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4-04-13 09:52:51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篇1
关键词：古南海 范围 内涵 争议
近年来，问题在备受学界学人关注的同时，亦为文博机构及相关文化事业团体所关注。2016年9月22日，“历史与”图片展在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展出，该展览从展示中外文献史料入手，通过五大板块，直观表达了是中国固有领土的历史事实。
与之相类似的是，南海问题亦多受学界所关注，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受地理形势和人们认知的限制，在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南海在内的四海在方位上都不具有具体指代性，而只能用于泛指中国周边海湖[1]。同时由于对海洋文明关注的长期缺失，认识的缺憾导致了关于“古南海”的记载了了无几且模糊简略，这就使得其区域范围的详细考证愈显困难，也因此产生了诸多看法和争议。那么，南海区域在古代有哪些史料记载？其范围、内涵乃至争议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一、有关“古南海”核心区――南海诸岛的史料记载概况
无论“古南海”区域范围在历史时期如何向东、西方扩展，其核心区域长久的固定在今南海海域及南海诸岛，所谓变化，亦是在此基础上的向外延展，这是无异议的。就史料而言，传统著述图籍和《更路簿》、实地调查报告相结合，是了解完整南海诸岛地名称谓缺一不可的史料。在四大南海诸岛中，西沙和南沙又因为古南海航线行经，史料多载的缘故使其成为可探究和关注的焦点。
从史料记载来看，自宋开始关于南海诸岛的记载曾多，这主要依赖于五代、宋之际海外地理学的飞速发展。指南针在宋代开始应用于航海，使得此时的航海从“原始航海” 时期进入“定量航海”时期，这种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技术变革极大的促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为后世航海盛况的出现奠定了扎实基础[2]。在此过程中，舟师民人对中国各海域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具体，反映在对南海诸岛的认识上，便是出现了用以指代南海诸岛的繁复地名。大致而言，隋唐及其以前南海诸岛有涨海崎头、珊瑚洲、九乳螺洲、焦石、象石的称谓，自宋以降始有石塘、长沙及其衍生地名的繁复称谓。
明时航海事业空前发展，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航海壮举将我国的航海事业推向极致，此时的航海多经今南海海域往东、西洋方向各自推M，因之对南海诸岛的认识更加深入。其时不仅有诸多记载“石塘、长沙”乃至东、西洋地名的古籍涌现，更有标绘南海诸岛的古地图面市；与此同时，民间航海事业的繁盛使得指导其航海的民间航海手册如《顺风相送》等更路簿迭帙出现，就南海一隅而言，20世纪70年代就收集到十余部“更路簿”[3]，从中可稽考南海诸岛具体岛礁的单称地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虽因为南海往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的航海行经而成为史籍记述的重点，但由于时人各自实践与认识的不同，故而时人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有很大差异，这也成为明中叶后“石塘、长沙”繁复称谓的复杂化的原因；而《更路簿》这种南海民间史料，其口耳相传的特性及地方文化在认识上的趋同性，使得其有关南海诸岛各具体岛礁的单称地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性。
明时古图已经体现出南海四群岛的初步划分，至清代则出现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个岛群的地图，以及出现“东沙”这样的近代仍在使用且对近代南海诸岛其他岛命名有影响的地名[4]。大量资料证明，无论其叙述的角度有何不同，石塘、长沙及其衍生地名指代的都是我国南海诸岛及其具体岛礁，而其所属的南海海域自宋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种称谓在历史上的连续性和自官方到民间使用的普遍性，是其归属的重要反映。正如林金枝所言，这种历史悠久的纯粹中国式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已足以反映其归属[5]。
二、关于“古南海”区域的争议
宋以前关于古南海区域的考证往往只能探析其大致方位，而具体区划则往往不可考，就南海对外交通的角度而言，宋代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洋”名，而且他们往往与“海”名交互使用，造成了一些地理概念上的杂乱[6]；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宋元以降尤其是明中叶南洋航海业兴盛，有关南洋航线的著述陡增，且相关记载基本冠以东、西洋大概念，这就使得对该时期包括南海在内的南洋航运研究基本以东、西洋尤其是西洋研究为主，而古南海问题则隐身于相关研究之中不显。学者在谈论相关区域问题时，或关注某国或某几国以及其间的航线，或关注大的东、西洋概念，而此情况延伸的结果，便是学界间或有“古南海”相关问题的提及，但至今并无关于古南海区域及内涵演变的通论探讨论说出现。
在民国与抗战胜利后不久，官方出于宣示并收回南海的需要，曾组织过对南海诸岛的海洋地理考察与研究，这时期的研究人员主要以中国学者为主，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南海史地研究方面，从而为维护南海奠定了一定的史实与法理基础；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南海石油资源的发现，有关南海岛屿纠纷和争端增加，当代南海问题产生，南海研究亦进入国际化时代，以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韩振华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掀起了南洋研究的热潮，他们在史料搜集、实地考察、史实论证等方面的工作填补了国内外学界南海研究的空白。此时的南海史地研究虽仍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但历史上南海地区的国际关系、国际法理研究亦渐趋起步，并最终在2009年前后，出现了南海问题研究的爆炸式增长的态势[7]。前贤的研究成果，是今日了解古南海史地变迁等基本问题并继续深入南海问题研究的根基。
就陈佳荣关于“海”、“洋”的考释来看，大抵唐以前把海洋称为“海”，如渤海、东海、南海、涨海、大瀛海等；至宋代，则“海”、“洋”并用，且逐渐开始以“洋”代“海”；元代出现东洋、西洋的提法，明清时遂有南洋、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之称[8]。陈氏认为，中国古代对于今东南亚一带的海域或洋面，最早是用“南海”一名泛称的，这在东汉扬雄的《交州箴》和刘熙的《释名》中都有明确反映[9]。也正是因于此认识，陈佳荣在其《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将有关东南亚、南亚、西南亚和非洲沿岸的地名（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国的北部地区属中亚，不包括在内）收录在内，并在《出版说明》中明确了“古代南海是我国海上对外交通的重要区域，其范围包括今东南亚及由此而西到印度洋沿岸广大地区”的看法。然而吊诡之处在于，我国东南沿海和南海诸岛的地名不在该书所收范围之列[10]。
对比前贤关于“古南海”概念的认知可知，陈佳荣的观点基本类似于冯承钧的看法。冯承钧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的《中国南洋交通史》中提及“今日南海以西之地，今名曰印度洋或南洋者，昔概称曰南海或西南海，惟于暹罗湾南之海特名涨海而已”[11]。其在该书第八章“宋代南海”及第九章“元代南海”中多谈及的“南海”，亦不涉及今南海海域，而是指东南亚诸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基本等同于当时南洋，亦即冯氏所谓明代东、西洋的概念[12]。
就“古南海”的区域及概念衍变而言，陈佳荣认为其初或指南方，或兼指今之东海，含义不很确切，约在东汉后才逐渐用来专指我国以南的广大海域，而汉以后南海的概念一般又有狭义、广义之分：前者指今之南海，后者则泛指今东南亚一带（与南洋名略同）的海洋及沿海各国，然而在部分古籍中，其范围似又更加广大，如阿拉伯海与印度洋沿岸乃至爪哇以南至澳大利亚洲一带的海域，均有谓之南海[13]。与陈佳荣看法相类似的是，王元林亦认可先秦时期“南海”方位指代不明的特点，认为其或泛指南方之海，或指今东海，或指今南海，因时因地不同。但与陈佳荣看法稍异的是，王氏认为“南海”用以指代我国南海以及其南的东南亚、太平洋印尼至澳大利亚以及印度洋海域，应是自秦以后而非自汉以后，并且认为这种区域范围一直维持到唐代未变[14]。台湾学者邱炫煜亦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我国唐代以前把东南亚统称为“南海”，而元明时代渐趋演化为东、西洋称谓，清以降则渐称“南洋”[15]。
以韩振华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中心的南海史地专家虽认可“古南海”有指代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广大地区乃至澳大利亚区域的时期，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宋代以前的“古南海”范围，自宋以降，“古南海”的区域范围已经跟今日南海的范围相当，这也意味着自宋代以来，我国已经拥有了南海，并实际实施了对南海的管辖[16]。
总体而言，以冯承钧、陈佳荣等人为代表的西域南海＜宜认识的“古南海”，是一个广义南海的概念，其区域基本等同于明时东、西洋范围，古今范围变化不大，故而他们在研究涉“古南海”问题时，基本以此作为研究区间，作学理方面的考证；而以韩振华、林金枝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南海研究专家们所认识的“古南海”，则多以宋代为明显的划分时段，之前的“古南海”基本等同于冯氏所认知的“古南海”范围，而其后则取狭义南海概念，认为自宋以降的所谓南海已固定于今南海范围，故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今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并表现出明显的法理及政治诉求。可见，学界对宋以前“古南海”范围基本无异议，王元林通过对传统著述的梳理亦基本印证了其为广义南海的结论[17]；而宋以后的“古南海”由于缺乏对史籍中相关概念的考证，争议仍存。冯承钧等人虽采用广义南海概念，但并未对元明以降史籍中的“南海”进行考证，亦未给出其采用广义南海概念的理由；而韩振华等人则通过对南海海域称谓历代演变及南海诸岛归属的梳理[18]，展示了其立论的依据，所以相较而言，韩振华等人的观点似乎更具说服力。
三、南海地域范围与内涵
从史料记述和前贤的研究与争论来看，显然，南海的内涵有一个随时代不断变迁的过程，虽则古南海区域自宋以降便基本固定为今南海海域，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其地域范围与内涵并不相同[19]。
就名词概念而言，《诗经》、《禹贡》等先秦时代古籍中已出现“南海”二字，但或泛指南方之海，或指今东海，或指今南海，其具体范围仍然付诸阙如[20]。刘熙《释名》称“南海在海南， 宜言海南，欲同四海名，故言南海”。而“南海”除作为郡县名称外，约在东汉时才逐渐用以专指我国以南的广大海域。作为水域而言的南海，不同载籍所指范围又很不相同，或指今南海，或泛指今东南亚一带及其海域（略当南洋一词）， 甚至远至印度洋的海域，抑或指爪哇岛至澳大利亚一带的海洋[21]。
南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自东汉至隋唐，相当于今天南海范围的这个海更多被称为“涨海”，或因岛礁对潮汐涨落的衬托放大作用而名[22]；唐时南海另有“海”或“大海”之称，宋代因之；元代直呼南海为“大海”；至明清西洋人东来之后，原南海海域被西洋人名为“大明海”和“大清海”[23]。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篇2
2.中印建交60年的经验和启示程瑞声，CHENGRui-sheng
3.中国——东南亚关系60年回顾贺圣达，HESheng-da
4.历史合力作用下的马来西亚政党制度宋效峰，SONGXiao-feng
5.印度核政策探析任飞，RENFei
6.印度"东进"南中国海:方式及影响王历荣，WANGLi-rong
7.不丹反政府组织及武装:现状、趋势及影响杨思灵，YANGSi-ling
8.中国与东盟各国税收制度比较边明社，赵仁平，BIANMing-she，ZHAORen-ping
9.泰国经济复苏缓慢及其原因分析刘才涌，LIUCai-yong
10.老挝建设社会主义的机遇、挑战及前景马树洪，MAShu-hong
11.推进孟中印缅交通连接及对策建议——孟加拉国的思考M.拉马图拉，张林，邓蓝，M.Rahmatullah，ZHANGLin，DENGLan
12.近代云南与东南亚的丝棉贸易东南亚南亚研究苏月秋，SUYue-qiu
13.论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分化、政治认同与民族关系彭慧，陈衍德，PENGHui，CNENYan-de
14.泰国境内的外籍女工问题——以1990年以来的缅甸、柬埔寨、老挝籍女工为例陈松涛，CHENSong-tao
1.地区公共事务中的委托治理机制——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个案的研究刘兴宏，LIUXing-hong
2.当前泰国中产阶层的政治表达和政党倾向孔建勋，KONGJian-xun
3.印度外交政策制定:以印美民用核合作协议谈判为例刘思伟，LIUSi-wei
4.东南亚民主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探略邱昌情，QIUChang-qing
5.试析印度东北部地区反政府武装组织及其活动的性质界定杨恩润，陈利君，YANGEn-run，CHENLi-jun
6.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隆德新，LongDe-xin
7.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强中国西南与南亚国家经贸合作的途径文富德，WENFu-de
8.越南对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挑战马致远，Mazhi-yuan
9.东南亚核能发展的现状、动力与前景周士新，ZHOUShi-xin
10.印度与东亚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薛莉，XueLi
11.昆曼国际大通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陈铁军，ChenTie-jinHtTp://
12.2009年云南省参与区域合作的成果、问题及建议卢光盛，郜可，LUGuang-sheng，GAOKe
13.金融危机对中印经济影响程度比较研究胡军伟，HuJun-wei
14.英国殖民初期缅甸山区行政制度研究祝湘辉，ZHUXiang-hui
15.明代中后期中菲贸易发展中的若干问题探析石坚平，SHIJian-ping
16.东南亚南亚研究印度华侨华人经济发展探析涂华忠，TUHua-zhong
1.2009年东南亚政治经济发展概述王士录，WANGShi-lu
2.2009年南亚政治经济发展概述俞文岚，YUWen-lan
3.印度在艰难中稳健崛起马加力，MAJia-li
4.中国和越南边境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对云南的影响毕世鸿，BIShi-hong
5.冷战时期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的安全关系李文俊，LIWen-Jun
6.试论中国——南盟经贸合作制约因素及经济一体化之道胡仕胜，HUShi-sheng
7.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分析殷永林，YINYong-lin
8.南亚地区合作:从地区认同的构建到地区主义的形成汪长明，WANGChang-ming
9.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分析姜文仙，许娇丽
10.云南境外替展的问题和思考方芸，FangYun
11.浅析中印气候变化合作余渊，YuYuan
12.孟高棉语民族的起源与东南亚现代孟高棉语诸民族的形成何平，HEPing
13.20世纪印度的中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尹锡南，YINXi-nan
14.论现代阿富汗发展进程中的伊斯兰教育汪金国，张吉军，WANGJinguo，ZhangJijun
15.行动党参加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及其影响庞卫东，PANGWei-dong
1.论尼泊尔与印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卢晓昆，LUXiao-kun
