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的民族问题

内容提要　东南亚是世界上典型的多民族地区，东南亚国家除泰国之外，均经历了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由于殖民者对东南亚不同民族往往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再加上东南亚各国在争取民族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曾受西方古典民族主义思潮“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的影响，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独立之后不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的差异等因素，引发了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民族矛盾和冲突，甚至产生民族分离意识。作者认为，在多民族国家里，缩小不同民族的经济差异、消除民族歧视、允许多种宗教和多元文化并存，是促进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和谐的重要途径，也是世界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　东南亚　民族关系　民族问题

东南亚是世界上典型的多民族地区，该地区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民族就有24个，尚不包括华人、印度人等外来民族。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经济发展的极大不平衡性，是东南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东南亚民族包括土著民族和外来移民而形成的民族，土著民族可以分为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外来移民可分为殖民者移民和非殖民者移民及其后裔。东南亚的外来移民包括西方人、华人和印度人等，且人数众多，族群关系也比较复杂。除了新加坡以外，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外来移民及后裔都属于所在国的少数民族，并成为其所在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探讨东南亚土著民族问题，即东南亚本土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关于与东南亚外来移民相关的民族问题，笔者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阐述。

一、东南亚国家的主要民族问题

东南亚是一个区域概念，这一区域共有10个国家。本文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缅甸为例探讨该地区的民族问题。

(一)菲律宾

菲律宾的民族问题主要是菲律宾主体民族(包括他加禄人、米沙鄢人、伊洛克人等)与菲南部的少数民族摩洛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菲律宾主体民族与摩洛人的冲突肇始于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时期，当时主要分布于菲律宾北部和中部的主体民族逐渐在西班牙殖民者所奉行的“剑与十字架”的征服过程中被天主教化。与此同时，分布于菲律宾南部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摩洛人则未被殖民者所同化，他们长期坚持抵抗西班牙殖民者，并在抵抗西班牙殖民者的过程中进一步维护和强化了自身的伊斯兰教信仰。在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的殖民进程中，随着主体民族的不断天主教化和南部少数民族的进一步伊斯兰教化，两者之间在政治和上产生了深刻的差异。

继西班牙殖民者之后开始统治菲律宾的美国人试图将南部的伊斯兰教文明与北部的天主教文明融于一体，以巩固其在菲律宾的统治，可是南、北部之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在美国统治时期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菲律宾获得独立之后，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又给该国南、北部之间的民族矛盾增添了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问题。“棉兰老的穆斯林在其生存的大部分岁月里都遭到政府的忽视和虐待，遭受非穆斯林社区的歧视，还要忍受贫困的折磨”。菲律宾独立之后，该国中央政府受西方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意图创造出同一的民族性与意识形态，制定的各种政策也歧视南部的少数民族，不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文化，有时竟对少数民族文化采取抹杀的极端措施。当南部的穆斯林因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对待而提出强烈抗议后，时任菲律宾总统的奎松却宣称“所谓的摩洛人问题”是“过去的事”。同时，为了达到同化南部少数民族的目的，在菲律宾政府的鼓励下，大量的天主教徒移居南部。在居住空间、经济发展和文化传统上同时遭到挤压的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深感自身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这种威胁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不断强化了其民族主义情绪。

菲律宾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打压激起了南部穆斯林的抵抗情绪，南部穆斯林将主体民族视为同西班牙人和美国人一样侵犯其土地与消灭其文化的殖民者。南部穆斯林各反抗组织于1973年联合成立了“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并在成立宣言中声称：“因菲律宾殖民主义者强盗般掠夺我们的土地，全面破坏和亵渎我们的圣殿和圣书，而使伊斯兰教受到严重威胁。”

菲律宾中央政府和主体民族对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经济利益的忽视和打压，使得摩洛人在物质、精神领域转而求助和认同于邻国拥有共同的穆斯林。“对于菲律宾的穆斯林摩洛人来说，他们在思想、感情、文化等方面与周围其它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的联系，较之与菲律宾北部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因为宗教文化相同，菲律宾棉兰老、苏禄地区的穆斯林与马来西亚沙巴地区的穆斯林关系密切，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也曾得到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各种支持。

