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住空间关系研究的比较述评与展望

摘要：职住空间关系因其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要素关系而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虽然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是职住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但不同学科受学科属性影响关注职住关系问题的不同方面，各自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梳理职住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观点以及存在的争议，从学科背景这个新视角探寻了研究结论差异性的根源，进而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分析发现：社会学侧重于社会政策和个体属性差异影响下的弱势群体职住空间错配研究，对“职住空间错配”假说仍有一定争议；城市经济学强调市场对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职住分离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规划学者试图通过测度城市通勤验证职住平衡的有效性，虽然备受争议，但其仍是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型和指导思想；城市地理学则从宏观的空间测度和微观的个体行为变化洞悉城市空间重构及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总结认为，地理学者应在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宏观方面要加强基于大数据和全要素信息的职住空间关系集成模型构建和精细化模拟研究，微观上，人本主义视角下的职住关系对个体或特殊群体的影响及其响应的系统研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关键词：职住空间关系；比较述评；展望

职住空间关系是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必要从学科背景的视角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内容、观点和争议进行梳理、比较、总结和展望。职住关系是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企业与居民两类群体以及生产与生活两大城市活动等多要素、多主体综合交互作用的产物，其内涵极为丰富。职住关系也成为多个学科洞悉城市空间肌理、探索城市成长机制、寻求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的着眼点和重要议题。但对于职住错配的存在性、职住平衡的合理性以及如何解决职住分离问题学者们却存在较大争议，这些争论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不同W科在属性特征和关注问题视角上的差异。综合性和交叉性是地理科学的两大属性，学科交叉和理论方法的融合借鉴是地理学研究的趋势。然而，探寻这些争议产生的根源仍有利于人文经济地理和城市地理学者准确定位并寻到新的拓展空间。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并探索中国职住空间关系的研究方向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助推下，中国城市空间迅猛增长并快速扩张，其内部空间结构也经历了剧烈的演变和重构，制度改革、历史遗留及路径依赖等因素的扰动使得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比西方国家更为复杂。西方学者构建的框架体系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仍存在一定不足。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与方法对职住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但在借鉴过程中缺乏对于相关问题的学科属性视角的思考。本文试图从学科背景差异这一全新视角追寻职住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最初目的和着眼点，探寻相关争议产生的根源。在厘清基本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既有研究总结、比较和述评，展望可能的具有较大拓展空间的中国职住关系研究的科学问题。

1基本概念

职住空间平衡（Jobs housing spatial balance）：是指在一个城市或给定的地域空间内，劳动者数量大致等于就业岗位数量，大部分居民可以实现就近工作，通勤方式以非机动车为主，即使采用机动车方式，通勤距离和时间在合理范围以内，反之则是职住空间失衡。“职住空间平衡”也简称为“职住平衡”。职住平衡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建筑师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中就业与居住相互临近、平衡布局的思想，《雅典》认为要合理安排就业与居住的空间关系，经沙里宁、芒福德等学者的发展，职住平衡成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期，规划师们将美国城市中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归咎于过度的郊区化，试图通过职住平衡来缓解，城市职住平衡是西方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型。

职住空间错配（Jobs-housing spatial mismatch）：源自于Kain的“空间不匹配”假说，他指出，在美国的城市中，由于黑人的居住隔离和就业岗位郊区化，导致内城少数族裔失业率高、收入较低和通勤距离增加。后来，研究对象逐步扩展到低收入群体、新移民以及妇女等弱势群体。在国内，“职住空间错配”也称为“职住空间失配”，与其对应的是“职住空间匹配”，是指在指定的区域或空间范围内，就业需求与就业供给能够基本相互满足，同时涉及就业人口的数量、文化程度以及职业类型等影响居民居住与就业区位选择及其变迁的重要因素，与“职住平衡”相比，这里突出强调了就业人口的社会属性特征。

居住就业空间关系（Jobs housing spatial relationship）：也称为“职住空间关系”或简称为“职住关系”，是指城市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空间联系和位置关系。职住关系包含了居住、就业和通勤三大主体内容，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既有研究看，居住就业空间关系是个相对较为宽泛的概念，涉及了职住空间错配、职住空间平衡、职住区位选择、过剩通勤以及就业可达性等职住分离测度的研究。就业可达性指标最初用来测度低收入群体和失业人员的职住空间错位，后来被广泛应用于表征职住关系，测度就业可达性的结果模型、潜力模型和EINO模型也被相继提出。另外，在国内研究中还使用了“职住空间组织”的概念，虽未对其进行概念界定，旨在表达居住与就业在空间分布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及职住分离的空间格局。

