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话剧《丽人行》之女性群像

摘要：田汉剧作《丽人行》表现了对于社会、时代的思考和拯救现实的强烈愿望。《丽人行》成功塑造了三个“摩登女性”的形象，人物性格在一系列棘手的事件中展现出来。

关键词：田汉；《丽人行》；女性形象

《丽人行》这一部多幕话剧创作于1947年。“岂学陈思写洛神，只因三月未知春。若英苦斗阿金殉，何止新群杜绝伦。”这是作者田汉先生在无锡观看《丽人行》首次演出后，随即写下的一首诗。[1]“三个女人”引出三条情节线,在身世和生活环境看似毫不相干的背景下，因为时代而产生了某种关联，她们共同分担着中国妇女的苦难，并且承担着民族命运。当再一次解读这部作品时，其中的三个摩登女性形象仍然带给人深深的触动。

在《丽人行》中,人物内心最为纠结的要数梁若英和刘金妹。刘金妹作为一名纱厂女工，在作者笔下的她是善良的也是无助的。在这个时代面前，金妹挣扎着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又显得那么的无力。生活在沦陷区的她，家中有一位老母亲和一位疾病缠身的丈夫，一家三口游走在社会的最底层。祸不单行，金妹不幸遇到日本宪兵的，遭到汉奸的调戏，而金妹的丈夫在保护她的过程中双目失明。在这一系列社会阴暗面的打击下，已经心力憔悴的她还要担负起一家三口的重担。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到处借债，最后被现实逼迫，出于无奈而出卖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女人，此时此刻金妹只能逼着自己往前走，而在当时这样一个时代里，弱小的金妹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造就了这个不被丈夫和母亲接纳的金妹，是那个时代导致金妹不断堕落直至出卖自己的身体。

而梁若英则是位既倾向革命而又留念资产阶级生活的知识妇女，在剧中她徘徊瞻顾，碰了许多钉子，甚至为了避免他人嘲笑而想轻生，最终在自己的醒悟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梁若英之所以给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她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女性的典型代表，而且当代，在很多知识青年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她的影子。早年的若英，她是幸福的，有恩爱的丈夫――章玉良，有可爱的女儿――贝贝，虽然在生活算不上特别富裕，但是也过上了小资生活，在日常琐事上尽可由姨娘打理，若英也因此完全处于“与世隔离”的状态。上海沦陷后，章玉良迫不得已去了内地，若英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上海生活。失去了依靠的若英，过着单调、辛苦的生活。而此时，资产阶级生活环境对她的影响占据了上风。“论理，你太太和女儿在上海，我们做朋友的应该帮忙得更有效些。可是，直率地说，你那位太太也颇难伺候。介绍她教中学吧，她的功课有点生疏；教小学吧，她又嫌地位低，不愿意。后来周建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介绍她到华盛银行当事务员，她又嫌每天得按时办公，不愿干下去。”[2]章玉良的朋友如是评价这时的若英。是的，若英对生活有太多的期望，对物欲生活有太多的渴求。她想过悠闲的日子，却又不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她的价值观里，她自认为应该过得像从前甚至比从前更好的生活。若英对现状的不满，以及懦弱的性格促成了她的第二次“婚姻”。

当然，之所以说是“婚姻”，只因在剧中屡次强调若英是“王太太”而带来的印象，在全剧中更多写明的是若英和王仲原是同居四年的伴侣。这样的“太太”经历也暗示了若英后面经历的各种苦难。若英最后一次的工作是在银行，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即将升职为副行长的王仲原。对富裕生活始终有着向往的若英看到了希望。在此刻，向往上流社会的她也会挣扎，即使内心爱着丈夫玉良，但是，毫无音讯的苦苦等待对她来说是那么的遥遥无期，况且，在当时世事如此纷乱复杂的情况下，玉良是生是死都不得而知。作为一名处于弱势状态的女性，即使她是名有志向的知识青年，也是会动摇的。于是，她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封存，面对现实，使自己孤立起来。

