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国家范文

东南亚的国家篇1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

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

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

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东南亚的国家篇2

关键词：东南亚国家　中国崛起　战略缔造要素

中图分类号：D8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4－0072－07

东南亚东濒太平洋，西临印度洋，是这两大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有许多重要的海上通道。东南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东南亚是亚洲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它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橡胶等重要资源，也是世界大米的主要产地。此外，还有相当丰富的海洋资源。这些因素使得东南亚地区数百年来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争夺的对象。自1967年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五国创立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组织以来，文莱(1984)、越南(1995)、老挝和缅甸(1997)、柬埔寨(1999)先后加入，一个包括该地区lO个国家在内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大联盟最终形成。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更加一体化、在战略上更为主动的大东盟无疑使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东亚地区格局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并且肯定将大大提升其所具有的重要国际地位。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考虑中也必将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由此，对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基本要素进行探讨和分析不仅重要而且必要。

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主体

讨论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缔造，首先就必须明确其战略缔造的主体。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现实都表明以民族国家及其政府为核心的战略缔造主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理性依旧是东南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战略选择的基础。但是，随着全球化和复合相互依赖的深入，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各种跨国经济社会集团和国际组织正在成为塑造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的重要力量。

首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国际关系的现实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是国际无政府状态依旧是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国际关系依旧缺乏一个拥有绝对合法性与管理能力的绝对权威，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国家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依旧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但一般地认为，国家是理性主义的，其存在的主要目标在于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外部威胁最小化。可以说，国家的战略理性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国家总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对“外部世界”的忧虑、担心、甚至恐惧是国家的经常性心理状态，也是国家在对威胁采取反应以及采取安全努力的首要因素。“权力”是国际关系的现实，而“战略”则永远是国家政策直面“现实”的唯一“出路”。它是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中应对威胁、维护利益的必要手段和重要工具。战略总是基于对其他国家能力与意图的判断、对自身目标与手段的评估，是国家对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各种现实和潜在威胁的应对计划和方案。

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由于过去遭受殖民统治的悲惨经历，作为对西方造反与学习的结果，东南亚国家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保持了空前的热忱，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长期兴盛。就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传统而言，东南亚国家具有明显的“亚细亚特色”，以政府为代表的公权力在国家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特别是今天，东南亚国家的政治普遍处于转型或后转型时期，威权主义依旧是国家统治的重要形式，这就决定了各国政府和政治精英在对华战略缔造中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东南亚国家主动应对来自中国威胁、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理性始终是其战略缔造的基点，各国政府的角色、战略与政策倾向是观察和研究其战略缔造的重点。

然而，也必须认识到，随着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发展，传统的以国家和政府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国内利益集团以及跨国性经济社会网络正在逐步成长，它们或者自觉地参与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的缔造，或者自发地成为塑造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关系的社会性力量。非国家行为体大量增生，正在逐步改变传统国际体系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结构，国际体系单位日益多元化，跨国主义正在成为国际关系新的特征。国际关系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导致了两大趋势：一是国家权力的向下转移，即国家权力由国家和政府层面向市场和公民社会转移。二是国家权力的向上转移，即国家权力由国家向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制度转移。新现实主义中被忽视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制度因素”正在成为分析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条件下国际关系的主要框架之一。包括国内官僚体制、公共舆论、制度文化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内的国内政治结构，是国家进行对外战略缔造的重要决策环境，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的国际行为。同样地，国际制度也成为推动国家“社会化”和改变国家“行为偏好”和培养“合作习惯”的重要变量。

就东南亚国家的现实情况而言，东南亚国家现代化进程开始较早，它们是较早参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以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为主，开放程度较高。虽然它们中的很多国家也具有很多转型国家政治上的特征，但是其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发育较早，程度较高，存在一定的利益集团政治。另外，随着东亚国家内部经济贸易和社会文化交流的逐步推进和深入，在东亚地区逐步形成了一个“跨国性的经济社会网络”和“地区性准公民社会”，并日益成为塑造地区国际关系的社会性力量。那些深度参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或受其影响的利益集团，以及那些“跨国性的社会力量”，或是主动参与到各国的对华战略缔造之中，或是在自发地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因此，“分析国家间的互动、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参与和影响，是了解和把握国家如何相互应对、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政策和战略的关键”。

东盟作为东南亚的区域性组织，在解决成员国之间争端、维护成员国独立和、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地区一体化和提高东盟及其成员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缔造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东盟这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及其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在冷战结束后的新战略环境下，东南亚国家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实际地位来处理地区安全事务，并把过去各自为政的求助区外大国的安全保证改变为以东盟组织出面与区外大国和国际组织进行对话，在多边对话式的地区安全论坛中发挥东盟的主导性和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东南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不遗余力的创建并推动东盟地区论坛的进展上。历经多年的

发展，到目前为止，东盟地区论坛是亚太地区唯一成型的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当然，我们必须客观地对东盟组织在对华战略缔造中的作用进行评价。由于“东南亚国家之间巨大的差异性、迥异的历史传统、不同的战略见解、复杂的人口构成、近来不和的周边关系以及非正式身份的缺失等”，使得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水平长期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东盟各成员国在决策方式上也更加倾向于非正式决策程序、弱地区机制和全体一致的“东盟方式”。1999年爆发的东帝汶问题使东南亚国家内部的一些立场分歧明显暴露出来。东盟在解决东帝汶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参加了东帝汶国际维和部队，这无疑是对习惯上作为“老大”的印尼地位的一种挑战，因此显然也是对东南亚国家内部凝聚力的破坏。东南亚国家内部之间也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紧张态势和相互猜疑以及领土和种族争端，这些因素明显对东南亚各国在安全和防务上扩大合作设置了严重了障碍。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些争端包括泰国与缅甸的紧张关系，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关于沙巴州的争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对中国南海相互重叠的领土要求，马来西亚和印尼以及马来西亚和泰国间的领土争端，还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间长期以来的紧张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崛起形成统一而清晰的战略。

对华战略缔造的议程

就战略缔造的议程而言，过去，传统的军事和政治安全是它们对华战略缔造中最重要的议程。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虽然它们依旧重要，但是，以经济和社会利益为主的“低阶政治”正在成为其战略缔造议程中的新宠儿。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以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是理解国际政治和国家战略缔造的主要指南。安全、财富和荣誉是国家利益追求的三项目标。而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也就是国家的生存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最重要的价值追求。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军事冲突和政治颠覆始终存在，因此，为了寻求安全，国家必须寻求权力，而这一过程是没有终结的，寻求安全的过程是各国权力竞争、甚至是冲突的过程。可以说，以军事和政治威胁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始终是国家安全面临的最重要的威胁，因此，以政治和军事安全为主的“高阶政治”无疑就成为了国家战略缔造中最重要的战略议程。

然而，自由主义者们则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虽然存在，但是当今时代的自由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相互依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主题。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时代，安全依旧重要，依旧是国家追求的重要价值，但它已经不能形成垄断，不再是国家追求的全部“价值”，“福利”已经成为和“安全”一样重要的价值。在国家战略缔造的议程上，军事问题不再能压倒一切，它不见得就比经济和环境问题更重要。而且，在这样一个时代，必须重新定义安全，综合安全成为了关于安全概念的最新流行语。因此，他们认为，以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问题为主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正在成为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以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友好、人类进步为主的“福利价值”和“低阶政治”正在成为国家战略缔造中更重要的议程。

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议程的变迁生动地诠释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判断。冷战时代，在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议程中，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和对其政权稳定的“威胁”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始终是其战略缔造寻求的最重要的价值。正如下文中将要详细阐述的那样，国家安全的“脆弱性”是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基本特征，加上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新独立的东南亚民族国家对国家、政权安全、民族认同以及社会稳定等问题都高度敏感。它们的当权者对其国家与政权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威胁不是来自公开的进攻，而是外部渗透与内部叛乱相结合。”因此，面对任何来自外部的干涉与内部的颠覆，它们都感到十分担忧与恐惧。加之冷战时期，美国长期宣扬“共产主义威胁”和“红色中国威胁”，因此，大多数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东南亚国家都对共产党和新中国十分恐惧和敌视，这是造成它们长期对中国持负面认知的重要因素。正如东南亚学者所言，“冷战时期，中国形象欠佳的部分原因是国际政治的歪曲，部分原因在在于东盟对中国本身创造的革命词句的误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将中国视为威胁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上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中国革命军人的态度以及美国强烈的产主义立场加强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害怕与怀疑，这些为东南亚各国政府提供了实行孤立中国政策的基本支持。”

然而，随着东南亚国家纷纷开始进行现代化和发展全球贸易，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缔造议程明显发生了转移，尽管应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依旧是重要议题，经济和社会领域开始逐步成为它们对华战略缔造的优先议程。如何登上中国经济崛起的快车，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学习中国的发展经验；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崛起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安全和战略安全的巨大挑战；如何在反恐、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打击贩毒及其他有组织刑事犯罪、打击海盗、应对全球变暖、维护粮食安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和灾难救援、推进均衡发展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和社会人文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全面促进社会进步，是当前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的重要优先课题。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巨大经济增长也给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机会，它们明显加快了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尤其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日本经济出现结构性问题相对照，东南亚国家几乎普遍认为中国将替代日本成为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日本承担了这一角色。这使原来一些对中国持冷淡态度的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也加大了对华关系力度。

对华战略缔造的目标

就战略缔造的目标而言，维护国家独立、保持政权社会稳定等内向性目标始终是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今天，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目标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些，如何影响与改变中国的行为偏好，如何塑造和平稳定而且有利于己的东亚地区秩序等外向性目标，正在成为中国崛起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新目标。

在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议程中，维护政治和军事安全始终是其最重要的目标。这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首先，东南亚国家安全的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安全的内向性和脆弱性。其一，就地缘环境来说，东南亚国家所在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大国最为集中的地区，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印度这些世界大国均在该地区有着重要的安全利益和安全关切，而大国关系的好坏经常对这些中小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处于列强环抱的战略环境中，多为中小国家的东南亚国家感受到的安全压力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东南亚国家本身的地缘条件也具有很多

先天的劣势，如在领土上，大多数都是分散型的，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群岛型分散国家，以及越南、老挝等典型的狭长型国家。新加坡、文莱以及东帝汶虽不是分散型的，但由于领土面积很小，几乎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因此，从地缘战略意义上讲，由领土带来的国家安全脆弱性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其二，就国内政治社会结构而言，东南亚地区由于地处三大洲和两大洋的十字路口，文化和民族构成十分复杂和多样，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都对这一地区有着重要影响，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该地区均有传播。该地区国家均为多民族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国内民族超过100多个，菲律宾有90多个，最少的老挝也有68个民族。复杂的文化、民族宗教构成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和国家认同重构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加上其脆弱的地理环境，使得东南亚国家内部民族和宗教矛盾极端复杂，对国家、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地威胁，一些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反政府武装和分裂主义势力，如印度尼西亚亚齐分离主义、菲律宾棉兰老岛伊斯兰分离主义、泰国南部地区伊斯兰分离主义势力等。因此，东南亚国家战略缔造的目标，其最大的出发点，就在于减轻其易受攻击的先天脆弱性。正如著名的东南亚问题专家迈克尔・利弗在评论新加坡外交政策时所言：“由于新加坡地理、历史及所处环境的特殊性，讨论新加坡外交政策时，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国’外交。来自地缘政治环境中的天生脆弱性从其独立之日就是它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国家制度整合，东南亚国家进行民族认同重构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除了少数分离主义势力外，这些国家国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已经基本上得到缓解，国家安全的脆弱性也部分得到解决。

