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文化概论范文
时间：2024-04-11 09:54:14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1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 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www.dylw.net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参考文献：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汪大昌.《语言与文化》.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赵峰.《汉字学概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凌加杰.《汉字现代化之路》.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马曼曼（2008）.中西文字文化传承功能之比较研究.湖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刘伟（2009）.汉字和汉语的关系.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宋之贤（2003）.论汉﹑韩﹑日语言循环影响与规律.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尹铁超（2010）.论文字在文明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史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俞新天（1996）.东亚文化研究的意义.社会科学，第10期
周有光（2000）.中国和汉字文化圈.群言，第1期
周有光（2000）.朝鲜文化的历史演变.群言，第2期
周有光（2000）.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变.群言，第3 期
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历史演变.群言，第4期
许征（2000）.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周有光（2000）.汉字文化向邻国的传播.教师博览，第5期
史继忠（2001）.论汉字文化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李虎（2002）.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东疆学刊，第4期
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孔刃非（2004）.汉字起源观念的文化审思.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3月
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第2期
许孝梅（2004）.“汉字文化圈”浅析.胜利油田党校学报，第4期
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第2期
林龙飞（2006）.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东南亚纵横，第8期
戴永芳（2009）.浅谈汉字的文化价值.昌吉学院学报，第1期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2
2.中印建交60年的经验和启示程瑞声，CHENGRui-sheng
3.中国——东南亚关系60年回顾贺圣达，HESheng-da
4.历史合力作用下的马来西亚政党制度宋效峰，SONGXiao-feng
5.印度核政策探析任飞，RENFei
6.印度"东进"南中国海:方式及影响王历荣，WANGLi-rong
7.不丹反政府组织及武装:现状、趋势及影响杨思灵，YANGSi-ling
8.中国与东盟各国税收制度比较边明社，赵仁平，BIANMing-she，ZHAORen-ping
9.泰国经济复苏缓慢及其原因分析刘才涌，LIUCai-yong
10.老挝建设社会主义的机遇、挑战及前景马树洪，MAShu-hong
11.推进孟中印缅交通连接及对策建议——孟加拉国的思考M.拉马图拉，张林，邓蓝，M.Rahmatullah，ZHANGLin，DENGLan
12.近代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东南亚南亚研究苏月秋，SUYue-qiu
13.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分化、政治认同与民族关系彭慧，陈衍德，PENGHui，CNENYan-de
14.泰国境内的外籍女工问题——以1990年以来的缅甸、柬埔寨、老挝籍女工为例陈松涛，CHENSong-tao
1.地区公共事务中的委托治理机制——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个案的研究刘兴宏，LIUXing-hong
2.当前泰国中产阶层的政治表达和政党倾向孔建勋，KONGJian-xun
3.印度外交政策制定:以印美民用核合作协议谈判为例刘思伟，LIUSi-wei
4.东南亚民主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探略邱昌情，QIUChang-qing
5.试析印度东北部地区反政府武装组织及其活动的性质界定杨恩润，陈利君，YANGEn-run，CHENLi-jun
6.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隆德新，LongDe-xin
7.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强中国西南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途径文富德，WENFu-de
8.越南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挑战马致远，Mazhi-yuan
9.东南亚核能发展的现状、动力与前景周士新，ZHOUShi-xin
10.印度与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薛莉，XueLi
11.昆曼国际大通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陈铁军，ChenTie-jinHtTp://
12.2009年云南省参与区域合作的成果、问题及建议卢光盛，郜可，LUGuang-sheng，GAOKe
13.金融危机对中印经济影响程度比较研究胡军伟，HuJun-wei
14.英国殖民初期缅甸山区行政制度研究祝湘辉，ZHUXiang-hui
15.明代中后期中菲贸易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探析石坚平，SHIJian-ping
16.东南亚南亚研究印度华侨华人经济发展探析涂华忠，TUHua-zhong
1.2009年东南亚政治经济发展概述王士录，WANGShi-lu
2.2009年南亚政治经济发展概述俞文岚，YUWen-lan
3.印度在艰难中稳健崛起马加力，MAJia-li
4.中国和越南边境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对云南的影响毕世鸿，BIShi-hong
5.冷战时期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的安全关系李文俊，LIWen-Jun
6.试论中国——南盟经贸合作制约因素及经济一体化之道胡仕胜，HUShi-sheng
7.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殷永林，YINYong-lin
8.南亚地区合作: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汪长明，WANGChang-ming
9.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分析姜文仙，许娇丽
10.云南境外替展的问题和思考方芸，FangYun
11.浅析中印气候变化合作余渊，YuYuan
12.孟高棉语民族的起源与东南亚现代孟高棉语诸民族的形成何平，HEPing
13.20世纪印度的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尹锡南，YINXi-nan
14.论现代阿富汗发展进程中的伊斯兰教育汪金国，张吉军，WANGJinguo，ZhangJijun
15.行动党参加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及其影响庞卫东，PANGWei-dong
1.论尼泊尔与印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卢晓昆，LUXiao-kun
2.试析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东南亚南亚研究卢芳华，LUFang-hua
3.政治传统、宗教和殖民历史对东南亚民主政治的影响——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高伟浓，汪鲸，GAOWei-nong，WANGJing
4.印度海洋战略析论张威，ZHANGWei
5.缅甸油气资源开发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孔志坚，KONGZhi-jian
6.中国参与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及其理论分析——以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例温刚，WENGang
7.印中关系:认知与前景斯瓦兰·辛格，王永刚，张贵洪
8.印度东北地区的战略转变及推进中国云南与印度东北地区合作的建议吕昭义，LUZhao-yi
9.中老关系框架下的云南——老挝经济合作张瑞昆，ZHANGRui-kun
10.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系赵斌，严婵，ZHAOBin，YANChan
11.印度曼尼普尔邦的民族社会问题探析马得汶，李金轲，MaDe-wen，LiJin-ke
12.印度女性社会地位探析蒋茂霞，JIANGMao-xia
13.从诏令文书看明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万明，WANMing
14.《剑桥东南亚史》的编写特点及其谬误王民同，WangMin-tong
15.西方国家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宗教学校的指责、原因及巴基斯坦的应对刘军，LIUJun
16.元代以来与尼泊尔边境管理及边界划分董莉英，DONGLi-ying
17."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对外开放为中心"学术讨论会在云南红河举行方铁
18."新形势下的中国(云南)与南亚地区合作"学术年会综述李敏
1.冷战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安全模式选择张杰，ZHANGJie
2.东南亚南亚研究印度尼西亚制度初探梁智俊，杨建生，LIANGZhi-jun，YANGJian-sheng
3.试论泰国的政治稳定问题李有江，LIYou-jiang
4.美国对印度、朝鲜核政策的比较研究:建构主义的视角沈秋欢，SHENQiu-huan
5.简析20世纪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张晓东，ZHANGXiao-dong
6.美国新战略下阿富汗安全形势及其对中国西部边境安全的影响胡娟，HUJuan
7.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变化与前景孙涛，SUNTao
8.世界"粮食危机"对印度粮食安全的影响陈利君，CHENLi-jun
9.中印商品贸易走势分析及对策建议殷永林，YINYong-lin
10.老挝的矿业开发及其国际合作马树洪，MAShu-hong
11.越南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郑国富，ZHENGGuo-fu
12.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合作的可行性探析李超，张庆芳，LIChao，ZHANGQing-fang
13.析印度文化与古代东南亚李谋，LiMou
14.印度的民族问题及与南亚诸国的关系吴永年，WUYong-nian
15.泰北山地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延续赵永胜，ZHAOYong-sheng
16.云南瓷器在越南北部传播初探裴明智，管文强，黄敏，BuiMinhTri，GUANWen-qiang，HuangMin
1.中国的睦邻外交与中缅关系朱振明，ZHUZhen-ming
2.东南亚新地区主义及其制度转型的范式研究赵银亮，ZHAOYin-liang
3.印尼伊斯兰教现代化历程初探石坚平，SHIJian-ping
4.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评析刘鹏，LIUPeng
5.马来西亚的发展政策与政治稳定宋效峰，SONGXiao-feng
6.浅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泰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何德勇，HEDe-yong
7.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的国际制度分析——以云南、广西为例卢光盛，LUGuang-sheng
8.浅析不丹与印度的水电合作杨思灵，YANGSi-ling
9.论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贸易策略调整杨明，YANGMing
10.印度穆斯林:"反恐"阴影与发展困境邱永辉，QIUYong-hui
11.中国云南与印度经济关系的历史牛鸿斌，NIUHong-bin
12.越南华侨黄景南与孙中山革命秦素菡，QINSu-han
13.《清史稿》列传三百一十五《属国三·暹罗》正误王巨新，WANGJu-xin
14.谈锡克教祖师们的哲理诗薛克翘，XUEKe-qiao
15.缅甸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李佳，LIJia
16.我院学者与越南驻昆总领事谈滇越经济合作思路
17.浅论越南语中叠音词现象黄奇，HUANGQi
18.越南学者论红河流域的越南民族文化王国爱，WANGGuo-ai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3
［关键词］ 软实力 外交 中国 东南亚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71-07
