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翻译家

近几年去世的文学家中，最让我痛惜的是三位翻译家：德语翻译家钱春绮先生、俄语翻译家谢素台女士、日语翻译家叶渭渠先生。他们的代表译作，我大都看过，比如钱先生的《浮士德》、谢先生的《安娜・卡列尼娜》、叶先生的《古都》。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对外国文学名著的感觉如何，我们这一茬人，真叫一个虔诚。记得看《安娜・卡列尼娜》时，还是在大学一年级，那时“”还没发生，我虽然学的是历史，心里最爱的还是文学。老托尔斯泰在我心中，占着一个神圣的地位。看《安娜・卡列尼娜》时的那份敬重，是从未有过的。不光看正文，就连那不多的几幅插图，也是看了又看，比如安娜提着裙角上火车的模样，现在还鲜活地印在脑海里。叶先生的《古都》、《雪国》，是川端康成的名著，我看的时候，已是20世纪80年代了。其意境之高远，文字之淡雅，当时不知迷倒多少文学青年。

说来惭愧，当年只留意作品与作者的名字，不看重译者的名字，如今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不该饶恕的疏忽。没有这些译者的劳作，不通外语的人，就无从欣赏那些堂皇的外国名著；就算你通了一种外语，也不可能欣赏别种外语的名著。

这几位先生去世后，看他人写的怀念文章，才知道一个翻译家，是多么的了不起，也才知道一个翻译家，其人生有多么的曲折。他们大都毕业于名校，谢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叶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钱先生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他们几乎都是终身献身于文学翻译事业的。三人中，论经历之坎坷与艰窘，当数钱春绮先生。

钱先生出生于1921年，上海东南医学院毕业后，长期从医，是一个有成就的五官科医生，出版过多种医学专著，20世纪60年代初，他辞去医院的职务，成为自由职业者，以稿费为生，专事翻译。一篇回忆文章说，对这一人生转折，钱先生自己的解释颇具戏剧性。他说自己60年代调单位时想转入皮肤科，因人事纠葛而未能实现。生性崇尚自由、不愿受拘束的他干脆辞职，做起了专职翻译。其实，早在50年代，钱先生就有译作问世。据他自己回忆，1952年他翻译出版《海涅诗集》，一次就拿到 8000元稿费，而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十元。有此基础，便以为靠着翻译，可以养家糊口，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但“”十年，图书出版业陷入低潮，钱先生无书可译，境况颇为困窘。“”结束后，译事复兴，钱先生才得以复出。但时过境迁，90年代后稿费制度和图书出版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由撰稿人的处境越来越难。对此，钱先生感触良深，说“我也是靠积蓄生活，自由职业，没法维持生存的啊”。幸运的是，他于1995年加入上海文史馆，有了固定收入，情况才稍稍稳定。

让我最为敬重的是，身为翻译家，钱先生有着夯实的国学基础。钱先生说，他小时候读过私塾，《论语》、《孟子》不用说了，尤其喜欢《左传》，当年背得“滚瓜烂熟”，后来仍能脱口而出。难怪我们读钱先生的译作时，常感到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

细细品味这三位杰出翻译家的人生经历，我的收获是，一定要坚持一业，心无旁骛，才能取得大成就。但该转行时，也要毅然转行。最重要的是，要有人生的自信，有时候就是自负些，也没什么不对。

原载《新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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