能力。

（四）利用新技术来促进性别平等

媒介新技术的进步可能会促进女性的发展，也可能使女性由于男女的“性别沟”的差异的扩大而被进一步边缘化。因此，要对媒介中的女性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使她们能主动、有效地利用媒介新技术来传播自己的声音，使她们懂得如何利用新的通讯技术增强自己参加表达意见和作出决策的能力。

（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首先媒介应该承担起舆论机关的社会责任，制定管理机制，包括自律机制，以促进平衡和全部描绘妇女形象，促进两性平等地参与媒介内容的制作和决策。媒体的各级决策部门应该重视对女性问题的报道，并重视制定宣传男女平等的编辑方针。其次，国家应该制定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传播政策，改进和完善相关机制。一些政策法规如广告法规及其执行政策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六）加强媒介中性别角色状况的研究

组织相关学术机构、研究单位及妇女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媒介中性别角色状况的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公开，为有关部门及媒介决策层提供有力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更好地保障男女平等这个基本国策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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