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这样远,心却这样近

翻开中国地图,以上海为原点,一路往西,往西北,往西南,你所能找到的最远的地方在哪里?

在新疆?在云南?还是在青海?

来自西北边疆的巴哈提古丽告诉我,她的家乡在新疆最北边的布尔津县,距离上海超过4300公里。从位于县城的档案局出发,乘汽车再转火车,得花上整整二三天两夜。“到了上海才发现,不管你是西部的,还是上海的,大家的心竟然可以靠得这么近,不同民族的兄弟姐妹,因为共同的梦想而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欢迎你!西部高原上的来客”

2005年10月的新疆布尔津,县档案局局长巴哈提古丽把一个装有记事本、档案学词典、档案业务工作手册的书包塞进旅行箱,启程前往上海,对她来说,这是一次期盼已久的特殊旅行……

2009年9月的云南香格里拉,快六十岁的杨德宣正在叮嘱同事对档案库房再做一次清点。几小时后,身为迪庆州档案局局长的老杨,就要连夜驱车赶到昆明,再转火车前往3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

2010年4月初,在古代曾是西羌之地的青海省玉树州,州档案局副局长扎西措毛所搭乘的汽车离开了州府所在地结古镇,朝着三千公里外上海的方向驶去……扎西当时还不知道,在上海的那些天,自己将面临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考验……

在过去的五年中,有许许多多像巴哈提古丽、杨德宣、扎西措毛一样,来自于西部地区的档案干部,不约而同地从各自偏远的家乡出发,满怀着新鲜、好奇和强烈的求知欲,一路风尘仆仆地赶到上海,为的是能够参加一项名为“西部地区档案局、馆长培训班”的活动。此项培训活动由上海市档案局发起并会同西部各省区档案局合办,安排西部学员赴上海进行学习和实地考察,由上海本地档案界的领导、专家们为学员们进行专题授课。自2005年起,已有新疆、内蒙古、广西、陕西、贵州、四川、甘肃、云南、宁夏、青海等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的各级档案局馆长们,陆续受邀来到了上海。截至2010年4月青海档案局、馆长培训班在上海举行,上海已累计为西部地区培训档案骨干力量800多人。

转眼已是五年过去了,曾经在沪参加培训的两部学员们都已完成了各自的培训课程,陆续同到了家乡,运用他们在上海所学到的知识,投身于当地档案事业的发展与建设。虽然两部地区和上海远隔着千山万水,但学员们的心里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上海……在接受我长途电话采访时,电话的那一头,云南省迪庆州档案局老局长杨德宣动情地说:　“了一辈子的档案,能够和这么多档案同行一起去外省市培训,这还是第一次!”

“走进一个新天地”

云南省迪庆州档案局的杨德宣局长是个土生土长的纳西族汉子,从小在香格里拉长大,除了18岁那年去当了四年兵以外,一直都工作、生活在自己的家乡,这也是他第一次来上海。和许多西部学员一样,老杨将自己所参加的培训生动地称之为“三部曲”。

“上海方面的培训活动和我以前参加的都不一样,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验介绍,也不是单纯的基础理论学习,其中既有‘听’的课程,也有‘看’的实践,还有‘寻’的思考,让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

要想知道学员们所说的“三部曲”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让我们跟随着杨德宣的记忆,一起来回顾这一次特殊的培训过程吧!

在“听”的课程中,老杨局长认真聆听了上海市档案局巡视员仓大放主讲的《转变档案行政管理方式》、市档案局副局馆长程绣明主讲的《公共档案馆建设》以及其他多位专家所主讲的《档案信息化实践与策略》、《提高档案法制工作水平》、《档案监督指导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许多新理念、新名词都是第一次听说。”老杨局长说,为自己上课的领导大多是学者型加实干派,讲课时能够深人浅出,谈了一些档案工作中的焦点话题、瓶颈问题,也涉及到了许多项的先进技术,　“从中我感受到了上海档案工作者超前的思维。”

