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乡土社会

当中国农民大量地存在闲暇的时候，他们离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远，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本色正在发生变化。当一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和土地打交道，当生存的压力慢慢让位于生活的烦恼，当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越来越不重要，为脑力劳动所替代时，衣食住行在全方位地发生改变。中国农民正在走向一个与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新的生活图景。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亲密关系和家庭变迁

阎云翔著，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涧村的圈子：一个客家村庄的模式

吕德文，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一、私人生活的变革

阎云翔对东北的一个村庄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在私人生活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东北的经验甚至表明，这种变革导致了代际关系的移位以及“无公德的个人”的情况的出现。总体上说来，这种变革相当剧烈，同时产生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

从宏观的社会发展趋势上看，东北的一个村庄的经验无疑具有普遍性，新中国的意识形态教育及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的兴起，对农村社会的改造是革命性的。但是，需要区别的是，这种变革的逻辑却并不一定如阎云翔的解释一样，是个人自利不断彰显的结果，其结果也不一定就是“无公德的个人”的出现。变革的逻辑实际上与村落社会的传统和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从涧村的经验来看，作为家庭生活一部分的夫妻关系越来越被作为私人生活一部分的夫妻关系所代替。阎云翔在东北的村庄研究中所批评的关于中国农村家庭研究的“合作社模式”，实际上长期以来是符合中国农村家庭的现实的。中国农村家庭中的私人生活领域一度从属于家庭生活领域，典型地表现在夫妻关系维系从属于家庭的维系，以及祖荫下的传宗接代功能的实现。

涧村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变革显然要比东北的村庄来得迟一些，并且，表现也很不一样。涧村私人生活变革的集中爆发是在2000年以后，这尤其体现在妇女自杀、婚外性关系、离婚等现象当中。如此众多的复杂表现，用个人自利的增长来解释显得过于简单，且不一定符合逻辑。从我亲自调查以及我所能接触到的实证经验来看，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估计是南方农村的一个突出特点，但是，我没看到东北农村的经验有这方面的明显表现。在宗族村落社会中，相对男子而言，无论是在社区权力结构中还是在家庭内部关系上，妇女都处于明显的弱势，换言之，妇女往往是村落社会急剧变迁和家庭内部矛盾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在家庭内部冲突中，年轻妇女更加处于弱势。如果按照这个解释逻辑的话，涧村2000年以后的比例不小的年轻妇女的自杀，遵循的仍然是传统村落社会的逻辑。但接踵而来的众多的婚外性关系的存在，以及众多的离婚现象的出现，则表明这个逻辑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很有可能，婚外性关系及离婚是代替自杀处理夫妻关系破裂的新的主导方式。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这些私人生活领域的急剧变化，并没有同时带来代际关系的破裂，换言之，并没有出现“无公德的个人”的结果。并且，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涧村人慢慢适应了私人生活的变革，在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形成了一个新的平衡关系。

二、公共生活的图景

私人生活的变革往往伴随着公共生活的变迁。

众多的经验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公共生活的变化是相当令人诧异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村落社会的公共空间急剧增加，人们之间交往的频度和密度都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急剧增加的公共生活，并不同时带来社区生活的有序以及人们生活满意度的增加。而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许多并不令人情愿的公共生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从而出现了异化现象。

如果总结30年来农村改革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关键的可能不在于说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于说农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农业技术的改进，不仅仅在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上具有意义，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为农民创造了大量的闲暇时间。

而大部分情况是这样的，人们之所以会有闲暇时间，其前提在于生产已经有了剩余，换言之，多数情况下，闲暇是剩钱和剩余时间的结合，如此，两者结合的状态就会变得相当有趣。

大部分地方的闲暇是和传统的交往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体现了人际交往的变革，这其中，最明显地体现在人情的异化上。人情异化的实质在于其表达人情的意义越来越薄弱，而人际关系的理性计算以及面子竞争不断凸显出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闲暇中的剩钱和剩余时间只是给人际交往提供了彰显其变化的条件，主导其变化的是深层的村落生活逻辑发生了改变。简言之，当村落社会越来越失去其作为共同体的意义，家庭及个人的私不断扩张出来时，人际交往就不能不出现异化的状况。

与人情的异化共同出现的必然是私人生活的变革和村落社会公共空间的扩张。村落社会的公共生活并不是村落共同体的表现，相反，它是人们无法在传统的人际交往中获得情感的满足感时所借重的一种充实生活的替代方式。与传统的公共空间不同，当前村落社会的公共生活越来越呈现出陌生化的倾向，当“场上无父子”成为村庄公共生活的普遍准则时，熟人社会的逻辑在此式微。

涧村的的确在创造涧村的另外一种公共生活的图景，而同样有趣的是，即便是赌，也可以在涧村实现转型，人们很快将之看成是生活常态的一部分。涧村人将之当做正常生活的一部分的原因在于，村落社会的公共生活对涧村人的传统生活而言，并没有替代性的作用，而仅仅只是在闲暇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增加了填充闲暇的方式。

当中国农民大量地存在闲暇的时候，他们离脚下的土地越来越远，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本色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一个农业国家而言，脱离土地的束缚可能还是一个相当漫长的事情，但是，对于大部分中国农民而言，他们实际上在慢慢脱离土地的束缚。当一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和土地打交道，当生存的压力慢慢让位于生活的烦恼，当体力劳动的重要性越来越不重要，为脑力劳动所替代时，衣食住行在全方位地发生改变。中国农民正在走向一个与土地束缚下的中国完全不一样的新的生活图景。

