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殉情文化研究综述

摘要：众多文献记载，纳西族有较多的殉情传说和事件，这些殉情传说和事件构成了纳西族独特的殉情文化。历来的一些文献记录了纳西族的殉情习俗，对纳西族殉情的起源、过程、方式、种类等都有详实的记录。随着纳西族文化成为诸多学者探讨和研究的热点，其殉情文化已亦被很多学者讨论，这些方面的著作、论文非常丰富。讨论的主要领域集中与对其进行文化美学意义和产生原因的解读。

关键词：纳西族；殉情文化

国内外学人关于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研究，论著非常多，而对纳西族的殉情文化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但也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体系。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论及纳西族殉情的俗源、纳西族殉情的原因和文化美学解读。

一、关于纳西族殉情的俗源

关于纳西族殉情的俗源的记载多见于云南的地方志。最早记载于史书的纳西族的殉情习俗，是在光绪《续云南通志》一书之中：“滚岩之俗，多出丽江府属夷民，原因未婚男女，野合有素，情隆胶漆，伉俪无缘，分袂难已，即私盟合葬，各自冠服，登悬崖之巅，尽日唱酬，饱餐酒已，则雍容就死，携手结襟，同滚岩下，至粉骨碎身，肝脑涂地，固所愿也。”就这句话就道出了殉情的整个发展过程：未婚的男女产生感情后，难分难舍，情意浓浓，便私自决定殉情，各自穿上华丽的衣衫，登上山之颠，用歌倾诉心中喜怒哀乐，吃饱喝足，一起从悬崖上跳下。其实，纳西族的殉情并不只限于未婚男女，还有不少是婚后与婚前的恋人一起殉情的，更不可思议的是纳西古王国的某些东巴也会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而殉身；殉情的方式也不局限于跳崖，经常见的还包括自缢、跳水、服用草乌或鸦片，或者是服草乌酒与自缢相结合。

四川省盐源县邑人陈震宇与清同治甲戊年抄呈的《盐源县志》中所载的《盐源杂咏》中说：“谁谓蛮家无是非，两情相向更相依，今生只合风流死，化作鸳鸯到处飞。(幺摩，败露，男女俱自尽，俗名风流死。)”还有“取次贪花情大浓，风流肠断行踪踪，纵然化作双蝴蝶，未必花间得再逢。(夷俗，男女私通情愿，即采断肠草和酒饮，肠断同死，名日风流逝”。这段话即在讲男女两情相悦，或者败露，便相约着用断肠草和酒一起饮用同死，这种就叫风流死。

二、关于纳西族殉情文化美学和原因的解读

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丽江旅游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学者关注到了纳西族的文化，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纳西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一个繁荣的趋势，从全方位、多角度对纳西文化进行了探索，而对纳西族殉情的研究也出现了杨福泉、和志武等本土的大家，也有不少的学者也关注到了这个人间的悲剧，且从其文化美学和产生的原因进行了解读。

(一)关于殉情的文化美学解读。

对于生命的意义来说，殉情无疑是具有悲剧性文化，可是，从文化美学的角度来说，它这种文化超越了悲剧，从这种悲剧中可以投射出对自由爱情的精神美和追寻终极关怀的自然美。这是一些学者对殉情文化意义的解读。比如乐鹏在《滇西北奇旅》一文的“奇谷芳菲”部分中，通过游览云杉坪，认为纳西人具有诗人的气质，有柏拉图式的浪漫与激情，为了爱走向自我毁灭之路，是对自然美和爱情美的追求。袁念琪在《高高的殉情地》一文之中，以自己的亲身游览了纳西族殉情的圣地――玉龙第三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叙述了殉情，“殉情的心情是美丽的，殉情的盛装是美丽的，殉情的地点更是美丽的”。

秦晓宇的《另一个丽江》一文，吸引着作者来丽江的是丽江是风流之乡，殉情之都。通过对东巴史诗与殉情歌《鲁般鲁饶》、《游悲》的阅读，把纳西人的情死理解为对青春乌托邦的迷恋，自由与爱情是两朵奇葩，散发着欢乐和忧伤两种芬芳，而纳西人的殉情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的福祉，用生命而非文学艺术作品来延续，人类的爱情神话、不老传说。杜健荣的《云杉坪，爱的归宿》一文中，同样是经过游览云杉坪引出殉情，回顾殉情，体会殉情，认为殉情成为了解脱一切的最完美的方式。