职住空间平衡、职住空间错配、职住空间关系及相关问题构成了职住关系研究的内容体系，它们也是职住关系研究的三个基本概念。通过梳理文献尤其是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它们在使用时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交通拥堵、通勤距离增加等职住关系问题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如一些研究发现城市规划中注重职住平衡可以缓解职住分离，但也有研究认为职住平衡会降低城市经济效益，职住分离、交通拥堵等问题应该交由市场解决，通过政府、企业和个体根据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区位不断调整以实现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我们认为，这些争论一定程度上源自于不同学科关注问题视角的差异。

2不同视角下的职住空间关系研究

2.1社会学与社会管理视角的研究

社会学以人和人类为基本研究对象，侧重于关注社会的公平和人性的平等。职住空间错配是社会学关注职住关系的主要视角，其最初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是试图通过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问题研究给政府政策的制订提出建议以缓解群体矛盾、实现社会稳定。

“职住空间错配'研究源于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既有研究的结论也存在较大争议。首先，出现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弱势群体就业问题是由城市内部产业转移、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以及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等多重原因造成的，其形成机制也是非常复杂的，但种族歧视、受教育差异、收入差异以及福利制度等社会层面的因素是学者们探讨的主要视角。其次，之所以称为“职住空间错配”假说，因为学者们在控制不同要素、在不同地区或对不同人群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但大多数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该理论的存在。如对旧金山和纽约的研究表明黑人比白人承受了更长的平均通勤时间。最后，学者们研究结果出现差异可能是由于样本的选取、样本的复杂性以及指标计算误差造成的。研究样本通常选择就业者，当包含失业人员在内时可能出现不同的研究结论；通勤时间及距离受到通勤模式和个体家庭事务通勤的影响，难以将这些因素剥离出来；选取尺度的大小对以就业可达性为指标的研究也会有较大影响。这些都是当前研究难以克服的误差，当拥有海量样本数据作为支撑时这些问题可能得以解决。

中国大城市弱势群体的职住空间错配的发生背景和形成机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周江评将“空间错配”假说推介到国内，并指出，在“退二进三”的产业空间转移以及大量的人口迁移发生的背景下，中国一些大城市也存在弱势群体的就业与居住问题。既有研究主要从成因、空间分布和不同群体等三个方面开展。在成因上，制度性因素发挥了首要作用。随着以“单位”为居住就业基本组织单元的逐步解体，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出现了职住空间错配现象，而且这种状况在低收入群体中不断加剧，中国大城市与国外城市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限制和制约，虽然保障性住房缓解了部分群体的居住问题，但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不均衡造成弱势群体的就业障碍并以此加剧了职住空间错位。

总体来看，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弱势群体职住空间错配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主要开展了对北京、广州、南京等超大和特大城市的研究，中等城市涉及不足；受数据获取的限制，对弱势群体的收入、教育、家庭信息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群体类型选取上也较为随意，尚未开展对一类群体的多区域比较和一个城市的多群体类型对比的研究；基于文化、政策和收入视角的弱势群体感知研究也较为薄弱。

2.2城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城市经济学对于职住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模型大多源自于经济学，目的是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最大化的价值和效用，强调为城市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并预测城市经济活动的发展方向。受研究传统的影响，城市经济学视角是西方国家职住关系研究的主流。

2.2.1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与职住空间关系

城市经济学认为，职住关系是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其研究出发点是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论和模型。20世纪60年代A10nso的单中心城市模型是城市经济学视角研究的基础理论。居民通过权衡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选择居住区位，在假设就业机会和地租从城市中心向外递减的前提下，通勤成本与住房成本形成了此消彼长的空间关系，竞租函数和建筑密度具有空间负梯度，而人均住房消费量具有正梯度。单中心城市模型解释了当企业选址外生给定的情形下居民的居住和就业行为。实际上，企业在城市内部选址时除了考虑土地成本外，还会考虑到交通成本、劳动力可得性、市场接近性以及集聚效应等因素，当城市中心由于过度集聚而出现集聚不经济时企业则逐步向城市地区寻找空间，在企业重新选址的带动下居民居住也将重新进行区位选择，从而形成城市的次中心，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多中心的空间形态，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中，职住关系将变得更为复杂。

