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老师

我们是之后第一批进大学的大学生。那时候的大学和现在的大学不同，现在的大学已经有一些比较完善的机制，而当时则是百废待兴。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也都跟现在的师承关系不同。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时学生比老师还要厉害，他们讲的比老师还要好。因为很多学生都经历过上山下乡，社会经验非常丰富，而且学生年龄也有大有小，因此，我的感觉是并没有什么权威的概念和限制。我们直接受教的老师主要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教育的一代知识分子，我在自己的六代知识分子划分中，将他们称为17年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学生看不起。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学生们认为他们言必称马列，思想僵化。而我们那一代正好经历并参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权威的反抗意识很强烈，可以称得上是打倒父亲的一代，身上有弗洛伊德所说的弑父情结。

但非常奇怪的是，我们对那些更上一代的老先生们却非常尊敬。我将它称为隔代遗传现象。这些老先生，他们大都是在1949年之前受的教育，有的是留学归来，有的师承“五四”一代大师，大都中西学皆能融会贯通。在我自己的知识分子研究中，我将他们称为“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对这批老先生反而有一种亲近感。

这是总体的情况。对于我个人来讲，我当时基本上没有老师来带，几乎是自己一个人在摸索，整天在图书馆中不求甚解地读书，乱读一气。但是，对我而言，也存在着“隔代遗传”。对于我整个的学术生涯而言，有三个老师对我影响非常深刻。他们在精神、人格和学术上都对我有很大影响。这三位导师先后是：陈旭麓先生、王元化先生和张灏先生。

陈旭麓先生

陈旭麓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名师，他是那一代中国历史学家中研究近代中国最杰出的一位。他的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今天也能给研究者很多启示。我不是他的弟子，而且当时，非常惭愧的是，我也没有主动去旁听他的课。我只是知道这个人学问非常大。倒是陈旭麓先生主动发现了我。

1987年，我在《读书》《走向未来》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研究的文章。不知怎么，就被陈旭麓老先生看到了。陈旭麓先生当时非常关心年轻人，注意看他们写的文章，以此来了解年轻学者的思想。他看了我的文章后，可能觉得这个年轻人还可以，就让他的弟子传话给我，让我有时间到他家里坐坐。

第一次到他家里，我感觉很是诚惶诚恐。因为当时陈旭麓先生的学术地位已经非常高，而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小小助教。陈先生乡音难改，一口的湖南话，有时我甚至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但是对陈先生对年轻人的那种宽容却能感觉到。他对年轻人，主要是以鼓励为主。我记得我硕士论文答辩时，陈旭麓先生是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任。那篇论文，现在来看，非常一般，可是陈先生在当时却不吝赞誉之词。

陈先生对我的精神上的指引要更多。我们那时候看他的书，一开始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多刺激。因为陈先生并不是将时髦的理论挂在口头，写在纸上。但是慢慢地就能够感觉到陈先生的高明之处。他的方法是一种“无法之法”。陈先生对历史的感觉特别好，非常有“史感”，有深邃的的史识――这些史识，既不是靠理论，也不是靠史料，而是老先生在历史之中浸润几十年，用心灵和生命慢慢体会出来的。一开始读陈先生的东西，可能会觉得不刺激，冲击力不强，但随着自己的阅历增加，读的东西多了，越发感觉到陈先生著作之醇香。

可惜的是，陈先生走得太早了，刚刚才70岁。对于一个厚积薄发的学者而言，这正是他学术上的高峰期。但他的文字留下来了，他的《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成为新一代研究者必读的经典。

王元化先生

第二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是王元化先生。他是对我影响最大、也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位老师。王先生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生导师，同时，也是当时上海思想界的领袖人物。

非常有趣，与陈旭麓先生一样，他也是在《读书》和《走向未来》上看到我的文章之后，发现了我。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王元化先生很赞赏我的文章，什么时候我可以把你介绍给王先生。

第一次去王元化先生家里的情形我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只记得当时人很多，而我也没有和王先生说太多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王先生家里的客厅就是一个公共空间，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来拜访他。

以后，慢慢走动就比较多了。正好当时王先生在编辑出版一份刊物《新启蒙》，约我写一篇有关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文章。第一期《新启蒙》中所用的文章，作者大都是在思想界很有名望的人物，我跻身其间，只能说王先生不是以资历，而是以心灵是否契合、关怀是否相同来衡量作者。

后来我就经常到王元化先生家里去请教学问。但是关系真正的亲近，却是1989年之后。骤然来临的风暴使得很多人开始谨慎，到王先生家里拜访的人骤然减少。这对我来说，却变成一个难得的请教机会，跑动反而更勤了。

王元化先生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全面的――从做学问到做人。他对我的教诲，虽然有很多言教，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身教。我自己现在也带学生了，也能体会到，老师对学生最好的教育方式，与其苦口婆心，不如以身为范。言传身教，身教胜于言传。这也是传统儒家的教育方式。

王元化先生对我的影响，如今想来，大概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王先生对知识和学问有一种纯粹的敬仰和热爱，这构成了他的书生本色。王先生的家庭是书香门第，他从小在清华园长大。当年的清华园不是如今的清华，是以做官为耻、问学为荣的清华。王先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清园，象征着他与老清华传统的血脉关系。这种书生本色我非常欣赏。和王先生同辈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更有道德勇气，更有战斗精神，但在知识底蕴上，似乎总是比王先生差一口气。书生气这个东西，可以使一个人抵抗住很多诱惑，抗拒住急功近利，抗拒住自以为是，抗拒住被放大了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有时候会被夸大，会让人迷失自我，丧失理性，甚至会起到与本意相反的破坏性作用。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实背后是要有一点精神和底色做支撑的。王先生因为有文化世家和清华园留给他的那层底色，让他对有些东西会不在乎，当了高官不去想如何进一步往上爬，而是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宁愿解甲归学。别人唯恐被世间忘却，但他在这个乱哄哄的传媒时代，反而淡出江湖。王先生的这层书生本色对我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这是一个学人安身立命之本。