2.试析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东南亚南亚研究卢芳华，LUFang-hua
3.政治传统、宗教和殖民历史对东南亚民主政治的影响——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高伟浓，汪鲸，GAOWei-nong，WANGJing
4.印度海洋战略析论张威，ZHANGWei
5.缅甸油气资源开发的地缘政治博弈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孔志坚，KONGZhi-jian
6.中国参与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及其理论分析——以东亚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为例温刚，WENGang
7.印中关系:认知与前景斯瓦兰·辛格，王永刚，张贵洪
8.印度东北地区的战略转变及推进中国云南与印度东北地区合作的建议吕昭义，LUZhao-yi
9.中老关系框架下的云南——老挝经济合作张瑞昆，ZHANGRui-kun
10.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系赵斌，严婵，ZHAOBin，YANChan
11.印度曼尼普尔邦的民族社会问题探析马得汶，李金轲，MaDe-wen，LiJin-ke
12.印度女性社会地位探析蒋茂霞，JIANGMao-xia
13.从诏令文书看明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万明，WANMing
14.《剑桥东南亚史》的编写特点及其谬误王民同，WangMin-tong
15.西方国家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宗教学校的指责、原因及巴基斯坦的应对刘军，LIUJun
16.元代以来与尼泊尔边境管理及边界划分董莉英，DONGLi-ying
17."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对外开放为中心"学术讨论会在云南红河举行方铁
18."新形势下的中国(云南)与南亚地区合作"学术年会综述李敏
1.冷战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海峡安全模式选择张杰，ZHANGJie
2.东南亚南亚研究印度尼西亚制度初探梁智俊，杨建生，LIANGZhi-jun，YANGJian-sheng
3.试论泰国的政治稳定问题李有江，LIYou-jiang
4.美国对印度、朝鲜核政策的比较研究:建构主义的视角沈秋欢，SHENQiu-huan
5.简析20世纪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关系张晓东，ZHANGXiao-dong
6.美国新战略下阿富汗安全形势及其对中国西部边境安全的影响胡娟，HUJuan
7.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变化与前景孙涛，SUNTao
8.世界"粮食危机"对印度粮食安全的影响陈利君，CHENLi-jun
9.中印商品贸易走势分析及对策建议殷永林，YINYong-lin
10.老挝的矿业开发及其国际合作马树洪，MAShu-hong
11.越南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郑国富，ZHENGGuo-fu
12.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合作的可行性探析李超，张庆芳，LIChao，ZHANGQing-fang
13.析印度文化与古代东南亚李谋，LiMou
14.印度的民族问题及与南亚诸国的关系吴永年，WUYong-nian
15.泰北山地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延续赵永胜，ZHAOYong-sheng
16.云南瓷器在越南北部传播初探裴明智，管文强，黄敏，BuiMinhTri，GUANWen-qiang，HuangMin
1.中国的睦邻外交与中缅关系朱振明，ZHUZhen-ming
2.东南亚新地区主义及其制度转型的范式研究赵银亮，ZHAOYin-liang
3.印尼伊斯兰教现代化历程初探石坚平，SHIJian-ping
4.冷战后澳大利亚对东帝汶政策的评析刘鹏，LIUPeng
5.马来西亚的发展政策与政治稳定宋效峰，SONGXiao-feng
6.浅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印泰关系东南亚南亚研究何德勇，HEDe-yong
7.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的国际制度分析——以云南、广西为例卢光盛，LUGuang-sheng
8.浅析不丹与印度的水电合作杨思灵，YANGSi-ling
9.论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贸易策略调整杨明，YANGMing
10.印度穆斯林:"反恐"阴影与发展困境邱永辉，QIUYong-hui
11.中国云南与印度经济关系的历史牛鸿斌，NIUHong-bin
12.越南华侨黄景南与孙中山革命秦素菡，QINSu-han
13.《清史稿》列传三百一十五《属国三·暹罗》正误王巨新，WANGJu-xin
14.谈锡克教祖师们的哲理诗薛克翘，XUEKe-qiao
15.缅甸的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李佳，LIJia
16.我院学者与越南驻昆总领事谈滇越经济合作思路
17.浅论越南语中叠音词现象黄奇，HUANGQi
18.越南学者论红河流域的越南民族文化王国爱，WANGGuo-ai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篇3
【摘要】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会计人才的培养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通过探询我国高校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建设，探讨如何培养满足新形势需求的会计人才。
一、会计人才培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机遇
1.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要求人才培养应该具备全球视觉与全球观念。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突出表现在生产一体化、贸易一体化、投资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四个方面，出现了对适应该趋势的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等一系列人才的巨大需求。会计作为国际经济的商用语言，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的交流和沟通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加强。以跨国公司对会计人才的要求为例：跨国公司一般要求会计人员具备运用东道国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和母公司所在国会计准则的能力。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将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合作规模，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但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成员之间的发展存在差异，因此，针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人才培养要求适应区域特点，具备区域特色。
3．南宁作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地址
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为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要求和人才需求的新增长点。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东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另外，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性会址在南宁，南宁将成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因此，对既掌握东南亚国家语言，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又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将日益增加。
（二）挑战
1.缺失东南亚各国法规制度的知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建立在各成员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均存在巨大差异的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均处于发展过程中，各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法规与国际通用法律法规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同时，收集、翻译和传播各成员国的法律和法规将是长期的过程。因此，现时培养适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人才所需的东南亚各国法规制度知识是严重不足的，这就为培养人才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关于东南亚语言和人文地理的知识是盲区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小语种人才培养方面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改善。据调查，目前本科层次以上的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主要有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四所高校；小语种高层次人才不多，东南亚各国小语种人才缺乏。同时具备培养会计人才和东南亚各国小语种素质的专职教师十分稀少。
3.严重缺乏东南亚各国的会计资料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作为反映经济运行的商用语言——会计在经济交流中的地位日趋提高。由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会计制度建设进程差异很大；目前国内也逐步开始研究东盟各国会计，但是，基于语言和研究基础等原因，国内现存的有关东南亚各国的会计资料相当缺乏，会计研究基本局限在各国会计现状的层面上；东盟各国会计资料的收集、翻译和研究层次有待进一步加深。
4.国际学习与交流、实践课程有待进一步加强
近年来，国内有关院校纷纷掀起与东盟有关的教育热潮。目前这些教育活动主要集中在语言教育和国际贸易知识两方面，许多院校设立东盟各国语言方面的专业并在国际贸易专业下开设东盟贸易的教学模块；国际交流方面主要是接受东盟各国留学生和国内有关专业到东盟各国进行短期语言实习。在国际学习和专业课程实践方面的交流尚处于较低层次，国际学习与交流、实践课程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构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课程体系的基本原则
人才培养有赖于正确的人才培养政策、人才培养理念以及广泛的人才需求。经济与教育、经济与会计人才培养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会计人才培养也不例外。面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益成熟的状况，在构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的课程体系时，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一）专业化
专业化要求培养会计人才需着重把握专业人才的核心。会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目标主要体现在会计人才业务水平的精和专两方面，即业务精通和业务处理具有专业水平。而专业化的会计人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层次：
1.基本能力
表现在：掌握基本的计算能力，如利用算盘和计算器进行计算；掌握处理票据的一般常识，如各种票据、单据的填写；掌握业务处理的一般流程，如根据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账和编制报表等。
2.综合能力
表现在：精通会计业务并能够进行综合处理；善于利用相关资料，能熟练地进行成本计算；熟练利用财务软件进行账务处理和报表编制；对财务资料进行专业判断，熟练运用筹资和投资运作的基本技术；恰当进行税务筹划，灵活处理涉税事务。
（二）国际化
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必须是国际化的专业人才，而国际化要求会计人才应具备国际化的观念、知识和竞争力。因此，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应该首先培养其国际化观念；其次培养其国际知识；再次培养其国际化的竞争力。
其中，国际化观念是基础，体现着国际化人才的基本内涵，决定着人才的视野和行为。国际知识是条件，体现了国际化人才的基本能力，是表现国际化人才的核心。国际化竞争力是目的，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国际化人才本身具有国际竞争力，具有良好的职业前景：二是国际化人才为其就业单位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可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
（三）应用型
应用型会计人才是既通晓会计理论又善于会计实践；既能较好地利用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将会计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提升为理论的专业人才。针对适应东南亚各国经济交往而进行应用型会计人才培养，要求所培养的会计人才必须具备对东南亚各国经济交往的经济业务进行业务操作的能力。
业务操作的能力具体包括：技能性能力、技术性能力和工程性能力三个层次。技能性能力主要体现在会计核算工作中，要求会计人员能较好地掌握会计核算能力和熟练的计算技术，最终能编报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报告；技术性能力仍然体现在会计核算工作中，但主要是以会计核算为主，并且具备进行适当的财务管理和财务分析的能力；工程性能力体现在企业理财活动中，要求会计人才具备财务控制和规划能力，也就是要具备既能够指导会计实践，又能够展开财务管理活动，集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为一身的业务处理能力。
（四）复合型
复合型体现在知识复合、能力复合和思维复合等多方面，复合型人才属于一专多能的人才。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复合型会计人才的主要表现有：
1.掌握东南亚各国语言
语言是交流的基础，掌握东南亚各国语言为了解东南亚各国状况及其开展各项工作提供了基本前提。
2.既懂国内经济业务又懂东南亚各国经济业务
培养的人才首先要立足于国内，要熟悉国内业务。但基于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也要求熟悉东南亚各国业务。
转贴于 3.既懂国内会计又懂东南亚各国会计
作为会计人才，要求熟悉国内会计准则和制度。而且，为了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还必须掌握东南亚各国的会计政策。
三、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社会职业需要与学科知识体系相结合的产物，是专业活动的内容和结构。课程体系的合理设置与否、质量高低、实施效果好坏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状况。笔者认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包括基础理论课、专业通识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拓展课四个部分，并将会计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国际化、应用型和复合型的要求贯穿其中，如图1所示：