“软实力”通常又称“软权力”［1］，是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 约瑟夫•奈 于1990年提出并比较系统地加以论述的一个国际关系概念。他认为，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 轴心是硬实力，而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软实力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 重要。［2］约瑟夫•奈迄今为止尚未完全明确软实力的定义，包括软实力与硬实力 的区分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软实力大小如何衡量的问题）［3］，但综观他历年来有关软实力的 论述可知， 所谓硬实力, 是指以军事、经济和科技等传统权力资源为主的强制性权力(command power),
它主要是利用“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利诱和威胁他国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本 质上属于对抗性权力［4］；软实力则是一种精神性力量，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 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它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道德和意识形态 的说教、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等渠道, 向他国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的作用， 本质上是一种合作性权力(cooperative power)， 是通过同化形式而非高压形式在国际事务 中达到目的的能力。“软实力”理论最大的学术贡献, 在于它揭示了由于国家实力来源的变 化而引起的国家战略重心转移和世界权力竞争态势的改变, 从理论上把以文化为主要因素的 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 为国家制定其发展战略及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参照。软实力思想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那种过于关注物质性权力的简单化和物 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回击,也是对传统的、同时关注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权力思想的回归。
软实力与古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尽管“软实力”以全球化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为前提，属于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所谓的‘ 软实力’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吸引力或魅力之所在，这种魅力 或吸引力古已有之”［5］。综观中国古代与东南亚外交关系，可见出软实力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
据考证，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国新石器时代。［6］生活在中 国南方的百 越民族经陆路向中南半岛迁徙并带去了中国新石器文化，随后的民族迁徙又带去了中国青铜 器文化。但由于受到地理和交通手段的限制，此时传入东南亚的中国文化仅是少量，因此这 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肇始期。秦至明末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和繁盛期，其中秦 汉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形成，中国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随着中国统 一王朝的开疆封土而得到加强：“纪元前三世纪时，秦之国力已达今日之东京及安南地方， 其土著已受印度化，百年之后，汉武帝时南海诸国皆来朝贡。”［7］汉唐至明末， 中国与东南 亚各国无论是官方往来还是民间往来都非常频繁。因中国封建文明自秦至清中叶都一直位于 世界前列，相比之下，“在东南亚的历史开始很久以前，印度和中国都已经是公认的文明大 国，因此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东南亚和它们相比都黯然失色”［8］。文明 程度上的这 种势差现象，导致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出现了中国文化向东南亚传播为主，东南亚文化向 中国文化传播为辅的特征，先进的中国文化不断地流传至东南亚并推动了当地的经济文化发 展。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层面上影响东南亚文化的［9］ 。在物质文化方面，通过民间贸易、官方朝贡、人员往来输入东南亚的有陶瓷、丝绸、茶叶 、铁制农具、食品、服饰等物品以及建筑艺术等；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文 学、史学、医学、音乐、天文历法、伦理、风俗习惯等方面，给东南亚文化以巨大影响；在 制度文化方面，中国的制度文明，特别是唐宋两代的制度，如官制、学制、法制、礼制、税 制、科举制度等方面，为东南亚国家尤其是越南所仰慕、模仿和借鉴。16世纪西方殖民者逐 步侵占东南亚，明朝与东南亚各国的官方关系一度中断。清初实行闭关政策，中国与东南亚 的海上交通和经贸往来遭受严重挫折，文化交流也因此受到影响，至鸦片战争以前的近200 年里始终没有恢复到明代中期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中华文明都是通 过外交使节、商人、学者、僧侣、移民的友好往来这一和平方式进行的，无论是陆上丝绸之 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古代历朝政府都强调双边贸易往来的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性质，而 且从实际来看，朝贡体系中东南亚进贡国的商品价值远远低于中国政府回赐物品的价值；在 军事方面，除了秦皇汉武在开拓边疆时候对东南亚用过兵以及元朝两次入侵爪哇岛外，中国 封建政府很少通过武力方式解决双方关系问题。［10］郑和七下西洋时虽然带有上万 兵力，但并 非用于对东南亚国家进行武力威慑，而是用于剿灭海盗和防身，他七下西洋的根本意图至今 仍有争议［11］，但可以明确的是，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 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他所传播的中华文明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 和儒家思想 、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郑和 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给东南亚当地人民带去 了 中国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从未对东南亚国家采取过军事行动。总之，在整个古代时 期，中国很少使用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等手段来向东南亚国家推行中国的价值观和制度，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古代中国不曾出兵占领周边国家, 但却对它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以 至于形成了一个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圈’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 这一方面在于古代中国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 另一方面更在于中国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对周 边民族和国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化式力量’”。［5］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 对东南亚外交，基本靠的是一种软实力。
软实力与当代中国对东南亚外交关系
由于近代中国国力衰弱，对东南亚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冷战时期受东西方意识形态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中国相继采取了“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一大片”和“独立 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方针，军事和经济因素在这个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软 实力在这两个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双边关系中的影响极其微弱，唯一的特例可能就是1955年 中国在亚非会议上的表现了。在这次会议上，总理以其出色的外交风度和人格魅力使 新中国的形象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识和接受，加上该次会议上中国与印、缅共同倡导的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其中也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印度尼西亚、 缅甸这样的朋友。但由于受当时根深蒂固的冷战格局的影响，这次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范、 以个人外交魅力展示国家外交形象的软实力外交并没有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产生根本影 响。
中国的软实力外交真正起步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 础上的全方位外交”两个阶段，特别是在后一阶段更显突出。在具体的外交风格和外交理念 上，该时期的中国外交越来越表现出浓重的软实力外交特色：其一是逐渐重视履行国际责任 ，以理性、合作、建设性的态度处理各种国际事务，表现出负责任的大国风范；其二是积极 参与、维护和建设各种国际机制；其三是提出“外交为民”的理念；其四是将外交由封闭型 的政府单一行为逐渐转变为听取公众意见和凝聚公众意志的“开放外交”；其五是开放外交 档案；最后是提升经济外交，利用外交促进经贸，改变了过去以经贸促外交的做法。［ 12］中国 周边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因此周边外交政策的内容及外交风格与中国总体外交政 策相差不大，但更注重互谅互让，提倡用谈判方式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外， 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伴，以邻为善”的周边外交方针和2003年由提出的“睦邻 、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则更有特色，体现了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思 想，目前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的基本准则。具体而言，该时期中国与东南 亚外交关系中软实力的运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1)积极参与和创建有关政治、经济、安全机制，为软实力“同化性”作用的发挥搭建了平 台。20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对多边外交心存顾虑，因而与东盟组织机构间未建立任何 正式关系，双方关系主要是在中国与单个成员国间展开。进入90年代后，中国在开展双边外 交的同时，也积极进行多边外交。1991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对话伙伴国，次年7月成为东盟磋 商伙伴，并在同年提出了关于解决南海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96年中国成 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并从1997年开始参加了东盟历届 “10+3”会议和在此期间举行的 “10+1”会议；在1997年的第一届“10+3”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 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同意加入《东南亚无核区条约》，成为同意加入 该条约的第一个有核国家；2001年，在中国的提议下，双方决定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并确定了双方在21世纪的重点合作领域，次年该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2002年11 月4日，双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年还签署了《中国.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 联合声明》。2003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宣布建立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这也是中国首次与一个 地区性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第一个加入 该条约的非东盟国家；2005年8月，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在第二届“10+3”文化部长会议期 间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中国与区域组织签署的第一 个有关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官方文件；此外，中国还积极开展与由东盟主导的各机制如东盟地 区论坛、亚欧会议的对话，同时组建了若干对话机制，如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国.东 盟高官磋商等等，形成了从最高层对话到各专业组织机构分工合作的多层次、多渠道、多用 途的协商机制，通过融入和构建这些机制，中国能有效地发挥“影响”、“吸引”和“说服 ”的同化性作用，排除了以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手段解决双方关系问题的传统做法。