(二)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的民族问题主要集中在亚齐、伊里安查亚和廖内等地的分离运动上，其中以亚齐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最为激烈。纵观印尼亚齐地区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亚齐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乃是由该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社会环境所触发的。有关亚齐的分离活动，张洁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印尼亚齐地区早在16世纪初就成立了亚齐王国。至17世纪初，亚齐王国已经成为印尼群岛西部地区强盛的苏丹王国。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该地区之前，亚齐的政治乃是独特的双重权威结构――由部落封建主(乌略巴朗)和外来的伊斯兰教教阶制相结合而成。在亚齐王国，掌控国家政治实权的是各部落封建主；而伊斯兰教的伊玛目既是各地清真寺的教长，又同时代表部落封建主对乡村进行统治。因此，实际上是世俗力量和宗教力量共同管理着亚齐。这种双重权威的政治结构一直延续到西方殖民势力侵入印尼之时。

西方殖民者入侵印尼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征服亚齐地区。1871年，荷兰加紧向苏门答腊扩张，并开始向亚齐发动殖民战争。在战争中，伊斯兰宗教领袖乌里玛领导穆斯林进行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使荷兰殖民者耗资巨大，统治艰难。在经过三次战争后，荷兰殖民者最终在亚齐地区实现了殖民统治。鉴于在亚齐地区遭到穆斯林的顽强抵抗，荷兰殖民者占领亚齐地区后，试图通过扶持部落封建主的世俗权力来抵消伊斯兰教势力的影响。与此同时，荷兰殖民者还在亚齐推行世俗教育以期削弱伊斯兰教对亚齐人民的影响。这种“以夷制夷”和取消伊斯兰教权威的政治手段严重激化了部落封建主和穆斯林之间、世俗政权与宗教权威之间的矛盾，并为二战后亚齐社会结构的变化及亚齐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占东南亚地区，并取代了荷兰在亚齐的统治地位。在日军占领亚齐地区期间，原来得到荷兰殖民者支持的部落封建主世俗政权的统治地位被不断削弱。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此后，亚齐的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穆斯林领导的亲共和派武装乘势而起，夺取了亚齐地区的统治权，而原先统治亚齐地区的主要的部落封建主以及他们的家属或被监禁或被处死。这样，亚齐地区的政治局面最终以伊斯兰教势力取胜而稳定下来。1946年后，伊斯兰教力量在亚齐的牢固统治，使得在共和 国革命时期伊斯兰教成为亚齐最稳定的思想意识，也使亚齐在共和国革命时期成为印尼最稳定的地区。

穆斯林领袖在亚齐地区逐步确立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伊斯兰教在亚齐地区的强大势力也使得亚齐同印尼其他地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当印尼最终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时，伊斯兰教却早已在亚齐占据了统治地位。1945－1949年，荷兰意欲卷土重来，恢复其在印尼的统治地位。荷兰人的企图和行为遭到了印尼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在亚齐地区，由于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穆斯林领袖曾经遭受过荷兰殖民者与世俗政权的联合排挤，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荷兰殖民者卷土重来，就会恢复部落封建主的权力。出于这样的考虑，亚齐的穆斯林领袖将自己的命运与新兴的印尼共和国的存亡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过程中，为共和国的抵抗组织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援。

在这次抵抗荷兰侵略者的过程中，由于亚齐地区对印尼共和国的坚定支持，使得亚齐地区与印尼共和国形成了特殊的关系，也因此成为印尼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但在1950年印尼宣布成立统一的共和国后，不仅取消了亚齐的自治省地位，而且将亚齐地区并入北苏门答腊省。这一决定遭到亚齐地区领导人的强烈抵制。随后，亚齐地区发生了试图脱离中央政府的事件。最终印尼中央政府做出让步，允诺给予亚齐地区“特别区”的地位，并在宗教、习惯法和教育方面给予亚齐地区以实际自治权。

但是，亚齐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并未因此而得以根除。在苏哈托执政期间，印尼实行严格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央政府严密控制各地的政治、经济等事务。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随着亚齐地区与中央政府在开发自然资源方面的利益冲突日趋严重，亚齐地区原来受到压制的分离主义势力开始逐渐抬头且不断壮大，并于1976年12月4日成立了“自由亚齐运动”组织。