2.2.2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研究

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研究主要分为居住区位与就业区位间的关系、影响因素和方法等三个方面。居住区位和就业区位问的关系上，在不控制任何要素的前提下，居住和就业的区位选择会相互影响，通勤成本与居住成本的衡量决定了职住区位，学者们倾向于对其进行联合区位选址研究。在影响因素上，就业区位变换对居住就业区位的重新选择起主导作用，但个体、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以及交通设施决定的通勤成本对区位决策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国内学者也发现了相似的规律，余建辉等研究l现，北京市居民居住迁移决策和工作迁移决策存在正向联系的协同决策过程，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导致了这种决策过程的异质性。研究方法上，早期研究使用了基于市场均衡的重力与熵模型、帕累托最优区位模型以及基于行为研究的压力和惰性概率模型，也有学者开展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家庭居住就业区位选择与迁移研究。控制某些变量的居住就业区位选择与模拟研究是城市职住关系模拟以及更进一步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模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实践和应用研究仍比较薄弱，具有较大研究空间。

2.2.3职住关系的形成机理及主要观点

城市经济学的大量研究认为大城市特别是多中心城市的职住关系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居民与企业互相影响和相互选址的过程，是在集聚经济和通勤成本间权衡的结果，在市场力量主导的城市空间结构中，职住平衡难以实现。第一，职住分离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的就业密度梯度大于人口密度梯度是共性，伴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二者的密度梯度差异不断加大，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分离也随之加剧，行政规划对于职住平衡的作用也是相当有限的。第二，职住关系的决定因素是集聚经济与通勤成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作为干扰性要素影响居住区位的选择并强化职住分离。企业在集聚经济效益、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间权衡之后进行区位选择，居民则在工资收入、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问权衡之后选择居住空间，两者区位选择的结果即是城市的职住空间格局。第三，对于职住平衡，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难以实现。职住接近或土地的混合利用可能导致集聚经济的丧失，土地的混合利用伴随着就业密度的下降从而产生大量混乱而随机的交通流从而降低交通可达性，在个性偏好以及家庭可能拥有多个就业人口的现实情况下，职住匹配在劳动市场上也难以实现。第四，对于职住分离造成的弱势群体就业、居住以及城市交通等衍生问题，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可以通过特别关注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提高不断缓解。政府应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并完善配给制度，优化交通设施布局，加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上合理、平衡配置，降低对市场力量决定下的职住空间格局的负面干扰。综上，城市经济学视角的研究观点是“职住平衡”是城市规划理论的理想状态，不能将其凌驾于市场作用之上，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在市场的力量下形成合理的职住空间格局。同时，政府应该在交通、住房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为居民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推动形成合理的职住关系。

处在制度转型和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要素供给市场自身调解的不足以及公共服务产品的空间不平衡进一步强化了职住关系研究的复杂性。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大多仅将居住就业区位选择及其经济效应纳入模型中进行推理研究，未能将文化、教育、卫生、购物、游憩环境以及交通的可达性等要素的影响考虑其中，这些因素往往对居住就业区位尤其是居住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孙斌栋等研究认为相比较就业地而言，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和十字路口比重等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在职住分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包含居住地、工作地以及活动空间的建成环境对北京郊区居民汽车出行具有显著影响。郑思齐等提出构建符合中国城市实际的土地利用、交通和环境空间一体化的均衡模型并对城市空间增长进行模拟和预测，但这需要涉及土地、企业、就业、人口、房价、交通以及公共服务设施等多要素、多尺度的历史和实时数据作为支撑，探讨中国制度环境下各要素问的复杂关系并剖析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2.3城市规划视角的研究

城市规划学强调城市的空间布局，综合安排城市的各项工程设施，注重为城市寻找合理的功能分区和景观布局，工程性的特征较为明显，侧重于职住平衡和城市交通研究。城市通勤虽然多使用城市经济学的数理模型，但常用来衡量职住平衡及其与城市交通的关系。