(2)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以及其他跨国社会事务，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多年的经济建设成果一夜之间付之东流。东 南亚国家尤其是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所受打击更大，经济的崩溃更引起了社 会动荡。在此危机时刻，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行动挽救危局，在自身出口大幅下滑的压力下 ，中国政府仍承诺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积极帮助受危机重创的国家,提供了总数60多亿 美 元的支持”［13］。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乃至世界的金融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南 亚各国对中 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步确立。2003年4月29日，中 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与东盟防止非典联合声明》，建立互通疫情机制，对签订于2002年11月 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进行了有效、及时的补充［14］；中国还主 动出资1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与东盟国家开展各种合作活动［15］。30日，中 国总理温家 宝在国内非典疫情高度危急的时刻紧急出访泰国，出席中国.东盟国家首脑防治非典的特别 高峰会议，显示了中国“敢于面对现实、面对世界”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在危难时刻对东盟 的穿梭访问，扭转了受到非典影响的中国.东盟关系，使同样遭受非典打击的东盟国家再次 感到中国是本地区高度负责任的国家。2004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强烈海啸后，中国是反应 最迅速的国家之一，海啸灾难一传出，主席和总理等领导人就相继向相关国家 领导人致电慰问，并向灾区派遣了救援队、医疗队，为灾区提供了总计约7亿元人民币的政 府援助款［16］；据中国民政部“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协调办公室”公布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05年1月12日下午16时，我国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到账资金累计达221 35万元 ［17］。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中，中国许诺对老、柬、缅三个最不发达 的东盟国家 提供单方面特殊优惠关税，还决定出资500万美元用于湄公河清淤通航［18］；另据 统计，1997 年中国、东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以来，我国对东盟出口一直呈逆差态势，2000年为48 .3亿逆差美元，到了2003年则增长到164亿美元。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早期收获计划后，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近600种农产品实施零关税，这些商品中我方竞争力弱于东盟，估计逆 差将超过200亿。［20］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和 人民慷慨解囊，在力所能及的的范围内无私地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各种援助，这充分体现了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负责任大国风范，这也再次证明，经历过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中国 ，已是东南亚人民信得过的好朋友。
(3)大力开展文化外交，有力促进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了解和对当前中国和平发 展道路的理解。如前所述，中国古代与东南亚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史。新中国成立不久，便 与越南、缅甸、柬埔寨和印尼建立了外交关系，随之开始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并与尚未建交 的泰国进行民间交流。［19］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双方文化交流因受“” 影响而基本停顿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建立和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以来，中国与东南 亚文化交流才日益频繁，中国文化外交作为软实力外交的关键一环才日益凸显出自己的个性 ，“一个以我为主，政府主导，与国家政治外交大政方针相适应，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 和国内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与对外文化工作自身发展要求相适应，中央与地方相 结合、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对外文化工作格局已经形成。”［22］中国对东南亚文化外交有如下 特点：一是多层次，既有政府层面，也有民间层面和企业层面；二是多渠道，既有通过国际 组织开展的多边文化外交，也有通过国与国开展的双边文化外交；三是多形式，既有文化代 表团互访、互办艺术展览、举办文化活动周以及缔结友好城市等，又有包括留学生培养、汉 语推广（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众多孔子学院）和设立国外文化中心等在内的教育文化交 流项目，以及包括图书报刊和广播电影电视等在内的信息交流活动；四是文化外交活动频繁 ，从90年代以来，每年都有大量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对东南亚文化交流活动开展。
这四条 或许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活动的全部特点，而且为了行文紧凑，省去了许多 具体事例和数据，在此仅以几个数字来说明：1990―1996年，中国派往新加坡访问演出的艺 术团组达200多起8000人次［23］；1995年后，我国赴马来西亚演出的艺术团平均每 年达20多次 且在呈上升趋势［24］；2006年7月，云南省出台了关于云南高校“走出去”战略的 实施意见， 提出云南高教国际化的重点拓展领域是东南亚、南亚，其中将在东南亚办10个孔子学院。［25］中国与东南亚文化外交的日益密切是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美国报纸都这样认为 ：“在东南 亚和太平洋地区，北京正在大力推销自己及其语言。……当中国加强其文化和语言影响力的 时候，华盛顿却在退却。……在东南亚各地，美新署开办的曾经提供英语培训和图书馆服务 的美国中心纷纷关闭，工作人员被大量削减。……在美国退缩的同时，中国正在提供实实在 在的替代。”［26］
总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大力发展硬实力的同时，在对东南亚外交中还充分运 用了软实力外交手段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通过软实力外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搭建起了畅通 的交流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从而使双方能够以和平方 式及时解决分歧并增进互相理解；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和参与社会事务， 不附加任何条件帮助东南亚贫困国家发展经济等等，在东南亚国家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频繁的的文化交流不仅增加了文化的共融，而且提升了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吸引力。 现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这与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是密 不可分的。
中国对东南亚的软实力外交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例如美国学者柯兰齐 克就多次发表文章和访谈认为，中国软实力外交在亚洲得到了积极回应，取得的直接成就是 减少了邻国的戒心，“中国的软实力外交明显改变了它在亚洲乃至世界其它地区的形象，使 它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积极活跃而富有建设性，甚至于很多国家现在更喜欢中国，而非美国 了。”［27］
软实力与中国-东南亚外交关系的未来
作为中国外交“首要”对象之一的东南亚地区，软权力外交是否运用得法，关系到中国的和 平崛起大业，因此，在未来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软实力理论及其运用乃是一个值得加以 充分关注的课题。尽管中国在对东南亚软全力外交中，既有历时悠久的古代交往经验，也有 当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成绩突出的交往实践，但以下问题仍然需要加以重视：
1.充分重视软实力在对东南亚外交中的相对独立作用
权力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当前这个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 ，利益取代权力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追求的中心目标，而权力则成为追求利益的手段之一。 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么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到底是硬实 力还是软实力的作用更突出呢? 硬实力作为一种对抗性权力，实现的是短期的国家利益,付 出的代价是昂贵的，它在冷战结束之前的国际关系史上起着主导地位；而软实力作为一种合 作性权力，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了低代价、高效益的源泉,它更多的是为长期利益考虑，在 冷战结束后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在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要根据世界权 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来决定实现国家利益的权力形式，既要克服过于关注硬实力的物 质主义思维方式, 充分认识到软实力的作用在日益增强, 同时又不能过分夸大软实力的作用 ，认为它完全可以代替硬实力。实际上，尽管约瑟夫•奈极力宣扬软实力的重要性，但也没 有轻视硬实力的作用，他在《软实力》中一再强调，聪明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实力并重 。［20］就中国与东南亚外交关系来讲，这两种权力都起着重要作用，关键是要辩证 看待和使用 这两种权力，才能使两者相得益彰，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健康、和谐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提升国家硬实力。硬实力是一国立国之本,也是外交之本,这一 点毋庸赘述。其次，应充分认识软实力的相对独立作用。硬实力是一国外交之本，那么是不 是一国只要具有强大的硬实力，其软实力也就会相应增加呢？一位中国学者曾这样认为：“ 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软实力’方面处于弱势。但是,一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技 术的力量增长起来之后,其文化价值的力量就会加强。”［21］这种简单地认为硬实 力决定软实 力的逻辑推理,必然推导出拥有更多“硬实力”的国家在“软实力”的实现方面具有相应优 势。事实果真如此吗?伊拉克战争展示了美国的硬实力,但美国的软实力却遭到削弱：“近年 来,反美主义已经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基于美国政策和价值观念合法性的吸引力――处于 衰退中。”［22］再如，苏联在1956年入侵匈牙利和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尽管它的军事 和经济力量继续增长,但这种借助于硬实力而实行的专横政策,实际上削弱了它的软实力，最 终导致国家解体［31］。这表明，一国拥有很强的“硬实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换来在国际体 系中与之等量的地位和软实力，硬实力运用不当甚至还会损害其软实力，从而相应妨碍了其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约瑟夫•奈还指出，梵蒂冈的软实力并没有因为19世纪教皇国家国土面 积变小而减弱；当今加拿大、瑞典和荷兰的影响力,要比其他一些具有相同经济和军事实力 的国家大,原因是它们把经济援助、参与维和等深入人心的行动贯穿于它们的国家利益中。 ［23］这表明软实力并非仅仅依赖于硬实力而发挥作用，一个国家实现软实力的动机 意图和使用 手段决定了软实力能否转化为国家利益。以上事例表明，在追求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软实力 具有不可忽视的相对独立性。由于软实力的独立存在,它反过来又可以增强国家的硬实力，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把硬力量当作常数,那么软力量就是变数或乘数；它倍增或递减综合 国力。……随着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减(当然远未达到消除差距) ,软力 量差距就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同时也是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又一个主要制约因 素。在此意义上,能否提升和强化解决软力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前途,是强国战略的必经之路。”［23］中国作为一个在硬实力方面正在不断发展的 国家，应该 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灵活运用之，尤其是在面对近邻东南亚国家时尤其如此，这对中国的和 平发展和对和谐世界秩序的追求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2.努力构建一种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先进文明形态