在“看”的实践中,老杨走进了浦东新区档案馆,实地考察了档案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他感到非常震撼:“许多过去只是书本上、课堂上听说过的新鲜事物,这回真的见识到了。”在之后的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参观行程中,令老杨意想不到的是,无论是城市记忆展览,还是政府公开信息查询中心,竟然能够吸引了那么多普通的市民百姓走进档案馆。“我走在上海市民中间,和他们一起体验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的便利,一起参观档案实物展览,真正地感受到了公共档案馆在市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寻”的思考中,老杨又来到了外滩老建筑群、红色革命遗址、南京路商圈等上海地标性场所,他说自己“发现了许多过去未曾意识到的档案元素”。站在外滩的和平饭店、东风饭店等老建筑前,老杨了解到在这些建筑物修旧如旧的还原过程中,工作人员曾经一度遇到了困难,“是当年所保存的老照片、建筑图纸等档案,为修复工作提供了最可靠的依据”;随后老杨走进思南路上的周公馆、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展厅中陈列的有关珍贵文献、历史照片,房屋中摆设的旧物,“其中许多都是来自档案馆和民间的档案珍藏”;之后老杨又来到了繁华的南京路步行街,走进了冠生园食品、王开照相、亨德利钟表等中华知名老字号企业,“老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的老字号都已加入了‘中华老字号档案共享系统’的大型项目,而发起这个项目的正是上海市档案局。”

回忆当初所经历的这一系列培训课程,老杨说自己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档案新天地。“在这个新天地里,我聆听了专家们精彩的讲演,体验到了富有现代化气息的工作场景,走进了城市的许多角落,发现了许多从未意识到的档案工作新亮点,更因为档案在传承城市文化与历史中的重要价值而感到深深的自豪……”

“从幕后站到台前”

2006年5月9日上午,上海华东大酒店,内蒙古档案局、馆长培训班正在这里举行,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市档案馆馆长吴辰为学员们作了精彩而生动的演讲。来自内蒙古的辛文华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吴局长在讲话中对她们意味深长地说:　“档案工作,不仅需要吃苦耐劳的毅力,更需要勇于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智慧和勇气……”

“当时,我可能并不是十分领会吴局长这番话的含义,但整个培训活动结束之后,再回昧起吴局长当初所说的内容,我一下子就有了豁然开朗的全新认识。”辛文华说,　“对我们西部档案人来说,不光是能吃苦,能耐得住寂寞,还必须敢于争先,主动出击,用自己的实力来说话。”

和辛文华一样,来自青海海晏县的多杰措,也始终在脑海中考虑着同样的问题:　“家乡的档案工作,究竟何时才能真正地从幕后走到台前?”在回到家乡之后,多杰措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自己的努力:她先是召集全体同事开了一

个讨论会,将自己培训中的所见所闻和大家一起分享。之后,她又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整理成了一份详细而厚实的报告材料,并带上这份报告叩开了分管档案工作的县领导的办公室。

“我告诉县领导,自己刚从上海培训回来,今天是来向他汇报学习体会的。”在之后的一个小时里,多杰措不仅谈了自己的收获,也提出了海晏档案工作接下来的一些设想,她还特别向县领导说起:在上海举办APEC国际领导人会议、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上海档案人通过提前介入和全程参与,最后成功地将所有会议档案都接收进了档案馆。　“我问,我们海晏是不是也能参照这一做法。”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多杰措仍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　“县领导听完后连说了几个好。”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多杰措和同事们全体动员起来,有的去电视系新闻记者,有的去县委办等部门接洽,或是直接找到县领导的秘书们。

“过去县里一旦有任何大型活动举办,档案部门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不要说视频和照片了,有时候连文字材料都拿不到。”谈及这里,多杰措不无遗憾的告诉我,海晏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一个重点扶持县,总书记、贾庆林同志都曾来视察工作,但档案馆由于消息闭塞,也缺乏这方面的意识,没能将中央领导视察海晏、慰问农牧民家庭的有关视频、照片材料收集进档案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档案工作中的遗憾,但今后一定不会再让这种遗憾发生。”

前不久,李长春同志代表中央来到海晏考察工作。得知消息后,多杰措和她的同伴们激动万分,立即着手行动起来。“尽管档案人员无法直接陪同视察,但我们请电视台全程拍摄的记者为我们拷贝下了影像材料,请县委办的同志为我们保存下了照片、文字材料,请县领导秘书们为我们记录下中央领导的相关讲话内容……”如今,李长春同志视察海晏的有关视频、照片、文字材料,已作为一个档案专题,被完整地收集进了县档案馆。谈及这一次成功的主动出击,多杰措局长充满感慨地说:“这是我们从上海同行身上学到的一种精神――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只要有机会,只要有舞台,档案人就应该竭尽所能,主动从幕后走到台前。”

正如西部班学员岳文莉在自己的培训手记中所写到的:　“东部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开发,在这样的大格局中,西部档案事业究竟能占据一个怎样的位置呢?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我们西部档案人自己!”