其次，战略资源的有限性规定了东南亚国家战略缔造目标的内向性。作为中小国家，先天的战略资源缺乏。在应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时，它们无法像美国和其他大国那样，充分运用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资源，无法将这些战略资源形成有力的战略杠杆。它们即使对中国崛起有所担心和顾虑，也必须采取一种十分谨慎的言辞、低调的行动予以表达。“为了不过分得罪中国，东南亚国家在公开的场合谈到与中国观察的战略层面的问题时总是用‘关注’、‘问题’、‘挑战’这一类温和的字眼，而很少用‘威胁’这个词语”。“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对‘中国威胁’表面的‘公正’立场并不表面，在与中国的接触过程中，东南亚国家比其他国家更自信；这种立场的背后恰恰折射出了他们难言的引诱。因为，他们不能做到像美国、欧盟、日本那样，采取目空一切、超然事外甚至别有用心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态度。于是，东南亚国家只能委婉地暗示他们对于中国崛起的警惕与担心。”同时，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其综合实力和战略资源均有所提高。东南亚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中较早开始现代化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抓住世界经济产业结构转型的历史机遇，利用自身在地缘、资源和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迅速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延续了亚洲经济增长的奇迹，涌现了一大批以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代表的经济“新星”。尽管东南亚国家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是整个东南亚地区依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典范。

最重要的是，东南亚国家通过东盟这一地区组织的平台而取得巨大的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东南亚国家的自信心，也使它们拥有了更强烈的国际抱负。在长期的地区合作过程中，东南亚国家开始超越传统狭隘的民族主义，创建了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并在东南亚国家内逐步建构一种地区共同体意识，日益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东南亚国家相互合作的实践证明，在以大国为主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小国家一样可以成为构建地区新秩序的重要力量。随着东南亚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认同的基本完成，随着它们实力和在地区事务中影响的日益增强，它们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更加充满信心。“生活在中国阴影之中的东南亚不再是小伙伴，那些我们后院的事情与我们总是密切相关的，东南亚国家有历史责任去帮助应对崛起的中国”。正是由于东南亚国家在国家安全上的脆弱性有所改善，它们也拥有了更多的战略资源去影响中国崛起和东亚地区秩序。因此，在拥有了充分的自信后，在保持其战略缔造目标内向性的基础上，它们的战略目标也有了更多的外向性，即更加关注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国际行为，塑造和平稳定的东亚国际秩序。可以想见，面对中国这个新兴崛起的大国，其情形十分类似当初东南亚国家面对印尼时的场景，“东盟”成功“驯服”印尼的经验，在未来一定会对其应对中国崛起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东南亚国家通过推动地区主义和“地区共同体意识”而实现地区稳定与经济繁荣的经验，也将继续促进东南亚国家为建立一个稳定、繁荣、合理的地区秩序而努力。

但是，必须认识到，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的这种外向性是有限度的，如何平衡战略目标的内向性与外向性依旧是东南亚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的重要课题。

对华战略缔造的手段

冷战时期，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华主要奉行制衡战略，主要依靠外交、军事威慑、结盟等战略手段。今天，随着东南亚国家战略缔造外在环境的变迁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它们的对华战略逐步进行调整，防范性接触正在成为大多数东盟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在这个大背景下，其战略手段除了上述的权力政治手段外，也加入了一些新的成分，比如经济贸易和国际制度等自由主义的战略手段。把中国拉入东南亚国家倡导的多边或双边安全机制，通过这些机制从内部对中国施加影响和制约就体现了这一点。例如，1995年在中国杭州举行的中国一东盟高官磋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首次显示出统一立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年7月越南即将加入东盟。而以前，相对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越南是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提出要求最多同时也是发生摩擦最多的一个国家(1974年、1988年两次与我发生冲突)，而1995年2月中菲美济礁事件之前中国对其他三国则采取了相对克制的态度。但在杭州高官会议上，尽管此时新加坡和菲律宾之间外交争端还未了解，但并不影响新加坡以及泰国等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起站到菲律宾后面采取一致立场。

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要想维护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国家必须依靠“自助”，即依赖自身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必要的权力，又无法组成和依附强大的同盟以便能够威慑、阻挡和抗拒其他国家的军事威胁，那么国家就会成为其他国家采取暴力的理由和战争行动的牺牲品”。一个国家赢得安全的最重要的战略是制衡，最重要的权力手段是政治和军事能力，制衡包括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前者是指依靠自身的力量直接增强自己的进攻性和防御性军事力量，后者是指

主要通过外交和结盟，通过借用外部的战略资源，增强自身的权力。

然而，随着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的发展，理论家们对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战略缔造的手段又进行了新的探索。防御性现实主义者们认为：即使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即使国家间面临着许多的“安全困境”，面对着来自潜在敌国或者未来的不确定感，国家不得不采取“自助”战略，但“自助”并不一定意味着相互敌视和发生冲突，合作一样可以构成“自助战略”。通过采取各种合作性的举措可以降低“安全困境”导致的冲突。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对国家行为的改变的认识，有助于理解东盟对华战略缔造的新选项。同时，自由主义者们对此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尽管也承认“安全困境”对国际安全的影响，也同样认为权力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但是，他们更坚信国际关系主体的多元化和国际关系主题的多样化也是改变国家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建立在同盟基础上的同盟理论作为现实主义国际安全唯一‘通道’的学说已经过时”。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制度与合作等新的研究框架正在成为分析相互依赖条件下国家战略缔造手段的重要工具。

随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行其道，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更加深刻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公民社会正在呼之欲出。作为一种“和平机制”，自由贸易将导致国家财富的增加，更多的阻碍跨国沟通和交流的“隔阂”将被打破，塑造国家间的和平与合作。同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将产生“溢出效应”，国家会逐步“培养合作的习惯”，将多边的合作扩大到安全领域。自由贸易和相互依赖的发展而且还会导致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和区域主义理念的深入，改变区域内主导国家行为的改变和区域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因此，自由贸易、相互依赖和全球化有助于降低“安全困境”和国家间的紧张关系，有助于实现国际安全与和平。

就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战略缔造手段而言，权力政治中的外交、结盟、军备建设和威慑等手段依旧存在，而且始终是其应对中国崛起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但是，随着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和东盟国家自信心的不断增强，通过开展经济贸易、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建立区域性的国际制度和机制、加强在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信任建设等自由主义的手段正在或者已经变成东盟国家对华战略缔造中的重要政策选项。

东南亚的国家篇3

关键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 困境 突破点

一、概念厘定：战略支点国家

战略支点是指在次区域的、区域的、跨区域的或全球的多边合作框架下，通过战略性的双边互动、交流与合作，能有效发挥全局的或关键的支撑作用，并能对其他多边合作方产生积极的示范、引导和激励效应，从而切实保证多边合作进程稳定，和谐，有序的国家或地区。简而言之就是大国在进行全球及地区战略部署中，有足够的地区影响并对大国的战略起到显著支撑的国家。战略支点就是对于一个国家权力增长、扩大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点或区域。所谓“战略支点”国家，就是对实现一国重大目标有关键意义的国家。一方面，该国能够对一个国家实现某个战略目标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另一方面，在一定的国家群中，战略支点国家具有较强的地区影响力，可以起到一种示范作用，能够通过发展与该国的关系撬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在西方，战略支点国家通常被视为可以担当保持战略平衡的角色，以防止崛起的国家挑战当前的地区和国际秩序。当前，关于战略支点的讨论还不充分，中国是否需要以及如何构建战略支点仍然是一个较新的、颇有争议的问题。

总之，一个国家对战略支点国家的判定可以从以下三大方面着手：1.对象国经济水平的发展程度经济地位或地缘经济的重要性；2.该国与对象国安全战略关系的重要程度，即对象国在一定区域的战略地位重要性；3.对象国意识形态或文化在某一区域的影响力：

二、东南亚的战略支点国家

通常认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南线，其基本路径为：泉州――福州――广州――海口――北海――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加尔各答――内罗毕――雅典――威尼斯，即从我国沿海港口出发，经河内，吉隆坡，雅加达，科伦坡等地，过印度洋经内罗毕抵达欧洲。也就是说，在东南亚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为三个国家：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根据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015年3月28日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共建原则，“一带一路”应该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

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原则，笔者认为，相关战略支点国家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按照本文第一部分对战略支点国家的三大判定标准，即在东南亚地区，除了越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缅甸应该被包括在战略支点国家之内，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牡卦稻济重要程度上来看，缅甸和越南在中南半岛具有独特的经济枢纽和经济辐射作用。在地理位置上，柬埔寨和缅甸都是沿海国家，海上贸易是我国同这两个国家贸易往来的至关重要途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不但可以经过湄公河把海上货物运输到金边港，再发送到柬埔寨各地，而且可以把越南南部最大的港口胡志明港和泰国最重要港口曼谷港串联起来。我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如果只是由我国沿海城市经过河内转至马来西亚，就其经济联动效应而言，中南半岛的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难以被辐射到，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可以解决这一经济辐射力不够的问题。仰光港在地理位置方面与西哈努克港类似，它是缅甸最大的港口，东南亚最大港口之一，也是世界主要的稻米输出港之一。往缅甸北部串联，通过仰光港可以把货物运送至内比都和曼德勒等缅甸最重要城市在外部沿海地带，仰光港可以把孟加拉最大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和曼谷港串联起来，进而把孟加拉湾和泰国湾连接起来，形成东南亚至南亚的锁链。

其次，从战略伙伴关系而言，中国与柬埔寨和缅甸这两国具有更为深厚的传统合作关系。在地理空间上，柬埔寨与中国没有接壤，两国间历史上不存在任何领土或领海争端，特别是从196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时代以来，柬埔寨和中国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而柬埔寨和泰国存在柏威夏寺争端，泰国与越南也存在领土争端。柬埔寨夹在泰国和越南之间，对中国的合作意愿存在着战略安全上的自然需求，并且柬埔寨在战略地位上就像一只楔子，在中南半岛上直接制衡泰国和越南。中国同泰国于2012年建立起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间关系总体上是积极发展的，但也必须看到，作为中南半岛的大国，泰国在二战后就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并且《2012年泰美防务联盟共同愿景声明》后重申了美泰将继续加强两国在防务方面的联盟关系。因而，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泰国在东南亚国际关系中，更可能扮演的是平衡者的角色，而难以倒向中国或美国哪一方。从战略安全的可靠性而言，虽然中国与越南也构建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由于中国同越南存在南海争端，而且南海争端难以一时解决，因而越南的这个战略支点国家是不牢固的。缅甸作为陆上从东南亚进入南亚的主要跳板，在北面同中国接壤，是中国可以从陆上把中东能源输进国内的最便利的国家，通过缅甸，中国可以避免油气资源通过变化莫测的马六甲，进一步加强能源运输安全。但在昂山素季推动缅甸民主化进程后，中缅传统“胞波”情谊面临诸多考验，2011年9月的密松电站事件和2012年11月的莱比塘铜矿事件等便是反映。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中，美国得以发展同缅甸的双边关系，也相当于美国势力已经进入到缅甸，中国受到挑战的不仅是在缅甸的经济利益，还有更为重要的地区战略安全利益。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中国具有同缅甸发展双边关系的地理区位优势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并未使缅甸对外政策完全转向，但中国必须充分重视缅甸这块连接东南亚和南亚的跳板，无论是在战略安全或是地理枢纽的重要程度，缅甸都可以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国家，缅甸作为战略支点的直接意义是：可以保证东南亚经济走廊和南亚经济走廊的贯通。