1976年和1989年，亚齐地区两度爆发反政府的武装活动，但均遭到苏哈托政府的残酷镇压。在无情的镇压之后，印尼中央政府对亚齐进行了军事管制。军事管制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成效，可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亚齐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矛盾一旦激化，严重的社会冲突必将重现。随着1998年5月苏哈托政府的，一度严酷的军事管制出现了缓情，这时，亚齐地区发现了当年印尼军队镇压亚齐人反抗后掩埋被残杀的亚齐人的12个乱葬岗，这些乱葬岗的发现激起了新一轮的分离主义情绪。为了缓和这新一轮的分离主义情绪，继苏哈托上台的哈比比政府取消了在亚齐实行的军事管制，并开始逐步从亚齐撤出军队。1999年11月8日，亚齐特区政府和议会领导人以及来自特区各地的青年学生、农民和妇女150多万人在班达亚齐集会，要求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这使得亚齐分离势力进一步扩大。

(三)泰国

泰国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其南部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泰国是一个以佛教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国家。当年英、法两个殖民大国在东南亚扩张势力时，泰国扮演了“缓冲带”的角色，因而免于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其传统文化特别是佛教信仰也未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在国内保持了优势地位。“泰国有30多个民族，其中泰族占人口的40％，老挝族占35％，马来族占3.5％，高棉族占2％，其余为苗族、瑶族、桂族、汶族、克伦族、掸族等。……90％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马来族信奉伊斯兰教，少数信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锡克教。”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佛教及其信仰者在泰国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地位。泰国的穆斯林主要集中在南部四府(北大年、也拉、陶公、沙敦)。泰国南部四府是在1909年被并入泰国的，穆斯林人口约占四府总人口的70％，以马来人为主。

泰国先前针对南部少数民族推行同化政策，即在法律上拒不承认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的差别，而是强调全体国民的一体化。20世纪40年代，披汉政府开始强制南部四府的穆斯林接受泰语、泰装等泰国主体民族泰人的传统文化。20世纪60年代，泰国中央政府又在南部四府推行初等义务教育，增加泰语的学习、授课时间，并在教科书中增加了与佛教有关的内容。与此同时，还把当地伊斯兰教的传统宗教学校改编成现代伊斯兰宗教学校，以便于统一管理。这些忽视、压制少数民族的做法和对其实行同化的措施都激化了当地穆斯林与泰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最终演化为南部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运动。

除了在文化、社会方面积极推行同化和改造政策之外，泰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也激化了南部四府的分离主义运动。泰国南部四府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但该地区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土地也未得到很好利用，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及人口增加，南部四府居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很低。20世纪60年代，泰国政府在该地区推行公路修筑和橡胶种植计划，但由于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公路工程未落实；种植橡胶虽给穆斯林带来一些好处，可是因世界市场上橡胶价格下跌和大公司对价格的垄断，穆斯林的小规模生产得不到相应的收益。经济发展停滞甚至恶化也在客观上促发了当地穆斯林对泰国政府的不满，并激化了民族矛盾。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炳・廷素拉暖出任总理后，泰国政府对待南部穆斯林的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不再像从前那样把同化政策放在首位，而是对南部的穆斯林实行较为宽容的政策，并取消了一些不利于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在当地经济状况得到好转、伊斯兰教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和传承后，南部分离主义运动开始呈减弱的趋势。

(四)缅甸

缅甸的民族问题主要是信仰佛教的主体民族缅人与信奉基督教的少数民族克伦人之间的矛盾。缅人与克伦人的民族矛盾同样根源于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正是由于西方殖民者对缅甸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入侵导致了克伦人的转变与地方武装的兴起，这与缅甸主体民族缅人的小乘佛教信仰和中央政府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缅甸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间的矛盾在缅甸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鲜见，主体民族缅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更是贯穿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但缅甸并没有因为国内民族众多、矛盾重重而出现分裂。佛教在缅甸国内具有独特的地位，曾是缅甸大多数民族的共同信仰，在缅甸封建王朝时期为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虽然缅甸各民族间的矛盾不时出现，但由于佛教在国内的强大凝聚力，使得西方殖民者入侵前的缅甸王国保持了统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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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半岛的大多数国家中，佛教处于文化的中心地位。公元11－14世纪期间，佛教文化圈的形成与缅、泰、柬、老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和稳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小乘佛教在缅甸的政治和文化层面一直保持着绝对的优势；而在缅甸被英国完全征服后，“尽管君主政体丧失了，但用佛教的方式来进行斗争，保证了民众抵抗运动的继续进行”，如果反抗运动的领袖“声称是一个要恢复传统的佛教君主制度的未来佛祖”，他往往可以得到平民大众的承认和获得广泛的支持。小乘佛教在近代缅甸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凝聚大多数民族提供了精神信仰与 意识形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缅甸各地出现了许多地方性佛教研究会。1906年，仰光成立了全国性的“佛教青年会”。“佛教青年会”日趋鲜明地表达了民族主义的倾向，其活动成为近代缅甸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缅甸的传统政治体制破产，但是强大的传统宗教和文化遗产却因相对于物质层面的、独特的“形而上”特性而得以保存下来，并改头换面为新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背景。

