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隐忍 这样悲伤

俄国肖像画家瓦・谢洛夫曾经为契诃夫做过肖像画。这位著名的人物肖像画家是巡回展览画派重要代表、列宾最有才气的学生，但他对于自己笔下的契诃夫素描十分不满意，并由衷地感叹契诃夫的面相“难以捉摸”。其实，抱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库普林也指出过，“没有一张照片能够捕捉到契诃夫的面孔，遗憾的是，任何一个给他画过肖像的画家也都没有理解、洞察过他。”

翻开这本厚厚的《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几乎每篇回忆文章前面都附了一张契诃夫的肖像，从少年时代直到他去世前夕。契诃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自传，客观地讲，这些肖像相比回忆录的文字，更加客观、直接地代表了作家本人。单就成年后的契诃夫来看，岁月在他脸上的磨砺是异常深刻的，他所有的亲友也都惊异地指出了这一点：契诃夫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从英俊腼腆、热情昂扬变得瘦骨嶙峋、郁郁寡欢，这自然很大一部分归咎于病痛的侵扰，同时与他内心里的煎熬、生活中的遭遇也不无关系。

在他15岁的那张照片上――当时这些磨砺还没有来得及显现――他一脸稚嫩，嘴角却向两边无力地下垂。契诃夫的哥哥回忆了弟弟童年时整日替父亲看管铺子的经历：原本要写作业的小孩子，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冒着严寒坐在柜台旁边，和杂货铺单调的价码打交道。为了塑造自己虔诚的形象，父亲命令自己的三个儿子在教堂里表演三重唱，而这种抛头露面的场合是小契诃夫深深恐惧的。

童年经历给契诃夫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小说中出现的儿童都曾陷于不自由的痛苦之中：做学徒的万卡不堪忍受老板、老板娘的虐待，在圣诞节前夜给爷爷写信，求他带自己离开这里；给人当保姆的瓦尔卡总是睡眠不足，为了能睡个好觉，她掐死了摇篮中的婴儿……成年后的契诃夫多次向人抱怨：“我的童年里没有童年。”读完这段回忆录再去看他少年时的照片，他的嘴角垂得更低，一双眼睛盛满了哀怨。

不过，这种哀怨很快就被一种招人喜爱的羞涩所取代。或许是童年时养成的习惯，契诃夫在陌生人面前总是一副腼腆的样子。当他凭借自己艰辛的写作终于赢得了一些名气之后，对于前来拜访的读者，他表现出极其谦逊的姿态；尽管很多时候这些人打扰了他的写作计划，而他们夸夸其谈的内容也丝毫引不起作家的兴趣。

契诃夫是善良的，他的善良不容许他对于热心的青年作家做出严厉的批评，他宁愿做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帮人修改文稿，替年轻人推荐稿件。他认真地阅读年轻作家们的稿子，在给予必要的鼓励之后，总是会提出诚恳的意见。蒲宁后来形成诗意盎然的文风，与契诃夫的建议有很大的关系。这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契诃夫充满了感激：“他对我总是非常温和、谦逊，像一个长辈那样无微不至地关怀……同时他又从来不让人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在这一点上，托尔斯泰应当向他学习太多――当他向契诃夫谈起高尔基的才华时一脸惊惧，难以掩饰自己深深的嫉妒和恶毒的诅咒。提携晚辈，让他们更加出色，甚至超越自己，难道不是一种自戕？不止对于写作，契诃夫对自己的病人也时刻保持谦卑。很多人会想不起来，契诃夫首先是一位医生。在雅尔塔疗养期间，他义务为当地人治病，有时候遇到生活困难的病人，他还要从自己不多的稿费里支出一部分接济。

契诃夫的隐忍是惊人的，同时，他的封闭也是惊人的：他独立到了那样决绝的地步，不愿利用自己的软弱获得哪怕一点点的同情。我们观看他在90年代的一张照片，他果敢地盯着镜头，仿佛要从椅子上跳起来：“我哪里是无病者？我哪里是‘阴郁的人’？正像批评家叫我的那样，我是怎么样‘冷酷’的呢？我哪里是悲观主义者？”

契诃夫的作家朋友们多次提到，他有一双奇特的眼睛，眼神里闪烁着某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既像是热情，又夹杂着嘲讽。契诃夫对于周围人虽然极尽宽容，但这绝不是一种盲目的、无条件的热爱，只需看一看有多少次身边人因为在契诃夫小说里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大动肝火，你就能够明白：契诃夫创造的那些具有某些缺陷的主人公，都不是凭空而来的。他接待不同身份地位的访客，从他们的表达方式和谈话内容就已经猜到了对方的意图，认准了他们的格调，但他每次都隐而不发，用一种曲折的方式与之回应。

当我们翻开本书最后一张、拍摄于1904年的照片，一种悲伤的感受攫住了我们：这个身穿长大衣、拄着拐杖的男人，和身边的两只小狗相比，浑身上下散发着暮气沉沉的味道。而他才只有44岁！他曾意气风发地为他人奔走，曾自信地向朋友宣称，只要是映入眼帘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个烟灰缸，他也能写成一篇小说。如今他低垂着头，打量着地面，这让人想起了他写给莉季娅・阿维洛娃的最后一封信：“也可能，在实际上，生活要简单得多。再说，是否值得对我们所不了解的生活殚精竭虑、苦苦思索，以致使我们俄罗斯的有智之士未老先衰呢，这还是个问题。”而谁又能真正做到豁达地对待简单的生活呢？我们翻遍契诃夫所有的肖像画，找不到一点儿可以信服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