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墨缘”

在上海的艺术家圈中，谈到“水墨缘”会所，大概没几个人不知道的，这是一个十分另类的会所，兼工作室与会所功能于一身的艺术文化会所，这在上海乃至中国来说是不多见的，可以说是独创吧。

对于王劼音、丁荣魁、陈谷长、凌启宁、罗步臻、张培础、奚阿兴这七位年逾古稀的老画家、老教授来说，星期三是个快乐的日子，因为他们要到“水墨缘”会所来“玩”了。

自2005年以来，这七位原本从事油画、版画、中国画等不同专业的画家、教授，因水墨而结缘，每逢星期三相聚在“水墨缘”会所，品茗谈天、弄墨舞文。八年来，从湘府花园到虹桥中园，境迁而事不改，风雨无阻、坚持不懈，在快乐中进行创作，在创作中享受快乐。

早些年，这些老画家各有工作岗位，无暇经常聚会，如今“水墨”成了连接他们人生轨迹的纽带。他们抛弃追名逐利的世俗观念，执着于寻求艺术上的大自由。“水墨缘”会所成了他们精神意念的寄托、生活质量的追求、在变幻无穷的水墨世界中构建“从心所欲”的创作空间，在墨色蕴晕的快意中追求艺术本源的回归。在当今讲究效益、注重功利的社会大环境中，“水墨缘”会所的画家群体可谓是罕见的“异类”。

在“水墨缘”会所中，“水墨”是画家们永恒的追求。伟大的德国诗人、剧作家歌德，在他的经典名作《浮士德》中，曾借用剧中人魔鬼靡菲斯特斐勒司（Mephistopheles）之口，留下了一句传世格言：“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树常青。”

灰色的色彩感不强，在色彩学上被定义为“无彩色”，但因为它可以与所有的色彩搭配，所以又是最具有普适性的色彩。真正伟大的思想，决不会只适用于一时一事一人一地，它们总是具有普遍的意义。理论若不是灰色的，就没有普适性；没有普适性，这个理论就没有了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确是灰色的。然而，理论又必须与五彩缤纷的世界相连接，其灰色才不会显得死寂；也正因为有了思想的高贵纯粹，纷繁的世界才不至于流于庸俗。

在这里，理论的“灰色”与水墨画的墨色，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绘画史上，诗人王维被誉为中国“文人画”的鼻祖。这种以墨色为主的画，画面色泽淡雅，“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格调尤显高雅。

王维生活在唐玄宗李隆基开创的“开元盛世”，他的画与当时主流社会风行的以描绘华丽楼阁为主的敦煌壁画“净土变”，以艳丽色彩描画帝王贵胄生活的历代帝王图、簪花仕女图之类的宫廷画，以及浓墨重彩的“金碧山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唯其与当时社会金碧辉煌、五彩缤纷的宫廷艺术相映衬，“文人画”墨色淡雅的绘画风格和不屑媚俗的思想品格才更显雅致而高贵。

由于受到王维的影响，唐代后水墨山水画成为我国绘画史上非常重要的主题。“文人画”后来被宋代的坡、文同等文人画家发扬光大，并为历代文人雅士所推崇和践行。

水墨是无彩色的世界。唐人张彦远在我国第一部绘画史专著《历代名画记》中总结了墨色的运用，指出：“运墨而五色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墨分五色”，指的就是墨色运用上黑白灰的丰富变化。在“水墨缘”会所的画家群体中，油画家超过半数。他们原本以运用色彩见长，但一旦进入水墨，似乎更钟情于朴实无华的清纯。他们与另外三位原生态的国画家一起，有意无意地承续了历代“文人画”的传统，用墨色来表达和释放自己的情怀。无论是王劼音的构成山水、丁荣魁的水墨鸟雀、凌启宁的古意小品、阿兴的变形人物，还是罗步臻的系列山水、陈谷长的荷花鱼虫、张培础的泼墨人物，都能从中看到他们娴熟的墨色运用技巧，以及对自由的生存空间、创作空间、思想空间的不懈追求。

如果要刻意总结“水墨缘”会所的这个画家群体所以能在纷杂功利、充满诱惑的社会大环境中“独善其身”，在快乐中执着创作、在创作中享受人生有什么经验的话，依据笔者的观察、采访及理解，以为不外乎有以下几点：

其一，“水墨缘”会所贵在交融。

“水墨缘”会所的画家群体来自不同画种的艺术家，都已经历了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业已形成自己具有鲜明特点的艺术风格。即便是同一画种的画家，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从艺经历与艺术趣味。这些画家聚集在一起，依托着水墨这同一载体进行创作，就为不同画种、不同艺术趣味之间的学习借鉴、汲取养料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诚如油画家凌启宁教授所言：“我们几个当老师的，以前虽然任教于美术学院，但是各专业基本都不相关。平时只能在展览会上看到中国画，很少能像在这里可以看到国画家们的创作过程，可以仔细体会笔墨在他们作品中的运用。一些中国画的传统观念，如墨分五色、枯湿浓淡等等，我们以前接触很少。所以我们看了他们的画会惊叹，画面那么丰富，毛笔在他们的手中会如此听话。”

