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雅文

雅文基金会也许是我们此次台湾之行拜访到的最特殊的机构。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它显得如此专业。

因为之前听说过也读到过雅文的故事，走进位于台北市内湖区一幢写字楼内的雅文基金会(下简称雅文)时，心里不免充满对这个全球最太的“听觉口语法”教学中心充满好奇。

面积不算太，但是布置得如此细密精致。普通教室、情景教室、律动教室、图书室、听力检查室、辅助器具检验室等一应俱全。还有个蔚为壮观的教具仓库，高高的架子上摆满了上课要用到的各种教具，或者不如说玩具，以及专门供老师推着去上课的装教具的小推车。甚至贴心地设了一个育婴室，为低龄宝宝和他们的妈妈提供方便。较为宽敞的过道放上桌椅，可供家长小憩；过道墙上展示的，是基金会箪路蓝缕15年的重要事件。

用基金会总干事叶淑芬老师的话说，雅文最核心的东西，是“听觉口语法”。研究表明，有95％以上的昕损儿童都拥有可以运用的剩余听力，他们在配戴助听器或植入电子耳等辅具后，便能够扩增听觉，学习说话。“听觉口语法”就是利用听障儿童的剩余听力，开发他们的听觉潜能，将听觉、语言、认知，依其自然发展之程序，在自然且有意义的情境中，透过会话式的互动，让听损儿童学习倾听、说话及语言。这种方法需要专业团队的台作和父母的深度参与，使听觉成为儿童全人发展的一部分。围绕这个核心，基金会向昕损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五大项服务，即听觉口语教学、听能管理、社工服务、家庭扶助与相关社会机构同工。

基于跨行业的专业服务的需要，同仁之间必须紧密衔接，同时员工分工又非常明确。只有每个人把自己的角色做好，雅文的服务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其中最重要的角色，除了管理者，主要有社工，听力师和教师。他们在各个阶段帮助听损儿，给他们营造成长的机会。

社工：第一句贴心的话我来说

雅文社会服务部主任陈怡旬老师告诉记者，就在我们到访的当天，她接到一个听损儿家长的电话，是医院转介到雅文的。家长不停地问，医生的检查会不会不准确?孩子刚出生两三个月，反应还不明确，可不可能是看仪器报告的人经验不够?他的判读会不会有问题?焦灼之情表露无遗。

社工，常常是到访或者话访的家长第一个接触到的雅文员工。所以家长昕到的第一句来自雅文的贴心话，通常出自他们之口。

这个时候的家长，因为刚知道孩子有听力问题，很焦虑，很紧张。心里不愿意相信，也没办法接受，更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社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协助家长去厘清，孩子的听力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他们雅文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告诉他们即使孩子听力损伤，生活也不会停摆。除了这种心理上的咨商和支持，还要告诉家长，有哪些政府资源和社会福利，比如经济资源、辅具资源、教育资源。因为家长以前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不知道有钱可以申请，不知道有补助可以领，也不知道他的孩子要去哪里接受服务。

这一阶段是家长的一道坎儿，社工要用自己的专业和耐心，帮助家长度过难关。有的家长比较乐观，但很多家长会停留在悲伤阶段较长时间。一般要到孩子进入学习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孩子的进步，他们才会渐渐接纳孩子的状况。有的家长现在好了，过段时间，到老师那里上课，又想起来了，或者孩子学习遇到瓶颈了，还会哭，需要社工继续提供心理支持。

这些事情处理告一段落之后，社工就把孩子交给老师，由老师一对一地对孩子进行听觉口语教学。进到课程以后，生活每一天都在过，过的过程中，可能会有变故。这种变故常常会让孩子突然不来上课。一旦出现这样的变故，老师会通告社工，社工就要协助家庭，努力让孩子的学习不要中断。

社工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资源募集。不管是经济弱势家庭，还是因为突然变化而陷入困难的家庭，为孩子配置听辅器具等都需要经济来源，这时社工要对家庭需求进行评估，然后去寻找政府和民间的资源。陈老师说，由于民间资源的不确定性，通常一个孩子要募集两三个单位，才能筹到足够的款项。