2.3.1职住平衡研究

既有研究首先在职住平衡的测度上展开讨论。一方面，在测度方法上，假设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就业人口时，在给定的区域内就业岗位与家庭数量之比处于0.8-1.2时认为职住是平衡的；如果有双职工家庭时，一般采用独立指数来修正。鉴于居住和就业人口属性较为复杂，一般从数量平衡、质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等三个方面开展。数量平衡称为平衡度的测量，是指本区域内居住者数量与就业者数量之比；质量平衡称为自足性的测量，是指在本区域内居住又在本区域内工作的居民数量占本区域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基于前两个指标可以得出反映城市通勤流向的结构平衡。另一方面，空间尺度对测度结果的有效性具有很大影响。尺度越大，平衡度和自足性越高，反之则越小。一般将县或城市作为宏观尺度，社区、邻里或普查小区为微观尺度，而距离居住地或就业中心合理的通勤半径构成的区域作为中观尺度，但对于工作地与居住地间的合理通勤距离却存在较大争议，且至今没有达成统一。

在职住平衡政策的有效性上学者们也存在较大争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对职住平衡理念的支持学派，建议通过规划政策的实施改变现状。Cervero研究发现郊区就业中心的职住不平衡与周围高速公路的交通拥堵呈显著的正相关，职住平衡地区职工的通勤距离比不平衡地区短。另一学派则是怀疑学派，认为职住失衡是导致交通拥堵的可能的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通过市场竞争可以实现空间均衡，但可能需要较长时间。Gordon等研究发现，在美国，相比较非工作通勤，工作通勤的比例较小，以此推测职住失衡不是构成交通状况恶化的主因，Giuliano等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90年代人口的增长、小汽车的使用、高速公路的建设不足对交通状况恶化有显著影响，与职住分布关系不大。因此，他们认为，交通设施的完善比职住平衡政策更为直接有效。何舟等通过对上海的研究也发现，城市土地利用是城市交通产生的根源，城市规模、城市密度、单中心与多中心结构以及职住平衡状况均对城市的通勤时间造成影响，职住平衡与通勤时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即城市通勤对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规模和研究尺度是极其敏感的，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城市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通勤时间对职住平衡的有效性并没有充足的说服力。

虽然职住平衡是城市规划学家追求的理想状态，但大量研究认为职住平衡是影响通勤时耗的重要因素，在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中做适当考虑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商业用地和居住用地的混合使用能够使居民在居住区附近就业，降低职住分离发生的概率，孟繁瑜等对北京的调查研究认为，在城市规划和房地产选址的评估时考虑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就业的潜在住房消费者的空间位置可以有效缓解城市职住分离状况。其次，职住平衡有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城市运行效率并优化城市空间结构。随着居住就I的空间外拓以及城市多核心结构的逐步形成，广州市职住空间的均衡性不断增强，宏观空间组织模式也发生转化，居民出行空间趋向均衡。中国西部大城市如西安和成都未出现严重的通勤效率低下问题与职住平衡和城市功能分区比较合理有密切联系。最后，规划视角的土地混合利用与经济学视角的集聚经济并不矛盾。党云晓等对北京的研究认为，人口和产业走向空间集聚是城市不断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容易造成职住失衡，如果能够将宏观规划层面的职住平衡与微观层面的土地混合利用相互衔接，则会实现集聚经济和职住平衡的协调发展。

2.3.2城市通勤的测度与优化研究

一般采用通勤距离或通勤时间作为职住平衡有效性和城市通勤效率的衡量指标。城市通勤测度方法经历了由单一指标向多指标再向模型构建的发展历程。以Hamilton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使用过剩通勤指标，过剩通勤是指研究区域观测到的平均通勤距离和理论上的最小平均通勤之差，Giuliano等则使用理论最小通勤测度城市的职住平衡状况，理论最小（最大）通勤是在城市空间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每个居民都选择最近（最远）的地点就业从而形成最优（最差）的通勤状况，Charron认为由于最大通勤和最小通勤是城市通勤的两个极值，不能代表实际通勤行为，提出使用平均随机通勤即研究区内居住地与就业地的任意组合的通勤平均值表征城市的通勤效率。国内学者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如刘定惠等对国外过剩通勤的研究方法做了总结性推介。之后涉及通勤方式、通勤效率、通勤模式与职住关系的综合研究成为研究的热点，扩展最小通勤模型、新指数模型以及城市三角模型被用来研究职住关系与城市通勤。鉴于职住平衡与城市通勤间的复杂关系，当前，职住关系与城市通勤的模拟和优化模型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杨超等提出了基于理论最小通勤的最优增长分布模型，寻求最优新增岗位与住房的数量以及新增劳动人口与岗位的最优分布。刘阳等构建了城市职住分布与通勤出行的网络动力学模型，以小波神经网络为求解算法试图对城市通勤出行特征变化趋势做出科学预测。当前，这些模型仅仅处于理论探讨阶段，与城市职住关系结合的城市通勤演化模拟与预测仍需要学者给予足够的关注。