再次，从与中国的经济依赖度而言，缅甸和柬埔寨有作为战略支点国家的便利性和积极性。中缅贸易额从2004年11.5亿美元，增至2014年90.5亿美元，年均增长22.9%。2014年，中缅贸易额占缅甸外贸总额33.2%，中国已成为缅甸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所以，无论缅甸的民主化进程怎样发展，失去缅甸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中国支持，缅甸的所谓民主政治就变成了无皮之毛。因而，中缅这种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决定了缅甸在国家发展的物质本能上离不开中国，并且使得缅甸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国家具有天然的便利性。2015年底，柬埔寨的贸易伙伴前两名分别是泰国和越南，而中国是最大外来投资国。这说明，柬埔寨作为夹在泰国和越南中间的弱国，在地缘上有着依赖泰国和越南的经济发展传统，但对中国资本的依赖度则在不断增加，而且中国正成为柬埔寨日益重要的援助国和部分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由于中国和柬埔寨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存在巨大差距，只要不断推进双方的经贸关系，柬埔寨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度会日益增加，这种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发展的战略后果就是，柬埔寨能够更主动积极地、更便利地不受越南和泰国的制约，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战略支点国家。

笔者认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与中国不存在结构性冲突，或不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全球性大国结盟对抗中国，比如菲律宾。菲律宾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国有南海通向太平洋的一个关键岛链。但由于南海争端，菲律宾同美国于2014年4月签署为期十年的《增强防务合作协议》，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围堵中国的重要岛链，这决定了菲律宾即使具备地缘上的战略支点地位，但在同中国的双边关系上不具备战略支点国家的安全要求；新加坡在地缘上具有重要价值，但是樟宜美军基地的长期存在使得新加坡对中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决定了新加坡难以成为海上丝路的战略支点国家。其二，具有与中国合作的自愿性和积极性。这意味着相关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国家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存在着合作共赢，具备充分的战略合作自觉性。此外，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必须符合下述特征之一：其一，在与中国的地缘战略上具有不可或缺性的跳板作用。比如越南，缅甸和柬埔寨。越南与中国、老挝和柬埔寨接壤，其海域同中国毗邻，越南作为中南半岛的大国，是中国更为顺畅地进入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域的一大跳板。缅甸是东南亚进入南亚的跳板，而柬埔寨与泰国、老挝和越南接壤，是进入中南半岛心脏的跳板；其二，在关键的海域通道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海上贸易具有不可或缺的替代性。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保障马六甲海域安全不可或缺的国家，是中国从南海进入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咽喉要道。鉴于上述分析，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缅甸这五国具备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的必要和充分条件。

三、中国同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构建“21海上丝绸之路”的困境：层次功能分析的视角

（一）国际体系层次：Tpp导致的“锁链”问题

W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政府的全球战略重点是亚太，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不断推进TPP（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10+3”（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和“10+3+3”（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合作模式，以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

由于TPP没有把中国纳入其中，而文莱、新加坡、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则被纳入，这显然表明，TPP不仅是在经济战术上瓦解中国推动的“10+x”合作模式，在政治和外交战略上更是构建澳洲-东南亚-拉美-北美的锁链，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包围。对于中国在东南亚构建战略支点而言，面临是如何发展非契约化的战略伙伴突破Tpp造成的契约化锁链的过程。

1994年11月16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后，美国对南海的基本政策由“不介入”转为“介入但不陷入”。随着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美国在南海争端上的干涉主义也从“多边协商体制”走向了“积极干涉主义”的道路。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通过介入南海争端，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东南亚相关国家同中国的对抗，并且使得由南海争端引起的不同程度对抗可能常态化，进而影响中国在东南亚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比如，菲律宾是典型的受美国支持而在南海问题上对抗中国。因为受到美国的支持，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面将中菲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程序，以图使中菲南海争端国际化，从而带动南海争端的其他声索国起而效仿，形成对抗中国的“政治联盟”。如果说美国借南海争端实施的“积极干涉主义”是“大棒”，那么TPP则是“胡萝卜”，美国实施在东南亚“大棒”加“胡萝卜”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相关南海争端国家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力大受影响。

（二）国家间层次：领海争端或政党更换导致的双边外交关系紧张问题

在国家间层次，中国同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三对双边外交关系：中国与越南、中国与印尼和中国与缅甸。

国家间外交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并且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国家作为战略支点的效用。在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中，与中国外交关系最为起伏不定的是越南，其直接原因是南海争端。中越南海争端至少产生三个方面的重大影响：第一，越南国内重新出现并强化了中国作为“扩张性”国家的传统认知；第二，突出了两国实力的不对称性和越南的脆弱性，导致越南倾向于采取制衡政策，引发了对华的敌视反应，从而进一步破坏双边关系的稳定；第三，南海争端是越南国内反华民族主义情绪出现的根本原因，压缩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相似性，以及日益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南海争端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越南作为战略支点国家，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发挥的合作效果是不稳定的。

2014年佐科当选印尼总统后，中国与印尼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但也面临着种种挑战，这些挑战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印尼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的积极作用。佐科政府的一大战略目标是要做“全球海洋强国”（Global Maritime Power），印尼对有争议的纳土纳岛与南中国海九段线的重合态度日趋强硬。2015年5月20日，印尼选择在“民族复兴日”击沉包括1艘中国船只在内的41只船只，以表明其为了重振海洋强国而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中国的决心。由于存在纳土纳岛与南中国海九段线的重叠争议，佐科政府的“全球海洋强国”战略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面临冲突。

缅甸是东盟国家中与中国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也曾经是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最为牢靠的友好国家之一，但自2003年8月缅甸的七部民主路线图提出以来，缅甸的亲东方传统正在发生一种由内而外的转变。特别是2010年11月昂山素季重获自由后，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昂山素季及其领导下的全国民主同盟把缅甸的“民主化”浪潮迅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缅甸政权的“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缅甸国内党派间和民族间等各种势力的关系更加复杂，缅甸的外交战略也随之进入一个调整、平衡与再平衡的过程中，缅甸难以像“民主化”之前那样在对待许多区域问题和全球问题上完全支持中国，这意味着中国难以让缅甸在中南半岛扮演传统上的平衡角色即。比较“民主化”之前，缅甸作为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的作用大打折扣。

（三）国家单位层次：腐败、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导致的不利经商环境问题

腐败问题是影响国际资本对一国投资的非常重要原因，也是影响中国同相关战略支点国家进一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因素。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越南、缅甸、柬埔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腐败程度都非常高。根据透明国际（International transparency）公布的2015年167个国家腐败数据排名，马来西亚排名第54位，印度尼西亚排名第88位，越南排名第112位，缅甸排名第147位。世界银行，《2014年经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14：Understanding Regulation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显示，在全球188个国家经商便利度排名中，马来西亚排名第6，越南排名第99位，印度尼西亚排名第120位，柬埔寨排名第137位，缅甸经商环境排名第182位。除了马来西亚，其他几个相关战略支点国家的排名均比较靠后。对于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的投资来说，经商环境的便利程度低意味着投资成本较高，进而影响相关战略支点国家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发挥经济示范作用。

相关战略支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制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一大因素。根据IMF的2014年189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统计资料，马来西亚为10457美元，排名第68位，越南为1092美元，排名第135名，缅甸为1113美元，排名第157位，柬埔寨1018美元，排名第162位。除了马来西亚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其他几个国家的人均GDP都低于4000美元，属于欠发达国家甚至最为贫困的国家的行列。由于相关战略支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消费水平和外汇储备等都比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中国与这些国家贸易往来和投资水平。特别是，中国在对这些国家投资时，在对方外汇支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回报不仅大打折扣，而且因为避险要求而影响了中国在相关国家的投资规模。比如，由于腐败等原因造成的不利投资环境，2014年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仅为8亿美元，仅是新加坡的1/8，位列印尼外来投资的第8位。

四、中国同东南亚支点国家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突破点

（一）加强东亚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缓冲TPP带来的冲击

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工具，TPP以制度化的区域合作形式把中国排除在外，不仅在经济方面对中国形成巨大的贸易歧视与贸易转移效应，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对中国与东亚国家的边关系产生冲击，甚至美国的这种制约中国崛起的模式可能被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要改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区域环境，一大突破点就是稀释TPP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冲击。中国可以从两大方面入手，一是加入TPP，美国议员布朗（sen.Sherrod Brown）和彼得斯（Gape Peters）曾于2015年6月美国国会提出让中国加入TPP的议案，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启动程序上讨论；另一大方面，从中国可以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上看，中国可以大力推动东亚区域内的三大合作平台建设：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中国-东盟“10+1”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推动GMS机制建设，可以加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凝聚力，特别是加强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越南、束埔寨和缅甸的合作关系。“10+1”有利于构建以中为主要责任担当的东亚经济共同体，可以使得海上丝绸之路的所有东南亚战略支点国家稳定地发挥应有的作用RCEP则是“10+3+3”（东盟10国+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亚洲一体化扩大版，在自由开放的原则下，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可以有效地稀释TPP带来的排它性区域合作的冲击。当然，除了上述三大区域内合作平台，还可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SCO）、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洲合作对话（ACD）、东亚峰会（EAS）等合作机制的建设，利用相关的合作平台不断在东亚各国深化“亲、诚、惠、容”的共赢合作理念，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打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把南海争端控制在区域内双边或多边协调的范围内，避免域外大国借机卷入南海问题

在与东南亚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一大困境是南海争端。虽然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南海争端上吵闹声大，火炮声少，但南海争端还是影响了中国同相关国家的双边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合作关系，而且也为域外国家卷入东南亚事务和遏制中国创造了机会，并使得南海成为大国角逐权力的场所。比如2013年1月22日，在美国支持下，菲律宾单方面将南海争端提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程序，其背后基于多重政治考虑，包括借助第三方机构对抗中国，利用国际司法机构让中国陷于进退两难境地，以及带动南海其他声索国围攻中国等。并且，越南也在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域外大国的支持下，不断主张通过国际机构解决南海争端问题同时，在南海争端国要求通过国际机构解决南海问题的情况下，美国等域外大国以尊重国际法、维护航海自由和海上安全为由卷入东南亚事务，进而影响中国推动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遏制中国的崛起。鉴于此，中国应大力推动与争端国双边解决争端机制。早在2000年，中国与越南就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2002年，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近年来，以区域内双边或多边协议解决南海争端的进程明显没有跟上南海争端矛盾的发展。为此，可以从非传统安全出发，在南海海洋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科学勘探和海洋研究等方面，通过签署双边或多边协议，在平等协商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逐步展开全方位的机制化合作方式作为东亚的大国，中国可以在双边协议或多边协议中承担更多的公共物品，让相关合作方有更多的合作动力和更好的合作条件。比如2011年中国设立30亿人民币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便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一大公共产品。

（三）加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推进利益共同体建设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是构建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部分，也是最可行的部分，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家发挥积极作用的可靠保证。

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和科技水平的巨大差异，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是不对称的。在2015年，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尼和马来西亚这五个战略支点国家的对外贸易伙伴中，除了柬埔寨，其余四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中国，柬埔寨的最大外来投资国是中国。而同年，上述五国在中国贸易伙伴和外来投资中排名都在第10位之后。这一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顺利推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非制度性约束。相关战略支点国家在与中国非对称性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合作产生的国家利益所得将大于不合作或对抗产生的国家利益的所得，随着不对称相互经济依赖的加深，相关国家为了增进利益而合作的意愿会不断加强，为了避免损失而不合作或对抗的非制度性约束会不断增大。因而，中国必须推进和加强这种非对称性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经济合作可以从四大方面展开：其一，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发挥中国技术和资金实力优势，加快与东南亚国家在公路、铁路、港口、电力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合作；其二，大力发展和深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境外产业园区，形成所在国产业发展的以中国资本和技术为主导的驱动模式；第三，推动与东南亚国家人民币国际化方面的合作，推进人民币试点结算，让人民币成为相关国家的依赖性国际货币；第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基金”，以经济援助、无息贷款或低息贷款等方式，在经济上激励“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国家，让相关国家有同中国合作的内在动力。当然，中国推动与相关东南亚国家的非对称性经济依赖关系应该建立在中国的科技和资金的竞争优势上，而非以传统的雷同低端产业同相关国家竞争，以避免相关国家对同中国进行经贸合作存在顾虑。