心理咨商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因此社工必须是社工相关科系的大学生或研究生。雅文的社工同仁全部都是大学相关科系毕业的。由于雅文针对听损儿童，因此社工还需接受听力方面的专业知识培训才能上岗。

第一句最贴心的话往往来自社工，但社工不是把孩子交给老师就OK了。他们会一直关注听损儿，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反馈信息，在家庭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

听力师：一路护航

听力检测室有自已独立的走廊。听力师马英娟老师――介绍了她们听力师的主要工作场所，以及她们为听损儿提供的服务。

医疗单位的听力师，一般只是做诊断的工作，只需了解孩子的听力问题出在哪里。雅文听力师的工作要复杂一些。到雅文来的听损儿，一般都是医院发现其听力有问题后，转介过来的。雅文听力师要再帮家长确认一次，了解家长是不是知道孩子的具体状况，需要什么样的辅助器具。

孩子上课的过程中，听力师会去追踪。因为某一些孩子的听力可能会改变，也会影响他学习的状况。追踪的过程中，听力师会跟老师、社工讨论他的学习状况，分析听觉可以给他多少，有什么是他做不到的，是否需要更换助听器，是否需要考虑换成人工耳蜗。

听力师的工作不会停留在检测室，也会延伸到其他部分，比如去做学校访问。因为如果只在检查室里，是看不到听能在孩子生活中的功能的。听力师需要了解学校的老师对孩子的学习有何看法，他跟同学是怎么互动的，他的辅助器具在学校环境有没有发挥功用，如果用得不好怎么跟同学沟通；需要根据教室声音学，跟学校沟通昕损儿童在教室的位置，这对孩子非常重要，因为翻书声。距离远近、同学讲话等等，都会影响到昕损儿童的学习；当然还要了解孩子的活动。少数孩子有一些特殊的耳部状况，如果碰撞或跌倒。可能会影响他的听力，他的辅助器具可能会损坏。听力师通常会在观察之后，给予学校老师一些建议。总之希望听损的孩子能够恢复到跟一般孩子的交往是正常的，学习是没有阻碍的。

目前，雅文只有台北和高雄两个中心各配有两名听力师，每名听力师会配一个专职的辅助老师。就台北中心来说，每天都会有孩子来检测。每个孩子需要一个半到两个钟头。一般检测可能只需要30到40分钟，但雅文的听力师还要检测辅具，并花较长的时间对家长进行咨商，以便按照家长和孩子的需求，给出最合适的建议。平均下来。两个听力师每周的个案大概是30到35个。当然不全是听力检查，也包括学校访问等。这使她们每天都很忙碌。

在听力检查室的隔壁，是专门检测助听器的房间。马老师介绍，这相当于一个“辅具银行”。雅文跟厂商商谈，提供一些产品供家长租用一小段时间，等学会如何操作了，选到最合适的了，再花钱买，

这样才能买到最台适孩子使用的助听器。如果发现买的跟需求不吻合，还可以无条件退货。马老师很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不仅可以教导新手家长，平时如果孩子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助昕器坏了，要送修，需要一个临时替代的，“辅具银行”还可救急，孩子的学习不至于受影响。

由于孩子的听力和辅具随后可能有状况，听力师的跟踪服务也就一刻也不能稍有懈怠。

教师：教一个“教”的方法

余老师正在给小字(化名)小朋友上课，课程已经进行到一半。小字的爸爸陪在旁边。这是雅文上课的方式，教师一对一授课，家长自始至终参与。

电话铃响，小宇拿起话筒。

“喂，你好!你一好!”老师拖长音调重复道。“我是余老师。我想要找妈妈。”

小宇把话筒递给爸爸。

老师在电话里提示爸爸：“我是要找妈妈，爸爸你再请他听一下。”

小字重新拿起话筒。

“喂!请问妈妈在吗?”

小宇：“不在。”

老师：“那妈妈去哪里了?”

小字：“妈妈去上班。”

老师：“你有没有看到桌子上面有一个盒子呀?”

小宇找到了盒子。老师问：“是什么颜色的盒子?”