克伦人在缅甸各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也是一个居住地域非常分散且支系众多的民族，既包括山地克伦人也包括平原克伦人。缅甸的克伦人主要分布在北起英莱湖、南至克拉地峡的缅泰边境地区。在缅甸，克伦人与其他民族杂居的程度非常高，几乎在任何地区克伦人的人口都不占多数。居住地域分散对克伦人的族群建构无疑有消极影响，但是基督教信仰和语言文化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消极影响。

19世纪以前，克伦人没有本民族文字，其宗教也多为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1826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在克伦人当中传播基督教，并为克伦人创立文字。基督教在克伦人中广泛传播使得很多克伦人放弃了原先的，接受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教育，逐渐疏远了主体民族缅人信仰的小乘佛教，这在客观上对缅甸文化的高度统一性起到了分化作用。

基督教的传播和西方文化的浸透也为克伦人的分离主义运动奠定了文化根基。1928年，克伦人首领浸礼会信徒山克罗姆比波支持成立“克伦国”。在1948年的圣诞节宗教仪式上，针对缅甸政府军杀害了80多名克伦人的传闻，克伦人牧师在讲道时引证《出埃及记》，号召克伦人为摆脱异教徒的统治而斗争。

1948年，缅甸脱离英国殖民者的统治而独立。此后，缅甸虽然不再像封建王朝时代那样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但因佛教曾在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过凝聚大多数民族的作用，所以仍然享有突出的优势地位。缅甸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就规定：“国家承认联邦公民绝大多数所信奉的佛教的特殊地位。”在奉行佛教复兴政策的吴努担任缅甸联邦政府总理期间，缅甸议会于1961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正式承认缅甸联邦大多数公民(主要是缅人)所信奉的佛教是国教。在宪法中将佛教确立为国教，这引起了国内信仰其他宗教的少数民族尤其是信奉基督教的克伦人的不满。

吴努政府在宪法中将缅甸主体民族缅人所信奉的佛教确立为国教的做法，不仅不能达到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的目的，反而伤害了信奉其他宗教的民族的感情，加深了他们遭受民族歧视的感觉。吴努的文官政府随即被军人集团取代的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吴努文官政府而上台执政的奈温军人集团随后取消了宪法中关于佛教是国教的条款，使得缅甸国内由于冲突所引发的民族矛盾渐趋缓和。

二、引发东南亚国家民族问题的原因

引发东南亚国家民族问题的原因既有相似的地方，也存在着差异，但归根结底，东南亚国家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与该地区近、现代历史和各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一)殖民历史对东南亚国家民族问题的影响

自西方各国为追求财富和争霸世界而揭开地理大发现的序幕之后，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进程就与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场东、西方的正面碰撞深刻地影响到了东南亚各国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自16世纪起，先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在东南亚一些地区进行殖民统治，随后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强国入侵东南亚。它们除了掠夺东南亚地区的各种经济资源之外，也为该地区带来了西方的宗教、语言与社会文化习俗。作为强势群体的西方殖民者，在其殖民地大力推行各自的文化，使西方文化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得到了广泛传播。来自西方的文化要素与当地原生的传统和文化习俗相接触后，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涵化现象。文化间的交流可以促进生产力较落后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不幸的是，发生在西方殖民国家与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涵化，接触双方并非处于平等的地位，西方文化得以在东南亚大范围内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殖民国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故在这种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和西方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充满了龃龉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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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东南亚各国原有的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本国文化交流的复杂性与特殊性。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东南亚国家的各族群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上的不一致，对西方文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在被西方国家殖民统治的时期，东南亚国家各族群对西方宗教、语言等文化要素采取或接纳或抵抗的策略，也为日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问题埋下了伏笔。