强国的竞争，不只是物质的竞争，还是文明的竞争。那些落败的国家不只是物质力量不够， 更主要的是文明的失败。文明大体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物质文明大体上属 于一国的硬实力范畴，而后两者则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其中精神文明指的是思维方式、民族 心理、国民气质和价值观念等上层建筑层面的东西，而制度文明则是精神文明外化于物质器 物层面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和制度。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软实力外 交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一国是否能为别国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这两个文明 要素。中国要成功地崛起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的崛起显然是不够的。世界史上没有 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崛起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 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古罗马帝国是这样，近代英国是这样，现代的美国甚至包括后 来解体的苏联也是这样。罗马帝国最终毁于野蛮人之手，经常被说成是落后打败了先进，而 真正的原因是罗马文明从内部衰败了，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导致罗马帝国衰 亡的并不是那些所谓的外来蛮族，而是整个古希腊文明无法找到应对文明挑战办法的结果［34］；在20世纪40～50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 强权强行推 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 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才不 得已而为之；美国之所以长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与其摇旗呐喊、大力推行以“民 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在此姑且不论这个价值体系的虚伪问题）和由它主导 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制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些事例为我国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是，只有文 明的创新，才能引来别国的自愿模仿、借鉴和追随，才能保持崛起和不败的姿态。在新中国 成立后的对东南亚外交中,我国政府一贯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扬和平发展的主流文化, 近来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国际秩序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 ”；通过创建、融入和利用国际机制的实践,表明了中国愿意与东南亚国家加强沟通 、平等解决双方存在问题的愿望；通过平等互利甚至损己利人的经济交往和不附加任何条件 的经济、社会援助，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以上这些包含有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创 新因素的软实力的运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赢得了稳定的周边 环境，从而为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要看到，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 统文明历经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逼迫以及历次政治、文化运动的洗礼，虽说不上遭遇了如同 其他几大文明形态那样的文明断裂，但现在的文明形态显然不再也不必再是从前的文明了。 同时，客观而言，一种融合了中西方传统文明和现当代工业文明精髓的、既符合中国国家利 益又能顺应世界主流发展趋势的文明形态，目前仍处于转型、探索和完善过程中。“……一 个文明没有掠夺的根性，而不得不以剥夺自身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尤其是为了生存而不得 不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其步履便必然是沉重而不稳的。在此过程中，失范和失 误在所难免……”［35］，以环境、资源被严重破坏和社会不公现象大量存在等为特征的经济发 展模式，以及由此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偏差和制度设计缺陷，至少不是东南亚国家心悦口 服地长期加以追随和模仿的对象。在国际制度方面，约瑟夫•奈有这样的观点: “如果一个 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和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 影响他国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权力或者‘制度权力’”。［24 ］然而“ 国际格局的现实、中国的国家实力、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国际环境的外交战略目 标都决定了中国没有理由成为国际机制的挑战国”。同时“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 、成为伟大强国的潜力和政治抱负使中国对国家极为珍视,进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 搭车'战略”［25］。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关键之处在于中国能否发展出一种全新的 、先进的，从而对东南亚国家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形态。
注释：
［1］新加坡学者盛利军则将软实力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因素：①开放和稳定的政治、经济 和社会体系；②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和凝聚力；③理论指导；④外交决策能力；⑤国民素 质等。见：黄建国.军事软实力理论.当代军事文摘，2005(4)
［2］Joseph 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Fall 1990；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Power.Dialogue,1990(4)
［3］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1)
［4］Joseph S. Nye.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 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1.40
［5］刘德斌.“软实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4)
［6］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时期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考古学报，1958(3)；朱杰勤. 中国陶瓷和制陶技术对东南亚的传播//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204.2 05；邱新民.东南亚文化交通史.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文学书屋联合出版社，1984：625
［7］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6 04
［8］［英］D.G.E.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21
［9］关于这三个层次的归纳，引自：王介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40.41
［10］其中因10世纪以前越南属中国正式版图，中国政府对那时期越南区域内的用兵属于特 殊情况。
［11］宋林飞主编.传承文明 走向世界 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 术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2］杨勉主编.国际政治与中国外交.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28.39
［13］不凡的外交.人民日报，2000.10.08.转引自：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 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548
［14］庞中英.120多个国家采取限制，反思后非典时期中国外交.中国青年报，2003.06 .16
［15］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6］在首批2163万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第二批5亿元人民币援助金额的基础上，中国 政府 又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决定再提供2000万美元援助金额。见：黄庭满.海啸拧紧中国. 东南亚利益共同体.经济参考报，2005.01.10
［17］内地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超过2.2亿.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站（省略），2005.01.14
［18］张锡镇.中日在东南亚争夺还是合作.面向新世纪的中国东南亚学回顾与展望//中国 东南亚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0
［19］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建立时间：越南（1950年1月建立，1978年停顿，1989年 恢复）；印度尼西亚（1950年4月建立，1967年10月中断，1990年8月恢复）；缅甸（1950年 6月建立，1967―1970年停顿）；柬埔寨（1958年7月）；老挝（1961年4月，1978年停顿，1 991年恢复）；马来西亚（1974年5月）；菲律宾（1975年6月）；泰国（1975年7月）；新加 坡（1990年10月）；文莱（1991年9月）
［20］Joseph S.Nye.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pp.x iii,32,129,147
［21］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对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3 )
［22］Joseph S. Nye，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Foreign Affair ，2004(5)//刘艳萍.试析软实力及其实现途径.阴山学刊，2006(5)
［23］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09.110
［24］Joseph Nye.J r.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 r. New York :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1990：33.34//李迎春.中国崛 起之软权力塑造战略.江南社会主义学报，2006(1)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4
【摘要】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会计人才的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探询我国高校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探讨如何培养满足新形势需求的会计人才。
一、会计人才培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1.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要求人才培养应该具备全球视觉与全球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突出表现在生产一体化、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四个方面，出现了对适应该趋势的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等一系列人才的巨大需求。会计作为国际经济的商用语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的交流和沟通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加强。以跨国公司对会计人才的要求为例：跨国公司一般要求会计人员具备运用东道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和母公司所在国会计准则的能力。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将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合作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发展存在差异，因此，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人才培养要求适应区域特点，具备区域特色。