当然，像王先生这样有书生本色的老先生不乏其人，有一些老先生可能在专业领域里面学问更大，道行更深。但他们却不像王先生那样，除了学者之外，同时还是一个有深刻关怀、深邃思想的大知识分子。大学者不一定是大知识分子，但王先生二者都是，这在当代中国是非常稀缺的。王先生的学问背后，总是有非常深的关怀，有儒家的那种忧患意识，他的学问背后有思想。虽然从专业角度而言，他是文艺理论专家，文史功底非常好，但同时他又有哲学素养，精读过黑格尔，这就比一般文史专家显得有思想。

王元化先生有一句名言：“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他不太同意学术与思想的二分法，在他看来，学术和思想的最高境界，就是二者的完美结合。王先生本人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思想界公认他是有学术素养的，而学术界却敬仰他特别有思想。我觉得，在上世纪80年代学人的身上，学术与思想结合得还是比较好的，但如今学术与思想完全分家了：学院知识分子不再关心思想，而媒体知识分子背后又缺乏学术底蕴。这种分裂令人悲哀。

可能是比较熟悉吧，王先生有时候对我的批评非常直言不讳，一时令我接受不了。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我非常迷恋文化评论。对一个聪明人来说，写文化评论不难，而且反响大，名利来得也快，像鸦片一样，很容易令人上瘾。在我周围一片虚假的恭维声中，唯独王先生每次见到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警告我，要我不要将有限的精力和才华浪费在这些雕虫小技之上，应该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好好做我的知识分子研究。我当时正在兴头上，一时也刹不住车，甚至还对他的话有些不以为然。后来，我慢慢体会到先生的良苦用心。现在回过头来看，10年下来，评论集已经出到第4本，但几乎没有一本是留得下来的，时文时文，时兴而已，流行而不留世。早年那几本，连我自己都没有兴趣再回头去看。倒是那些耗费了心血的知识分子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即使过了20年，依然没有过时，甚至具有超时代的意义，出版社过了10年再版，依然有读者要买。

我发现，王先生也好，其他老先生也好，对比较陌生的青年人，都比较客气，也很宽容，以鼓励为主。但对自己熟悉的、有所期待的晚辈，往往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苛刻。我现在已经慢慢习惯了他对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我相信他对我说的话并不是一时之言，而是他一生学识和阅历体会的肺腑之言。

张灏先生

而从专业角度可以称之为我导师的，当属我的第三位老师：张灏先生。

我的专业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我们这一代人，刚开始做学问的时候，都是没有家法的，都是野路子，凭着才气和悟性去硬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学术，实际上是一种积累，是一代代人的积累。做学术的人，要站到巨人的肩头，一定要接续上某个传统，最好是某个伟大的传统。否则，你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就很有限。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在我苦苦寻觅适合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学术传统时，很偶然地读到了张灏先生的著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顿时感到有如电击：这不就是我要寻找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吗?

张灏先生所继承的学术传统来自哈佛大学著名思想史研究大师本杰明・史华慈。在史华慈众多一流的学生之中，张灏先生在思想史研究方法上，可能是最得其真传的。当时我的感觉就仿佛一个离家多年的浪子突然找到了归宿。我于是写信给张先生，向他表达了敬慕之情，并希望能够在大陆出版他的书。

1988年，张灏先生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而我第二年也正好得到一个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一年。我就经常到科技大学去看望张先生。香港科技大学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海湾边上，我们两人经常在看得到美丽海景的学校西餐厅里面畅谈。谈论中西学问，谈论海峡两岸，谈论古今学人，谈论和中国革命。我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他也向我了解中国大陆思想界的最新动态。

张灏先生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细微而复杂，深刻继承了史华慈先生的传统。通过与张灏先生的接触，我不仅找到了家法，而且还从他那里获得了一种人格的品质，那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儒雅。

儒雅这个东西是中国士大夫的历史传统，从孔夫子时代开始形成，一代代传承下去，一直传到民国知识分子那里。中国古代的士之儒雅，与西方的绅士风度相结合，到1920―1930年代产生了20世纪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不过，这一传统到1949年以后，由于多次的政治运动淘洗，除了个别祖父辈知识分子身上还依稀可辨之外，整体上基本失传。但在台湾，却一直传承下去。李安身上有儒雅的气质，台湾众多学者有这种气质，而在张灏先生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张先生身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算全球顶尖的华人学者了，但他非常淡泊，淡于名利，淡于交际，淡于抛头露面。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他以此来保持内心的平静，又以平静的内心去思考大问题。他给我非常重要的启发就是：学者要能够耐得住寂寞，要有隔离的智慧来思考现实世界；而要保持思想的深邃，就不能与时代贴得太紧。所谓“后退一步，远眺彼岸”，就是说，拉开一定的身位和心理距离，反而看得更全面，更深刻，更能领悟时代的精神。张先生几乎从来不写时评，但却始终关心着变幻无穷的国际和海峡两岸的时事。他是从更长的历史长河和更深的思想深谷来冷眼观察和研究这个难以把握的时代。

我已经人近五十，非常惭愧的是仍深感自己成就有限，至少自己觉得没有可以拿得出手的重量级东西。张先生在此时则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是他启示了我一种“隔离的智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身上所凝聚的儒雅品质――身为纯然学者，又胸怀大世界。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当然有很多种说法，但在我看来，这就是知识分子，一个醇厚的知识分子。

(摘自“中国学术批评网”插图：姚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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