（四）通过公共外交方式不断提升中国在相关国家的软实力

在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有着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良好文化纽带，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有聚合之处。中国应推动人文丝绸之路的发展，促进教育、文化传媒、体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合作。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战略支点国家，中文有着强大的语言魅力和影响力。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有许多华文学校，把小孩送去华文学校上学是当地的时尚。对此，我们可以在不断发展孔子学院的同时，进一步支持东南亚国家华文学校的建设，以适当教育资金支持师生互访、师资培养、志愿者服务等方式，促使中文在相关国家成为类似英文的第二官方语言。中文歌曲、中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在许多东南亚国家深受欢迎“中国潮流”在东南亚国家文化市场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为此，可以在深化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等中国官方传媒影响力的同时，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多种形式的文化媒体合作，包括各种电影节文化节和电子传媒及平面传媒的合作，让中国的影、电视节目在相关国家更广泛地传播，让当地民众更便捷地收听到“中国好声音”和看到“中国好形象”，消除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调和因为族群差异宗教差异和社会制度差异等造成的负面认知。

公共外交的一大目标是改善和提高中国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软实力，改变中国崛起过程中东南亚民众的“中国”认知，以保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更深厚的民间根基。无论是国家形象的改善或是国家软实力的提升，都是一个渐进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部门的协调和合作为此，我国可以成立专门的东南亚公共外交的日常机构，协调民间组织和东南亚各国的沟通和对话，推动不同行业的精英交流与合作，建立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机制，以点带面，使得相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起到示范和扩散作用，以达到短期目标与长期效果的统一，使得公共外交和传统外交相得益彰。

五、结论

战略支点国家在一定区域内能有效发挥全局的或关键的支撑作用，并能对多边合作其他各方产生积极的示范、引导和激励效应，具有经济地位、战略安全或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影响力。因而，在东南亚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支点国家为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和缅甸。中国同五个战略支点国家双边关系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东南亚海上贸易和海上安全，并且决定着东南亚国际格局的发展。中国在与相关战略支点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国际体系、国家间关系和相关国家营商环境三大层次的困境，这三大层次的困境如果处理不当，则将形成长期制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构性瓶颈。

东南亚的国家篇4

(一)相似的文化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理相邻、往来密切，这使得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作风上有着相似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似的文化。相似的文化更容易使毕业生适应当地生活，消除因国家不同和所处自然环境差异而产生的障碍。加上下南洋的历史在中国各个时期都存在，华人、华侨不仅促进了国家间的民间交往，也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沟通的媒介。他们的存在也使前往异国他乡的毕业生更有归属感。

(二)国内就业局势近年来，受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扩张、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就业市场在竞争机制下出现供需失衡的现象，每年有几十万毕业生不能在毕业当年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学生就业难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1］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不受企业青睐，所以，往往就业质量低、就业环境差，这使得不少毕业生选择避开国内紧张的就业局势，转而面向急需人才的东南亚国家。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既能积累工作经验，又可获得“海外经验人才”的美誉，当再次进军国内就业市场时便优势突出，成为经验丰富又备受欣赏的人才。

(三)就业观念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多，就业压力日渐加大，国内就业市场趋向饱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外就业市场，出国就业成为毕业生可以接受甚至是趋之若鹜的选择。而东南亚国家对于其周边地区高校的毕业生来说，不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人文环境上，都是海外就业的首选，传统观念的打破使大批毕业生愿意选择去东南亚国家就业。

二、毕业生面向东南亚国家就业的政策思考

(一)我国应继续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日益加深，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我国已有大量企业进驻东南亚国家，为我国高校毕业生打开了广阔的东南亚就业市场，这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人才互动，还推动了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缓解了我国紧张的就业压力，使高校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得到提升，也对高校国际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对我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我国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已取得显著效果，主要表现在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落户上，在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企业越多，东南亚就业市场就越广阔。因此，要继续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除了要促进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落户外，还应针对东南亚就业市场进行分析，了解东南亚就业动态，时刻保持与当地企业的沟通，以获得准确的就业信息。

(二)高校应努力培养东南亚国家需要的人才高校可以针对东南亚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进行定向培养，尤其重点培养历往届前往东南亚国家就业的相关专业人才。同时，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适当增加小语种及相关专业的招生，以顺应市场对小语种人才需求增长的趋势。［2］此外，要巩固和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建立历年招收小语种及相关专业单位的信息库，并对这些用人单位及在东南亚国家就业的学生进行动态跟踪及回访，为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一手资料。高校在掌握东南亚国家就业市场现状及人才缺口后，可根据自身的专业设置情况对原有专业进行延伸和调整，打造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东南亚语言专业群。

(三)政府应为在东南亚就业的毕业生提供安全保障在政府、高校以及企业的鼓励引导下，大批毕业生到东南亚国家就业，虽然东南亚国家社会环境基本稳定，对我国前往就业的毕业生不构成极大威胁，但仍不能排除危险因素，毕竟挟持华人事件在东南亚国家已有发生。政府在此应担负起重任，与东南亚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时刻关注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环境，时刻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及时与当地政府协调，以确保毕业生在东南亚国家的权益和安全。

(四)注意人才回流问题我国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时间较短，输送到东南亚国家的人才总体就业时间不是很长，但仍要注意人才回流问题。如果此时忽视人才回流，会使我国培养的大量人才流向海外市场，特别是高层次人才。

因此，我国应及时采取措施，引导在东南亚国家就业的毕业生完成海外工作期限并获得一定经验后及时回国，把在国外所学的知识技能、管理经验投入到国内的工作中。高校培养人才时，也要将国际化视野与政治素质教育结合，培养其正确的就业观念，使其成为国家永久性人才。

东南亚的国家篇5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过程中都面临东南亚语种、英语、汉语言文化的多语教学和专业方向课程教学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东盟国家语言政策和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就如何兼顾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中东南亚语、英语、专业方向、汉语及民族文化教育的多语教学问题提出了建议以供借鉴。

1 东盟国家语言政策概况

东盟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种类繁多且状况也较复杂。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一般都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如新加坡有4 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印尼、柬埔寨、泰国有3 种官方语言。越南、文莱、老挝有两种官方语言，其中英语和华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加坡政府从1966年开始全面实行强制性的双语政策，要求新加坡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英语和母语。而缅甸独立后，学生从学前班开始就学习英语。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睦邻关系，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有合作与交流，而在这些国家中，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华语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四个国家把华语列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2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

广西和云南都有十余所高职院校陆续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以云南省高职院校为例，据2011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云南省37所高职院校中现有11所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其东南亚语种教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专业方向型、双语型和选修型。11所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大多数都立足于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采用“东南亚语种+专业方向”的形式，设定专业方向的大都为旅游、商务和法律等方向。其课程体系主要分为三部分：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和通识课程。核心课程主要由语言知识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组成，语言知识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东南亚语种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专业知识课程包括经贸知识、旅游知识、经贸法律知识等，主要是使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的语言应用能力。拓展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开展相关课程，如，在学生学习经贸知识的核心课程基础上，开设商务谈判、报关知识等课程以拓展学生的职业技能。通识课程中开设英语的目的仍是通过全国应用英语能力考试。从人才模式上看，多半采用“2+1”（即国内2年，国外合作1年或半年）的模式。

3 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多语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3.1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应以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为主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数在秉承“语言+专业方向”的理念下，以培养社会所需的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东南亚语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行业外语（东南亚语种）培养为主，这既是高职教育的自身特点和高职生未来就业领域所决定的，也是在就业市场避免与本科东南亚语种专业毕业生正面冲突的需要。在语言能力培养方面，有别于英语，学生的东南亚语都为“零起点”，而掌握东南亚语语言能力是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区别于其他高职专业的立足点，同时，由于该专业现有的专业方向一般以文科类的旅游、商务、贸易、法律等为主，技术性并不太强，在人才培养中应科学处理好语言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关系，即必须以语言课程为主，增加东南亚语种在开设课程门数、学分要求和学时的比重，专业方向应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强调专业方向的自学和拓展，这样的话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才具备基本的发展空间，也拓展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3.2 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走实用英语教学道路

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仍为英语，因此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仍需重视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反思高职英语专业不断萎缩和本科英语类专业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直接定位于行业东南亚语无疑是合理的。但在高职有限学制内多语教学的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对现有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避免以英语应试教育为主（考级），压缩传统的通用英语的教学学时和内容，强调英语辅助交流的作用，以实用为主，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注重培养英语听、说能力，加强专业英语课程，树立东南亚语种为主，英语为辅的教学观念，才有可能避免学生毕业后东南亚语种、英语、专业方向都不精的“四不像”局面。

3.3 重视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开展语言课程的教学

不少学者都对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背景脱节的问题进行了反思，高等教育阶段通用英语的教学，常会出现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忽视对西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的问题，学生死记硬背英语，学习效果差，达不到第二外语本身应有的对思维、逻辑能力培养的作用。以此为借鉴，东南亚语种作为小语种，通用性并不强，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开展东南亚语言课程教学，既有利于学生更快地掌握东南亚语种，也为今后从事对外行业的对象国文化知识进行了必要的贮备。

3.4 紧跟汉语国际化脚步，弘扬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特别是在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汉语文化更是倍受关注，部分东南亚国家中汉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为避免在多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在培养应用型的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时不能忽略汉语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通识课程的设置方面，可开设中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代替传统的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不少东南亚语种毕业生都将在国外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加强我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既可促进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又可推进汉语国际化，增强国家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承担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的云南、广西等省份，其独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也是该地区的特色优势之一，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将优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都成为政府发展的战略之一。

4 结语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在多语教学中科学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分清主次，改革传统教学模式，重视东南亚国家文化和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问题在教学中的要求是开展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多语教学的关键。

注：云南省教育厅2011年5月基金项目和2011年4月院级重点课题项目总结论文

参考文献

[1]　张居设.东盟国家官方语言及其相关政策的启示.东南亚纵横,2011.6.