（一）基础理论课
基础理论课是夯实人才基础理论、提高人才基本素养的课程，这些课程既包含人才培养的公共课程，又包含专业人才培养专修课程。就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会计人才培养而言，这些课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方法论课程
包括：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和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和线性规划等）。这些课程首先是培育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是培养学生学会思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法学课程
包括：法学基础和商法等，法学课程主要是为了解经济运行的基本法规，培养学生的守法观念。
3.工具类课程
包括：外语（英语和第二外语东南亚各国语……越南语、泰国语、老挝语等），东南亚相当一部分国家采用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英语是必修课程；为了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东南亚各国语言有必要作为主业基础课程；计算机（计算机应用基础）；写作（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经济应用写作），大学语文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汉语言文字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写作课主要是各种应用文的写作，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
4.经济管理课程
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管理学、统计学和市场营销学等。这些课程从学科域或学科群的角度看，属于专业课的上游学科。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基本经济管理理论，为开设专业基础课提供学科基础知识，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做好准备。
（二）专业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是反映专业本质、体现专业能力的课程，这些专业核心课程根据其在整个学科中的深浅和难易程度分为不同的层次。在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框架下，这些专业核心课包括：
1.专业基础课
包括会计学导论、初级财务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成本与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审计理论与实务、会计与审计电算化、行业会计比较、管理信息系统、财务案例分析和内部控制学。
（1）增设《会计学导论》，主要介绍会计的发展历史、发展环境、地位和作用以及会计学科体系、会计法规、会计职业道德、专业培养目标等。以《会计学导论》课程作为会计学本科的专业课程体系的逻辑起点，也体现出财务管理学、会计学和审计学的内在联系，可以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学习主动性。
（2）按初、中、高三个层次设置财务会计学课程。《初级财务会计学》主要阐述财务会计记账方法和账务处理程序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主要培养学生专业基础的核心能力；《中级财务会计学》主要阐述股份有限公司基本会计业务处理的基本理论、技能和方法，主要培养学生专业的核心能力；《高级财务会计学》应主要阐述企业特殊会计业务处理的基本理论、技能与方法，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处理特殊业务或灵活运用专业技术的能力。
（3）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合并，形成《成本与管理会计》课程，减少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课程之间内容的重复，而对于涉及长期、短期投资决策分析、货币时间价值、资金预算等内容，则由《财务管理》课程完成。
（4）将《审计原理》、《财务审计》、《审计案例分析》和《经济效益审计》等课程合并成一门《审计基本理论与实务》课程，主要讲授审计的基本理论、技能、方法及实务操作。
2.方向性专业核心课
包括国际会计、国际审计准则和东南亚各国会计的比较研究。方向性专业核心课反映了专业的特色。这些课程是在专业基础课的基础上，培养学生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和具备处理东南亚各国经济业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三）专业通识课
专业通识课是在专业核心课的基础上，开设与专业课相关的课程，按类别开设限制性选修课程。其目的是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均衡会计人才的知识结构，更好地为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服务。专业通识课一般包括：
1.财政金融类课程
在开设财政学和金融学的基础上，增设：金融市场学、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税务筹划、国际税收、东南亚各国金融市场比较和东南亚各国财税体系比较。这些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对国内外金融运行体制的了解和国内外财税体系的认识，为今后从事东南亚经济贸易工作做好准备。
2.贸易类课程
这类课程是在经济学和市场营销学的基础上，增设：国际贸易、国际结算、商务谈判和东南亚各国市场运行体制比较。这些课程旨在使学生初步掌握国际贸易理论，初步了解东南亚贸易市场状况，初步认识东南亚的经济贸易业务。
3.工程技术
这些课程包括：工程数学、机械工程基础、工艺流程学、预测与决策技术、C语言技术等。工程技术课程主要是使学生掌握企业工艺生产过程和有关应用技术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技术，为学生进行进一步学习和从事实际工作做好准备。
（四）专业拓展课
专业拓展课可开设为任意性选修课，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了解历史、认识社会提供多种思维方式和广阔的教育途径。这些课程包括两个方面：
1.跨专业拓展课
跨专业拓展课主要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从其他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中选取。但针对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人才培养要求，通常建议学生选取的课程有：国际商法、国际政治学和图书情报等。选取这些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2.人文与科技素质教育拓展课程
这些课程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个人修养和学科思维方式的渗透，一般文科学生选取科技素质教育拓展课，而理科学生选取人文素质教育拓展课。在东南亚经济贸易会计人才培养框架下，人文与科技素质拓展课在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些课程一般包括：音乐欣赏、书法、演讲与口才、东南亚国家经济地理、东南亚国家传统文化概论、东南亚国家外交和礼仪、大学物理以及科技发展史等。这些课程可为学生将来从事东南亚经济贸易工作奠定文化基础，避免不必要的文明冲突。
四、课程体系实施中的课程内部平衡问题
课程设计主要是基于人才知识结构的角度考虑，注重人才能力体系培育的整体性；从人才培养的过程来看，尚需注意不同层次人才培养课程内部的平衡。从我国人才学历教育的角度看，人才培养包括中专、高专（高职）、本科、硕士和博士五个层次，相应的培养层次对应着适当的课程体系层次。为了培养适应东南亚经济贸易发展的会计人才，这五个层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在方向性和整体性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方向性和整体性上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同的。由于学员的知识层次以及开课学时等因素的影响，这五个层次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实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相应的平衡。笔者认为，可以这样处理：
（一）中专和高专（高职）层次
这一层次的人才主要是培养操作能力。对于基础理论课的讲授以适度和够用为原则，也就是说，基础理论课教育主要以保证学生能够学习以后的课程为基准，不必作太深入的探讨；对于专业通识课，主要开设本专业相关度较高的课程，相关程度不高的课程可以少开设，甚至不开设；对于专业核心课，主要开设初、中级课程，以日常业务处理为主，一般不开设高级课程，重点培养学生对日常业务的操作能力；对于专业拓展课，与专业通识课的处理原则是一致的，具体实施时可以只进行纵向拓展，不进行横向拓展，但是要注意应开设东南亚国家传统文化概论、东南亚国家外交和礼仪等课程，为学生将来从事工作时避免不必要的文明冲突而奠定文化基础。
（二）本科层次
这一层次的人才培养要求是理论基础与操作能力并重。在基础理论课程教育方面，不仅要保证为学生够用，还要保证学生未来进一步学习或工作夯实理论基础；在专业通识课方面，为了保证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财政金融类课程、贸易类课程和工程技术类课程均不可偏废；专业核心课可按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等级开设，不仅要培养其处理日常业务的知识和能力，也要培养其处理特殊业务的知识和能力；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科层次的拓展课既要纵向拓展，也要横向拓展。
（三）硕士和博士层次
这一层次的人才培养主要特点是理论水平相对较高、创新能力相对较强，在处理涉及东南亚经济贸易事务方面既具备宏观方面的驾驭能力，又具备微观业务的处置能力。这一层次的人才培养应该在本科课程教育的基础上，就本科讲授知识点的基础开展专题教育，形成结构合理、点面结合的课程体系；硕、博层次的课程体系主要是围绕东南亚经济贸易人才要求，组织专题研究，由专题性的系列课程组成。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篇4
由于奥运前，外国记者可在华自由采访，许多人感受到政策只会宽不会紧。不过信息的传递是有方向的，信息大概是管进不管出：外国记者来采集作出口用的信息放宽，但输入信息还是会相对谨慎。
以内地角度看，该刊有的封面是蛮刺激的。不过这是港，台杂志的惯技，并非该刊所独有。
老实说，要讲做新闻，现在的《亚洲周刊》(Yazhou zhoukan，简称YZ，这大概是香港当时唯一用汉语拼音作为英文刊名的杂志)才算交得出货。20年前创刊时，只相当于内地的《参考资料》。
我在YZ筹组期间加入工作，正式出版后还做了大约两年。大概是1989年秋天离开，当时还写了篇社论。后来有“发烧友”想办一种新型的“城市周刊”，有老板推荐我。我于是继YZ后，又成了《壹周刊》的创刊元老。
我在YZ时，该刊是英文杂志《Asiaweek》，(以下简称AW)的小弟。AW是当时东亚英文周刊先驱《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远东经济评论，简称FEER)的对手，影响力虽然不能比，但在东南亚总算站稳了阵脚。同期内，中国在经济上日渐开放，气氛活跃，渴求信息。AW的新西兰籍创办人Michael o’Neill遂加开中文版，希望可以北进。
当时香港很多媒体都有这个想法，关键是落实。o’Neill是新闻人，不谙中文，又深信AW模式的优越性，遂把英文版的做法照搬到中文版。当时的AW全彩印刷，论美观比得上你现在看的《南风窗》。相比之下，东南亚一些地区的华文报刊印刷粗糙、新闻管得严，华文甚至受到排斥，华人对全彩的时事杂志自然惊为天人。但香港不缺全彩的刊物，AW式的内容不够卖点。
什么是AW式的内容呢?原来，该刊要概括全亚洲的新闻，但人手有限，故主要靠“炒稿”。方法是选辑通讯社的稿件和亚洲各地空运到港的报纸，综合改写，自己采访的内容不到一半。炒稿在香港报界很常见。港报规模小，有些新闻无法派人到场，就录写电台和电视的报道，当作“本报讯”。最多是见报前致电有关人士，引述一两句话。
这虽然有违知识产权，但每天发生的事根本登不完，很多其实只要交代几句即可。但周刊不同报纸，如果大半内容靠炒稿，就不能说是“新闻”，而只是“摘要”。当然，现在生活紧张，让你很快地看完一周的大事，那也很重要。但YZ既然名为《亚洲周刊》，不能只报华人的事也得讲讲中东南亚；而港人当时楼股齐飞，对“落后地区”不感兴趣。
令o’Neill深信AW模式优越的是，撰述员根据剪报炒出稿件后，要由另一组研究员逐字核对剪报后才能出街，以确保内容准确。但随便着三种不同的中文报纸就知道，同一件事的报道，不要说立场，即使在细节上都有出入，影响到读者对责任谁属的判断。若此，撰述员应根据哪份剪报来写稿?在同类的报道里，研究员又应该根据哪份剪报来核实?只要有报纸登过就深信不疑，那是教条，不是制衡。
这个制度更令新闻人沦为word processor(文字处理器)。YZ一周不过50～60页，选题基本上由老总说了算。编辑部其他的同事只须稳守办公桌，一手报纸，一手稿纸。撰述员负责改写，我与其它编辑负责改稿。一周五天，连对外的电话都很少打。
我改稿很快，大部分时间都在等下班。待遇不错，但浪费青春。后来请辞，洋老板挽留，特地找我去吃饭。但一个比较明白我又深得老板喜爱的同事对老板说：他名为“助理老总”，但其实只是 a glorified copy-editor(美化了职衔的文稿编辑)：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篇5
萨义德是巴勒斯坦人，到美国念书毕业后留下来教书，果然看问题的角度跟主流欧美人不同，深知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做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弱者是什么滋味。结果，他推出来的《东方主义》这概念，西方知识分子大开眼界，东方读者拍手叫好。
至于安德森，则是爱尔兰籍的父亲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工作时的“果实”。安德森出生于云南昆明，成长于美国加州，后到英国念剑桥大学，研究印度尼西亚政治史。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也让他拥有了不一样的世界观。在《想象的共同体》里，他说：民族国家大体上是18世纪以后，基于人们共同的想象成立的，并不是自然就有的，而为了产生共同的想象，通过印刷媒体普及的共同语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对西方知识分子来讲，他提出的理论充满冲击力，可是带到东方来，就不一定站得住脚。尽管如此，一本书的出版就能动摇大家以为老早就有的国家概念，还是让人觉得痛快过瘾。
也许有人觉得奇怪：一个印尼政治史的专家，怎么可能对全世界的国家概念有深刻的认识？这个问题，其实去一趟东南亚，就再清楚不过了。正如非洲大陆上的国境线是欧洲列强所划，而非自然形成的，东南亚各国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列强瓜分该地区的权益所导致的。
比方说，今日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分别是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战后独立成两个国家，采用的国境线也基本上反映当年荷兰和英国之间的协议。两者相比，印尼人对独立的渴望强于马来西亚人，因为荷兰统治比英国统治更刻薄；为了镇压当地人起义，荷兰政府迫使居民在境内搬迁，结果产生了相对同质的印尼人意识。
反过来看马来西亚是另外的景象。战后几经周折，位于马来亚半岛和婆罗洲的旧英国殖民地开始联合起来脱离英国统治，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它跟历史悠久的文莱王国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和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分开，最终于1963年成立了马来西亚新国家。
