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认同模糊:农民工不匹配的身份与职业

[摘 要]农民来到城市务工，身份与职业上出现不匹配，从身份意义的维度侧重于是农民，从职业意义的维度侧重于是市民，“第三种人”的模糊的自我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发展极为不利。

[关键词]农民工；自我认同；身份；职业

[中图分类号]C912.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4 — 0071 — 02

在城乡二元制度历史惯性的影响下，城市和农村直到今天依然差距明显，甚至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与运作逻辑，务工村民来到城市后，是把自己定位为“农民”还是“市民”，会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路径产生重要影响。

一、文献综述

有研究表明，“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和乡土记忆等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普遍比较模糊，他们既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亦不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①。外出务工村民实际上是处于农民与市民的中间位置，是属于“第三种人”。“第三种人”是拥有“农民”身份与“工业”职业的一种奇妙的独特结合。“‘农民工’表明的是农民户口的工人，它是政府政治稳定行为与社会经济组织效率行为之间的均衡。……力量均衡的结果是政府允许在某些岗位上使用农民工，同时又保留当城市出现社会不稳定时借户口类别将他们赶回农村的权力”②。他们在农村老家与打工城市之间来回“候鸟式”的迁移，是钟摆型流动，人口流动呈现出中国特色式的只“流”不“迁”现象。沈原对河北省GBD市BG镇大量从事箱包生产的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后发现，“村社-城镇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造就了移民工人对村社和对城市的‘二元忠诚’：他们在究竟应当效忠他们的工作场所，还是应当效忠他们自己的家乡之间陷入迷茫。……这里出现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劳动力移民过程，其中一大批至少是非熟练的工人保留了对土地和工厂、村庄和城镇的二元忠诚”③。这种对村社和对城市的“二元忠诚”本身就是外出务工村民自我认同模糊在现实中采取的策略反应。

从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农民工自我认同出现模糊，是身份意义和职业意义出现不匹配结果导致的。

二、农民：侧重于身份意义的维度

在村民没有外出打工的传统时期，村民的身份意义和职业意义接近于一致，在身份上是农民，在职业上是务农。现在村民外出打工后，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在职业上离“农民”越发遥远。但是他们又没有把户口迁往城市，在身份上依然是农民，出现了身份意义和职业意义的分离。

如果说务工村民是“农民”，以现实情况来看，偏重于从身份意义上进行界定，因为务工村民的户口依然在农村老家，并没有迁往所在的务工城市，外出务工村民的各项社会权利和福利保障等依然在农村老家。比如村民在农村老家有一份属于自己耕种的责任田，在农村老家行使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农村老家的合作医疗保险、贫困救济、粮食补贴等社会福利和保障，只要村民符合条件，就可以依法享受。因而，从身份意义上来说，务工村民属于“农民”。但讨论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具体的现实情况，村落中的大部分村民是常年在外打工，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在城市寻找各种就业机会，获得收入，从职业意义上来说，村民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不属于“农民”了。

论述的更准确一点，需要对村民的年龄进行一个大致分类。对于年龄很大的、从来没有外出打工的村民，在“农民”的自我认同上没有争议，“农民”的身份意义和职业意义高度吻合；对于年龄较大的村民，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务农经历，来到城市打工时往往就已经三四十岁了。这代人的务农时间越长，务农经历越丰富，对农村社会就越熟悉，对农村传统、乡土习性等的内化就更加充分，因而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的文化社会环境。在这代人的观念中，城市只是挣钱的地方，家乡才是归宿，等年龄大了不适合打工时，会回到农村老家，他们在城市打工时，并没有在经济上对城市没有产生依赖，在心理上对城市的归属感也没有产生。因而，在对自我的认同上，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农民”，他们更多的是将外出务工视为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而并不是想通过这一途径来改变“农民”的身份。对于这一代打工的村民，在“农民”的身份意义和职业意义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离，但整体上这种分离并不是太明显，不会引起人们观念混乱和思维混淆；对于年龄很轻的村民，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往往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务工，并没有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最多只是读书阶段，在农忙季节，帮助家里干点农活而已。对于这类年轻的村民，如果把其称作“农民”，从职业的角度来说，与事实不相符合，这代人基本上没有从事过全职的农业生产，也不会农业生产的技术，并且在内心里也不想去从事农业生产，根本不会把“务农”作为自己的天职，在这代人的观念中，在家务农的人往往是最没有出息的人。他们对土地没有太多感情，也没有依恋感，对农村规则、乡土观念的认同表现不强烈，对农村生活的眷念就较为缺失。和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更加有跳出“农门”的冲动，想通过在城市的务工最终能够定居城市。把这代年轻人称为“农民”，更多的是从身份意义上进行界定的，即他们的父母是农民，他们的户口在农村。身份意义和职业意义出现了较大的分离，农民的身份意义大于职业意义。