[2]　张雨兰.中国视角下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j].考试周刊,2008（37）

东南亚的国家篇6

【关键词】华侨华人;公共外交;世界华商大会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迅猛，国力日益增强，对国际的影响力度也相应的增强，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关于公共外交的议论越来越多，中国一向重视外交，对于我国的周边地区尤为明显，比如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显得十分重要。

一、公共外交内涵及特征

（一）公共外交内涵

1965年，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之后便被学者广为研究，公共外交的概念与定义出现在很多的著作之中，不同的国家对公共外交进行了不同的界定，美国将公共外交定义为一种信息传播的手段，由政府发起项目，通过电台媒介来实施。目的是获取信息或者影响舆论，提高国家在国际中的形象地位，增加国家的利益、辅助传统的外交活动。

从公共外交实现目的的途径来看，公共外交属于说服者。本着提高本国的经济利益或形象地位而进行了外交活动，是背后的行动者与说服者。公共外交的对象是他国的政治领导或舆论媒体，对传统的外交活动是有益的补充，不同于传统外交的是公共外交的方式更加的柔和与自然，在促进本国与他过的良好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的外交活动中，公共外交的独特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学者在基于西方学者的研究上，对公共外交给出了定义：国家为了获取认同度、美誉度以及提高国际知名度，由中央政府、授权的地方政府或者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通过公关、媒体、传播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传播知识、塑造价值、澄清信息，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利益的实现。公共外交的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语言学习、文化艺术、教育交流、旅游观光、广播电视传播等。

（二）公共外交特征

1.公共外交的行为对象是海外公众。

2.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者经由中央政府授权、委托的地方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

3.公共外交的直接目标是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最终目的是推进本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

4.公共外交的手段有公关、传播、人文交流与援助等。

二、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的背景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东南亚的发展问题上，出现了阻碍双方发展的问题，并在东南亚的国家之中开始逐渐蔓延。出现了“中国”的错误认知，这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形象塑造，造成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政治认同差异、领海岛礁纠纷、经济竞争等多重复杂的因素。与中国政府的外交理念的传统性有关，也与冷战后的亚太国际关系秩序变革引发的权利结构的变动有关。中国长期忽略公共外交，东南亚作为我国的近邻，且是海外华侨的居住的主要地区。

中国拥有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据调查显示，截止到2014年，我国的全球海外华人总人数约为5340万，在东南亚地区居住生活的约为其中的62%，海外华人在经济与政治中的地位愈来愈被突显，占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成为了推进中国发展的一股力量与支撑。东南亚华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华人身份，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的必要性

（一）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些独立于政府组织，拥有独特的文化与经济资源的非政府组织开始逐渐的发展起来，进入了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环境保护、救急扶贫、人权斗争等。因为具有政府组织没有的优势，而发展的日益强大。非政府组织除了可以获取舆论的力量，还可以帮助本国实现经济的发展，东南亚的众多非政府组织可以对政府组织施加压力，可以与政府进行对抗。所以作为具有非政府性质的公共外交也具有其基本的特征，完善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对于传统外交具有“贤内助”的作用。

（二）东南亚地理位置的关键作用

东南亚对于中国来说是近邻的关系，中国要想获得全球性的发展必须要做的是发展与邻近国家的友好关系，建立稳定的外部环境，是保障国家发展与军事安全的第一步。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又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形成两大洋和两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海上贸易和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

（三）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存在偏见

中国一直都是倡导着和平理念，但是作为东南亚的国家不仅接受着中国的影响，西方部分媒体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认知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西方部分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往往不能够真实评说，而是添加了他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所以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问题是在十分严峻的舆论环境中生存的，目前来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偏见，其中不仅由于西方部分的舆论、也与宗教差异、代际差异、教育程度等有很大的关系。如何进行真实的呈现，如何更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需要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避免传统外交的敏感与抵触心理，更好地将中国的形象真实友好的展现到东南亚国家中。

四、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回顾

（一）注重利用华人网络及世界性的华人论坛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也随之不断的增强，其在促进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东南亚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程度的促进作用。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在东南亚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加强全球华商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已先后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泰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菲律宾、韩国、新加坡等地举办了11届世界华商大会，华商大会是由相关地区的华人工商社团筹办，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了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之后是每2年举办一次。华商大会在邀请世界华商顶尖人物的同时，还会邀请研究华人华侨政治历史的名家大师来参加，并发表相关演讲，中国政府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派出政要人物来参加演讲，加强中国与海外华人经贸的合作与交流，华商大会可以说是中国促进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此外，中国政府还设立了中国新闻社、国务院侨办以及相关地方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也是利用海外媒体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大举措，世界华文媒体论坛成为全球华文媒体界的国际峰会。

（二）注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通文化的挖掘

挖掘东南亚华人社会与东南亚国家的共有资源，将两者都认同并推崇的文化整合到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中来，开展交流文化活动，以双方都认可的文化为桥梁，促进沟通的顺利进行，间接性的使得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取得成功。这类的文化活动有很多，比如最近几年兴起的中华文化寻根游、孔子学院、华人青少年中文补习班等，曾经比较成功的公共外交政策的文化郑和就是运用此方法获得成功的典型，郑和不仅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历史名人的角色，在东南亚地区也存在着郑和崇拜现象，崇拜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及其国民对郑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推崇，郑和作为一种文化纽带，成功的成为了中国外交的政策理念的具体象征。如今，郑和文化对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影响最深，因为马来西亚是郑和五次到访的国家，在马六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郑和穆斯林的身份更加强了马来西亚国家对于郑和的认同感。

五、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展望

（一）加强中国政府各机构间协调合作，重视发挥民间组织

国家的形象塑造是一个艰难繁复的课题，相应的工作必然是系统性的工程，树立正确的中国形象是建立和平持续外交的前提，在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的建设方面，我国政府要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可以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些为公共外交服务的日常机构;加强不同行业间业内精英的沟通与联系，国家政府要提供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加强民间组织与东南亚各国的对话。对于公共外交的建设与发展，我们需要在尊重各国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努力树立与维护国家的良好形象。

（二）重视传统的公共外交手段，增加其形式与内容的多样性

目前，中国的传播媒体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经使用马来语、泰语越南语、老挝语、印尼语、菲律宾语等多国语言进行报道，阿拉伯语频道的开播在报道中国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西方部分媒体在对中国进行报道时，往往不能够全面、积极、真实、客观的如实报到，这对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的判断上会给予误导，对中国形象的建设具有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要重视广播电视、出版、教育和文化交流等传统的公共外交手段，并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新鲜度等，使这些大众媒介能够最大程度的对公共外交起到推进的作用。

（三）重视公共外交短期目标与长期效果的统一

传统的外交一般着眼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短期目标，将目标定位于改善与塑造中国的形象，大多是通过会议、广播、电视等方式手段来向东南亚国家宣传中国的政策，或者是解释政策做法的原因等，有些是着眼于长期效果，如文化交流、经济援助、教育活动等都属于建立在长期效果上的目标。在以后的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中，应该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统一，不能够只是着眼于其中的一方面，应该将其统一到中国形象树立的这一根本性的目标上来。

六、结语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和平政策的实施，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在逐渐的提升，由于中国的发展迅速，经济日益崛起，东南亚作为中国的周边地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形成了强烈的“中国”，在新形势下，探索华侨华人与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战略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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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的国家篇7

[关键词]东亚西扩　南亚　区域经济关系

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持续的高增长表明中国与东亚一些中小经济体一样有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以工业的持续高增长完成工业化，而中国巨大规模潜力的焕发已具有改变东亚地区经济结构、同时使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发生相应调整的能力。从已有的趋势看，东亚有可能在中国的影响下调整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区经济结构；同时延续东亚已有的产业转移关系，向东亚区外继续进行产业转移，而转移的首选目标是南亚地区，由此将形成东亚的“西扩”进程。

在南亚居主导地位的印度近年来以面向欧美的外向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由于这类强飞地性质产业对印度国内和南亚地区产业的直接联带能力较弱，使这种以服务业带动巨大型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进程并未促进印度与周边国家以至地区关系的发展，南亚整体经济规模仍远远小于东亚。印度已开始调整其发展战略，在保持服务业出口优势的同时，启动工业化进程，这将对印度与周边及东亚关系产生相应影响。因此，印度重提其“东向政策”，并将目标从东盟向东亚扩展，希望借助东亚工业化的成果带动自己的工业与经济发展。这一调整有可能弥补印度前阶段以飞地型产业主导增长对发展地区经济关系的不足。

东亚与南亚都以第三方为目标市场的外向型主导产业的迅速发展并未给双方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交集，而东亚的“西扩”与南亚的“东向”将可能改善这两个非对称(也可称为极不对称)的地区现有的经济关系。

一、东亚与南亚两个非对称地区的经济关系

(一)东亚与南亚非对称经济现状

东亚与南亚之因发展阶段不同而形成较明显的发展差距，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等多方面显示其已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差距已导致东亚和南亚成为两个经济差异巨大的非对称或极不对称的经济区域。

1、经济规模差距

东亚多数经济体进入高速发展期的时要早于南亚国家，因而在总体规模上，东亚远远大于南亚。只是近几年印度发展速度很快，超过除中国之外的东亚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增速，使南亚与东亚在实力比较上有了一定的增长。

东亚与南亚经济规模的巨大差距成为影响这两个地区经济关系的基础条件之一，由此使东亚在双方经济关系中如市场规模、投资与贸易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居于优势地位，特别是在贸易、投资等方面会因地区重力(或称引力)关系的作用而出现单向的流动。

2、发展阶段决定的产业结构差异

东亚部分经济体已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已在工业比重下降的同时发展服务业，经济中服务业比重都在60％以上。而中国和东盟部分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上升或高峰期，其重要标志是经济中工业比重都在40％以上，只有菲律宾较低。与之相比，南亚国家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比重较低但已超过农业，农业和服务业比重相对较高。

3、收入水平差距

收入水平变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与衡量指标，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要的要素竞争力指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等都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变化。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结构变化的影响也会向周边地区扩散，导致国家或地区关系的调整转变。东亚与南亚主要经济体在人均GDP上的指数级差距从根本上显示了两个地区之的发展差距(见表2)。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均GDP在万美元级别上，2009年，在1.6万美元至4万美元之；中国和东盟一些人口大国大致在千美元级别上，分列数千美元范围内；而南亚地区重要的人口大国人均GDP相对很低，印度刚刚跃出百美元级别，大致在1100美元，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则处于百美元级别。不过从劳动力成本角度看，南亚则是具有绝对的潜在优势，若其他条件适宜，南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很大。

(二)两地区经济联系薄弱

1、双方贸易规模差距

与经济规模存在巨大差距相同，东亚与南亚的贸易规模差距也非常大，特别是在商品出口方面，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特征的东亚占了两地区商品出口总额的94.5％。不过，2005年以来印度的对外商品贸易增长很快，增速超过除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经济体贸易增速，使印度在两地区商品贸易中份额已有明显上升，相应将南亚的份额提升。

东亚与南亚的服务贸易总量虽也存在巨大差距，但与商品贸易有明显不同。从总量看，以印度为主的南亚服务贸易在两地区服务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12.4％)明显超过南亚在商品贸易中的份额(7.4％)，主要原因是印度服务出口占两地区服务出口总额的份额达到15％。从服务贸易平衡看，南亚服务贸易平衡是顺差，东亚是逆差；与之相反，在商品贸易中南亚是逆差而东亚是顺差。

2、双方商品贸易联系

南亚贸易总额远低于东亚的现状意味着南亚与东亚区域的贸易额更小。以南亚从东亚的商品进口为例，南亚四个主要贸易国家2009年从东亚进口1078亿美元，它相当于东亚对南亚的出口，这一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额仅相当于东亚总出口的3％左右。这样两个拥有约37亿人口的区域之的贸易量这样小，既表明两地区现有经济联系是十分薄弱的，也表明两区域经济联系尚有巨大的发展空。实际上，从东亚进口已成为南亚国家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突出的是孟加拉国，其进口的73％来自东亚地区，相对低些的印度在其进口中也有29％来自东亚。最弱的是南亚对东亚的出口，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来说就是从南亚的进口，四国贸易总额只有474亿美元，其中437亿美元是印度完成的。

3、外国直接投资

2000年以来，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极快，从其自1980年起的累计额看，2009年的1640亿美元已是2000年的十倍。印度外资的迅速增长导致南亚外资累计在东亚与南亚外资总额中的份额同期从2.6％上升至7.4％。不过，尽管南亚外资有明显上升，但它与东亚的24342亿美元累计额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虽然都已进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但它们对印度以及南亚的直接投资并不踊跃。在2000～2010年印度累计1263亿美元的外资中，来自东亚的投资累计约190亿美元，所占份额为15％。

应当注意的是，在东亚与南亚FDI累计中地区金融中心的作用：东北亚的17444亿美元中，香港特区就占了9122亿美元；东南亚的6897亿美元中，

新加坡占3436亿美元；即使在印度外资累计中，来自毛里求斯的投资就占42％。这些金融中心的投资模糊了其投资的实际来源。

二、两地区经济联系薄弱的原因

东亚与南亚地区因发展差距很大而形成了两个在规模和水平上非对称的经济区域集团，目前两区域之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从理论上看，区域经济联系薄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成熟或不完善所致。