同样，国画家罗步臻也有类似的看法：“来到‘水墨缘’，感觉很新鲜。我自己以前接触的都是单纯的国画圈，想法和说法都比较单一，基本上只有一种思维模式。而王劼音、凌启宁、丁荣魁、阿兴这些油画家、版画家以前从来不画国画，但是一接触到水墨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绘画语言，他们的有些想法、做法我以前根本不敢想更不敢做。比如王劼音老师的山水对我来说就很新鲜，它打破了过去我欣赏国画山水的审美标准。他们画油画的喜欢用平面、用构成来思考，我们是绝对不会用这种平面的几何方法来思考问题的，我们只是在笔墨上变化，哪里需要厚实哪里要有些气韵，觉得墨色变化越多越好。现在看到他们的作品墨色非常单纯，效果却很好，于是就直接汲取了他们的观念。当然这种观念的变化，不一定马上就能用到自己的作品中，而是潜移默化、逐渐渗透。”

正因为有了不同画种、不同艺术经历的画家之间的交融，他们突破了各自“艺术圈子”和艺术观念的桎梏，在水墨创作中找到了新的归属感，相互启发、互相交融，并在创作中充分享受着这种乐趣。

其二，在“水墨缘”会所中创作，贵在不为任何功利目的所束缚。

“水墨缘”会所的画家们意识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大爱，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创造。唯有放下名利、回归自然，毫无功利性的执着和努力，才能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从心所欲”。

对于“水墨缘”会所这样一个毫无功利目的的场所，为什么能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张培础教授如是说：“我们这些人本来就是老同学、老朋友，以前有的搞创作，有的搞教学，搞了几十年。现在退休了，如果一个人窝在家里画画，长此以往也会觉得很无趣。现在好了，我们每星期三聚在会所，谈天说地、喝茶画画，就是把画画当一件开心的事情在做。我们画画的状态是自由的，没有束缚没有压力，我们不是为了参加画展而赶制，更不是为了市场需求而‘生产’。我们只是在画画的过程中享受快乐。

“与那些忙着赚钱的艺术家们相比，我们确实‘闲’得多，这归根到底是价值观的不同。我们‘水墨缘’的人把钱看得比较淡，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过同样这些时间可以赚多少钱。我们觉得搞艺术所得到的乐趣是任何东西无法替代的。”

除了画画以外，会所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聚会聊天的场所，从国家大事到生活琐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对画家及其作品，也常常评头论足。因为不涉及任何功利的目的，所以在评价艺术作品时，其学术标准不受画作者名气地位及宣传炒作的影响，也不为画作拍卖价所左右。不管画家名气多大、作品卖价多高，完全按照各自的审美情趣，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毫无顾忌。这与在一些“研讨会”里逢人只说捧场话、一团和气的“学术”氛围，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罗步臻老师对此深有感触：“为什么我经常愿意拿作品过来给大家看呢？就是因为这里的氛围。大家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实事求是，不太会说没用的捧场话。但是在外面，明明不喜欢的画别人也说挺好的，听不到真实的意见。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好话听太多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反而让我觉得很受启发很有帮助。”

阿兴老师对此也颇有同感，他说：“画画的人都很有个性，也很有见地，对艺术作品都知道哪张好，哪张不好。但是说真话难，听真话就更难。不少人在艺术批评中一旦被人触到自己内心的痛处就要反击，而不是反思，所以通常情况下，碍于情面大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真实的观点说出来。但在‘水墨缘’就不一样，我们之间不存在功利性的利害冲突，大家都很真诚地对作品提出批评建议，所以他们几个就算把我的画说得很差我也不会生气，同样，如果我指出他们作品中的不足他们也很乐意接受。”

艺术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质疑、修正、坚持中成熟起来的。

“心底无私天地宽”，抛却功利性的“竞争”，提倡积极、坦率的艺术批评，正是“水墨缘”和谐发展、与时俱进的正能量。

其三，贵在快乐创作、自我完善。

在“水墨缘”会所里，画家们没有什么负担和压力，创作状态非常松弛，就如他们自谦的只是“玩玩而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追求的是“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大境界，这个“矩”就是快乐创作、自我完善。他们的“玩”，其实包含了一定的研究与探索，在“玩”水墨的过程中，不断完善着自身的追求，提高着水墨画的学术水准。

“水墨缘”会所的画家群体的形成原本是偶然的，按张培础教授的说法是：“我们七个人聚在一起画画是从2005年开始的。那时候王老师、凌老师他们还在半岛艺术中心里搞版画，因为那里要装修，没地方去了，于是王老师就想到了我这个工作室，提议来这里画水墨，我当然是欢迎之至了。我们约好每周三在这里喝茶、聊天、画画，不亦悦乎。”

但是看似偶然的事情中却包含了必然。对此，王劼音教授有自己独到的想法：“我一直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水墨是最适合自己的。油画画得太久了，已经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踏进水墨这个圈子，好像找到了归属感。虽然我们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自我完善。在这里，我又重新找到了创作的激情，有了创作的冲动，有了新的艺术追求。”

一个人自我修养的提高往往是其个性自由发展的起点。“水墨缘”会所的画家群体原本的“无心插柳”之举，经过历时八年的辛勤耕耘，在水墨园地里，竟也造就了一片绿荫。像这样的带工作室性质的艺术文化会所的产生，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