小宇：“蓝色。”

老师：“那请你帮我拿玩具哦。请你注一意一听。请你帮我拿斑马、长颈鹿，还有老虎。”

小宇茫然：“没听到。”

老师：“那怎么办?你没听到怎么　办?”

爸爸在旁边提示：“请老师再说一次。”

小宇：“老师你再说一次。”

老师重复，小宇依次找出……

这是我们在一间普通教室的观察室，通过单面镜看到的“课堂直播”。小宇小朋友已经来雅文3年，可以接电话了。这是口语优于手语的地方，融入社会后，要有很多地方用到电话去跟人沟通。观察室用来供同仁们互相观察，共同寻求提高。

雅文教研部主任邱凤仪老师介绍说，正常的听觉口语法教学会有四个阶段。先是确定目标和内容；然后老师会示范给家长看，这个目标是如何定的；请家长参与活动的过程；最后会跟家长讨论孩子的能力和状况，跟家长说明在家里应该如何去协助他学。教师会不停地观察家长使用的方法正不正确，如果发现不正确，就会及时纠正。

有些家长由于各种原因，给孩子教导的时间不够，教师就会给家长多一点的鼓励，期待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正。如果这个家庭的状况让人很担忧，教师会进行家访，直接到家中去看家长到底是怎么样教孩子的，了解他家中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源，困难到底在哪里，然后根据情况调整教学方式。

在雅文，教师的任务是训练孩子如何去听，把他的听潜能发挥到最大，在此基础上再教他说。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家长如何去“教”。“听觉口语法”的特点之一，是家长的深度参与。家长通过一周一次的课程，学习与孩子互动的正确方式。

邱老师说，教的过程中会注意让孩子有机会表达。到了一定程度，孩子就会有自我学习的能力，不需要什么都去教他。他自己会通过上下文去理解他不懂的语言。孩子的能力越来越好的时候，家长的能力也被提升，也知道如何去指导孩子，这时学习的频率会减少，到一定程度就进入下一个阶段，成为只需寒暑假间不定期回来评估的长程服务生。从雅文受益的听损学龄儿童，90％已经到普通学校去上学了，只有少数小朋友因为听神经细小或者病变，没有办法用听来学习，被转介去启聪学校或者普通学校听损班级。

教师的角色，不用说是非常关键的，因此不仅要求所有的教师都毕业于相关科系，培训的时间也最长，考核非常严苛。

就在同仁多角色的分工合作中，雅文给3000多位听损儿带去“听”与“说”的希望。

今年是雅文基金会成立L5周年，离完成当年倪安宁女士的宏愿――“20年后台湾没有不会说话的听损儿”，还有5年的时间。而雅文同仁的规划，并不局限于5年，他们把眼光放在了更远的地方。　基金会董事长郑钦明先生表示，雅文的目标是“做华语世界中听觉口语法的培训、研发中心，同时也自许要成为台湾非营利组织的标杆”。他说，t5年来，雅文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个案，希望向研发方面转型。既然科技让听辅器材产生，通过听学说话这件事已经有了可能；既然雅文有一套方法，它被证明是有成效的，那就把它做得更好更精细，把它整理出来，把它结构化、资讯化，把它建构成一套有系统的方法，通过转换、复制、运用，让它的效果更大，惠及更多的有残余听力的听损儿童。

现在雅文已经跟大学合作开设课程，以培养更多人才。就算他们学成后不来雅文，而是从事其他的专业，那社会上也多了一些对聋儿有认识的人，社会的兼纳度就会更好。同时开始设立远程教学课程，以方便交通不便的家长学习。雅文也于几年前开始与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合作，希望“听觉口语法”也能帮助到广大中国大陆听损儿，让他们在回归社会的道路上能够顺利一些。

在雅文基金会，有一间房间很特别，它原来是雅文创始人倪安宁女士的办公室。在她因病离世以后，同仁们保留了她办公室的原貌，基金会2009年搬迁新址，也把这个办公室原样搬了过来，将其作为基金会的会史馆。这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母亲，用她的坚强造就了女儿雅文的传奇，用她的无私造就了基金会雅文的传奇。如今斯人已逝，而她留给世界的雅文基金会，正在她的夫婿郑钦明先生和雅文同仁的传承下，努力转型，逐渐走向永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