(一)区域经济的向心力不足

1、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经济向心力

将众多区域经济空或布局理论综合整理后，可以对区域经济发展得出一个相互衔接的理论描述。根据累积因果理论，某一地区或某些产业因初始优势而比别的地区发展得快一些，其后可依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逐步形成地区经济中心；而根据中心一(或称核心一边缘)理论，地区中心与其周边会形成二元结构，随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作用，中心与的差距会逐步缩小，形成增长极理论所说的增长极。而从更大地区范围看，若干增长极之可依据点轴理论建立相互的联系通道，从而形成更为宽泛的增长轴或增长带。当这种联系通道从交通发展到包括交通网、通信网等能够承载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区域网络时，就形成了较完善的区域发展模式，区域经济也进入成熟阶段。

从区域空理论看，区域经济发展过程是围绕一个抽象或具体存在的经济中心进行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向心发展过程，相应的要素也主要是在区域内流动。

2、东亚与南亚以第三方为主要目标市场的双方经济缺乏向心力

东亚的持续高增长依赖的是外向型加工工业，主导南亚前阶段增长的是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这些产业都是以第三方外部市场为主要市场，实际上就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这是两地区相同之处。但也正因如此，东亚与南亚之的联系却并不一定因这些外向产业的发展而增强，因为东亚提供的基本上是最终消费品，印度提供的是咨询等最终消费服务或是计算机软件程序，这些产品虽然都面向相同的市场，但在生产消费过程中没有衔接与交集，因而对双方的经济联系没有直接的增进作用。也可以说，东亚和南亚都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终端市场，因此在双方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尽管各自发展速度都很快，但却没有强烈的相互引力或向心力，因而也就没有增进双方经济联系的内在动力。

(二)区域缺乏具有较强外向辐射能力的关联产业

1、产业发展产生经济向外辐射的影响力

从产业发展角度分析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包括要素差异和生产阶段差异分析。

要素方面的分析是根据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比较两区域要素禀赋的基本差异，从而确定双方经济联系的基本性质。要素比较理论的发展是从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演进到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要点是随着时和空的变化，相同要素具有的优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就给后发国家提供了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本国经济以至追赶先发国家的可能与机会。不过，在国际劳动力要素不能流动的前提下，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导致生产的移动，从而可以带动新的地区的经济增长。

生产阶段方面的分析是根据以工业生产生命周期为基础的梯度转移理论，研究双方因所处不同生产阶段而形成的相互转移替代关系及其影响。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产品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其生产过程也就处于相应阶段，该理论在区域经济学中用于确定区域经济结构的发展阶段即发展潜力。当区域经济以创新和发展阶段的产业为主导产业时，区域经济属于高梯度结构，发展潜力大。在保持这种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梯度产业结构的努力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创新产业成长起来，而一些进入成熟或衰退阶段的产业将会向外转移，其结果是带动了低梯度区的发展。这一过程的循环递进将使整个地区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

产业发展理论可将区域增长的过程描述为一个产业的发散过程。随着产业的转移，更多的国家或地区以其优势要素参与竞争，获得快速发展的机会。应当指出的是，产业转移的实质依据是成本的比较优势，它包括规模成本即相对成本，也包括低工资、低地价等绝对成本。绝对成本会随经济和收入的增长而逐步丧失，之后就要靠规模成本竞争。因此，转移产业常伴有大规模的生产出现，相应会伴有大规模的资本、中产品、成品等要素在地区流动，区域经济也因此而扩展。

不过必须注意到，产业转移对移出地区是有贸易转移效应的，移出地区必须同时发展上游产业与移出产业衔接，以新的贸易创造替代贸易转移，这样才能保持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与联系。

2、没有以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作为关联产业使区域缺乏贸易创造能力

东亚的外向型加工工业有较强的与本地产业直接连接能力，但还没有向南亚大规模延伸。东亚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化初期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要外部市场，随着东亚区域内产业转移的进程，这些加工工业逐步扩大了对东亚内部市场的开拓，尽管其中有较大部分是以中产品的形式在区内贸易流转。也就是说，这些制造业向其上下游的关联发展能力很强，可以延伸出较长的产业链，在区域内形成愈益密集的生产网络，并且还会对当地的基础产业形成较大需求。这样，它们在转移到新的地区时可能是飞地性质的产业，但随后即有可能与当地或周边地区相关产业衔接，最终使当地产业与外部链接而完成整个地区产业链的延伸，相应创造更多的贸易活动。不过，这种产业转移与产业链的延伸尚未发展到与南亚地区链接的阶段，因而它对两地区经济联系的拉动作用还无从展现。

印度的外向型服务业是前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动力部门，但它与当地其他产业的直接链接能力相对较弱。在2009年印度服务业1042亿美元出口额中，与本地关联密切的是交通与旅游，约234亿美元，占22％；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为490亿美元，占47％；其他商业服务为218亿美元，占21％。其中最被称道的计算机与信息服务所占份额最大，它与本地有较大关联的是基础设施相关产业，显然它所需的基础设施规模要小于制造业所需基础设施规模，而它对其他产业的直接带动或关联能力更低于制造业。这种明显具有飞地性质的外向产业对本地的产业直接关联小，相应引起周边国家的产业关联就会更小，贸易创造也会很小，因而这种外向型服务业不具备作为两地区增强经济联系的纽带产业的条件。

(三)区域经济中的外向经济成分薄弱

1、非对称地区经济联系扩展的规模约束

两地区经济联系由双方经济开放的程度与能力决定。应当指出的是，区域经济封闭状态并不意味着对外经济为零，它必需的进出口等最低对外经济活动仍需进行，因此封闭区域的对外经济关系水平相当于其外向经济能力的下限。

当两地区经济整体水平相同时，地区的经济联系由双方的经济开放程度与各自的外向经济能力决定。即双方都开放时，区经济联系的上限由任一方外向经济部门的能力上限决定；双方都封闭时，区关系由任一方外向经济能力下限决定；一方开放一方封闭时，区关系由封闭方外向经济能力下限决定。

当两地区经济整体水平差距巨大，大区域封闭时的对外经济活动下限也

高于小区域开放时其外向经济能力上限，此状态即为两区域经济极不对称状态。经济极不对称区域之的经济关系基本由小区域的开放度与能力决定：当小区域开放时，无论大区域是否开放，两区域经济关系都由小区域外向经济能力上限决定；当小区域封闭时，显然两区域经济关系要受小区域外向经济能力下限决定。

2、南亚经济发展水平低使其扩大与东亚经济关系的能力不足

南亚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因而它的对外经济部门的外向竞争能力不足。即便有比较开放的政策环境，其外向经济的发展能力也较低，难以扩大与东亚的经济联系。贸易依存度可以显示实际的外向竞争能力。南亚与东亚相比，其出口竞争能力有较大差距。东亚2009年贸易依存度为51.2％，南亚为32.6％。双方主要差距在出口依存度上，东亚同期为27％，其中东北亚地区为23.3％，东南亚地区为55.5％，而南亚地区只有12.6％；与出口相比，东亚与南亚进口依存度分别为24％和20％，并没有太大差距。

南亚出口能力不足是与其处于工业化初期水平的工业生产能力直接相关的，如表2所示，南亚工业比重远低于正处于工业化高峰或上升期的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因此，南亚产品进入东亚市场的主要障碍应是其生产能力不足而不是东亚市场的开放程度，这一情况应与表6中的极不对称区域的小区域上限约束相同。

三、两区域发展趋势对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

东亚与南亚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不同，其发展途径与趋势也不同，因而双方的继续发展对两地区经济关系的影响也会不同。不过，目前两区域已出现了克服上述影响区域关系的障碍的发展趋势。

(一)东亚产业链延伸与东亚的“西扩”

1、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与中国的链接

东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特征是在发展过程中各经济体之形成了相互衔接并可以延伸的产业链，其目前的基本结构是日本为首，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次之，而后是中国。产业链对接的主要最终市场是美国市场。这种链状结构与一般描述东亚的“雁行模式”和生产网络的重要差别特征是，东亚产业链形成后各环节依次产生逐步扩大的贸易顺差，最终在对美国贸易中形成巨额顺差。

这种链状结构的形成机理首先是美国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将一些失去竞争力的产业淘汰或向外转移，由与之在经济或安全战略格局中具有密切关系并且具有该产业竞争潜力的地区承接该转移产业，转移产业的最终市场仍是美国。当这些转移产业发展的规模超过美国市场需求或美国不愿继续承受巨额贸易赤字时，美国便以压迫转移产业生产国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取消贸易优惠条件等诸多手段削弱其竞争力，迫使其逐步退出美国市场并将该产业依前述条件继续向外转移，从而导致产业链向后延展。美国对东亚产品的抑制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后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便由上升转为停滞而后有所下降，它表明美国留给东亚的市场份额已趋稳定，东亚必须相互竞争来获得这一市场份额。

在这样的链状结构中，由于转移产业的本质是成熟产业，基本没有技术优势，只能靠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参与竞争，因而拥有最终市场的美国对产业链的发展与走向具有很大的控制权，这也是产业链的产业转移与延伸的根本原因。对东亚来说，能够在美国市场获得份额的竞争要素就是大规模生产带来的规模成本相对优势和低收入劳动力带来的低成本绝对优势。与之相应，大规模生产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对规模成本优势构成约束，人均收入的普遍提高是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约束。在美国市场设限后，东亚先发经济体最终因成本上升而逐步被迫减少在美国市场份额，由后发经济体替代其失去的份额，从而完成产业链的延伸。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入东亚产业链。中国不仅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利用产业链的最终汇聚作用，将东亚生产能力与自己链接再连接到美国市场。这样，尽管中国承受了对东亚的巨大贸易逆差，但也因为与东亚经济的全面对接而获得了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能力。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已使美国不堪忍受由东亚汇聚到中国而形成的巨大对美贸易顺差，而且美国也希望在经济上和安全战略上抑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因而美国自2000年以来不断施压中国提升币值并采取多种手段制造贸易摩擦，希望迫使中国抑制其在美市场的扩展从而相应抑制中国对东亚的影响力。由此可见，美国实际上已开始着手对东亚产业链进行新一轮的转移与延伸操作。

2、东亚产业链“西扩”及影响

能够对中国构成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周边地区是东南亚的低收入国家和南亚国家。从东亚角度看，低成本生产向印支地区以至可能向南亚地区的延伸，是东亚以出口导向为发展战略的经济增长模式向西的扩展，由此出现东亚“西扩”的可能趋势。显然，产业链的延伸会导致沿线地区经济贸易关系的扩展，因而它对东亚与南亚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会起到扩大作用。这样，东亚的“西扩”就将是继西欧“东扩”、北美“南扩”之后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发展趋势。

东亚产业链结构“西扩”延伸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将削弱中国在这一产业链上的地位与影响，如果中国未及时完成产业升级并掌握一定的中产品和技术，就有可能被这一产业链旁路。实际上，这种可能性在90年代前期中国加入东亚产业链时，已在东盟国家出现过。当时东盟正从中国发生而受西方国家制裁的格局中获益，承接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转移产业，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过了“四小龙”的增速，但随后因高速发展催生大量经济泡沫，1997年爆发金融危机后即一蹶不振。中国则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坚持大幅度开放政策后，大量引入外资，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因此全面接入东亚产业链，东盟则因产业未升级、没有中产品和技术优势而被旁路。可见，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对处于产业链末环的经济体并不有利，甚至会造成其发展停滞。