3．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地址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要求和人才需求的新增长点。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另外，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性会址在南宁，南宁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因此，对既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又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日益增加。
（二）挑战
1.缺失东南亚各国法规制度的知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建立在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的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均处于发展过程中，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通用法律法规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同时，收集、翻译和传播各成员国的法律和法规将是长期的过程。因此，现时培养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人才所需的东南亚各国法规制度知识是严重不足的，这就为培养人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关于东南亚语言和人文地理的知识是盲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小语种人才培养方面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善。据调查，目前本科层次以上的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主要有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四所高校；小语种高层次人才不多，东南亚各国小语种人才缺乏。同时具备培养会计人才和东南亚各国小语种素质的专职教师十分稀少。
3.严重缺乏东南亚各国的会计资料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反映经济运行的商用语言――会计在经济交流中的地位日趋提高。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会计制度建设进程差异很大；目前国内也逐步开始研究东盟各国会计，但是，基于语言和研究基础等原因，国内现存的有关东南亚各国的会计资料相当缺乏，会计研究基本局限在各国会计现状的层面上；东盟各国会计资料的收集、翻译和研究层次有待进一步加深。
4.国际学习与交流、实践课程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国内有关院校纷纷掀起与东盟有关的教育热潮。目前这些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语言教育和国际贸易知识两方面，许多院校设立东盟各国语言方面的专业并在国际贸易专业下开设东盟贸易的教学模块；国际交流方面主要是接受东盟各国留学生和国内有关专业到东盟各国进行短期语言实习。在国际学习和专业课程实践方面的交流尚处于较低层次，国际学习与交流、实践课程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构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课程体系的基本原则
人才培养有赖于正确的人才培养政策、人才培养理念以及广泛的人才需求。经济与教育、经济与会计人才培养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会计人才培养也不例外。面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益成熟的状况，在构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的课程体系时，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一）专业化
专业化要求培养会计人才需着重把握专业人才的核心。会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目标主要体现在会计人才业务水平的精和专两方面，即业务精通和业务处理具有专业水平。而专业化的会计人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次：
1.基本能力
表现在：掌握基本的计算能力，如利用算盘和计算器进行计算；掌握处理票据的一般常识，如各种票据、单据的填写；掌握业务处理的一般流程，如根据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账和编制报表等。
2.综合能力
表现在：精通会计业务并能够进行综合处理；善于利用相关资料，能熟练地进行成本计算；熟练利用财务软件进行账务处理和报表编制；对财务资料进行专业判断，熟练运用筹资和投资运作的基本技术；恰当进行税务筹划，灵活处理涉税事务。
（二）国际化
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必须是国际化的专业人才，而国际化要求会计人才应具备国际化的观念、知识和竞争力。因此，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应该首先培养其国际化观念；其次培养其国际知识；再次培养其国际化的竞争力。
其中，国际化观念是基础，体现着国际化人才的基本内涵，决定着人才的视野和行为。国际知识是条件，体现了国际化人才的基本能力，是表现国际化人才的核心。国际化竞争力是目的，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际化人才本身具有国际竞争力，具有良好的职业前景：二是国际化人才为其就业单位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可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
（三）应用型
应用型会计人才是既通晓会计理论又善于会计实践；既能较好地利用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将会计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提升为理论的专业人才。针对适应东南亚各国经济交往而进行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要求所培养的会计人才必须具备对东南亚各国经济交往的经济业务进行业务操作的能力。
业务操作的能力具体包括：技能性能力、技术性能力和工程性能力三个层次。技能性能力主要体现在会计核算工作中，要求会计人员能较好地掌握会计核算能力和熟练的计算技术，最终能编报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报告；技术性能力仍然体现在会计核算工作中，但主要是以会计核算为主，并且具备进行适当的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能力；工程性能力体现在企业理财活动中，要求会计人才具备财务控制和规划能力，也就是要具备既能够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够展开财务管理活动，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为一身的业务处理能力。
（四）复合型
复合型体现在知识复合、能力复合和思维复合等多方面，复合型人才属于一专多能的人才。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复合型会计人才的主要表现有：
1.掌握东南亚各国语言
语言是交流的基础，掌握东南亚各国语言为了解东南亚各国状况及其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基本前提。
2.既懂国内经济业务又懂东南亚各国经济业务
培养的人才首先要立足于国内，要熟悉国内业务。但基于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也要求熟悉东南亚各国业务。
3.既懂国内会计又懂东南亚各国会计
作为会计人才，要求熟悉国内会计准则和制度。而且，为了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还必须掌握东南亚各国的会计政策。
三、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社会职业需要与学科知识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是专业活动的内容和结构。课程体系的合理设置与否、质量高低、实施效果好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状况。笔者认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包括基础理论课、专业通识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拓展课四个部分，并将会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国际化、应用型和复合型的要求贯穿其中，如图1所示：
（一）基础理论课
基础理论课是夯实人才基础理论、提高人才基本素养的课程，这些课程既包含人才培养的公共课程，又包含专业人才培养专修课程。就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而言，这些课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方法论课程
包括：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和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和线性规划等）。这些课程首先是培育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是培养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法学课程
包括：法学基础和商法等，法学课程主要是为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法规，培养学生的守法观念。
3.工具类课程
包括：外语（英语和第二外语东南亚各国语……越南语、泰国语、老挝语等），东南亚相当一部分国家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英语是必修课程；为了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东南亚各国语言有必要作为主业基础课程；计算机（计算机应用基础）；写作（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经济应用写作），大学语文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字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写作课主要是各种应用文的写作，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4.经济管理课程
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统计学和市场营销学等。这些课程从学科域或学科群的角度看，属于专业课的上游学科。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经济管理理论，为开设专业基础课提供学科基础知识，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做好准备。
（二）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是反映专业本质、体现专业能力的课程，这些专业核心课程根据其在整个学科中的深浅和难易程度分为不同的层次。在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框架下，这些专业核心课包括：
1.专业基础课
包括会计学导论、初级财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理论与实务、会计与审计电算化、行业会计比较、管理信息系统、财务案例分析和内部控制学。
（1）增设《会计学导论》，主要介绍会计的发展历史、发展环境、地位和作用以及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法规、会计职业道德、专业培养目标等。以《会计学导论》课程作为会计学本科的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也体现出财务管理学、会计学和审计学的内在联系，可以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学习主动性。
（2）按初、中、高三个层次设置财务会计学课程。《初级财务会计学》主要阐述财务会计记账方法和账务处理程序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主要培养学生专业基础的核心能力；《中级财务会计学》主要阐述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会计业务处理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主要培养学生专业的核心能力；《高级财务会计学》应主要阐述企业特殊会计业务处理的基本理论、技能与方法，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处理特殊业务或灵活运用专业技术的能力。
（3）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合并，形成《成本与管理会计》课程，减少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而对于涉及长期、短期投资决策分析、货币时间价值、资金预算等内容，则由《财务管理》课程完成。
（4）将《审计原理》、《财务审计》、《审计案例分析》和《经济效益审计》等课程合并成一门《审计基本理论与实务》课程，主要讲授审计的基本理论、技能、方法及实务操作。
2.方向性专业核心课
包括国际会计、国际审计准则和东南亚各国会计的比较研究。方向性专业核心课反映了专业的特色。这些课程是在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培养学生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和具备处理东南亚各国经济业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三）专业通识课