2.4人文地理与城市地理视角的研究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城市地理学研究不同地理h境下城市的形成、发展、组合分布以及空间结构的变化规律。因此，城市地理学侧重职住关系的测度、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研究。

2.4.1职住分离对居民出行和城市交通的影响

一般来说，职住分离将增加居民的通勤距离，当通勤时间达到上限时，居民就要改变通勤模式以满足生活和工作的需要，在城市交通网络和交通可达性的限制下，形成了城市特有的通勤空间结构。Levinson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平衡和相应的土地混合利用、高密度开发以及居住环境设计对城市交通和空间组织具有显著影响。学者们对北京市的通勤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随着职住分离不断恶化，北京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不断增加，总体上的通勤满意度呈下降趋势；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造成通勤格局的分化，处于的城市近远郊地区满意度和通勤状况均较差；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的出行和城市交通有重要影响。虽然当前研究多以问卷调查的方法开展，但缺少对不同类型居民通勤意愿的调查和分析，该研究对理解城市通勤的特征和形成机理有重要意义。

2.4.2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

从既有文献看，城市地理学视角的职住分离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研究大多是基于城市制度变迁和城市结构的快速演变，研究结论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强调转型期中国体制改革的历史遗留和路径依赖影响。既有对北京的研究认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原有“单位”体制下形成的职住空间结构逐步解体，单位福利分房和原居住地拆迁造成居民迁居行为促进城市中出现本地城市化和近郊化，并由此造成较为普遍的职住分离现象。第二，强调城市空间结构快速演变的作用和影响。北京都市区的职住分离是由产业郊区化落后于住宅郊区化造成的，在居住与就业两者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明显的就业和居住功能区，职住分离现象极为突出。第三，强调居住行为和行业就业分别对职住分离的影响。孟斌等研究发现居住行为如居住地区、居住条件、住房产权性质和迁居行为等因素与职住分离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和住房状况对职住分离程度也有显著影响。随着产业升级及产业的空间再分布，不同产业的就业状况在空间上出现显著变化，不同行业的就业人口职住分离现象存在明显差异。第四，强调制度变迁、城市结构演变以及个体经济社会属性等因素的混合作用，即在历史因素、政府因素、社会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中国大城市的职住空间格局和职住分离的现象。从既有研究看，对于中国大城市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制度变迁和政策演变是职住分离形成的大背景，但对于政策的影响评估和预警机制的研究还极为薄弱。随着人文地理学更加强调微观个体的研究以及文化和制度转向，基于个性偏好的不同类型居民及社区职住分离的形成机制差异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

2.5比较述评与总结

职住关系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研究体系，各学科依据自身学科属性从不同视角研究职住关系，得出了具有一定差异的研究结论（表1）。社会学主要关注了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弱势群体的居住就业空间错位，虽然对“空间错配”假说仍有较大争议，但总体上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应发挥积极作用。城市经济学强调市场对职住关系形成的决定性作用，从经济效用最大化出发采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推导居住就业区位选择的形成机制，认为职住平衡仅是理想化模型，职住分离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市场机制能不断调节企业与居民区位选择从而达到空间平衡。城市规划视角的研究认为城市设计应充分考虑职住平衡，使用城市通勤测度职住关系的合理性并试图通过交通优化缓解城市拥堵及职住分离问题。城市地理学视角侧重城市职住空间结构的演化、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研究，采取由制度、规划出发的自上而下以及从企业、居民出发的自下而上的宏观微观混合交叉研究，从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以及职住分离对居民生活活动的影响两个角度探索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路径。