目前，东亚的“西扩”已进入初期阶段。在中国之后接入东亚产业链的是越南，它从中国的进口从2000年的14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132亿美元，而同期对美国的出口从7亿美元上升到119亿美元。不过越南的经济规模远小于中国，不足以承接东亚产业链的汇聚压力，因此东亚真正的“西扩”应是与南亚的链接过程，尽管目前还处在启动前的准备过程中。与之相应，东亚与南亚之的区域制度建设也未起步。东亚自己还没有完成区域经济制度化的进程，与之相应的东盟加中日韩(10+3)自贸区的合作进展并不顺利。东亚与南亚也没有相应的区域合作构想，最接近的合作设想是印度2003年提出但未获响应的“亚洲经济共同体”(10+3+印度)。由此可见，东亚与南亚之的经济联系不仅在实际经济层面比较薄弱，而且在区域制度建设层面也未被提上日程。

不过越南的实例又一次表明，东亚产业链的延伸仍是扩展相关区域经济联系的重要途径。由于东亚具有明显的发展优势，这种产业转移构成的新增区域经济联系的基本产业构成、发展进程等都将受到东亚的主导性影响。

(二)中国重组东亚市场以提升区域市场的向心力

中国全面接入东亚产业链并处于其末环位置后，即开始着手调整自己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关系，以求减少产业链约束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在不影响东亚产业链运转并尽量扩展在产业链上所获利益的前提下，利用自己不断扩展的新增市场规模，发展以自贸区为主干的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中国东盟自贸区已从2005年7月开始运行。中国如此而行的战略意义在于，利用东盟被东亚产业链旁路的徘徊机会和中国的市场潜力引导建立东亚自有或独立的最终市场。中国的措施已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东盟自贸区迅速扩大了与东盟的贸易；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也在中国之后同东盟签订了自贸区协议。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以东盟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力求使东盟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平台。实际上东南亚地区也正在起着衔接东亚与南亚经济合作的平台作用。

在东亚地区，日本和“四小龙”等先发经济体以及东盟都曾因缺乏本地区独立市场支持而受到东亚产业链延伸的冲击，但又都不得不持续依赖美国市场，因为东亚一直没有相对完整的地区市场。中国加入东亚产业链后，同样也面临缺乏本地区市场的问题。中国已在努力构建东亚市场，但因实力有限而不能独立完成。不过，随着中国全面接入东亚产业链，东亚大量中产品最后在中国汇集而形成最终产品输往美国等外部市场，这样的地区贸易机制使东亚可以认为中国已然成为地区的准最终市场。同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使中国市场本身也成为东亚增长的主导动力之一，中国已成为日本、韩国等地区贸易大国的首要贸易伙伴即为实例。

在东亚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区域市场时，区内的产业转移仍会发生，此时主要原因依然是生产成本的差异，但是转移产业的目标市场已不全是东亚以往转移产业锁定的美国等第三方市场，而是包括了东亚自己的市场。也就是说，东亚独立市场的形成使东亚转移产业有了两个基本市场，一是传统的东亚外第三方市场，另一个就是逐步扩展的东亚自有市场。而从发展角度看，东亚自有市场是在不断扩张的市场，而外部第三方市场是相对稳定的市场。这样，东亚的独立市场就能给东亚与南亚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提供一个逐步增长的市场向心力。

(三)南亚工业化趋势有助提升发展两区域经济联系的能力

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前阶段以外向服务业为主导部门带动经济增长，从目前情况看，这一增长模式还有一定的发展空以支持印度的增长，但是这种外向服务业的强飞地性质使其对印度的相关上下游产业带动能力很差，它对经济的带动途径主要是通过收入转化为消费后，对相关消费产品产业的拉动。以此带动发展的制造业从本质上看是进口替代型产业，对周边国家的带动能力也很差。因此，印度外向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给南亚地区带来连带性的增长。从2009年印度的进口看，其中从南亚的进口只占0.6％，几近为零。

印度近几年来在保持服务业发展的同时，已开始其发展工业化的前期准备，表现突出的是投资率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自2002年起，印度的投资即持续以15％以上的增速增长，直至2008年遇到国际金融危机而停顿下来，这就使其投资率在2007年达到38％的历史峰值，2009年回落为35％。这一时期的投资方向重点是改善基础设施，它既是服务业收入引起其他相关部门的联带发展，也是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前期准备。

印度还宣称将其“东向政策”的目标地区从东盟扩展到东北亚地区。1992年印度推出其重点发展与东盟关系的“东向政策”，其背景是苏联解体后印度必须重新构建其外交关系格局，而东盟正值接入东亚产业链之初经济前景正好之时。印度调整在冷战时期因阵营不同而与东盟不睦的关系，即有改善其周边政治关系之意，也有借以缓解经济困难之需。不过当时东盟初入东亚产业链，目光盯住产业链两端的美国和日本，对印度的姿态未做充分响应。近年来，印度在其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支持下，重提“东向政策”，意图以东盟为平台，将目标范围扩展至包括中、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整个东亚以至大洋洲的澳、新。此次东盟回应积极，将自己作为衔接南亚与东北亚的枢纽，而将印度作为其外交格局中平衡东亚的力量。这一通道的建立，表明了南亚欲与东亚增强区域经济联系的开放态度。

这些情况表明，印度作为南亚经济的主导，已有了发展与东亚关系的基础和政策等方面的准备，但真正的发展还要看印度制造业能力的提升。

其他南亚国家在印度没有表现出要倾力发展南亚地区经济合作时，已各自向区外寻求合作伙伴。实际上，已有南亚国家开始承接东亚的转移产业，其典型贸易特征是大量从东亚进口而没有相应地对东亚出口(参见表4)，出口的主要方向是欧美国家。

南亚区域内经济体联系涣散，因而在它们发展与东亚的经济联系时，主要以国家双边合作为基本途径，难以构成区域性的统一进程。从经济方面看，这与印度这一区域大国的经济实力不足有关。目前印度既无力整合区内市场，也无力引领南亚共同开展对区外的经济合作。因此，当印度等主要国家经济实力和经济的外向性有较大提升后，南亚对区外的经济联系才能有较大发展，相应对东亚与南亚两区域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与进程产生主动的影响。也就是说，目前双方经济联系的发展方向应以东亚为主导，产业转移是快速发展双方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或形式。

结语

东亚与南亚因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而形成了两个极不对称的经济区域，虽然它们在人口规模上十分接近。目前两区域的经济联系比较薄弱。

导致两区域经济联系薄弱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双方主导经济部门都是面向第三方市场的外向经济部门，因而两地区经济发展缺乏相互的向心力，使双方经济联系的扩展缺乏内在动力。第二是没有以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作为区域的关联产业。东亚的增长主导部门是加工工业，尚未向南亚转移；南亚的主导增长部门是外向服务业，它本身的对外产业关联作用较小而不适宜作区域的关联产业。第三是南亚外向经济部门规模较小，尚无大规模扩展对东亚经济联系的实力或能力。

目前两区域已出现了克服上述影响区关系的障碍的发展趋势。第一，东亚产业链已开始向印支转移延伸，继续向南亚的延伸将形成东亚的“西扩”，转移产业将构成两区域关联产业的主干。第二，中国正努力与其他东亚经济体共同建设东亚最终市场，此举不仅可提升东亚与南亚之的市场向心力，也可降低产业转移对中国产生的贸易转移冲击，又可减少东亚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第三，印度正在准备其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保持其已有的外向服务业的地位。印度的工业化将密切南亚地区内的经济联系，而南亚的增长将为其与东亚地区经济联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需求和更有力的支持。

东南亚的国家篇8

一、关于日美同盟的定义

“同盟”的定义初看下似乎并不深奥而人人皆知，但若苛求之却又难以找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从字面上讲，“同盟”系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条约结成的联合体，汉语中的“联盟”一词与之同义。美国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认为“同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做出的相互问予以军事援助的承诺”，在这里，“同盟”等同于军事同盟。格伦・施奈德则认为，“同盟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家为了利用武力对付外来的威胁而形成的一种政治的联合”，其对于“同盟”的定义要相对宽泛，从政治角度加以解析。斯蒂芬・沃尔特的定义更为宽泛，“同盟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所做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尽管关于“同盟”定义存在分歧，但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同盟”最核心的目标是安全保障。安全的内涵在不同的条件下是不同的，早期由于国家更重视军事安全，故而“同盟”就是军事同盟；在现实情况下，政治、经济等其他方面的安全日益突出，“同盟”的涵义显然同样应相应扩充。从这个意义上讲，日美同盟也不应单纯从军事同盟角度加以定义。

一般说来，1951年9月至1952年4月《日美安全条约》、《日美行政协定》的签订和生效标志着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和日美同盟的确立。1960年1月的《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从形式上满足了日本与美国建立平等关系的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旧条约是狭义安全范围内的合作条约，即军事合作条约，而新条约则是广义安全范围内的合作条约，不仅涉及军事，而且涉及维护西方意识形态、加强两国的所谓‘自由制度’，以及消除日美经济矛盾等内容”。1970年6月22日，日美安保条约自动延长。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决定了日美之间共同作战的内容，使日美安保体制由“有形无神”变得“形神具备”，日美同盟向同盟内核制度化迈进了一步。1981年5月8日，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在访美期间与里根发表《共同声明》，首次明确写入日美同盟关系，肯定了两国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同盟关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共同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1997年9月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签署。

由上可见，日美安保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是日美同盟关系演变中的核心内容，但日美两国自身并没有将两国同盟关系局限于军事领域。因此，日美同盟定义应是：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形成的日美两国军事、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合作关系。如此定义后，日美安保体制的适用范围就不会过多限制日美同盟关系的研究内容，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一日美安保体制目前适用范围之外但日美两国合作关系紧密的地区，而这也正是本课题研究价值所在。

二、冷战开始与日美同盟的建立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美国、苏联这对意识形态上格格不入的战时盟友结盟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而相互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冷战大幕在欧洲很快随着“凯南电报”、“铁幕”演说、“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的相继出炉而开启。

在东北亚，美国以“盟总”名义实现了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并推行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造。随着美、苏冷战大幕开启，亚太地区的冷战格局也在逐渐形成。中国、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即将或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权，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以及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日本对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性立刻凸现。在此情况下，美国对日本政策发生了改变。

1948年1月6日，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发表演说时称：“最初企图使日本广泛地非军事化的旧方针与要把日本建设成为自立国家的新方针之间产生了矛盾：”，因此今后“对日政策得方向在于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我们不仅要使日本能够自立，还必须把它培养成为坚强而安定的民主主义国家，以便起到可以抵御今后可能在远东出现的任何其他极权主义的战争威胁”。1948年10月9日，杜鲁门批准通过了由凯南起草的《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PPS/28号文件)发展而来的NSCl3/2号文件，确立了对日新政策，目标在于“在经济上、社会上强化日本，以便对日占领结束以后，日本仍能维持安定，并在其自发的意愿基础上使之成为美国的友好国家。1949年12月23日和30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冲击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连续通过了NSC48/1号文件和NSC48/2号文件，明确了日本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突出位置，提出将日本变成美国亚洲沿岸岛屿链条重要环节的要求，认为美国的对日政策应是在军事上使日本与琉球、菲律宾一道组成“亚洲沿岸岛屿链条”从而构筑美国战略防卫线的第一线以阻止苏联的侵略，在经济上引导日本走上自立和复兴，在政治上使日本建立“保持改革计划精神的中道政权”以免日本倒向苏联阵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由苏联、中国所代表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加重了美国的担心，日本对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性更加凸现。日本落入共产主义轨道将会彻底改变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对全球范围的冷战产生决定性影响。正如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所说：“日本是远东形势中的心脏和灵魂。如果日本不站在我们一边，整个远东地区就将是不可防守的”。美国着力于将日本推上其亚太战略防卫线的第一线，而解决与日本媾和问题首当其冲。1951年9月4日至8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的会议，以美国为首的48国(中国、苏联、朝鲜等国不在其内)与日本签署了《旧金山对日和约》，日本实现了片面媾和。在该和约签字后5小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和日本首相吉田茂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日本允许美军无限期、无限制地驻扎日本，允许美国在日本设立军事基地，允许美军出动镇压日本的内乱，并以此应对在远东可能发生的对“自由国家”的威胁。次年2月28日又签订了关于实施日美安全条约的细则的《日美行政协定》。4月2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日美安全条约》、《日美行政协定》同时生效，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正式确立，日美同盟形成。其后，在1954年3月8日，日美两国又签订了《日美相互防御援助协定》，进一步发展了日美安保体制与日美同盟关系。