专业通识课是在专业核心课的基础上，开设与专业课相关的课程，按类别开设限制性选修课程。其目的是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均衡会计人才的知识结构，更好地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服务。专业通识课一般包括：
1.财政金融类课程
在开设财政学和金融学的基础上，增设：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税务筹划、国际税收、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比较和东南亚各国财税体系比较。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国内外金融运行体制的了解和国内外财税体系的认识，为今后从事东南亚经济贸易工作做好准备。
2.贸易类课程
这类课程是在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的基础上，增设：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商务谈判和东南亚各国市场运行体制比较。这些课程旨在使学生初步掌握国际贸易理论，初步了解东南亚贸易市场状况，初步认识东南亚的经济贸易业务。
3.工程技术
这些课程包括：工程数学、机械工程基础、工艺流程学、预测与决策技术、C语言技术等。工程技术课程主要是使学生掌握企业工艺生产过程和有关应用技术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技术，为学生进行进一步学习和从事实际工作做好准备。
（四）专业拓展课
专业拓展课可开设为任意性选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了解历史、认识社会提供多种思维方式和广阔的教育途径。这些课程包括两个方面：
1.跨专业拓展课
跨专业拓展课主要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从其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中选取。但针对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人才培养要求，通常建议学生选取的课程有：国际商法、国际政治学和图书情报等。选取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人文与科技素质教育拓展课程
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个人修养和学科思维方式的渗透，一般文科学生选取科技素质教育拓展课，而理科学生选取人文素质教育拓展课。在东南亚经济贸易会计人才培养框架下，人文与科技素质拓展课在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课程一般包括：音乐欣赏、书法、演讲与口才、东南亚国家经济地理、东南亚国家传统文化概论、东南亚国家外交和礼仪、大学物理以及科技发展史等。这些课程可为学生将来从事东南亚经济贸易工作奠定文化基础，避免不必要的文明冲突。
四、课程体系实施中的课程内部平衡问题
课程设计主要是基于人才知识结构的角度考虑，注重人才能力体系培育的整体性；从人才培养的过程来看，尚需注意不同层次人才培养课程内部的平衡。从我国人才学历教育的角度看，人才培养包括中专、高专（高职）、本科、硕士和博士五个层次，相应的培养层次对应着适当的课程体系层次。为了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这五个层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在方向性和整体性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方向性和整体性上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由于学员的知识层次以及开课学时等因素的影响，这五个层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实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相应的平衡。笔者认为，可以这样处理：
（一）中专和高专（高职）层次
这一层次的人才主要是培养操作能力。对于基础理论课的讲授以适度和够用为原则，也就是说，基础理论课教育主要以保证学生能够学习以后的课程为基准，不必作太深入的探讨；对于专业通识课，主要开设本专业相关度较高的课程，相关程度不高的课程可以少开设，甚至不开设；对于专业核心课，主要开设初、中级课程，以日常业务处理为主，一般不开设高级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对日常业务的操作能力；对于专业拓展课，与专业通识课的处理原则是一致的，具体实施时可以只进行纵向拓展，不进行横向拓展，但是要注意应开设东南亚国家传统文化概论、东南亚国家外交和礼仪等课程，为学生将来从事工作时避免不必要的文明冲突而奠定文化基础。
（二）本科层次
这一层次的人才培养要求是理论基础与操作能力并重。在基础理论课程教育方面，不仅要保证为学生够用，还要保证学生未来进一步学习或工作夯实理论基础；在专业通识课方面，为了保证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财政金融类课程、贸易类课程和工程技术类课程均不可偏废；专业核心课可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开设，不仅要培养其处理日常业务的知识和能力，也要培养其处理特殊业务的知识和能力；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科层次的拓展课既要纵向拓展，也要横向拓展。
（三）硕士和博士层次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5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是多样性的，还是单一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注：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加坡、韩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中国和越南十个东亚经济体。）。在浩瀚的学术文献中，有关概念的使用及其内涵极其混乱。因此，在探讨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多样性问题之前，必须区分“东亚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及其内涵上的差别。
笔者认为，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范畴，是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其内涵是指“亚洲四小龙”在相似的历史、宗教、文化（尤指儒教）的背景下，在强政府的干预下，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各方面实行赶超战略，加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则是属于经济学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规律及其增长源要素，包括劳动投入要素、资本投入要素以及扣除劳动与资本投入后的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也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以及基本经济发展状况。其本质内涵是分析东亚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包括研究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GNP的发展趋势；经济结构的基本变化；经济的外部平衡能力；主要由本国（地区）人民而非外国人参与的经济发展过程及相应的收入分配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注：参见马尔科姆·吉利斯等：《发展经济学》第一、三、四章。W.W.Norton & Company1987年第二版；迈克尔·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但是，随着近些年来各门学科的相互融合，经济学家在考察一国经济发展时，已将视野从经济增长扩展到社会发展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同时，为了简便，在国内外经济论文中，东亚经济发展模式通常被统称为“东亚模式”。
阅读有关英文论文或著作时，可以发现，东亚模式在英文中有两种表述：即East Asian Models和East Asian Model，虽然仅相差一个字母，但是二者的概念与内涵却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意为东亚地区的各种模式，后者则指东亚地区单一的模式。
认同于单一“东亚模式”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模式的内涵包括了以下六个重要特征：(1)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高投资；(2)合格教育与人力开发的高投资；(3)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4)促进出口的自觉政策（即在经济增长初级阶段，采取本国本地区货币贬值政策，在经济起飞阶段，则采取有利于出口制造业的工业政策）；(5)注重公平增长，避免了西方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阶段出现的社会不公平现象；(6)谨慎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在对外经济政策支持下的稳定康健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幸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单一“东亚模式”的内涵似乎又变为“裙带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与国家垄断”、“道德公害与道德败坏政权所致的劣质银行业”、“私人与公共部门之间的腐败关系”、“经济基础脆弱”综合体的代名词（注：Montes，M.F.，The Currency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Institute of.Southeast
Asian Studies，1998;Stiglitz，j.，"Boats，Planes and Capital Flows，"Financial Times，25
March，1998;Mckinnon，R.and Pill，H.，"International Borrowing:A Decomposition of Credit
and Currency Risks，"World Development，10，1998;Radelet，S.and Sachs，J.，"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Diagnosis，Remedies，Prospects，"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 April，1998.）。
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很多外国学者没有用East Asian Model （单一东亚模式）的提法，而是较多地用了East Asian Models（多样化的东亚模式），以示区别。有的学者把“亚洲四小龙”称为“亚洲第一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First-tier ANIEs)，将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称为“亚洲第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Second-tier ANIEs)，或“东亚虎”(East Asian Tigers)与“东南亚虎”(Southeast Asian Tigers)，并比较亚洲两个不同层次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同点（注：Jomo K.S.，Southeast Asia's Misunderstood Miracle-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ailand，Malaysia and Indonesia，
Westview Press，1997.）。不少学者使用世界银行的提法“经济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体”(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或“东亚经济体”(East Asian Economies)，也有一些学者使用“亚洲型经济发展模式”。很多学者赞同世界银行在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提出的东亚不存在单一“东亚模式”的论点，明确提出，“在世界银行所涉及的八个经济体中，至少存在三种模式。日本、韩国、台湾的模式与城市经济体——新加坡、香港完全不同，应视为两种不同的模式，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这三个东南亚国家可被视为第三种模式。”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