三、市民：侧重于职业意义的维度

能够把外出务工的村民称为“市民”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是轻松的事情，同样从职业意义和身份意义两个维度进行分析。从职业维度来看，外出务工村民在职业意义相对接近市民。村民在城市务工，离开了乡和土，不再从事农业的生产和劳作，进入的是科层制的工厂或其他单位，采取的是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接受所在单位的统一组织管理，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时上下班，按月领取工资，有一定数量的周末和节假日等，有较为规范化的奖惩制度，从这些“表面”现象来看，务工村民在职业意义上和市民很相类似，在职业意义上相对接近于市民。但也只能说是相对接近，而不是真正等同。因为务工村民和市民在所从事的职业上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存在流动的象征边界①。如务工村民主要集中于次属劳动力市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无累积性等特征等。因而，外出务工村民在职业意义上是相对接近于“市民”。在身份意义上，外出务工村民和市民依旧有很遥远的距离，没有能够取得城市市民的身份。务工村民要转变身份很困难，因为不是由个人单方面就能做到的，转换身份需要社会的认同。就身份而言，务工村民仍然被政府（制度认可）与城市居民（社会心理认可）看做农民。因而，务工村民虽在城市生活，但与拥有市民身份的人不同，他们在城市的工作是通过竞争性的劳动市场取得的，城市仅仅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场所，而不具有太多其他方面的意义。务工村民很少有机会参与城市的事务，无法获得城市社会制度赋予城市人的种种教育与生活机会、各种福利待遇，如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最低生活保障等，都很难真正享受到，他们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以及其他社会福利依然被留给农村社会来承担。务工村民与市民间存在着较为深刻的社会隔阂，两个群体间并不保持着高度的认同，甚至实质意义上的情感交往都很少。务工村民与市民之间，是职业意义的相对接近与身份意义的依旧遥远。

四、“第三种人”：农民与市民的中间位置

由于在职业意义与身份意义的维度上出现了分离，外出务工村民对自我认同做总体性的认知与评价时，整体上表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的特征，尤其在年轻的外出村民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他们既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是属于“第三种人”，位于农民与市民的中间位置。一项对外出打工人员的调查表明，“当问到‘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时，大部分人回答‘说不清’，一部分人则略带模糊地说‘半个城里人’。他们解释说，‘从居住和劳动方式、劳动性质上说，我们已在这里生活多年，基本上与城里人没啥两样，但我们的户口依然在乡下，是农村户口’。②” 处于农民与市民中间位置的“第三种人”，有着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市民的诸多特征：外出务工村民既想生活在城市，又无法在城市定居；他们在城市有工资，但没有光鲜的事业，有住所但没有“家”的感觉；虽然是在城市挣钱，而牵挂和归宿又在农村；虽然根在农村，从户籍制度上来看是农民，却又远离农村，常年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虽然在愿望上向往城市市民的工作与生活，期盼能够融入城市，但由于客观与主观、制度与观念、自身与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的作用，又难以在城市定居，内心充满了矛盾和彷徨；在城市的务工收入，和本地市民相比，显得极为廉价，为城里人所看不起。但和农村老家务农的农民相比，收入又高出了很多，在城里失去的尊严，在乡里又找了回来。那些在城市务工赚到了钱的村民，春节回家过年时就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连麻将都玩得大……总之，外出务工村民既想在城市谋求发展，又割不断自己与农村、农民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属于不同于“农民”和“市民”的“第三种人”。“作为一个堪与‘农民’和‘城市居民’并存的一个身份类别，‘农民工’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是由制度和文化共同建构的第三种身份”③。一方面国家没有在法理制度上给农民工城市市民的身份，另一方面他们自己的收入水平又不可能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自然在认同和角色的定位上就显得模糊不清了。“第三种人”的模糊自我认同，对农民工城市发展极为不利，急需采取措施加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