三、村落传统

村落之于农民的价值，并不仅仅存在于当下，更重要的是存在于将来；而无论是当下还是将来，其基础都在于既有的村落传统及文化结构。

考察村落社会的传统对于理解乡村社会的性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在一个相当有历史，且相对稳定的村落社会中，所形成的村落传统及文化结构必相对稳定，老传统很容易主导现实。而在一个历史相对比较短，且处于不断的变动中的村落社会中，容易受村落之外的因素的影响，新传统很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而更有可能的是，村落社区记忆相对薄弱。

一个受老传统主导的村庄，由于具有较为稳定的文化结构，对外在力量的冲击可能反应出相当强的抵抗力。不少研究都表明，宗族村落在面对新中国的改造的时候，都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抵抗能力，并事实上仍然维系着既有的村落生活的逻辑。而实际上，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很容易出现为新中国的新传统所重塑的村落社会，国家政策容易进入村落社会内部，并主导村落生活。不过，也有相当多的农村地区，村落社会的传统往往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要面临外在形势的变化，因而，这种村落社会实际上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

宗族的现代转型实际上表明的是老传统主导的村庄在面临现代性时所作出的反应模式。从一定意义上看，“宗族复兴”的确只是在表述一种现象，并没有揭示问题的实质。大多老传统极其深厚的村落社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为新中国的文化政策所完全改造，并且，实际上，新中国的文化政策甚至是与传统中国的文化理想相适应的，这尤其表现在人口政策上。也正因为此，祖荫下作为中国农民的价值寄托，尽管无法在社会组织形态上表现出来，却仍然牢固地根植于人们的观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看，改革开放后的“宗族复兴”实际上是这种老传统中的价值观念在社会表象上的重现，很难说是重新出现意义上的“复兴”。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复兴”的条件却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它本身内含另外一套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很可能与老传统相冲突。更加现实的一个因素是，真正与老传统发生冲突的国家政策不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而在新中国成立后30年，这主要表现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如果说伴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理性化造成了传统社会中长老统治的终结的话，那么，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理念的强势进入，则彻底粉碎了维系老传统的价值理念的最重要的载体：传宗接代。

涧村的老传统实际上是在价值观念上不断地衰败了，但是，毕竟还存在一些派生物，宗族的组织形态及社会文化的一些因子仍然残留下来，并仍然在对现实的村落社会生活发挥作用。在这当中，可以看到涧村在私人生活、公共生活以及村落的边界等等领域具有相对平衡的关系，并没有出现极端的异化现象。

与此相应的反例却举不胜举。贺雪峰长期关注的江汉平原的农村，阎云翔所研究的东北农村，都是村落传统并不强大的农村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出相似的逻辑。由于村落社会内部并没有非常强大的文化结构，因而，很容易为各种现代性摧毁得七零八碎，于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村落社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所适从，各种变异的现象很容易爆发出来，无论是人际交往中原子化的倾向，村落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人情和面子的变异，私人生活领域无公德的个人的出现，还是村庄治理中灰色化现象的展现，都与此密切相关。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经典的命题，在村落研究中展现这个命题，可能更能触摸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面向和艰难转型。

四、乡土社会的性质

前面讨论的几个问题，实际上共同展现的一个命题是：乡土社会的性质发生了多大程度的变化？

我以为，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命题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一是“土地束缚下的中国”，二是家及扩大的家庭，三是熟人社会。

“土地束缚下的中国”说的是中国人是以农为生的，重农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而由此所延展开来的是，土地对于农民的生活而言，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由于乡下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因而，总是带有一点“土气”。“土气”的孕育，显然不单单是依靠占有土地就可以获得的，换言之，不单单是在土地作为财富的象征上具有意义，更重要的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黏着在土地之上的。中国人离不开乡土，其实也即意味着离不开故土，生老病死都在同一块土地上不断循环，就不能不对这块土地产生依恋。由此看来，土地还象征着生活的意义。然而，很显然，当代中国农民越来越远离土地，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远离故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显然正在脱离土地的束缚。一旦脱离土地的束缚，土地的象征意义可能就会大打折扣，这深刻地表现在土地已经不承载农民的生活理想了。“脸朝黄土背朝天”对于当代中国农民而言，似乎是生活无望的最贴切的描述了。

家及扩大的家庭构成为乡土社会的另一个命题，它表达的是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人的家庭从来就不是一个界限分明，具有完全实体意义的家庭，而在更大程度上，它表达的是一种文化的结构和理想。当人们总是束缚于土地之上，并由此产生对故土的依恋之时，随着宗族的繁衍，家庭就会演变成家族，由此，村落社会的结构就不单单是由千百个小家庭构成的，还是由若干个家族构成的。在小家庭和家族之间，也就形成了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差序格局，内部长幼有序。到如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中国农村核心家庭化的趋势以及家族在众多地区的衰弱，而伴随着私人生活的变革，家庭内部的关系进一步明晰，家庭之间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确定。尤为重要的是，家及扩大的家庭所承载的大家庭的理想已经不复存在，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乡土生活意义，并且，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影响了故土观念的维系，由此，村落社会的结构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

熟人社会所彰显的是乡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逻辑，也就是说，它所维系的是村落社会的规范及秩序。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面所描述的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等无不说明了熟人社会逻辑的展现。熟人社会的秩序是地方性的规范，它通过村落社会成员之间的长远预期来达致关系的均衡。而一旦熟人社会变成为半数人社会，村落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就很难再让熟人社会的一整套规范和秩序贯彻下去。

当支撑乡土社会的三个基础性条件都发生变革时，没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农村还是理想的“乡土中国”。那么，重新认识乡土中国也就成为一个必然。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