“请把这里当成你们的家”

新疆自治区档案局副局长于晓南为我讲述了一个有关“少数民族学员和馕”的故事:在新疆班的65名学员中,有15位少数民族同胞,他们分别来自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东乡族、哈萨克族……来上海前,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学员,因为担心在上海吃不到清真饭食,便各自从家中带来了一箱子馕作为应急储备。没想到在上海的第一顿饭,还没等这些伊斯兰学员开口,会务组的同志就主动提出:　“我们已经为你们找好了清真餐厅。”在上海小伙子康勇的陪同下,十几位少数民族学员将信将疑地走出宾馆,来到了一家名叫塔热木的清真餐厅。用餐结束后,哈萨克族的巴哈提古丽发出感叹:　“我吃到了正宗的清真菜。”

有一次学员们因为行程安排特别紧,早上来不及外出吃早餐。下楼时,　“上海小伙子已经等候在宾馆大堂,手上提的是热乎乎的牛奶,还有清真饭店里刚刚出炉的热面条、炒饭……”巴哈提古丽告诉我,那些日子里,“我们在上海吃到的清真菜,比家乡的口味还要多,比家乡的更好吃!”

新疆学员并不知道的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吃到正宗的清真菜,早在一个多月前,康勇就开始在宾馆附近的大街小巷里找寻各式各样的清真餐厅,几乎每一家他都去试吃过。　“除了火车站地区,我还在浦东、外滩附近也找到了几家清真餐厅,好给新疆学员们换换口味。”康勇说自己是上海知青的后代,十六岁之前都在新疆长大,能有机会在上海招待第二故乡的少数民族朋友,他“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一路采访的过程中,我听到了许许多多类似感人的回忆,一个个或温馨或细腻的画面瞬间,通过西部学员的描述,被逐一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在陕西班学员刘玉川的回忆里,是许多富有人情味的细节:“火车站出来没走几步路,便到了我们下榻的酒店,平时上课的教室就在这里。每次上课,学员只是乘坐电梯上或下,可上课的老师们都要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专程为我们送课上门。我们下课回房间休息了,老师们还得继续往单位赶。”在学员们的印象中:　“上海的老师们宁可牺牲自己的时间,也要为学员抓紧培训的分分秒秒,好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在上海多看一看,多走一走……”

在四川班学员何波的回忆里,是会务组老师们忙碌的身影:　“许多位上海同志专门驻会,随时为我们服务。无论在课堂、餐厅还是参观考察的路途上,总能看到他们亲切的身影。晚上,我们都回房间休息了,可是会务组的房间却还是灯火通明,他们还要继续讨论第二天的活动安排……”

在青海班学员多杰措的回忆里,是某一个下雨的午后:　“我们参观时外面正好下雨,老师们为我们准备了雨伞和塑料袋,还时不时地提醒我们地面湿滑别摔跤了。说来惭愧,我们这些学员都比老师们年轻,却反过来是这些长辈一直都非常用心地在照顾我们。”

“一次上海行,一生上海情”

玉树州档案局副局长扎西措毛,是青藏高原上土生土长的藏族女子,她的身体里也流淌着藏族人坚强、勇敢的血液。　“我的父亲曾是旧社会的僧奴,他从小就教育我们姐弟几个,哪怕再苦再累,扛过去了一切都会变好的。”

在与我近两个小时的电话交谈中,这位素来坚强的藏族女局长却几乎数度哽咽,　“在我最无助最网难的时候,是上海同志送的白色运动鞋始终陪伴着我。”

2010年4月14日,那是青海档案局馆长培训班一行到沪的第三天,学员们被安排去上海周边考察。扎西措毛刚坐上大巴车,一位同学告诉她:“扎西局长,你们玉树发生7.1级地震了。”

扎西听了心里一震,立即将手机打开,　“手机报上都是玉树地震的消息。”慌乱中,她逐个拨打同事和熟人的电话。因为太紧张,每按一个键都按错。大约二十分钟后,她终于拨通了第一个电话。　“那是州档案馆的志愿者白尕,我问她情况怎么样,对方颤抖的声音:　‘太可怕了,太惨了。’就断了。我继续拨电话,又打通了外甥女的手机,电话那头只有哭声和叫喊声,话没说完,电话也断了。”扎西说自己当时几乎快崩溃了。她的丈夫和孩子虽然不在玉树,但父母和其他亲人全都在玉树,丈夫的家人也都在玉树。她想象着家乡亲人在地震废墟中惊慌奔跑、哭喊的身影,汶川地震的画面不时出现在脑海中,　“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扎西局长,别哭别哭。’车上的学员和老师都过来安慰我。上海班务

组的栾明莉老师一摸我冰凉的手和额头,吓了一跳。　‘怎么这么凉!’再一看我脚上的凉鞋,她都发急了:　‘你怎么就穿这个鞋!’”