3启示与展望

3.1启示

我们根据相关主题内容国内外主流研究的学科倾向，将职住关系分别划归为前文的四个不同的学科，试图从学科差异的视角解释职住关系研究上形成的主要结论和争议。事实上，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对研究方法和技术模型相互借鉴并改进创新。它们的共同特点有：一是均将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作为判断职住关系是否合理的手段，认为优化交通可以改善职住关系，但对其合理的范围却存在较大争议；二是空间尺度单元是职住关系测度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不同尺度单元下的职住错配、职住平衡及通勤可达性的可比性不强；三是都强调定量化研究，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职住平衡测度、就业可达性评价、交通优化以及职住关系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均是通过数理模型进行计算推理；四是均认为职住错配及职住失衡是土地利用、经济发展、体制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综合考虑经济发展、交通供给、技术进步及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准确评价并优化城市职住空间结构。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发展将是职住关系研究的趋势。

3.2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展望

3.2.1基于大数据的职住关系研究

大数据为城市居民时空间行为、城市通勤与城市交通等城市空间结构与组织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平台，相比传统数据和研究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在研究尺度上，传统的统计数据往往局限于行政单元，大数据可以以任意大小的地块为研究对象，灵活的尺度转换为职住均衡的模拟提供了可能；研究方法上，传统的问卷调查的优点是能够体现调查对象的主体性，但大量调查样本的获取会耗时耗力，而大数据提高了职住关系信息的准确性。在时效性上，大数据能够获得城市居民职住时空间行为的精准信息，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信息的实时传送和可视化处理，也可以实现交互优化和效应评估。当前，国内外学者基于移动终端、网络平台、公交IC卡、视频检测等数据已经开展了职住关系的研究，龙瀛等提出了以GIS为平台，集成元胞自动机、基于主体建模以及微观模拟等方法与模型，依靠大数据的精确性，实现城市的精细化模拟，从而为土地开发、企业分布、居住就业区位选择、设施选址、政策评估等提供综合分析和决策依据。

3.2.2职住关系的演化与模拟

S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学者们致力于构建模型，将城市要素输入集成软件，模拟城市空间发展过程并预测不同政策下城市空间的未来发展状态。继Lowry提出了城市土地利用/交通相互作用模型，即Lowry模型之后，欧美许多国家在该模型理论框架上开发了适合自身的集成软件，如英国交通部门开发的LASER模型，不仅可以模拟输出多年份人口与工作岗位的空间分布以及交通状况，还可以通过不同空间发展政策下地区人口、交通、产业的分布及可持续性的变化为决策的制订提供依据。国内学者也开展了大量关于城市空间增长的模拟研究，如：基于多智能体的城市居住就业区位选择模拟和基于Lowry模型的城市空间结构模拟。牛方曲等在LUTI模型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包含经济社会活动变迁模型、房产数量变化预测模型、交通模型、经济社会活动区位模型等子模型组成的UASEM模型，为集成多种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国城市空间演化的模拟和预测提供了建设性的理论框架和设想，在城市居民出行分布模拟方面做了初步尝试。总体上，当前现有模型无法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的模拟和预测，国内对于职住空间的优化与模拟研究还极为薄弱，具有较大研究空间。

3.2.3基于人本主义理论的微观视角的职住关系研究

大量研究证实，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影响其居住区位选择，反过来，一定职住空间格局对居民的收入、生活活动行为以及环境感知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强调微观个体的主体性、多样性并从微观个体的思想、感知和经验上解释客观存在的人本主义不断被引入到人文地理学问题的研究中来。近年来，职住分离的研究视角也逐步从宏观的职住平衡以及通勤量的测度向微观的居民的行为决策与日常行为空间转变，但基于微观个体层面的职住分离影响研究依旧十分薄弱。以柴彦威为代表的时空间行为地理学研究团队多年来通过问卷调查和出行日志记录统计对城市居民出行与职住关系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基于人本主义理论的职住空间感知能进一步深化现有职住关系的形成机制研究，职住分离对居民价值观念、地方认同及生活空间的影响研究将是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当前已有国内学者尝试了就业可达性对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西方国家学者也开展了大量关于城市通勤对居民健康影响的探索。基于历史文化差异影响下的居民感知以及社会结构快速转换中的中国特殊群体职住关系的研究对城市和谐社区的建设以及提高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