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监狱法第47条涉嫌违宪的探讨

在法治社会，允许罪犯通信是世界各国监狱的通行做法，在各自的监狱法律法规中都有相关规定；联合国《罪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将罪犯通信的权利作为其基本权利。通信自由不仅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也是监狱行刑社会化的需要。美、英、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规定得比较详细，而我国《监狱法》规定得就比较简单且有涉嫌违宪的原则问题，体现在第47条。

首先，我们来看监狱法的规定。监狱法第47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从本条规定来看，除了罪犯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外，监狱都有权检查，这在监狱看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即使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通行做法，这无疑是有利于监狱的监管安全稳定。

其次，我们来看宪法的规定。《宪法》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从本条可以看出：（1）有权检查公民信件的主体必须是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其他任何组织、个人都不行。（2）检查信件的理由只能是基于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需要，其他任何理由都不行。

通过两部法律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相互矛盾，严格的说是《监狱法》第47条涉嫌违宪。理由如下：首先，主体不合宪。监狱不属于《宪法》第40条中规定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两个国家机关之一，并且在其后还特别强调了除这两个机关以外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无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国家安全机关由于《刑事诉讼法》第4条的授权，在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可以等同公安机关。所以，除此三机关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显然，监狱就属于“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范畴。其次，理由不合宪。《宪法》第40条中规定检查公民信件的理由只能是“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需要”，其他理由都不行。而《监狱法》第47条中监狱检查罪犯信件没有规定任何理由，而是“理所当然”的就去检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第三，对象不合宪。如果对象不加区分，凡是罪犯的信件都进行检查，无限制的扩大了对象，显然侵犯了绝对多数罪犯的宪法权利，罪犯虽然犯法，被关进监狱，限制了人身自由并进行改造，但他们同样是公民，没有被剥夺的权利与其他公民一样受法律保护，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针对监狱法涉嫌违宪的问题，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监狱法只是一般法律，根据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法理理论，对同宪法相抵触的条款，都是无效的，应当一律取消。

具体解决办法有三：一是等待宪法修改时明确赋予监狱检查罪犯往来信件的职权；二是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进行宪法解释。美国也有过类似情况，有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公民具有通信自由权的规定，认为监狱官员不能检查罪犯信件，而监狱官员认为，为保护公众，使他们不至于受到攻击性、下流和恐吓信件，同时为及早发现逃跑或者暴动计划，对狱内信件必须检查。1979年美国最高法院就此作出裁决，根据裁决，监狱官员行使信件检查权，但需要严格限制。【笔者特别说明：由于本人电脑操作水平有限，请排版时把大括号里的带双引号内容作为脚注，下同。 “ 参见王秉中主编：《外国监狱概论》，金城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156～157页。”】三是修改监狱法。鉴于修改宪法的可能性不大，有学者提出可以修改《监狱法》。学者吴宗宪先生曾建议把《监狱法》第47条修改为“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涉及刑事犯罪等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在进行这个方面的修改时，使用“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涉及刑事犯罪”的表述，可以与《宪法》第40条的规定一致起来；在这些表述之后加一个“等”字，可以包括“有碍改造”等方面的内容。【 “参见吴宗宪:《论的修改与完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学报，2010年1月第1期，第92页。”】 笔者认为吴宗宪先生仅仅只是修改了理由，没有涉及主体，而且这种修改如果是针对一般公民来说是恰当的，但对这些关押在监狱里的特殊公民（罪犯）而言是明显不够的，应该在它的基础加上涉嫌泄漏监狱秘密（依据国家保密法规定应当保密的），危害监管安全，严重歪曲监狱事实，对社会和他人具有攻击性、下流和恐吓信件等内容才比较完善。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得从修改《宪法》或者由立法机关来作立法解释。鉴于目前修改宪法的可能性不大，要解决涉嫌违宪的监狱法第47条的问题，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和整体性，笔者认为由立法机关来作立法解释是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