从玉树来上海时,扎西随身只带了单衣和凉鞋。那天上海气温骤降,还下起了凉飕飕的雨,她只好硬着头皮穿着凉鞋和单衣出门。“听到家乡地震的消息,我整个人都冷得发抖。”到了目的地,扎西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下车的,只记得是上海的两位老师紧紧牵着她的手,带她穿梭在大街小巷,“找到一家百货店,她们拉我进去,为我买了保暖内衣,还为我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扎西至今清晰地记得,在穿上鞋子和衣服的那一刻涌上心头的温暖。

一回到宾馆,扎西便立刻打点行装,准备搭乘次日最早一班飞机赶回家乡。“得知我要回玉树去,上海的同志中午就为我准备好了飞机票。”让她难忘的是,第二天凌晨四点多,当她拖着行李走出电梯时,发现上海会务组的老师早已经等候在了大堂。　“没想到他半夜两三点就下来等我了。”

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离开上海的前一晚,一位特殊的客人叩开了她的房门。来人是上海市档案局的副巡视员吴林康,他代表正在外开会的吴辰局长等领导前来慰问扎西措毛。“之后吴辰局长还委托青海省档案局的龚国平局长带来了上海档案人募集的十万元,这是地震发生后,我们玉树档案人收到的第一笔捐款!”

回到玉树后,扎西措毛就立即投人了当地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甚至几天几夜都没合过眼。“几十万卷档案需要从暂时没有倒塌的危楼中抢救出来。母亲也在地震中受了伤,丈夫家失去了几位至亲,住的房子全塌了……我穿着上海同志给我买的衣服和运动鞋,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那段日子里,在废墟中穿行忙碌的扎西心头始终搁着一件事――她写了一封信,却始终没有机会送出去。某一天,她终于找到了能上网的电脑,就把信输人电脑,发“伊妹儿”给省档案局的同志,　“请他们无论如何帮我转给上海的吴局长。”

几个月后的今天,我通过扎西措毛转发给我的邮件,看到了她和吴辰局长之间的来往通信。

扎西措毛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从没有去过上海,怀着激动的心情赴上海参加培训。短短的几天后,又怀着无比的感恩之心匆匆道别……上海之行,让我终生难忘。因为这次特殊的经历,因为这场灾难,我更加感受到档案工作的神圣和重要。我们已经抢救出灾区近30万卷档案,我们没有辜负上海同行的殷切希望……我在遥远的结古镇,祝你们扎西德勒!”(在本文完稿之际,我们从青海省档案局处获悉,扎西措毛因其在玉树抗震救灾中的突出表现,被青海省委、省政府授予“抗震救灾模范个人”称号)

“特别珍惜来自西部的情谊”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发展离不开西部地区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在援助西部、支持西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尊重西部,从西部的需求出发,尽我们一切的力量。”在接受我关于西部系列培训班这个话题的采访时,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市档案馆馆长吴辰如是说。

自2005年第一届西部培训班以来,无论公务怎样繁忙,只要他在上海,吴局长每一次都会亲自去宾馆看望两部培训班的学员,每一次都会为学员们做最重要的一堂开班演讲。“可以向西部乃至全国的档案同行,展现我们上海档案人细致扎实的作风,表示我们海纳百川的诚意。”吴局长说自己非常珍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同顾西部培训班一路走来的历程,吴局长连连用几个“没想到”来形容,“最初,是应新疆自治区档案局许新江局长的提议,我们在上海举办了笫一届西部培训班,没想到,之后会在全国尤其是两部地区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十个省区办下来,明年地区档案局、馆长培训班也将在上海举行。”

上海档案人的真情付出,不仅得到了西部档案人的热情回应,也受到了国家档案局领导和全国档案界的好评。国家档案局杨冬权局长在全国局馆长会议上对上海为西部地区办班给予充分肯定,《中国档案报》、《中国档案》杂志专门刊登了介绍文章,将上海的这一举措赞誉为“可贵的上海精神”。在这扑面而来的褒扬声中,吴局长说,他最珍惜的还是“来自于西部的情谊”。

“上海人民和西部地区的感情是几代人缔结下来的。这些年来,不仅仅是西部档案人来到上海参加培训,我们上海档案人电受邀去西部各地考察和学习。在双方的互动交往中,我们也学到了西部同行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顽强作风和意志,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为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完整记忆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