这个地区不仅新国家的历史短，连地区历史也不长。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学术界没有“东南亚”的概念。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大小岛屿，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南洋，西方人曾总称为“印度、中国周边区域”。当世界大战结束，荷英等列强退却，尤其是1967年东盟成立后，世界上才有了“东南亚”这个说法。在从前只有个别名称的海域上，半世纪前出现了大号铅字写的“东南亚”。正如直到上世纪80年代牢固存在的“东欧”一样。这个名称在90年代初忽然消失，变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中欧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半岛国家。
虽然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中我早已受过启蒙，可是去马来半岛的世界文化遗产马六甲历史区旅行时，我对国家和民族的存亡重新有了深刻的体会。怎么在热带城市里有这么多华人居民？他们说的汉语怎么如此流利？他们离开家乡已有百多年，跟老家联络都早断绝，怎能保持华夏文化到今日？
我曾经在移民国家加拿大住过几年，亲眼目击了外国移民的第二代很快就被同化的现象，感叹保持家祖文化之不易。如此看马六甲华人就有了解释：一来他们的人数不少，二来中国文化跟当地文化相比可说占强势，这些因素肯定对他们保持家祖文化有利。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篇6
关键词：20世纪 西域 佛教史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古代印度。公元前3世纪中叶，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教，佛教始自印度向境外传播。按其传播方向，可分为北传、南传和藏传三部分：北传即向西北传入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一带），继而向东传入西域、中原等地；南传即向南先传入斯里兰卡，后陆续传入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藏传佛教（喇嘛教）的传入较北传、南传佛教晚，并发生较大变化，几个世纪后又传入蒙古。佛教沿不同路线向各地传播过程中，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经历不同的地域和民族，受所传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伦理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已不复为初传时“原始佛教”的状貌，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呈现不同的特点。
西域是佛教北传过程中的必由之地，在佛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西域佛教史本身也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地名的“西域”，在概念上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专指天山南北、帕米尔及巴尔克什湖地区，大致与今新疆相当；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今新疆、中亚、西亚、南亚、北非、中东欧等地。本文所谓“西域”系指狭义概念；叙述的对象是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的研究和译介成果。主要涉及早期佛教东渐问题、西域佛教的兴衰、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以及西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等内容。
一、
关于早期佛教东渐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许多著名学者都进行过探讨。探讨的重点内容是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时间、所经由的途径与地区等。目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汉地所经由的路径的观点有陆路传入说、海路传入说和川滇缅印道传入说三种。与本文相关的是陆路传播说，即印度佛教最早经中亚陆路向中国传播，在当时中亚诸国人口稀少、不足以支持佛教寺院存在的情况下，遂假途而过，继续向东传入人口相对密集的汉地，并生根、发展。这是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认同的观点。
在有关中国佛教史的诸多论著中，都谈到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20世纪早年较重要的成果如下：黄文弼《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输入问题》[1]，对佛教传入疏勒、于阗等广大西域地区的年代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梁启超在其名著《佛学研究十八篇》中，有《佛教之初输入》、《佛教与西域》、《又佛教与西域》三篇文章[2]，对佛教在西域诸国的传播、发展状况进行考证，否定了西域陆路传播说，提出佛教从海路传入中国内地之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佛教入华诸传说、永平求法的传说、《四十二章经》进行考证，认为佛教东渐首先经由西域之大月氏、康居、安息诸国，其交通多由陆路。[3]季羡林最初在其著名论文《浮屠与佛》[4]中，提出佛教没有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而直接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见解，但并未明确指出传入路径为陆路还是海道。后来在《再谈浮屠与佛》[5]一文中对自己以前所持观点进行修订，认为印度佛教分两阶段，经由大夏（大月支）和中亚新疆小国传入中国。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20年，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此时期较重要的佛教史著作有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6]、《印度佛学源流略讲》[7]，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一、二、三卷）[8]，以及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9]和《中国佛教简史》[10]等，这些著作均持佛教最早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观点。
随着7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西域开展历史、语言、民族、宗教、艺术、考古等多学科综合研究以来，早期佛教东渐问题的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1]一书，从文化传播学角度论述佛教的传入，其论文《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12]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论证，认为佛教传入西域较内地晚，佛教最初在西域只是“过路”，并未停留，至少在公元2世纪上半叶后，佛教才逐渐扎根。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宋肃瀛，他在《试论佛教在新疆的始传》[13]一文中，从文献角度进行论证。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探讨佛教东渐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较重要的有：陈戈《汉唐时期新疆佛教流行情况述略》[14]，探讨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佛教在新疆的流行情况、新疆各地流行不同教派及其原因等内容。陈恩志《佛教自有秦传入中国说》[15]，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法，主张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至迟到了秦代就已经发生，对佛教传入中国之标准、印度佛教东渐的时代背景、佛教在塔里木盆地的兴起，佛教自新疆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途径诸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朱锡强《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国际交往的影响》[16]，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传播对古代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陈世良《关于佛教初传龟兹》[17]，认为佛教初传龟兹应在汉武帝在位期间。刘欣如《贵霜时期东渐佛教的特色》[18]，谈及佛教向中国的早期移植问题，简述早期佛教的传播方式和变异形态，同时着重分析促使佛的故国的传法人克服千难万险东来传法的动力，试图从一个侧面了解和分析在佛教东传这个宏伟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奇特现象。晁华山《从古代遗存看贵霜王朝佛教放射状外传的四重环带——兼论中国早期佛教遗存》[19]一文，结合古代遗存特点，论证了贵霜王朝时期佛教呈放射状向周围传播的“四重环带说”，即以犍陀罗和迦湿弥罗为中心，按照传播地区的远近形成了同心圆式的四重佛教文化环带，处于不同佛教文化环带的地区的佛教文化呈现一定的差异。本文对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亦有论及。李海波《试论阿育王在佛教史上的地位》[20]，对阿育王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探讨。
相关的译文不多见，略举如次：R．E．埃墨利克著、殷睛译《中亚的佛教》[21]，简要概述了佛教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及信仰状况。[德]弗兰兹·伯恩哈德著、姚崇新译《犍陀罗语与佛教在中亚的传播》[22]，认为犍陀罗语是佛教在中亚初传的媒介，也是印度文化自西北经中亚入华的媒介，并指出犍陀罗语在佛教传播方言中的优越地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二、西域佛教的兴衰
西域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颇为重要，地处东西方交通枢纽的西域不仅在早期佛教传播过程中起过特殊的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汲取诸种民族文化影响，形成极富特色的西域佛教艺术，从石窟的开凿、寺庙的建立，到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等，在许多方面都对中国汉地佛教、藏传佛教产生巨大影响。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本身在西域最终却走向没落。
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西域佛教史不易理清，如贺昌群在《西域之佛教·译者序》中所说：“西域诸国和古代印度一样，都没有什么历史记载遗留下来，只有中国和古代希腊的文献中有些记录，中国正史的外国传和汉、晋、南北朝、唐、宋的西行求法僧徒的游记，这些正史记载和僧徒记行与近百年来在印度、中亚和新疆一带新发现的资料和遗物互相参证，古代西域史以及西域的佛教活动，才得渐次明了。”[23]
20世纪早年中国学术界有关西域佛教史的研究成果较少，远远不及日本学术界。主要成果是译介日本的两部研究专著，其一为[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24]，其二为[日]羽田彦著、钱稻孙译《西域文明概论》[25]。前者着力从史地角度论述佛教在中亚和土耳其斯坦的传播与发展，涉及到教理方面的内容非常少，是一部关于西域佛教史方面的名著。后者对西域佛教的发展状况亦有精辟论述。早年中国学术界研究专著有蒋维乔《佛学史纲》[26]、《佛学概论》[27]、《中国佛教史》[28]和黄忏华《中国佛教史》[29]，但均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少有创获。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佛教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作为中国佛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佛教史的研究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前文提到的重要佛教史论著如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和《隋唐佛教》，以及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30]等著作中，均有相当篇幅论及西域佛教兴衰史以及西域等地的佛教艺术，对西域佛教不同于汉地佛教的特点，受域外诸种文化因素影响，以及以独特状貌流传下来的西域佛教艺术均发表各自的见解。
进入90年代，出现了有关西域佛教史研究专著。杨富学《回鹘之佛教》[31]，探讨了佛教在回鹘中的传播及其特点，回鹘佛典的翻译、回鹘佛教的功德思想、寺庙的兴建、佛教寺院经济、佛教对回鹘文化的影响等内容。魏长洪《西域佛教史》[32]，着重阐述了佛教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侧重考察西域佛教自身的内在变动，即西域佛教在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的特点及其消灭状况，以及所形成的多中心、多层次的布局和结构。高永久《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综论》[33]一书的第三章“西域佛教文化的传播及其发展”，主要论述了贵霜王朝、大月氏人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利用中外文献，对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佛教的兴衰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考述。
有关西域佛教史方面的论文，研究角度各异，有侧重于佛教传播的，也有关注佛教自身发展情况的。例如，耿世民《佛教在古代新疆和突厥、回鹘人中的传播》[34]，简要论述佛教在新疆和古代维吾尔人中的传播、兴衰以及回鹘文佛经的保存状况，该文认为佛教早在贵霜王朝丘就却在位时期即已传入南疆和田地区。孟凡人《略论高昌回鹘的佛教》[35]，认为高昌回鹘始信佛教当在9世纪晚期至10世纪左右，佛教随着高昌回鹘的兴亡而兴衰，并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中叶左右，高昌地处东西交通要道，其佛教文化在深受内地佛教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其它许多地区的影响。宫静《五至七世纪中叶西域佛教之变迁》[36]，对5至7世纪中叶西域佛教变迁状况及原因进行了概括分析。羊毅勇《佛教在新疆南部传播路线之管见》[37]，就当时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结合文献，特别是唐代前后来往于中国与印度的佛教徒行记，对唐以前和唐宋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新疆的路线问题进行阐述。
三、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遗存
佛教艺术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西域，所到之处的绘画、雕刻、建筑、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佛教的影响，并在吸取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本土特点，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逐渐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国学术界对西域、中亚等地的佛教艺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有以下内容：佛教寺庙、石窟建筑、佛像、雕刻、壁画等佛教艺术遗存及其与印度、犍陀罗、希腊、伊朗乃至中国中原等地区诸文化因素的关系。