(二)政治因素对东南亚国家民族问题的影响

由于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大陆的摧残，西方殖民势力在东南亚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雄风”，并相继退出东南亚的政治舞台。获得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在选择本国政治形态之时往往效法原宗主国，西方殖民国家的政治形态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了样板。东南亚各国普遍采纳了与西方现代化进程配套出现的民族国家理念和形态。但是，西方的“一个民族、一种语言、一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理念在具有族群和文化多样性的东南亚地区难免“水土不服”。盲目地全盘接受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使得东南亚各国的主体民族或多或少对本国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持隔离或同化的态度，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的隔离和同化政策，引起了各自国家内少数民族的抵制情绪和反抗活动，并加剧了东南亚各国民族问题的恶化。

东南亚国家都属于多民族国家，它们以西方国家为样板而建立的政治形态与本国复杂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产生了拮抗作用。在多民族国家当中，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普遍存在着或隐或现的矛盾，而且基本上是由主体民族掌握国家机器，国家所采取的民族政策一旦失当，就会激起该国少数民族对国家和主体民族的不信任，甚至激发出民族主义意识和地方分离主义。

民族国家的理念产生于近代西欧国家的军事争霸战争和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主要根源于英、法两国。历史上英、法两国为争夺对欧洲大陆的主导权和优势地位而发生了旷日持久的争霸战。而就在这两个国家争夺地区霸权的过程中，两个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逐渐觉醒，为日后建立新型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考虑到欧洲各民族和民族国家产生的特殊性，东南亚国家在独立后所采纳的西方民族国家形式难免“南橘北枳”，对西方民族国家形式的生硬照搬和对民族国家理念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解，使得东南亚各国的民族问题普遍激化。

首先，东南亚各国的国家机器掌握在该国的主体民族手中，少数民族往往被排斥于国家政权之外，无力参与本国大政方针的制定过程。东南亚各国在制定各种政策时，常常优先考虑占国家人口大多数的主体民族的利益，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其次，东南亚各国对少数民族采取的民族隔离和强制同化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情绪和活动。

现以泰国南部四府马来人穆斯林和印尼亚齐的分离主义运动为例。20世纪40年代，泰 国政府曾在南部四府强制推行同化政策，强迫当地的马来人穆斯林接受主体民族泰人的语言和社会习俗。民族政策的失误使得泰国南部四府的民族问题不断升级，并最终演化成为南部四府穆斯林的分离主义运动。而印尼亚齐分离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中央政府在该地区实行的政策有关。1950年，印尼宣布成立统一的共和国之后，亚齐的自治省地位被取消，而且被并入北苏门答腊省。中央政府的这种做法引起了亚齐地区广大人民的抗议，引发了地方分离主义的活动。印尼政府曾两次对亚齐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进行镇压，并于1989年宣布对亚齐实行军事管制。在对亚齐实行军事管制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死亡、失踪和受拷打的人数至少在2000人以上”。随着1998年苏哈托军人政府的以及军政府在亚齐地区的暴行不断被揭发，亚齐地区的分离主义情绪又被重新激发起来。

从泰国南部穆斯林和印尼亚齐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的产生原因来看，主体民族压制少数民族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施行的错误政策，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产生抵制情绪进而发展为抵抗活动。少数民族对主体民族和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与抵制情绪倘若得不到有效的疏导和缓解，便会进一步升级为地方分离主义甚至引发武装反抗活动。但若中央政府采取的政策得当、有效，这种分离主义势力也会得到抑制并转向与主体民族合作。上世纪80年代，泰国政府对南部四府穆斯林的政策趋于温和，变原来的同化政策为宽容政策，有效地保护了当地伊斯兰教文化传统并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温和与宽容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泰国南部的分离主义势力。印尼在瓦希德总统执政后，对亚齐地区实行的新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亚齐地区与中央政府的紧张关系。自2000年3月开始，亚齐的抵抗组织与中央政府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停火协议。和平对话机制的建立有助于解决旷日持久的印尼亚齐问题。