三、日美同盟建立和发展中的东南亚因素

如上文所述，日美同盟的建立和发展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但并不意味着此过程是孤立的而美国因素是唯一变量。实际上，在日美同盟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东南亚因素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重大的影响因素，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东南亚是确保日本不倒向共产主义阵营和日美同盟安全的关键地区

一方面，东南亚是防止日本因过度依赖中国而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首选替代地区。

在占领初期对日本进行民主化与非军事化改造后，美国的对日政策依照NSCl3/2号文件精神，转为促进日本经济复兴和稳固日本的政权。但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向来紧密，1949年前后中国内战政府覆亡的必然前景，带来日本经济过于依赖中国可能导致其降低对美国忠诚，甚至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危险。因此，必须削弱乃至切断日中经济纽带，而东南亚无疑是首选替代地区。

美国驻日大使约翰・埃莉森曾指出：由于中国可能被“丢失”，如果要不使日本由于东北亚经济机会之故而投入苏联怀抱，那么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可能变得绝对必要。1949年3月由凯南起草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第51号文件(即“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系统阐述了东南亚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及建立日本、东南亚垂直分工体系的构想，指出“中国被共产党征服后，东南亚便成了从日本向南伸展到印度半岛这一遏制线上的致命环节”，美国应“积极寻求发展作为原料产地的东南亚作为制成品供应者的日本、西欧和印度之间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1949年12月23日的NSC48/1号文件认为，为避免日本经济过分依赖中国，应鼓励日本在东南亚、南亚地区开辟新市场，在经济上引导日本走上自立和复兴，在政治上使日本建立“保持改革计划精神的中道政权”以免日本倒向苏联阵营。1952年8月7日杜鲁门批准的名为“美国对日行动目标和方针”的NSCl25/2号文件指出“日本继续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将取决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太平洋的存在，也将取决于美国与亚洲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同日本建立起良好的经济合作和安全保障体系”，要“寻找防止日本依赖中国或其他共产主义统治地区的食品和原材料供应的方法，通过刺激日本与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发展贸易，使日本从自由国家获得上述物资的来源”。其后在1953年1月至6月连续发表的NSCl25/3号、NSCl25/4号、NSCl25/5号、NSCl25/6号文件最重要内容都是使日本如何避免依赖中国市场的问题，建议促使日本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之进行贸易，开辟东南亚的资源和市场。

另一方面，“多米诺骨牌理论”促使美国关注东南亚对于日美同盟安全的重大价值。

1950年2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在题为“美国关于印度支那的立场”的NSC64号文件中指出，如果印度支那落人共产党政府之手，泰国和缅甸将步其后尘，从而将东南亚其他国家置于严重危险之中，就像排成一排的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一般。这就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核心内容第一次在美国官方以书面形式出现。①尽管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丢失印度支那究竟会有多大影响存在分歧，但美国政府内已形成一致，认为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是重要地区，而日本将落入共产主义轨道如果后者控制了东南亚。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影响日益扩大。

1952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在题为“关于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政策声明”的NSCl24/2号文件中再次阐明了东南亚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采取有效而及时的抵抗行动，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的丧失都可能会导致这个地区的其余国家较快地屈从或倒向共产主义一边。而且，东南亚其他地区以及印度，从长远来说还有中东，十之八九也会相继倒向共产主义一边。这将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安全。”7月，参谋长联席会议称，日本能否作为一个可信赖的盟国在于其“保持东南亚传统市场与原料、食品来源的能力，从这一点出发，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与美国在日本的目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西方世界失去东南亚将不可避免使日本最终与亚洲共产主义控制地区进行和解”。1954年1月，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名为“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与方针”的NSC5405号文件，声称如果西方输掉在印度支那的战斗，将对美国在世界各国的利益带来严重后果；东南亚各国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联系，任何一国的丧失都会导致其他国家“屈从于共产党，或者同共产党合作”。最终在4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完整地阐述了“多米诺骨牌理论”，他把印度支那的陷落比作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倒下，称：“现在亚洲已有四亿五千万人日处在共产主义独裁统治下，我们再也经不起更大的损失了。一旦印度支那丧失，跟着就是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丧失。这不仅是物资和资源的丧失，而且是成千上百万人口的丧失。再跟着就是日本、台湾、菲律宾近海防务受到威胁，再进一步就是向南威胁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经济方面，日本将不再是西方的重要市场，可能转而以中国为其商品的主要出路。总之，丧失印度支那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对自由世界来说，是无法估量的。”

从对“多米诺骨牌理论”内容的阐述中可见，对于失去日本的担心是其核心内容，失去东南亚将不可避免损害日美同盟存在基础及其安全。“东南亚对于日本而言在经济上非常重要，中苏联盟占有这一地区将使大量资源处于共产主义势力控制下，会在印度和日本之间打下一个楔子，即使日本能维持经济独立也会在政治上被孤立。”

2．日美同盟是包括美国东南亚同盟体系在内的亚太同盟体系的核心

在日美同盟建立的前后，1950年1月26日，美国和韩国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1953年10月1日和1954年12月4日，美韩、美台又先后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建立了军事同盟。美国由此在东亚建立了三个双边同盟。

在东南亚，“多米诺骨牌理论”促使美国加紧建立其东南亚同盟体系。1951年8月30日，美国同菲律宾签订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同年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了《澳新美安全条约》。1954年7月21日，关于结束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法国重建殖民体系的计划最终流产。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抵消“多米诺骨牌效应”，遂于9月8日同英、法、澳、新、菲、泰和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马尼拉条约》)，成立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条约规定，缔约国有责任以“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防止和反对受外界指挥”的“颠覆活动”；条约议定书则规定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国管辖下的自由领土”(南越)为条约适用的地区。由于英国的反对，日本、韩国和台湾未被吸纳为成员，泰国则在条约签订后正式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至此，美国在东南亚的同盟体系构建完毕，东南亚地区被纳入了美国的全球冷战体系。

美国的目标在于使其东亚的同盟体系与其东南亚同盟体系共同组成一体的亚太同盟体系，日美同盟应为其核心，而美国要帮助日本与该地区国家发展友好关系。1954年12月2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远东政策之目标的会议提出：“美国要尽快促使建立一个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的条件成熟，并积极参与进去，这一体系应包括菲律宾、日本、中华民国、大韩民国，并最终吸纳东南亚条约组织和澳新美同盟”。而1955年4月9日颁布的

指导后一阶段美国对日政策的NSC5516/1号文件也指出要“努力发展一种日本与韩国、日本与台湾、日本与菲律宾的利益共同体，通过美国适当的部门主动提出帮助解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促进共同合作，使它们之间的合作得以巩固。促进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最终与‘马尼拉条约’和‘澳新美条约’联合起来”。

3．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

在从“硬”方面如支持法国进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构建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等遏制共产主义的同时，美国也要求日本发挥其盟友作用，配合美国推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开发，从“软”方面确保东南亚“自由世界”的安全，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

1952年的NSCl25/2号文件强调“美国的政策是促进日本参与太平洋地区自由国家的经济发展，日本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令人满意的经济协定将增强该地区对抗共产主义扩张的力量”，要“促进日本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主要包括贸易和投资，以增进远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稳定”。[21]NSC5516/1号文件也提出“通过使日本加入美国自由亚洲经济发展项目来拓宽日本贸易范围。利用日本作为美国向南亚和东南亚提供援助物品的供应源，用提供经济与财政援助的方式使日本对南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

从1952年10月开始，美国依照NSCl25/2号文件的精神，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步骤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战争赔偿问题成为突破口，毕竟在《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了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义务。对日本提出赔偿要求的东南亚国家有菲律宾、印尼、缅甸、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但柬埔寨和老挝分别在1954年和1956年放弃了赔偿要求。

1952年末，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访菲律宾、缅甸、印尼三国，就赔偿问题同东南亚国家展开了正式的接触。1953年9月至10月，日本外相冈崎胜男立访问菲律宾、缅甸、印尼三国，就赔偿问题同东南亚国家展开高级别的交涉，日本对东南亚的赔偿外交就此开始。由于在赔偿的具体数额上三国与日本存在严重分歧，冈崎的这次出访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但冈崎在10月19日众议院外务委员会报告其三国之行时，认为三国之中“感到缅甸对于赔偿的想法”是“最实际的”，暗示将首先从日缅谈判中找到突破口。

1954年8月，缅甸派出赔偿交涉团赴日，11月15日，双方签订《日缅和平条约》、《日缅间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规定日本向缅甸赔偿2亿美元，并向在缅甸的日缅合资企业投资5000万美元，并承诺当其他国家赔偿问题解决时，再次考虑缅甸的赔偿要求。到1963年日本基本解决了同东南亚几国的赔偿问题后，日本又与缅甸缔结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向缅甸提供了1.4亿美元的无偿经济援助。

日缅赔偿问题的解决，为日本同其他几个索赔国家的谈判划定了一个范围，促进了日本与几国的赔偿谈判进程。1956年5月9日，日本与菲律宾达成了赔偿协定，向菲律宾赔偿5.5亿美元并提供2.5亿美元的长期贷款。1958年1月20日，日本和印尼签订《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和平条约》、《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赔偿协定》等，规定日本向印尼赔偿2.23亿美元，冲销印尼对日贸易的1.77亿美元债务，并提供4亿美元贷款。1959年5月，日本向南越吴庭艳政权支付了3900万美元的战争赔偿。至此，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偿问题已基本解决。除开纯赔偿，日本还向几个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准赔偿，即带有赔偿性质的无偿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这包括1958年和1959年分别向放弃赔偿要求的老挝和柬埔寨赠款2800万美元和4500万美元；1962年向泰国提供2700万美元特别款项，1969年关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在战争中被杀问题分别给予2500万马币和5000万新币，以及年向统一后的越南无偿提供价值约2360万美元的机械设备。

日本的战争赔偿实际是以双边经济援助的形式偿付的，美国对于日本实施“赔偿外交”施加了重大影响，而自身亦向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亚联合邦①、南越、老挝、柬埔寨提供大量双边经济援助，为向东南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主角。

在日本解决对东南亚国家赔偿问题的同时，美日也开始通过多边经济援助、贸易、投资等形式加强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日本尤为卖力。多边经济援助方面，美、日分别于1951年和1954年加入了“科伦坡计划”，且美国成为提供资金最多的国家，1951―1959年6月美国共提供56.6亿美元，占总额的94％，日本从1954―1959年也提供了3.2亿日元的援助。贸易方面，由于美日对东南亚地区积极的经济援助政策，使得彼此之间的贸易大为发展，将昔日主宰地区贸易的英国、法国、荷兰排挤到了次要地位，使东南亚成为了美日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经济援助和贸易又促进了美日私人资本对东南亚的投资。

日本政府在1957年9月发表的外交蓝皮书《我国外交的近况》中提出了“经济外交”的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使用“经济力量和平地向外发展”。解决对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偿问题就是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第一步，日本利用赔偿问题，以经济合作方式打入了东南亚。美国把日本的经济力量与东南亚资源结合起来，用于加强亚太地区“自由世界”力量的战略构想很大程度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