20世纪早年成果很少，自80年代起取得较大进展，出现了一批专著。常任侠著《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38]，共分四编，一编总论丝路的开拓、西域的交通、经济文化交流概貌，二、三、四编分别专论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东渐，并穷本溯源，一一勾勒了各类艺术的渊源、演变、发展和影响。李涛《佛教与佛教艺术》[39]分“佛教篇”与“佛教艺术篇”两部分，结合考古学资料，特别是我国的考古学资料，对佛教的创立、教义、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寺院制度、仪轨、节日等进行深入浅出的介绍，并对印度佛教艺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和造像题材、中国佛教石窟艺术进行研究和分析。韩翔、朱英荣《龟兹石窟》[40]，探讨了龟兹石窟的诞生、形成的历史条件、分期以及龟兹石窟建筑、雕塑、绘画和文字等内容，对龟兹石窟与中原、希腊、伊朗、犍陀罗、印度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41]，对中国佛教艺术特别是西域佛教艺术的研究循佛教的产生、演变、逐渐东渐以及最终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主线展开论述，并介绍了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印度佛教思想和艺术流派、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与印度及佛教传播路线上其他外来文化的联系。全书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对学术界未有定评的一些论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国家文物局教育处《佛教石窟考古概要》[42]，主要介绍中国石窟寺考古状况，并对中国新疆、陕甘宁、华北与中原、南方地区的石窟进行概述；对印度佛教的起源、早期佛教建筑与浮雕、佛像的产生、佛教的兴盛、密教的寺院与造像，以及中亚犍陀罗佛寺与造像、巴米扬石窟、克什米尔的佛教岩画与题记、阿姆河以北的佛教遗址等方面也进行了探讨。温玉成《中国石窟与文化艺术》[43]，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石窟艺术，其中也有关于西域石窟建筑、雕塑、绘画等内容。穆舜英、祁小山、张平《中国新疆古代艺术》[44]，从艺术角度全面系统地审视新疆古代文物，对其所揭示的文化内涵、东西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均有涉及，有助于我们了解新疆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与演变、东方与西方、南亚与内陆欧亚古代文化艺术交流。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45]，探讨了古龟兹国、古焉耆国、古高昌国石窟的分布情况、创造的年代以及艺术特点等问题。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46]，在深入研究敦煌文献中的造像功德记及其它有关文书的基础上，运用石窟考古学上的崖面使用理论，结合供养人题记及史籍等多方面的相关资料，考出了一批洞窟的年代和施主，并对佛教石窟建筑的起源、莫高窟佛教活动的社会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晁华山《佛陀之光——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47]，是关于印度和中亚佛寺与造像的专著，以佛教发展史为纲，叙述各历史时期印度与中亚佛教胜迹的特点。
有关西域、中亚等地佛教艺术方面的论文很多，其中大多为80年代以后的成果。杨瑞琳《中国佛教艺术演变略谈》[48]，从雕刻、绘画和建筑等方面谈印度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其中对西域佛教艺术有所涉及。朱英荣《龟兹文化与犍陀罗文化》[49]，就中外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龟兹佛教文化的性质问题进行探讨。外国学者认为龟兹文化只是犍陀罗文化的翻版，中国有的学者也认为龟兹文化基本上是中原汉文化在龟兹地区的移植。本文通过对龟兹文化和犍陀罗文化的比较，指出虽然龟兹文化曾受到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其许多艺术观念、风格、技巧、艺术处理方法来自犍陀罗，但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将其融合、改造，并与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从而造就了一种新的具有龟兹特色的文化。宁强《从印度到中国——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的比较》[50]，对某些本生故事构图形式在印度和新疆的不同特点进行比较，指出一种艺术类型无论影响有多大，都会在其传播伸展过程中，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被当地文化传统改造，逐步走向本地化。朱英荣《龟兹石窟综述》[51]，主要对克孜尔石窟的内容、特点、兴衰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到该石窟文化兼容并包印度、波斯、希腊、中原汉文化等内容。朱云宝《丝绸之路上的佛塔》[52]，论及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佛塔的形制及功用的演变，从中可见印度佛教对西域的影响。欧阳友徽《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目连传说的演变》[53]，对随着佛教的传入而流传到西域及中原地区的印度目连传说的演变进行探讨。陈传席《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样式的四次变革及其原因》[54]，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艺术都是天竺式的，并将其按时间顺序分成四个阶段，分析其变革的原因。侯灿《新疆在汉魏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几个问题》[55]，着重就丝绸之路开通后汉魏时期帕米尔以西的文化在新疆绿洲地区的传播、影响以及发展状况作了论述，涉及贵霜时期佉卢文的影响、婆罗迷文的东传及其发展、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与传播等内容。邱陵《新疆米兰佛寺壁画：“有翼天使”》[56]，对于新疆米兰佛寺“有翼天使”壁画的发现与再发现，内容、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成画年代及人文背景进行分析，认为希腊化的佛教艺术通过贵霜人传入塔里木盆地，集中反映了古代塔里木盆地的人文荟萃现象，对于研究古希腊、罗马、南亚与中亚文化艺术交流有所裨益。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的特点》[57]，认为敦煌石窟艺术传自印度，途径中亚、西域，从内容到形式，必然有多种因素和风格特点，本文对其十大特点进行概述。樊锦诗《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特色》[58]，从敦煌壁画艺术的产生、发展、繁盛的历程角度，探讨了佛教故事画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一步步走向民族化的过程。刘永增《敦煌莫高窟隋代涅槃变相图与古代印度、中亚涅槃图像之比较研究》[59]，通过分析、比较古代印度、中亚以及隋代莫高窟涅槃图的特点，指出莫高窟隋代的涅槃图的基本形式继承了犍陀罗以及中亚地区的基本特征。黄文昆《佛教初传与早期中国佛教艺术》[60]，认为佛教初传中国大体在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时期，经由攀越葱岭的沙碛之路，但一开始并未直接与印度沟通，而是以月氏、安息等国为中介，该文还就早期中国佛教艺术在各地呈现不同的特点进行描述。羊毅勇《尼雅遗址所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61]，探讨了尼雅所受到的汉文化的影响、尼雅遗址所反映的西域土著文化的因素、尼雅遗址反映的佛教文化等三方面内容。
另外，《新疆艺术》编辑部编的两部论文集《丝绸之路造型艺术》和《丝绸之路乐舞艺术》[62]，谷苞《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与古代社会》[63]，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64]和《丝绸之路艺术研究》[65]，霍旭初《龟兹艺术研究》[66]，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等书中，均涉及到西域的佛教艺术。《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中的相关篇目有：姜伯勤《论呾密石窟寺与西域佛教美术中的乌浒河流域——兼论敦煌艺术与贵霜大夏及小贵霜时代艺术的关联》，霍旭初、赵莉《米兰“有翼天使”问题再探讨》，金申《大足北山第12号、第176号龛造像佛座所反映的印度影响》，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等。[67]
译介国外的研究成果，关于中亚古代艺术方面的译著有三部：斯塔维斯基著、路远译《古代中亚艺术》[68]；普加琴科娃、列穆佩著，陈继周、李琪译《中亚古代艺术》[69]；马里奥·布萨格里等著，许建英、何汉民译《中亚佛教艺术》[70]。此三部关于中亚古代艺术的著作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均从艺术考古角度论及东西文化对中亚艺术的形成、发展及流派、风格的影响。三部著作得出相似的结论，即中亚艺术在不同阶段，先后移植和模仿过波斯、古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中原的艺术，但其结果是通过融会贯通，进入了创造的新阶段。之后，又经过双向交融与相互渗透，形成了文化上的所谓“双向回授”。
此外，还有[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绸古道上的文化》[71]，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丝绸之路地区的民族、宗教、和文化艺术状况。[英]约翰·马歇尔著、王冀青译《犍陀罗佛教艺术》[72]，探讨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形成、特点、对外传播及影响等方面内容。
相关的译文主要有：[日]田边胜见著，台建群摘译《犍陀罗佛和菩萨像起源于伊朗》[73]，认为贵霜人把印度（小乘）佛教变为波斯（大乘）佛教，并且第一次将佛教与希腊－罗马的雕塑技巧和肖像画法结合起来，创造了犍陀罗的佛和菩萨像。[美]玛丽琳·M·爱丽著、台建群译《5世纪中国佛像和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雕像的关系》[74]，就佛像的服饰衣纹与风格式样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中国四五世纪的塑像同中亚北印度、印度西北部（今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早期塑像相似，特别是5世纪北魏的塑像与中亚、马都拉、犍陀罗的塑像关系尤为密切。[日]上野照夫著、张元林译《克孜尔千佛洞佛教美术中的印度式风格》[75]，通过对克孜尔千佛洞的佛教美术的内容、特点的探析，指出其所受到的印度佛教美术的影响。另外， [印]谭中著、包菁萍译、谭中校《中国佛教石窟艺术的历史透视》[76]，[德]查雅·哈斯奈尔著、杨富学译《敦煌佛教艺术的多样性——新德里国立博物馆的中亚收藏品》[77]等译文中也有与本文相关的内容。
四、印度佛教史及印度佛教文化
西域佛教源于印度，因此，在对西域佛教及佛教艺术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究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印度佛教史及印度的佛教文化。
中国学者有关印度佛教史的专著不多见，吕澂的成就最大，著有《印度佛教史略》[78]和《佛教史表》[79]、《印度佛学源流略讲》[80]。周叔迦有关印度佛教史的论著见于《周叔迦佛学论著集》（上册）[81]。论文也不多见，如段晴《戒日王的宗教政策》[82]，方广錩《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几个问题》[83]，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此外，还应提到一部藏文汉译本印度佛教史，多罗那它著、张建木译《印度佛教史》[84]，本书成书于1603年，作者觉囊巴·多罗那它（1575-1634）为西藏佛教觉囊派大德。此书自问世后一直被推崇为研究印度佛教历史的权威著作。
关于印度佛教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埃利奥特著、李荣熙译《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册）[85]，对印度教与佛教的起源、发展、教义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对印度教与佛教之间的差别也作了客观的阐述。[英]渥德尔著、王世安译《印度佛教史》[86]，对贵霜时期犍陀罗艺术有所涉及，书中提到在贵霜时期苏罗娑和犍陀罗两个学派之间已经追迹出来有些交互影响，但犍陀罗的艺术逐渐被吸收到印度的主流传统，经过犍陀罗传播到中亚和中国。〔日〕佐佐木教悟等著、杨曾文、姚长寿著《印度佛教史概说》[87]，探讨了印度佛教的产生、传播、发展、灭亡的历史，对各历史阶段佛教的特点进行分析。
专门研究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论著很少，常任侠编著《印度与东南亚美术发展史》[88]，对印度史前及上古艺术、古代和中世纪的佛教艺术等问题进行探讨。相关论文涉及的内容也颇为分散，例如，常任侠、罗照辉《从中国典籍看印度阿育王时期的艺术》[89]，运用有关汉文史料记载，对印度阿育王时期的佛教艺术及其特点等进行探讨。罗照辉《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90]，从绘画、雕塑、发髻、崇尚莲花的佛教象征意义等方面探讨印度犍陀罗艺术对中国审美观念的影响。张玉兰《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佛教文化古迹》[91]，对向以“佛教艺术殿堂”闻名于世的巴基斯坦西北部喀布尔河流域（古称犍陀罗）的佛教文化古迹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王钺《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92]，从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了诞生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造型艺术的外来因素问题，其中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塞人等在不同时期对其造成的影响，指出举世闻名的印度造型艺术尤其是佛教造型艺术渗透了大量的外来因素，其辉煌成就是亚欧大陆东西文化交流的硕果。王惠民《古代印度宾头卢信仰的产生及其东传》[93]，对释迦牟尼弟子之一宾头卢信仰在印度的产生及东传以及敦煌宾头卢信仰的特点进行了探讨。彭树智《历史交往的丰厚馈赠——论阿富汗地区的犍陀罗艺术》[94]，着重从艺术性上来审视考察犍陀罗的希腊－印度佛教艺术，探讨历史交往在犍陀罗文化形态形成中的作用。
有关印度佛教艺术方面的译文主要有：[印]M.N.德什班德著、杨富学译《印度佛教石窟壁画的主要特征》[95]，[印]M.C.约什著、杨富学译《印度岩刻佛教建筑概观》[96]，[印]P.贝纳尔吉著、杨富学译《阿旃陀·巴米扬·吐鲁番与敦煌间的文化联系》[97]，[日]宫治昭著、顾虹译，蔡伟堂校《印度佛传美术的三种类型》[98]等，其中均有可资参考的内容。
五、西域佛教史重要人物研究
在西域佛教史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些历史人物。主要包括由历朝中国政府和南亚各国之间互派的使臣以及致力于传教求法的僧侣。其中一些使臣和僧侣经过陆上“丝绸之路”达到其目的地，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的状况下，要耗费很长时间，经历漫长的旅程。但正是由于时间和行程的漫长，使得这些使臣和僧侣对沿途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有了较深的了解，他们之中有的留下了撰述，成为后世研究西域佛教史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一）对使臣王玄策的研究
中国和南亚既为近邻，往来颇为密切。其互派使臣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西汉时期，到唐代达到高峰，宋代以后仍比较频繁。中国学术界研究较多的使臣有西汉时期的张骞、唐代的王玄策、明代的郑和。其中张骞虽曾派他的副使到身毒国，但其本人并未到达南亚；明代的郑和走的是海路，因此与本文相关的中国使臣中，中国学术界着力最多的是王玄策。
