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买不到的奢侈品

日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亲自带队，率领导演陈薪伊、任鸣、吕中、濮存昕、冯远征、梁丹妮、何冰等众多明星艺术家奔赴上海召开新闻会，宣布《知己》、《原野》、《窝头会馆》、《关系》、《我爱桃花》五部名剧七月南下，由此拉开了北京人艺成立六十周年上海巡演的序幕。消息传出，一时名动上海滩，据动议策划此次巡演的唐斯复老师介绍，新闻会后的开票首日销售形势就相当喜人。随后又有爆料者称四个月后的演出已经一票难求，少量优惠的公益票更是吸引了不少人早上五点多就去排队买票。

按说上海人是见惯了各种世面的，而且平素目高于顶，居然也会为北京人艺如此这般神魂颠倒，可见真正优秀艺术作品的魅力，更可见优秀艺术作品的稀缺。稀缺是奢侈最本质的意义所在，那些美轮美奂的奢侈品之所以令中国豪客买时一掷千金、用时志得意满，就是因为物以稀为贵。那么同样是奢侈品，物质的、有形的国际名牌几乎每周在上海都有形形的亮相，堪称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精神的、无形的文化名牌却芳踪难觅，需要众里寻他千百度。即以北京人艺为例，距离上一次来上海巡演已经二十四年了，按此次来沪的吕中老师的话讲：“当年我在《天下第一楼》中演玉雏姑娘，这次再来我已经只能在《原野》中演老太太了”。是啊，四分之一个世纪，套用朱总理对入世谈判漫长岁月的慨叹那真可谓让上海观众“黑头发盼成了白头发”。而同样是岁月长河里，可以和北京人艺精品倾巢出动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国内外优秀文化产品能有多少呢？

所以，如果以稀缺的程度定义奢侈的成色，文化名牌堪称奢侈品中的奢侈品，而且经常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奢侈品。举凡我们常见的那些豪车、名表、华服、贵包以及近来饱受争议的真假拉菲，都是有钱就能买到的。即使在国内一时买不到，托人或亲自去一趟香港、巴黎也多半可以解决，再不济需要定制的，也最多等上个一年半载。而像北京人艺这样二十四年一遇且总共不过一、两万张门票的稀罕演出，放在两千万人口的大上海，该是何等小概率的奢侈啊！

不说上海，即使北京人艺回到北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主场，像《天下第一楼》、《窝头会馆》、《原野》、《茶馆》、《哗变》以及即将重排上演的《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剧目也不是管饱管够的，一票难求是常态。这种景象类似苹果店前的疯狂，却不属于饥饿营销。毕竟优秀的艺术家凤毛麟角，不像富士康的工人可以数以万计地招、可以数以万计地搞大兵团作战式的突击生产。

至于那些过路的神仙，即使北京以中国绝对的文化中心之尊，也常常是望眼欲穿――正像俗话所调侃的：地主家也不是天天有肉吃啊！前不久马友友和“丝绸之路”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就引爆了首都乐迷的极大热情。再往前推，去年由凯文・斯派西领衔主演的话剧《理查三世》以及柏林爱乐的访华演出等许多十年一遇的文化盛事都轰动一时。洋文化产品大出风头，传统文化亦当仁不让，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力推的“裴艳玲专场”等民族文化精品同样大放异彩。这些重量级的文化演出甚至吸引了很多全国各地的热情观众打着“飞的”来北京一睹为快。

全国观众的热情可贵，却也足见：精神文化的奢侈品在北京、上海尚属稀缺，放到国内其他地方来看就更是极度稀缺。诸如孟京辉和田沁鑫话剧之类在北京尚属勉强供可应求的一些文化产品，一旦走出北京，也纷纷上演供不应求的热闹景象，地方文化消费的饥渴、干涸，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很多年轻人惧于大都市的高房价等生活消费压力，纷纷喊出“逃离北上广”之类的口号。待到逃离之后，又时常怀念甚至向往重回大都市的蜗居生活。原因无他，只是因为人是需要精神生活的动物，即便物质生活的压力减轻了，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不能达到一个相应的平衡点，依然得不到心灵的满足感。

不要奢望人人都成为奢侈品的消费者，但是应该尽可能满足更多的人。物质上的名牌如是，精神上的文化精品亦如是。所以特别感慨于濮存昕在此次北京人艺上海新闻会上的寄语：“希望北京人艺下一次上海巡演不用再等二十四年”。的确，国家所说的文化要大发展，也应该包括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精神文化的奢侈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