(三)经济因素对东南亚国家民族问题的影响

民族问题受经济活动的影响也极为深刻。由西方建立和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并未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在东南亚地区的失势而失去对该地区的经济控制。当年西方殖民者不仅对殖民，地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进行掠夺，而且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迫使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畸形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东南亚各国虽然获得了独立，但其经济发展要想突破原有的经济框架，可谓困难重重。另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未惠及国内所有的民族，片面的发展甚至造成了各民族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极不平衡。由于主体民族主导着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少数民族产生了对主体民族的不信任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各民族之间经济水平的差距使得民族问题进一步激化，甚至以某种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泰国南部四府的马来人穆斯林与泰国主体民族泰人的矛盾和马来西亚的吉兰丹州与联邦政府的矛盾，就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于国内其他地区而爆发的。在东南亚国家中，较为明显的例子便是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的经济发展与民族问题。印尼在苏哈托执政期间，经济快速发展。“1969－1994年间，印尼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平均6.8％的增长速度，其中工业部门产值年均增长12％，制造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69年的9.2％上升到1994年的21.3％”。但是印尼经济的发展并不均衡，“印尼中央统计局1993年的一份资料表明，西部地区(爪哇、马都拉、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的国内生产总值、农业产值、制造业产值、大中型企业分别占全国的92.1％、84.5％、97.6％、97.5％，而东部地区(努沙登加拉、苏拉威西、马鲁古、伊里安查亚)的同样产值及大中型企业却分别只占全国的7.9％、15.5％、2.4％、2.5％”。印尼主体民族聚居的爪哇岛等地受惠于'国民经济发展颇多，这些地区的工商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外资的数量要远远高于印尼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忽视，甚至以消耗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为代价来发展东部地区，激起了经济落后地区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并导致“在西部伊里安查亚、马鲁古、苏拉威西等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分离主义运动”。

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国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问题在不同程度上的忽视，使得少数民族不能共享全国总体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不少东南亚国家都面临着因为国内各地区间经济差距的不断加大而产生的少数民族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对地方自治的诉求。

(四)宗教因素对东南亚国家民族问题的影响

宗教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东南亚各国民族问题常见的表现形式。宗教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文化现象，反映了信仰该宗教的民族或社会的精神特质。首先，体现了人们对于终极存在的思考和生存态度。深入到其信仰者的心灵深处，以宗教为名往往会激起信众的坚定拥护与支持。比如缅甸信奉基督教的克伦人与信奉小乘佛教的缅人、菲律宾南部信仰伊斯兰教的摩洛人与信仰天主教的他加禄人、泰国南部马来人穆斯林与泰人佛教徒的冲突，正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经济和政治矛盾的集中反映。其次，在东南亚各国流行的宗教，既有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原始，又有形成了经典文献和教阶组织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这些宗教与信仰该宗教之群体的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已渗入到民族的语言、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当中。在民族成分极其复杂、各民族杂居共处的东南亚地区，各民族宗教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宗教在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过程中起到了凝聚民族精神与力量和反抗外来殖民入侵的作用。比如：聚居于菲律宾南部的摩洛人在反抗西方殖民者的统治时，以伊斯兰教为精神依托，一方面强化了原有的，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自身的民族意识；绝大部分缅甸人信仰的小乘佛教，在近代反抗英国殖民者和国家独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凝聚缅甸各族人民提供了统一的精神信仰与意识形态。但我们也要看到，在东南亚各国独立后，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的不同而造成的。印尼亚齐地区出现分离主义运动的原因之一就是伊斯兰教在亚齐地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印尼的大多数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但相对于印尼的其他地区，亚齐俨然成为伊斯兰教的圣地，而且亚齐的穆斯林对印尼其他地区的“名义上的穆斯林”怀有某种程度上的偏见。

三、结论

东南亚地区幅员广阔，民族众多，宗教复杂。自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来自西欧殖民势力的经济掠夺、政治控制、军事管制和文化渗透。西方国家对现代东南亚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采取的“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制造或激化了当地的民族矛盾，催生了日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国家民族问题形成与发展的各个阶段无不显现着西方世界对这一地区的殖民历史。

在驱逐西方殖民势力获得独立后，东南亚国家政府所实施的民族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今日东南亚各国的民族问题。东南亚各国民族问题的形成主要受所在国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东南亚各国的宗教因素对民族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由于的本质特性，它往往不是单独作用于各国的民族问题，而是与经济和政治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对民族问题产生影响。

当今世界，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并存是国家发展的主流，国际社会普遍追求人类平等、民族团结、多元文化并存、不同族属的国民实行自然融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缅甸都是多民族和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只有顺应世界的历史潮流，缩小不同民族地区的经济差异，摈弃民族歧视，采取宽容的民族政策，允许多种宗教和多元文化并存，才能使其国内的民族关系朝着更为和睦、更为融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