单一“东亚模式”与多样性“东亚模式”论争的实质性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应采取何种理论作为指导；第二，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与东亚模式有着直接的关联。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理论学术界就对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形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鲁格尔(Kreuger)和巴拉萨(Balassa)的理论为代表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这五个经济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推行了金融和贸易市场自由化，采取现实主义的兑换率和经济对外国的开放，在实行进口自由化和关税削减的同时，增加出口（注：Friedman，M.，Free to Choose，pp.54～55，Harmondsworth，Penguin，1980.）。然而，主张国家推动发展论(developmental-state approach)的经济学家却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认为“亚洲四小龙”的强政府正是通过采取极其反市场干预的政策，如“选择赢家”政策(picking winners)和故意“将价格搞错”(getting prices wrong)政策，对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投资、贷款和税收优惠倾斜政策，扩展了经济并促进了产业的升级，最终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政府的干预，这些都是难以实现的（注：Amsden，A.H.，Asia's Next Giant:South Korea and Late lndustri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Wade，R.，"Governing the Market: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Industrializati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取得快速增长之后，东盟三国（马来西亚、泰国、印尼）、中国和越南的经济也相继得到了快速增长。日本政府与学术界认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所创造的“经济奇迹”都是引进日本直接投资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结果，也是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模仿和复制日本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强干预分不开的。
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实力与影响的增强直接导致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及其经济实力的削弱。为了使美国势力重返亚洲，美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用提供贷款和援助等方式，极力对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施加影响。美国通过提供有附加条件的贷款，要求受援国家和地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接受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推行金融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非制度化改革。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6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compton, robert w., jr. 2000. east asian democratization: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culture and economy.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evans, grant, christopher hutton and khun eng kuah, eds. 2000.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the border region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3]mulder, niels. 2001. inside southeast asia: religion, everyday life, cultural chang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4][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张敦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澳]海因茨•沃尔夫冈•阿恩特：《经济发展思想史》，唐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澳]加文•麦考马克：《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郭南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德]赖特•特茨拉夫：《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吴志成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日]竹内宏：《活的经济学——走遍世界谈经济》，熊辉，张丽曼译，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
[9][日]山本七平：《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日]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哲学——探索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卞立强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11][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兴”与“衰”的怪圈》，天津编译中心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2][日]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97。
[13][美]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
[14][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5][美]小r.霍夫亨兹、k.e.柯德尔：《东亚之锋》，黎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1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18]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现代化与社会文化》，学林出版社，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学林出版社，2003。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7
关键词：桥头堡；区域；战略；条件；机遇中国
中国
2009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战略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云南省委、省政府结合云南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文优势，于2009年12月提出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目标，即“两强一堡”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有利于加快云南的建设和发展，提升云南的整体实力，更重要的是，它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然而，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目前人们对云南建设“桥头堡”的认识还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偏差，这些认识上的偏差突出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误区一：概念认识上的偏差
从概念上讲，“桥”是指跨越河流、山谷、障碍物或其他交通线而修建的架空通道，“头”是指开放的前沿，“堡”是指许多相互关联、作用不同的要素构成的基地或平台。“桥头堡”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三层涵义：一是为控制重要桥梁、渡口而设立的碉堡、地堡或据点；二是设在大桥桥头的像碉堡的装饰构筑物；三是泛指作为进攻的据点。可以看出，最初“桥头堡”是一个军事术语。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其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括经济，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云南建设桥头堡，就是要把云南建设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通道、平台、基地和窗口，建通道是指中国经云南连接东南亚，南亚，直达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成为交通、电力、通信的门户枢纽，这是桥头堡建设最为迫切的战略任务；建平台是指通过构建一些官方和民间的合作制度，把云南建成中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平台；建基地是指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把云南建成面向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外向型产业基地，以及进出口商品生产加工基地；建窗口就是要使云南成为充分展示中华文化，增进国际友谊的对外人文交流窗口。建设“桥头堡”的立足点是要加速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完善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目的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富邻、睦邻、安邻”，并不是所谓的中国进行对外扩张或者其他意图的体现。
二、误区二：区域认识上的偏差
在云南实施“桥头堡”的战略中，存在着把建设“桥头堡”中的“面向西南”局限于南亚和东南亚、或者东南亚，或者仅指与云南毗邻的越南、缅甸、泰国等周边国家，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不符合建设“桥头堡”的战略要求。实际上，云南建设“桥头堡”所辐射的区域，是指面向西南开放，主要以南亚、东南亚国家为重点，面向印度洋沿岸，延伸到西亚及非洲东部等广大区域，是指中国的西南方向，可概括为“一洋四区”。这个区域涵盖了56个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重要矿产和农林渔资源，市场成长性良好，发展潜力巨大。云南成为桥头堡，对拓展中国对外开放腹地和空间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误区三：层次认识上的偏差
所谓层次认识上的偏差，主要是指在云南建设“桥头堡”的进程中，一种观点认为，“桥头堡”提出在云南，实施和建设也在云南，建设具有区域性，“桥头堡”是云南的“桥头堡”。其实，实施“桥头堡”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云南，还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省等西北、东北区域。因此，在云南建设“桥头堡”进程中，云南只是“桥头堡”建设的前沿地带，是发展的重点地区，在云南建设的“桥头堡”不是云南的“桥头堡”，而是国家的“桥头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
四、误区四：战略认识上的偏差
桥头堡建设既然是一项战略，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就要遵循战略管理的特点和规律。一般而言，战略具有全局性、整体性和协调性等特点。云南建设“桥头堡”，必须从全局的高度进行部署，不能只强调局部，要处理好云南内地与边境地区之间的关系，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云南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云南与邻近省份之间的关系。就整体性而言，“桥头堡”建设主要应该体现在经济建设领域，但同时还应该覆盖国防、文化、教育、卫生、资源等。从协调性来看，云南各州、市（县）在建设“桥头堡”中，要按照优势互补，特色突出、潜力大的思路，在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加强协调和配合。然而，目前云南在建设桥头堡进程中，一方面，过分突出经济桥头堡的建设和宣传，而在国家安全、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建设显得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建设过程中往往过分突出本区域的建设，而在加强区域间的整体布局、合理规划、互联互通、协调发展、互利共赢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其结果是各自为政，布局雷同，不顾条件争项目、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另外，如何加快周边国家对桥头堡建设的了解和认同，也是必须考虑的重大现实问题。五、误区五：基础认识上的偏差