杨福泉的《纳西族古典殉情文学中的灵界信仰》一文中，通过结合记载于东巴经的纳西族最早的古典殉情长诗《鲁般鲁饶》和民间殉情调《游悲》等纳西族殉情文学作品，对纳西族殉情者所向往的死后山中灵界“玉龙第三国”这一幻化世界的种种文化内涵和文化美学意义进行了探索：它表现了一个朴素而超然的人生理想和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丽境界，是纳西族传统灵界观念的传承和发扬；纳西族传统的世上万物皆为雌雄二元对应关系，皆有配偶的观念。分析了这一灵界信仰与纳西人传统的死后灵界信仰的传承关系和区别，指出它那种与山林和飞禽走兽和睦相处，“青春在此永恒”等观念的民族历史和传统的深层意蕴以及它与纳西人“人与自然是兄弟”、“生命最终归身大自然”等传统观念的渊源关系。

周文英的《喉咙如何展开――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女人是“蜜”》中的女性命运》一文之中，分析了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小说《女人是“蜜”》是从一个跨国度的爱情悲剧里，探询纳西族“殉情”的特殊而又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义，作者在“殉情”的悲壮而凄美的爱情和生命的绝唱里，进行一次对情感的追溯和灵魂的拷问，认为生命和爱情的选择就是灵魂的选择，也体现了纳西族女性对情死女神的盲目虔诚和无限敬畏。通过纳西族三代女性的命运，勾勒出纳西族女子祖祖辈辈的生活状态，折射出她们身上的忘我、奉献和牺牲精神，揭示了传统的殉情风俗对女子的伤害。

王启梁的《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及法律失败――对纳西族“情死”的法律人类学解读》一文从法律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把纳西族的“情死”视为一个法律个案来进行考察，把“情死”视为一种被冠以风俗之名的非正式制度，从制度间的相互影响、冲突以及人的主观方面发现这一非正式制度产生的原因。“改土归流”这一制度性的变革，使得儒家化的法律制度的确立，即儒教的伦理主张得到国家的支持，受到法律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国家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在丽江各民族中确立一种符合中央正统的生活方式，但是大量的纳西族殉情事件的发生表明了这种正式制度的推行遇到了巨大的社会阻力。官方法律导致了殉情现象的制度化，发展出一种非正式制度，而这种“情死”制度的出现就有力地对抗了正统婚恋制度、法律。从纳西族的殉情习俗个案可知，非正式制度的发生是法律等正式制度与宗教、信仰、价值等人们的主观信念同时作用、强烈互动的结果。

沈玉菲的《纳西族宗教殉情死亡仪式解析》一文，先检视学术界对殉情习俗的研究，从神话传说对文化习俗的暗示和塑模作用出发，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神话对文化习俗的塑模作用是通过纳西族具体的死亡仪式得到实现，而东巴教超度仪式中生动的神话吟诵，对人的心理具有强烈的暗示效果。以丽江纳西族社会历史上的殉情死亡仪式为例，认为这个仪式过程经历了隔离、过度、重生阶段，成功地完成了个体生命的角色转换，使族群新秩序得以建立。作为殉情习俗的发生之因与后续之因，现实的苦难伴随着宗教，前者比较直观，后者则比较隐蔽，双方的关系呈动态发展变 化。虽然神话对仪式发挥了支持与肯定的作用，有力地塑模了文化习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纳西社会环境及婚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殉情习俗已经成为历史。

陈艳萍的《纳西族殉情作品及殉情风尚生死观探析》一文中，以纳西族文化为背景，从其殉情作品《鲁般鲁饶》和殉情风尚所蕴含的生死观入手对殉情现象进行深入考察，笔者认为情死之都生活着的纳西族并非悲剧的民族，它所有的文化表征都显示出这是一个执着于爱、勇于探访幸福的民族。

(二)关于殉情原因的解读。

学术界普遍认为，造成纳西族殉情现象频繁乃至形成习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雍正年间清政府对丽江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之后，派驻丽江的流官引入儒家礼教思想，以夏变夷，全面实行强制性的风俗改革，而纳西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自由传统及相应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清政府以夏变夷政策与纳西族传统的恋爱自由观发生>中突，导致殉情事件增多。另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民族性格、精神气质及宗教因素。