王玄策（生卒年不详），唐朝初年曾作为政府的使节三次出使印度，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所撰《中天竺行记》为亲历亲见之记载，史料价值自不待言，该行记宋以后佚，今见残本存于唐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一书中。
20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他的生平及史迹给予高度评价。早年研究和翻译著作有柳诒徵《王玄策事迹》[99]，冯承钧《王玄策事辑》[100]，[法]列维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101]等。50年代以后，有一些关于王玄策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102]和《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103]，莫任南《王玄策第二次奉使印度考》[104]，阴松生《王玄策出使印度、尼泊尔诸问题》[105]等。
孙修身对王玄策的研究最为全面，著有专著《王玄策事迹钩沉》[106]，该书以时间为序，按照事件分类，对王玄策的事迹及其贡献进行详尽的考证、评价。
有关王玄策研究方面的史料，孙修身《〈大唐天竺使出铭〉的研究》[107]，对1990年6月发现于西藏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了考释。林梅村结合考古材料和语言研究成果，对《大唐天竺使出铭》进行校释，著有《〈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108]。均可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二）对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的研究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鸠摩罗什（公元343～413年），生于龟兹，其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人，被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宣扬般若三论的思想家。年少时曾随其母到罽宾等地学习佛法，后来回到龟兹，成为著名的大乘学者。对于他的生平及贡献，许多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论著都有相当多的篇幅加以评述，如任继愈《中国佛教史》[109]、郭朋著《隋唐佛教》[110]以及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11]等。研究专著有郭朋《鸠摩罗什评传》[112]。论文有胡戟《龟兹名僧鸠摩罗什传》[113]，丁明夷著《鸠摩罗什与龟兹佛教艺术》[114]、陈世良《鸠摩罗什年表考略》[115]等。
（三）对法显、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僧的研究
佛教自两汉时经中亚传入中国，初始时只是西域和印度僧人东来传法。魏晋以后，中国内地僧人西行求法者日众。从最初的朱士行至唐玄奘、义净，众多僧人前赴后继加入求法行列，蔚然成风。唐末五代，由于中国内乱以及佛教自身发展状况，求法之事暂告消歇。北宋初年，佛教一度复兴，传教求法一事又盛极一时。九世纪后，佛教在印度渐趋衰微，东来弘法和西行巡礼的僧侣人数日渐减少。对于这些情况，梁启超在《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116]中曾作过精辟论述，文章对魏晋以降中国西行求法僧侣的动机、经行路线、主要事迹、成就、著述进行考证。梁启超还撰写《又佛教与西域》[117]一文，对东汉至隋唐东来传教的僧人的国籍等情况进行了研究。马雍亦有《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118]，该文结合《高僧传》中有关资料，对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热潮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对其中重要的佛教僧徒、商贾、贵族、游客等的生平和事迹略作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该时期中原、西域与南亚等地的文化交流状况。
在众多西行求法的僧人中，法显、玄奘、义净最为著名，贡献最大，因此他们也是后世学人关注的重点，中国历代高僧传记中都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与行踪，如〔梁〕慧皎撰《高僧传》[119]、〔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20]等。今人也有为其作传者，李山、过常宝主编《历代高僧传》[121]，何兹全主编《中国历代名僧》[122]，张力、黄修明主编《中国历代高僧》[123]，陈作义著《丝路取经人》[124]，马曼丽、樊保良著《古代开拓家西行足迹》[125]等书中，均将他们作为重点人物进行论述。
1、对法显的研究
东晋高僧法显（约公元342-423年）赴印度求取佛经归国后，于416年前后写成游记《佛国记》，此书又称《法显传》、《天竺国记》、《历游天竺记传》、《东晋沙门法显自记游天竺事》等，记载了法显历时13年游历30国的经过。涉及当时印度笈多帝国超日王统治时期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宗教派别以及中印之间水陆交通等各方面状况。是研究古代印度历史文化、西域佛教史以及中印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20世纪中国学术界比较重视对法显及其《佛国记》的研究。早年研究著作有丁谦著《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26]，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证；岑仲勉《佛游天竺记考释》[127]，对欧洲人、日本人的研究进行订补；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28]，对法显本人的评价颇为精当。另有一部译著，[日]足六喜六著、张小柳、何健民译《法显传考证》[129]。
80年代以来，法显及《佛国记》的研究取得新进展。章巽《法显传校注》[130]，依据的版本比较全，校核水平较高，其注释在参考中外各家观点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此外，季羡林《法显》[131]、靳生禾《旅行家法显》[132]、谢方《法显》[133]、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34]等，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2、对玄奘的研究
唐高僧玄奘（公元600～664年）著有《大唐西域记》，全书共12卷，记述了玄奘本人赴印度留学的经历，对所见所闻的国家、城邦和地区的地理、农业、商业、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叙述也颇为详细。这部书名义上是有关西域历史、地理方面的著作，实际上它也是七世纪以前有关南亚史地等方面的专著，对当时西域、西亚等地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迄今为止，它仍是研究西域、南亚史地以及中外关系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国内学者对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涉及玄奘生平、佛学思想、哲学思想、西行取经译经活动，印度与西域等地历史地理、佛教发展状况等。
对《大唐西域记》进行研究，20世纪早年丁谦著有《释辩机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五印度疆域风俗制度考略一卷》[135]及《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二卷附录一卷、印度风俗总记一卷》[136]。70年代后出现校译、导读及研究论著：章巽校点《大唐西域记》[137]，向达辑《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138]，周连宽著《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39]，章巽、芮传明著《大唐西域记导读》[140]，季羡林等译注《大唐西域记今译》[141]，芮传明译注《大唐西域记全译》[142]，周国林注译《大唐西域记》[143]等。目前中国学术界研究集大成者为季羡林等人的《大唐西域记校注》[144]，校注在吸收中外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原著进行全面校勘，对书中涉及到的地名、人名、族名、典章、名物等进行了注释和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季羡林在《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对中印时代背景、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活动情况、归国后所从事译经弘法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的研究，对《大唐西域记》一书作了客观评价。此校注本的唯一缺陷是对有些新的考古发掘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吸收不够，但瑕不掩瑜，目前它仍被学术界视为最佳版本。
玄奘的西行活动及其在印度的留学生活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20世纪早年孙毓修、苏渊雷、杨非、习之、赵宗桂等人对此均有简要的研究。80年代后出现专著：马佩主编《玄奘研究》[145]，黄珅著《玄奘西行》[146]，黄心川、葛黔君主编《玄奘研究文集》[147]，陈扬炯著《玄奘评传》[148]，吴恩扬著《玄奘》[149]等。杨廷福关于玄奘生平事迹研究的成果较多，所著《唐僧取经》[150]与《玄奘》[151]，简要通俗；他还有两部研究性著作《玄奘论集》[152]和《玄奘年谱》[153]，其中《玄奘年谱》根据有关古籍将玄奘的生平事迹按年代列出，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加以详细考订，同时列出与玄奘有关的国内外大师、佛教诸流派、有关人物事迹等。
3、对义净的研究
唐高僧义净（公元635～713年），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了包括作者在内的唐初赴印度求法僧人的经历，反映了公元七世纪南亚、南海的历史、地理、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是研究佛教史、中国与南亚交通史的宝贵资料。《南海寄归内法传》是义净写于归国途中的一部作品，主要记述印度和南海诸国僧人的律仪，此书对于了解七世纪印度、南海等地的佛教状况以及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前国内王邦维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和校注贡献最大。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54]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155]对两部书进行全面校勘、注释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还著有《唐高僧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156]及一系列相关论文，广泛参证古代佛教和非佛教典籍及近现代中外研究成果，对义净的籍贯、生平事迹、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进行考述，并从社会史角度描述了古代印度佛教寺院的组织结构、经济活动、宗教生活、教育制度等，对义净及其著作的价值作了客观的评价。
六、结束语
据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证明，西域文明肇始于公元前2000年，至汉唐时期，西域文明臻于繁荣。随着“丝绸之路”的空前兴盛，包括佛教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文化艺术东渐西传，不断交汇融合。自约公元前二世纪起的初传，至公元15世纪的衰败，西域佛教在长达1500年的漫长岁月中，经历了传入、发展乃至没落的过程，成为佛教史上颇为独特的景观。西域佛教文化艺术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乃至世纪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20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在西域佛教史领域的成果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内容，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良好基础。不足之处也是在所难免的，比如，研究视界的狭窄、研究方法的单一等，都需要改进。因此，需要我们不断更新研究观念，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与手段，推动西域佛教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1] 原载于《罗布淖尔考古记》，后收入《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0～260页。
[2] 参见《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9～30页、第79～88页、第89～102页。
[3] 参见该书上册“汉代之佛教”，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1～83页。
[4]《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3～336页。
[5]《季羡林文集》第七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5～360页。
[6] 中华书局，1979年。
[7]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88年。
[9] 齐鲁书社，1986年。
[10]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12]《敦煌学辑刊》第八辑，1985年，第62～72页。
[13] 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96～424页。
[14]《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03～112页。
[15]《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71～79页。
[16]《南亚研究》1990年第1期，第68～74页。
[17]《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第80～81页。
[18]《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第40～48页。
[19] 四川联合大学西藏考古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藏考古》第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77页。
[20]《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三辑（中东南亚研究），王铁铮主编，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378～400页。
[21]《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58～62页。
[22]《西域研究》1996年第4期，第61～66页。
[23] [日]羽溪了谛著，贺昌群译《西域之佛教》，商务印书馆，1933年5月初版，1999年再版。
[24] 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1956年重印，1999年再版。
[25] 泉寿丛书，1931年。
[26] 中华书局，1935年。
[27] 中华书局，1930年。
[28] 商务印书馆，1929年。
[29] 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
[30] 中华书局，1982年。