若英选择了拥有社会地位的王仲原，在这同居的四年里，她更多的是陪丈夫、看报纸、听广播、带孩子、与书报为乐。虽然心中希望抗战胜利，但是，自己也只是停留在希望这个层面而已，直到有一天，这样的生活状态被一封来信打破了。这是一封来自丈夫玉良写的信，信中提到了见面，于是，原本封存的思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在面对平静富裕悠闲的生活和争取自己心灵的归属上，若英在内心做了挣扎，最终她选择了“革命的”态度，要争取自己内心的自由――去见玉良。这时的若英就像是久锁笼中的鸟儿，在看到鸟笼打开的一瞬，是那么的自由与兴奋，可是，在感性地处理这一切后，若英才理性的思索这早已陌生的外部世界。“玉良，几年不见，你变得残忍了。”第一次见面，若英对玉良给出了如此评价。其实，若英说的残忍更像是在诉说着自己的软弱，但是，如果若英没有经历过这种种痛苦的煎熬，又怎么能羽化成蝶，涅重生呢？见面消息的走露，若英和玉良双双入狱，此次见面是若英人间炼狱的开端。

阴森的监狱使若英不寒而栗，入夜无眠。“哎呀，这日子叫我怎么过？瞧我这头发，简直弄得象鸡窝似的。”狱中的若英流露出之前生活的印记。“上寇丹”“灌荷兰水”“抽橡皮鞭”“坐老虎凳”监狱中各式各样的刑罚从若英狱友的口中一个一个讲述出，对于这个习惯了被人伺候的富家太太，内心如同入地狱一般的痛苦。纵然自己还未亲身经历这些酷刑，作为一名弱女子，怎能承担这样的恐惧，若英的内心再一次开始动摇。“贝贝，快去告诉“爸爸”，要他接我出去，说妈妈在这儿受苦，再不救我，妈就要死了”，若英在狱中见到来探望她的女儿发出了救命的哭喊。若英催促女儿来救自己的“爸爸”由原来的“玉良”变为了现在的“仲原”，这不仅仅是称呼上的改变，更是若英内心的变化。跨出鸟笼的鸟儿，受到了惊吓，只能逃回去，可是若英还能逃回去么？若英性格的两面性导致她的懦弱，她寻求强者的保护，可是真正的强者应该是自我保护的，当时的中国只有自己强大才能救自己。

若英还是等来了仲原的营救，一句“我是章太太”也让她彻底得到了自由。然而，在和王仲原脱离关系的一瞬，对物欲生活的不舍将她牵绊。当她重新面对外面的世界时，得不到物质保障的生活，让她再一次动摇。矛盾的个性，让她左右摇摆。在爱情和物质，自由和枷锁面前她再一次选择了后者。然而物是人非的一切，让她如何面对？一心想求见的仲原却和鬼混在一起，若英的地位动摇了，她气愤，她想挽回。可是，以自己现在的处境，所有的争取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最终还是被王仲原一句“吃太平饭的女人”赶出了家门。华丽的大门关上了，爱情的小窝也离开了，在所有的依赖消失后，未来的选择再一次回归到自己的手中。这是一个结局，也将是一次重生。

若英的坚强是一步步被磨砺出来的。“我知道。我从不敢想我能成为一个女战士。鼓不起这个勇气，真像笼子里的金丝雀似的有点害怕自由。现在好了，算是被人家从笼子里给赶出来了。”对和平安稳日子的渴求迫使她逃出牢笼，可是软弱的特性却让她对这一切感到害怕：“哦，金妹，以后别叫我王太太了，叫我梁若英”。她在这一刻明白领会了如何面对困苦的生活，期望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

正如研究者所言：《丽人行》以简洁多变的场景适应剧情迅速进展的需要，使纷繁错落的场次浑然一气，剧中三个女性命运交织，在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中塑造出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2]《丽人行》充满对苦难民众的悲悯和对祖国未来的期许，是一部真切、生动、令人振奋和思索的话剧。

注释：

[1]江俊.《的三次演出》，载《中国戏剧》1984

年第2期

[2]参见黄会林.《中国百年话剧史稿》(现代卷)，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