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关系需求”融合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

[摘 要]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难以达成共识，原因之一是对国家与个人的主体定位存在分歧，借助“需求”这一分析工具，这一分歧具体表现为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之争。从必要性看，两种需求应同时满足并融合，这是基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从两种需求得以融合的可能性看，历史、现实与理论都提供了证明，并在“社会关系需求”上产生了交集。为此，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的困境可以“社会关系需求”作为突破点，它立足于两个支撑：一是对“需求”进行分层，二是进一步对“社会关系”在“需求”中的定位加以理清和提升。

[关键词]社会关系需求；国家需求；个人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1008405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面临一个尴尬局面，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难以达成共识。有学者统计，目前学术界共提出了六十种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看法或表述，涉及九十多个具体范畴[1]。换言之，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在于回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更需迫切回答的前提性问题是“为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难以达成共识”。从研究现状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定位存在分歧是一个重要方面，突出表现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争论。确切地说，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一个选择难题是：“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何者优先考虑和满足？本文试从这一矛盾入手，探求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困境的路径。

一、基本判断：提炼核心价值观应同时满足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的主体定位，目前主要存在四种争论。其一，“个人主体说”，即强调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首先从个人层面出发。“全面、准确地反映公众现实的社会价值观，既是核心价值特性的表现，也是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2]该学者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及发挥作用的实践过程就是不断地“与公众对话”的过程。其二，“国家主体说”，强调国家应是首要的主体。主张这一观点的学者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而不应该是针对公民个人的道德规范。”[3]有学者承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应当以凝聚公民共识、获得公民认同为前提，“但是这种共识的形成毕竟来源于对国家的认同，归根到底来源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精神的认同。因此，成功的核心价值观不是直接对公民提出要求，而是通过塑造国家形象、彰显制度精神以获得国民的认同，并使之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4]其三，“兼顾说”，主张国家与个人双重主体的兼顾。“核心价值观必然要反映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根本利益，同时也要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选择。”[5]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从国家与公民这两个基本路径分别提炼出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6]。其四，“超越说”，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既不应以国家主体为先，也不应以个人主体为首，而是力图实现对两者的超越与融合。例如有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既不是‘大公无私’，也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公’与‘私’的截然对立，而是‘公’与‘私’之间的连续、补充和融合”，因而“超越公权与私利的对立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7]。

显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在主体定位上存在的分歧十分突出。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主体”（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上做出进一步的突破研究，可借用“需求”这一概念工具。从哲学意义上讲，“价值”体现为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即客体对主体的有用性；“价值观”则是价值在主观上反映的具体形式，是对主体需求的一种话语表达。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然会涉及“主体”问题，而“主体”总是与“需求”这一范畴紧密相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彰显的正是主体的某种需求，满足主体需求是提炼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主要标准。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在国家与个人的双重主体上存在的矛盾，可以从“需求”层面加以表达。换言之，对于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问题的一个基本事实判断是：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之间何者优先的争议，这也是造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产生困境的原因之一。基于这一事实判断，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随之生成：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优先满足国家需求还是个人需求，抑或同时满足？

上述四种理论观点正是对这一价值判断问题做出的不同回答。首先，“个人主体说”和“国家主体说”，无论是定位于哪个主体，都显得有些片面。站在全球视野的立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特殊价值观，应彰显其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国家需求，展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文化底蕴；而站在国民的立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带有一种普遍性，应是反映和表达广大群众需求中的共同部分，只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和认同，才能真正发挥凝聚和团结大众的政治功能。在这一意义上，对于国家需求和个人需求的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不应偏废任何一个方面。为此，“兼顾说”与“超越说”两种主张应运而生，但也需进行辨析。有学者试图在国家层面与个人层面提出和实行两套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话语体系，这样尽管照顾到了双重主体的共同需求，但在人们的思维框架中却容易造成国家与个人两种主体的割裂，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甚至消解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功能，从而违背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初衷。“超越说”力图在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之间找到一个交集，尽管这一主张仍然显得过于抽象，缺乏相应的指导路径，但相较于“兼顾说”似乎更具比较优势，能够达到“兼顾”又不至于造成“对立”。

比较上述四种理论观点，“超越说”这一价值判断和选择更具有合理性。具体而言，在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满足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以下简称“双重主体需求”）同等重要，两者都要进行观照。

二、历史经验：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在政治、经济需求上的依次融合

寻求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融合的可能性，追溯历史是一种路径。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不仅曾经达到高度融合，而且正是这种融合为不同阶段核心话语的提出和宣传提供了现实基础。

“社会关系需求”何以能够融合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出阐释。

第一，作为一种需求，社会关系本身早已嵌入个人需求之中，是不同个体需求的交集部分。传统的理解通常将“个人需求”的内容定位于个人对生存和发展两方面的需求。作为一种主观和显性的需求，人们通常将这种需求视为个人人生的最终目的。尤其是随着社会分化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个人在这两个方面的需求也日趋提升。然而，个人之间差异性的增强和利益矛盾的凸显，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阻碍了个人对这两方面需求的达成和满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已上升为影响个人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外在因素。社会共同体和社会关系对于个人的重要性，马克思早已提供了阐释。最初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社会关系的维持体现为个人对血缘和地缘身份认同的需要。商品经济出现后，交换成为商品体现其使用价值的唯一渠道，社会关系在这种交换中日益复杂。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和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几乎每个人都被卷入全球化的生产体系中，脱离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个人的生存特别是发展的需求就难以得到实现。因此伴随历史的发展，社会关系事实上早已嵌入每个个人的需求之中，只是在过去利益均衡和平均分配的年代，社会关系并不成为一个问题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即使有所重视也往往是作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而给予短暂的关注。今天，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现实，要求我们自觉意识到隐蔽的“社会关系需求”，将“社会关系”从“工具性”需求转向“目的性”需求。作为一种个人需求，“社会关系”由于不同于“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能够整合每个个人的需求，因而是不同个人需求中能够形成交集的部分。