[31]“西域佛教研究丛书”之一种，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32]“西域文化研究文库”之一种，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
[33]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34]《新疆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第69～76页转25页。
[35]《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第58～74页。
[36]《南亚研究》1990年第4期，第10～19页。
[37]《西北史地》1992年第3期，第57～63页。
[38]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39]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
[40] 新疆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41]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42] 文物出版社，1993年。
[43]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4] 新疆美术出版社，1995年。
[45]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
[46] 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
[47] 文物出版社，2001年。
[48]《南亚研究》1981年第1辑，第98～101页。
[49]《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第15～25页。
[50]《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第3～7页。
[51]《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第66～90页。
[52]《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63～68页。
[53]《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84～90页。
[54]《敦煌研究》1993年第4期，第80～87页。
[55]《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1～5页。
[56]《西域研究》1995年第3期，第105～112页。
[57]《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3～7页。
[58]《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页。
[59]《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16～35页。
[60]《敦煌研究》1995年第1期，第36～50页。
[61]《西域研究》1999年第2期，第58～63页。
[62]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63]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64]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65]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
[66]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67]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参见该书第29～45页、第72～179页、第180～184页、第348～355页。
[68] 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
[69]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70]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
[71]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72] 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
[73]《敦煌研究》1989年第3期，第101～109页。
[74]《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第26～34页。
[75]《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第30～37页。
[76]《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第145～154页。
[77]《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80～88页。
[78] 商务印书馆，1924年。
[79] 上海佛学书局铅印本，具体印刷年代不详。
[80]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81] 中华书局，1991年。
[82]《南亚研究》1992年第3期，第70～76页。
[83]《南亚研究》1994年第1期，31～38页。
[84]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
[85] 商务印书馆，1982年。
[86] 商务印书馆，1987年。
[87] 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88]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
[89]《南亚研究》1984年第1期，第1～6页。
[90]《南亚研究》1984年第4期，第9～17页。
[91]《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91～96页。
[92]《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112～117页。
[93]《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1期，第72～78页。
[94] 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20～40页。
[95]《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45～51页。
[96]《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52～63页。
[97]《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第69～79页。
[98]《敦煌研究》1998年第4期，第56～65页。
[99]《学衡》1925年第39期。
[100] 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学报单行本，1932年。
[101] 收入《西域南海史记考证译丛》第七编，中华书局，1957年。
[102]《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第100～109页。
[103]《敦煌研究》，1995年，第171～178页。
[104]《南亚研究》1991年第3期，第38～44页。
[105]《南亚研究》1990年第2期，第55～61页。
[106]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7] 周伟洲、王欣主编：《西北大学史学丛刊》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123～136页。
[108]《中亚学刊》第五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9～252页。本文亦收入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420～442页。
[109] 参见该书第二卷第二章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10] 参见该书第二章第三节，齐鲁书社，1979年。
[111] 中华书局，1983年。
[112] 收入《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二，齐鲁书社，1982年。
[113]《敦煌辑刊》1991年第1期，第77～83页。
[114]《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2期，第46～49页。
[115]《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专刊此文，第1～31页。
[116] 又名《中印之交通》，《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03～137页。
[117]《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89～102页。
[118]《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第18～28页，后收入《西域史地文物丛考》一书，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59页。
[119] 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
[120] 孙毓棠、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
[121]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2]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3]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24]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125]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6] 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5年。
[127]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128] 参见该书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第270～274页。
[129] 国立编译馆，1937年。
[130]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31] 收入《季羡林文集》第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14～338页。
[132] 中华书局，1980年。
[133] 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
[134] 湖北出版社，1956年。
[135] 丹徒陈氏横山草堂丛书本，1913年。
[136]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本，1915年。
[137]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38] 中华书局，1981年，
[139] 中华书局，1984。
[140] 巴蜀书社，1990年。
[141]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142]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143] 岳麓书社，1999年，
[144] 中华书局，1985年。
[145]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47]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
[148] 京华出版社，1995年。
[149] 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年。
[150] 中华书局，1981年。
[151]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152] 齐鲁书社，1986年。
[153] 中华书局，1988年。
[154] 中华书局，1988年。
[155] 中华书局，1995年。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篇7
论文摘要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过程中都面临东南亚语种、英语、汉语言文化的多语教学和专业方向课程教学的问题。本文在分析东盟国家语言政策和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的基础上，就如何兼顾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中东南亚语、英语、专业方向、汉语及民族文化教育的多语教学问题提出了建议以供借鉴。
1 东盟国家语言政策概况
东盟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种类繁多且状况也较复杂。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一般都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如新加坡有4 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印尼、柬埔寨、泰国有3 种官方语言。越南、文莱、老挝有两种官方语言，其中英语和华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加坡政府从1966年开始全面实行强制性的双语政策，要求新加坡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英语和母语。而缅甸独立后，学生从学前班开始就学习英语。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睦邻关系，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有合作与交流，而在这些国家中，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华语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四个国家把华语列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2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
广西和云南都有十余所高职院校陆续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以云南省高职院校为例，据2011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云南省37所高职院校中现有11所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其东南亚语种教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专业方向型、双语型和选修型。11所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大多数都立足于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采用“东南亚语种+专业方向”的形式，设定专业方向的大都为旅游、商务和法律等方向。其课程体系主要分为三部分：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和通识课程。核心课程主要由语言知识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组成，语言知识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东南亚语种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专业知识课程包括经贸知识、旅游知识、经贸法律知识等，主要是使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的语言应用能力。拓展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开展相关课程，如，在学生学习经贸知识的核心课程基础上，开设商务谈判、报关知识等课程以拓展学生的职业技能。通识课程中开设英语的目的仍是通过全国应用英语能力考试。从人才模式上看，多半采用“2+1”（即国内2年，国外合作1年或半年）的模式。