改革30多年来，云南经济社会获得了长足进步，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程度较改革开放以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近10年来，云南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好、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受惠最多，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分布在边境区域的众多少数民族，已从原始状态转变为“直过民族”，其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生活习俗都发生很大改变，周边地区人文环境有了极大改善，民族团结，周边安定，为建设桥头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十二五”和桥头堡建设中，云南又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强省和中国面向西南开放桥头堡的战略目标，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科教兴滇、城镇化和全方位开放四大战略，坚持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教育现代化四轮驱动。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科技进步为支撑，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调结构、转方式不动摇，坚定不移统筹城乡发展，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努力推动全省综合经济实力、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上一个大台阶。然而，与全国相比，云南基础还比较薄弱，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云南在通讯、公路、铁路、能源、边境口岸等基础建设，以及管理水平、服务水平提升方面还很落后。尤其是对外开放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开放领域还不够宽，开放层次比较低，开放效益不高，对外开放带动全省又好又快发展的能力还不强，离桥头堡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在推动中国与南亚地区建立多边制度性合作机制，搭建中国与南亚地区机制性经贸合作平台，积极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信息、产品、技术、资金、服务贸易方面的整合和互补，在加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济合作区、边境自由贸易区建设，在深化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提升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友好交往水平，争取与更多的南亚国家缔结友好合作关系等方面还不够深入。云南在建设桥头堡的进程中，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那种不顾客观因素，不考虑现实基础，一哄而上，凭经验、拍脑袋的主观主义做法是必须克服的。
六、误区六：条件认识上的偏差
和其他建设一样，云南建设“桥头堡”会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第一，区域因素。如前所述，云南自然条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与全国有很大不同，虽然特殊的区位优势奠定了云南在中国西部特别是大西南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为云南建设“桥头堡”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如果不充分考虑云南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发育程度低和基础建设薄弱的实际，那“桥头堡”建设的目标就会受到影响。第二，国内因素，如果国内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大，一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方略，那将加速桥头堡建设的进程。第三，国际因素。实践证明，区域范围内的国际局势状况是促进该区域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如果国际局势稳定，国际关系良好，就能推动该区域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桥头堡建设就会得到稳步推进，相反，如果地区国际局势动荡不稳，该区域稳定和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就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由于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亚欧大陆桥战略的实施，充分说明南亚、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良好，虽然局部地区如阿富汗等国局势不太稳定，但整个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关系局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为建设桥头堡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第四，与周边国家关系因素。从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看，中国先后与越南、泰国、缅甸、老挝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形成了良好的关系，为云南建设“桥头堡”创造了难得的周边环境。然而，云南在建设桥头堡战略中，仍存在着一系列突出问题。如在对周边国家情况方面，研究还不深、不透，对合作对象的合作意愿还把握不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中还存在着一厢情愿的情况；就国内政策而言，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还不够系统、支持力度还不够，边境地区开放度还不高、人流物流还不畅；还缺乏对跨国公司在滇设立总部和办事机构的具体政策支持，难以形成对外开放的集聚效应。此外，云南在对东南亚、南亚开放方面具有特殊性，如果国家财政、税收、金融投资、口岸通关等政策一刀切，就很难开展大规模的贸易与合作开发。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条件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某些因素发生变化，条件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呈现多极化发展格局的条件下，国际关系往往显得十分复杂。云南在建设“桥头堡”进程中，必须站在国际视野的战略高度对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格局和地区发展态势做出科学而准确的判断。七、误区七：机遇认识上的偏差
东南亚文化概论篇8
【关键词】新加坡；东南亚一体化；东盟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时常被引证为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合作的杰出榜样。自1967年迈出合作的步伐以来，东盟至今已取得很大的进展。其发展虽历经各种跌宕起伏和曲折坎坷，但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它从成立时5个创始国的“小东盟”，发展到今天几乎囊括整个东南亚地区，具有10个成员国，并且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大东盟”。同时，至今东盟并没有停止扩大的步伐。现在，它不仅在东南亚和泛亚太地区产生影响，而且显示了其作为一个区域组织的支柱力量。i时至今日，东盟已成为东南亚地区以经济一体化为主，兼具安全、文化、科技等全方位合作的区域一体化组织。ii不可否认，东盟内部各成员国发展还不均衡，一些成员国之间还存在许多分歧与历史遗留问题。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在一个意识形态、宗教文化及经济水平等方面差异如此之大的地区，能在经济、政治、安全领域取得如此成就，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新加坡是东南亚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世界重要金融、航运和对外贸易中心之一。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新加坡在推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新加坡历来以小国大外交，能够在各大国之间纵横捭阖而著称。新加坡自知国小民寡，常常低调行事。但它屡屡出思想，出主意，出建议。不少关乎东盟方向性的重大举措和决策都来自于新加坡的建议。iii
一、新加坡地缘政治环境简述
东南亚是世界上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而新加坡又处于东南亚战略地位最重要的位置，地区外大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利益集中于此。同时新加坡又处于两个地区内大国之间（南部的印尼和北部的马来西亚）。这些地区外和地区内大国的存在对于新加坡来说，是一种安全的威胁。因此，加入一个地区性组织并努力促使其发展壮大，对于新加坡的生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新加坡独特的历史和民族构成可能产生的与周边其他国家的矛盾，客观上也需要新加坡在东盟内部寻求解决这些矛盾的机制。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
1、东南亚各国之间文化与宗教差异较大，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合作很难维持，国家之间非常容易爆发冲突。iv新加坡这个资源缺乏而且没有战略防御纵深的袖珍小国在这种复杂的地区环境下很难生存。
2、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后，马来西亚对其保持仇视。马来西亚通过种族问题、淡水供应等，对新加坡施加影响。再加上在社会问题、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等方面，双方存在矛盾与分歧。所有这些矛盾的解决都需要有一个制度性的平台来帮助实现沟通。
新加坡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资源稀缺，缺乏战略纵深。脆弱性是这个小国的基本属性之一。脆弱性意味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v而东盟给缺少安全感的新加坡带来了一定的保证，有效缓解了其脆弱性。东盟的存在及其制度架构为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发挥地区与国际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平台。
二、新加坡在东盟内部作用的历史回顾
由于自身国情的限制和面对的艰难外部环境，在东盟成立初期新加坡在东盟内部充当着谨慎参与者。在东盟成立初期，经济合作基本是停滞的，看重东盟经济效用的新加坡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利益。而新加坡又担心印尼通过主导东盟政治合作从而谋求地区霸权。随着时间推移，地区局势发生改变，新加坡与印尼、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协调一致宣言》签订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走上了发展之路，东盟也没有像新加坡担心的那样成为印尼称霸地区的工具。在这种形势下，新加坡开始重新审视其与东盟的关系，并且有意在东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开始在东盟中走向前台。在柬埔寨问题上，新加坡扮演了东盟代表者的角色。同时段，新加坡积极促进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增长三角”这一模式为东盟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形式。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区域经济合作等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在东盟发展中表现得越来越积极。因此，这一阶段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作用，可以说是从谨慎参与者转化为积极参与者。
97年金融危机给新加坡在东盟内部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机会。所谓“船小好调头”，金融危机后，新加坡经济在东盟各国中恢复得最快。学者们一致认为从长远来说，这次金融危机加强了新加坡充当东南亚经济与合作稳定的避风港的声望。vi新加坡呼吁东盟各国通力合作对抗金融危机，提升东盟的地区影响力与国际影响力，努力使东盟朝着“一体化的东盟、充满活力的亚洲中心”发展。新加坡还积极提倡并促进《东盟》的酝酿、制定与签署；推动东盟在经济、安全、社会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在缅甸问题上，新加坡也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新的国际环境与形势下，新加坡积极呼吁并参与东盟在环境保护与反恐方面的合作。此等种种措施与行为，我们都可以看出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低姿态主导作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新加坡与东盟关系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东盟的发展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作用也发生相应变化。笔者认为，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作用可以用一句话概况为：从积极参与者转化为低姿态的主导者。从参与者到主导者，这是一种身份的转化，是从幕后走向前台的举动。放眼全球来看，这也是新加坡作为一个袖珍小国创造的奇迹。但是应该认识到的是：新加坡的这种主导作用是一种低调的行为，新加坡是东盟内部低调的领导者。新加坡过去是积极参与者，现在是低调主导者，今后也仍然是低调的领导者。但低调不等于消极，新加坡仍然会在今后的不同时期，在合适的情况与条件下，在适当的领域，充当东盟低调、主动、积极的一体化进程倡导者。新加坡的这种低调，是由新加坡的立国原则所决定的，更是由新加坡独特的国情所决定的。树立一种务实的立国原则与观念对于一个国家是何其重要。一个国家不可太沉浸于漂浮的虚名，更应该踏实致力于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注释：
i 比尔森・库鲁斯.东盟――利益和存在的理由[J].美国：亚洲概览，1993，33（8）：17.
ii 陈剑峰.东盟一体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J].湖州师专学报，1994（2）.
iii 张锡镇.东盟共同体发展趋势及其主要推动者[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1）：4.
iv 隆德新，罗炜东.试析新加坡的东盟观及其成因[J].东南亚研究，2009（4）：25.
v 韦民.论新加坡与东盟关系――一个小国的地区战略实践[J].国际政治研究，2008（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