第二，国家需求的满足越来越需要借助“社会关系需求”的调整。国家的整体发展一方面要面向国内，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另一方面要面向国外，看到差距、借鉴经验，维护国家的周边安全和国际秩序的良性运行。因此，国家需求在传统的理解中通常指向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这两个方面。进入新世纪后，大幅度增加，官二代、腐败案件骤增，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曝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开始拷问政府和国家的公信力和执政能力。从国家的立场来看，这些事件的发生并非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失衡。因为国家并不能阻止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生发机制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只能从宏观上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对社会关系实施调整。过去，社会高度整合，“社会关系”尚不会对国家的持续发展构成障碍。如今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社会关系的不协调已成为制约国家继续发展的“短板”。而且在我国尚未达到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发展水平之前，社会分化作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将引致社会关系继续变得错综复杂。因此，将“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需求纳入国家需求之中，并将其置于与“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当前国家的一种战略需要。同时，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确保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彰显社会主义优势。

第三，“社会关系需求”是打通个人需求与国家需求的桥梁。从上文有关三个阶段的实践可见，第一阶段（即计划体制时期）国家与个人需求主要统一于政治领域，而第二阶段（即改革开放初到20世纪末）经济需求是双重主体的主要聚焦点，但这不等于说“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需求在两个阶段同时缺场。通过分析核心话语可以发现，第一阶段的“集体主义”同“平均主义”的话语紧密关联，而“平均主义”所体现的恰恰是一种社会关系，这种隐性需求在当时的提出更多的是服务于“集体主义”这一政治需求。所以，从功能角度看，“平均主义”如同“集体主义”，也是架构个人需求与国家需求的桥梁。同样，在第二阶段的核心话语中，与“发展”相伴随的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话语，“共同富裕”同样带有社会关系的意涵，在当时也是服务于“发展”的经济目标，从而也打通了双重主体的需求。第三阶段即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双重主体需求在经济、政治领域都发生了分离，但在社会领域仍然体现着高度的重合。这样，在“社会关系需求”的层面，个人需求和国家需求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长河和不同发展阶段中都达到了同步和沟通。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的是，社会关系的需求在第三阶段不再是处于从属和工具地位，不再是被政治或经济需求所湮没。相反，这一需求在今天应获得一种全新的显性地位和身份。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在当下也具有融合的可能性，这一交汇点即“社会”领域，以“社会关系需求”作为连接的桥梁。这既是理论的可能，也是现实的可能。

四、支撑点：以“社会关系需求”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困境的两个条件

为真正实现透过“社会关系需求”这一中介达到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的连接汇交，为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可能性提供依据和切入点，需架构一个二维的需求坐标体系：在横轴上，一端是国家需求，另一端是个人需求；在纵轴上，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分别以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为主要需求。在这个二维需求坐标体系下，“社会关系需求”是当下融合双重主体需求的聚焦点，可以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中产生的主体分歧，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困境的一个可能解决路径。

第一，“需求”不能整体打包，应作出分层。过去讲“需求”，往往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需求统统打包在内，而不加以分层。这样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在某个领域的分离容易被误认为是两者的完全分离。由于无法在两者的需求之间找到交集，导致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在主体定位上的不明确，产生游离和摇摆。需求坐标体系的构建旨在表明，国家需求与个人需求一直存在交集，而前提是要将“需求”进行分层。从“社会”领域的“社会关系需求”而不是从政治、经济领域入手，通过双重主体需求存在交集的领域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历史经验和社会现实的要求，而且是“需求”分层理论的要求。

第二，“社会关系”在“需求”中的定位应得到理清和提升。需求坐标体系凸显了“社会关系需求”这一内容，它被置于同“政治需求”、“经济需求”平等的地位，这种理论转变是应对实践变化的必然结果。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正好可以承接这项重要使命。从现实来看，一方面，目前学界提出的“公平正义”、“和谐包容”等价值理念，事实上正是人们对社会关系需求的一种“不自觉”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对“社会关系需求”的价值追求；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国的“关系”文化已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发展趋势，这对“公平正义”与“和谐包容”的实现又造成了直接的危害。简言之，“社会关系需求”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大范围地作为一种工具被利用，服务于各种政治和经济需要。而上述理论分析已经指出，依据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所带来的严重影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需求理应超越以前的工具性定位而直接上升为一种目的定位。因此，问题不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关系需求”的自觉意识，而是缺乏对“社会关系需求”的正确“定位”。这里的“社会关系需求”视角尽管为某些理念的提出提供了注脚，但如果“自觉”地以“社会关系需求”视角来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核心价值观中真正体现“社会关系需求”的内涵特别是“定位”，还需在提炼的话语上反复揣摩。

参考文献：

[1]杨兴林.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现状与思考[J].理论探索，2010，（1）.

[2]宣兆凯.“与公众对话”：公众认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调查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3]柯缇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J].红旗文稿，2012，（2）.

[4]侯惠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上如何取得共识？[J].红旗文稿，2012，（8）.

[5]黄蓉生，习蓉晖.论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基础[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22）.

[6]杨 明.国家与公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的基本路径[J].红旗文稿，2012，（4）.

[7]王为全，吴宏政.“国家核心价值与公民文化建设”研讨会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5）.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