3 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多语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3.1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应以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为主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数在秉承“语言+专业方向”的理念下，以培养社会所需的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东南亚语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行业外语（东南亚语种）培养为主，这既是高职教育的自身特点和高职生未来就业领域所决定的，也是在就业市场避免与本科东南亚语种专业毕业生正面冲突的需要。在语言能力培养方面，有别于英语，学生的东南亚语都为“零起点”，而掌握东南亚语语言能力是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区别于其他高职专业的立足点，同时，由于该专业现有的专业方向一般以文科类的旅游、商务、贸易、法律等为主，技术性并不太强，在人才培养中应科学处理好语言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关系，即必须以语言课程为主，增加东南亚语种在开设课程门数、学分要求和学时的比重，专业方向应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强调专业方向的自学和拓展，这样的话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才具备基本的发展空间，也拓展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3.2 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走实用英语教学道路
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仍为英语，因此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仍需重视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反思高职英语专业不断萎缩和本科英语类专业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直接定位于行业东南亚语无疑是合理的。但在高职有限学制内多语教学的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对现有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避免以英语应试教育为主（考级），压缩传统的通用英语的教学学时和内容，强调英语辅助交流的作用，以实用为主，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注重培养英语听、说能力，加强专业英语课程，树立东南亚语种为主，英语为辅的教学观念，才有可能避免学生毕业后东南亚语种、英语、专业方向都不精的“四不像”局面。
3.3 重视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开展语言课程的教学
不少学者都对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背景脱节的问题进行了反思，高等教育阶段通用英语的教学，常会出现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忽视对西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的问题，学生死记硬背英语，学习效果差，达不到第二外语本身应有的对思维、逻辑能力培养的作用。以此为借鉴，东南亚语种作为小语种，通用性并不强，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开展东南亚语言课程教学，既有利于学生更快地掌握东南亚语种，也为今后从事对外行业的对象国文化知识进行了必要的贮备。
3.4 紧跟汉语国际化脚步，弘扬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特别是在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汉语文化更是倍受关注，部分东南亚国家中汉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为避免在多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在培养应用型的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时不能忽略汉语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通识课程的设置方面，可开设中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代替传统的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不少东南亚语种毕业生都将在国外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加强我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既可促进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又可推进汉语国际化，增强国家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承担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的云南、广西等省份，其独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也是该地区的特色优势之一，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将优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都成为政府发展的战略之一。
4 结语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在多语教学中科学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分清主次，改革传统教学模式，重视东南亚国家文化和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问题在教学中的要求是开展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多语教学的关键。
注：云南省教育厅2011年5月基金项目和2011年4月院级重点课题项目总结论文
参考文献
[1] 张居设.东盟国家官方语言及其相关政策的启示.东南亚纵横，2011.6.
[2] 张雨兰.中国视角下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J].考试周刊，2008（37）
东南亚文化概论论文篇8
关键词：货殖列传;经济地理区域;司马迁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能写出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除了有广博的历史、文学知识以外，与他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识也是分不开的。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迁生于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p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邻、F;困厄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p蜀以南，南略邛p笮p昆明，还报命。”他自己旅行时，一路上除去游览名胜古迹外，还常到各处找田间老人访问。丰富的经历，广博的学识，使司马迁在壮年从事写作《史记》时，已深谙当时中国的山水大势，并对当时各地区的自然现象、社会经济、风土人情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因之在《史记》中写出了富有我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地理以及中外区域地理知识与资料的《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货殖列传》等珍贵篇章，总结了秦汉时期的国内外地理知识，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近人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司马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实际上也是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
关于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地理学所作的诸多贡献，一时难作详尽叙述。下面仅就《史记・货殖列传》谈谈他的经济地理区域的划分。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卷首划分汉代长城以内、云贵高原以东的国土领域，为四大经济区十一个亚区：
1.山西区（或西部区）
其东以华山及晋陕黄河与山东区为分界（秦汉时代“山东”、“山西”之划分以何山为界，尚有争论，或曰太行山，或曰崤山。）西至渭水上游，北至上郡、北地;南面包括巴蜀地区。依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特征，司马迁又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三个亚区分别进行叙述：
（1）关中亚区。关中范围指“自湃雍以东至河华”间“膏壤沃野千里”的渭水中下游谷地乎原区。本区民俗“好稼穑，殖五谷，地重（言重耕稼也）”，为山西区最主要农业亚区。周秦以来，始终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区，因而进一步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都会繁多，商业兴盛，“四方辐凑，并至而会”。
（2）巴蜀亚区。指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大部。“巴蜀亦沃野，地饶姜、丹 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接滇黔，西邻邛崃，与西南部诸少数民族多有往来，但因地形闭塞，主要贸易是经“栈道千里”与外地往来，仅褒斜口与关中交通。本区经济仍以农业为主，但以富有各种矿产为其特色。
（3）陇西、天水亚区。概指陕甘黄土高原区，北面包括以泾、洛二河上游谷地为中心的北地郡和上郡。司马迁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 一带实为渭河上游谷地带，仍以农业为主，“与关中同俗”，“然而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就整个区域而言，是半农半牧经济。
山西大区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关中平原为中心的山西区（此处实指函谷 关以西的山西大区），面积为全国三分之一，居民则不过十分之三，而当时所占财富，却居全国十分之六。
2.山东区（中原区或东部区）
主要指华山以东的河南中西部山地，南阳盆地，汾水流域、淮北平原一部分及河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等地。东区的特点是“多鱼、盐、漆、丝，文化水平{，手工业发达。本区又可分为以下四个亚区。
（1）三河亚区。包括汉代的河东、河内、河南三郡以及颍川、南阳二郡各一部分，即今晋西南及河南省西北部。司马迁认为：“三河 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纤俭习 事”。可见该区建都历史悠久，人口密度最大，城市集中、文化发达是其特点。
（2）河北亚区（燕赵区）。相当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燕赵国土，今属河北省大部。中山，赵国旧地，“地簿人众”，“仰机利而食”，其间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今北京）涿（今河北涿县），南有郑（今新郑）卫（今濮阳西南），因交通贸易关系，也显出都市经济发展的景象。
（3）齐鲁亚区，（泰山到山东半岛区）。略同今山东省。“泰山之阴，则鲁，其阳则 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齐都临淄处于海岱（泰山）之问的一大都会，人民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 ，士、农、工、商、贾“五民俱有。该区堪称为山东大区的最富庶区。
（4）梁宋亚区（淮北区）。“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今巨野泽），此梁宋也。”本区相当于今河南东南部 山东、安徽交界处。“其俗犹有先王遗风，蜇厚 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也是山东区重要的农业区之一。
“山东”大区地域广阔，物产丰富，贸易繁盛，文化发达，
3.江南区（司马迁所谓.“楚 越之地”及“岭南区”。包括有淮河、长江、珠江中下游地区。生要出产“楠、梓、茏、桂、金、饵、迮、丹沙、犀，玳瑁、珠玑、革”。又分为以下四个亚区：
（1）西楚亚区。范围“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包括有今安徽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即今淮河中上游和汉水中下游。此处“地薄，寡于积聚”，农业出产不多。大都会有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
（2）东楚亚区。“彭城（今徐州）以东， 东海、芡、广睃（今扬州市北），此东楚也”。该地“跨江u淮，东至于海”，大约相当今江苏 竹、浙江北部，即今淮河下游与长江三角洲区。东楚北部“其俗类徐僮”，南部“则越”。
（3）南楚亚区。“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约占今湖南、江西大部及安徽南部，长江中游南北两岸之地。“其俗大类西楚”，然又与“闽中、于越杂俗”。“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 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4）岭南亚区。“九嶷（山名）、苍悟（郡名、治今招州市）以南，至儋耳（海南岛县 名）者”，实指今两广大部与海南岛。此地“与江南大同俗”。因与内地和海外交通，“番禺（广州）亦其一都会也”。为“珠玑、巍㈢殍！⒐、布”等集散地。
司马迁对整个江南区的特点，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费色，或火耕而水耨果附（少）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訾萸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之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4.塞北区（北方区）。长城以南，龙门、碣石一线以北。本区内多民族杂居，基本上以牧业为生，“多马、中、羊、旃、裘、筋、角、钢铁则往往山出棋置。”
根据上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划分经济地理区 域的主要依据是：
A. 地形和气候区域的完整性;B，经济生活的一致性。另外，则考虑到交通、物 产、民俗等因素。根据以上诸项因素，共划出四大区十一亚区。在两千多年前，由于种种条件所限，司马迁未能概括汉帝国领土的全境，仅就整个领土东南所划分的地区来说，也详略不一，即详于华北而略于华南及西南，但司马迁能首创如此扼要而符合当时人地状况和生产发展的中国经济地理区划，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不但写出了各地区的特点，并对各地区进行了比较，而且指出了各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既概括，又明确，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司马迁 《史记》
[2]侯仁之《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