对纳西族殉情原因的探讨最为深入的要数学者杨福泉。他的各种著作、论文等皆进行了较为深入和系统探讨。杨福泉的《玉龙情殇――纳西族的殉情研究》一书，通过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对殉情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进行专题研究，认为研究纳西族的殉情，对于揭示纳西族多元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变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书中，作者先详细的论述了殉情的词义，殉情的方式，及其殉情的整个过程和殉情产生以后所带来的问题，认为最早导致纳西族殉情悲剧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激变、文化的变迁，即清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以儒家礼教和内地汉俗为标准进行大规模强制性的移风易俗，与纳西族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价值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中突，而封建家长制、强硬性的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冲突，苛刻的妇女贞节观等封建礼教的典章制度都够成了殉情的社会原因。

杨福泉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与纳西族的殉情》一文，认为政治制度变革引发的文化变迁是导致纳西族殉情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清王朝在纳西族主要聚居区丽江实施“改土归流”，推行大规模的“以夏变夷”强权政治和强制性的风俗变革，纳西族传统观、婚姻观与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中突，儒家文化的封建礼教与纳西族传统习俗的>中突，导致了众多的殉情悲剧。杨福泉的《神秘的“世界殉情之都”》一文，根据作者的调研，以丰富的传说和事件，对“世界殉情之都”――丽江的殉情史进行解读，指出丽江的众多殉情传说和事件发生有其社会原因和精神原因，汉文化习俗的侵入是殉情的社会因素，纳西族的信仰是殉情的精神因素。杨福泉的《丽江纳西族殉情现象揭秘》一文之中，通过解释被西方人称为“世界殉情之都”，把殉情悲剧发生的前后包括殉情的方式、准备、地点的选择及其殉情发生以后逐一的进行了论述，通视殉情悲剧，认为殉情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清政府在“改土归流”下强制实行的移风易俗政策>中击形成的二元婚恋形态“婚前恋爱自由，婚姻不自由”是造成殉情的关键。同时，纳西族青年妇女成为殉情悲剧的主角，是封建社会制度和价值观使妇女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让女子更倾向于殉情，决心比男子更坚定。此外，纳西族地区民间禁忌与“养鬼”(无论城乡都存在)的家庭联姻，使得相爱的男女单方或者是双方家庭被诬蔑为“养鬼”的，同病相怜，强烈的自尊心促使他们不愿在社会的歧视下苟且偷生，于是相约殉情。还有一个原因是“玉龙第三国”这个理想王国的诱惑，与纳西人“民不畏死”的精神，面对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便表现出了以死来殉自由和爱情的理想。

庾莉萍的《丽江：殉情俗源》一文，以其丰富的史料和民族文学作品记述纳西族的殉情风俗，探寻殉情的源流，讨论殉情的原因，指出民族固有风气、文化的>中突、婚姻自由的向往皆是殉情发生的因素。

从以上的对殉情习俗的研究看，社会制度的变迁与纳西族传统习俗的>中突成为了殉情产生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殉情我们应该从各个因素的综合来分析。和志武在其《纳西族民间殉情的社会历史原因》一文中认为，“从古代到近代，形成殉情的原因很复杂，甚至还牵涉到社会底层人们心灵中的某些秘密。因此，离开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复杂的诸多因素的综合考察和分析，就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结论。”并通过调查研究认为纳西族民间产生殉情的社会历史原因大致有七个，也是本文的一个总结：主要的社会原因是过去社会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历史传统的影响即《鲁般鲁饶》起到催化剂的消极作用和传统风俗文化中的消极影响；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民国时期抽壮丁的影响； 《游悲》殉情调的影响；落后的社会禁忌的影响，人们不愿与“养盅”和“养小神子”的家庭结亲；近亲配婚的影响，即“姑舅表优先婚”和姨表婚的传统包办婚姻，便产生了“不自由，毋宁死”。

参考文献：

[1](清)王文韶，魏光焘修，唐炯等纂(光绪)，续云南通志稿[M]，清光绪二十七年，四川岳池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