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宋神宗时期西北经济开发中的军事因素

［摘要］本文主要探究了宋神宗时期西北经济开发中的军事因素，认为由军事因素所引起的环境的相对稳定、劳动力的补充、资金的支持与交通的改善、军需品贸易的刺激等为当时的西北经济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是宋神宗时期西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西北地区；经济开发；军事因素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4-0008-02

北宋神宗时期的西北地区，指归于北宋政府统辖的陕西五路，即~延路、秦凤路、泾原路、环庆路、熙河路，地理位置大致涉及今甘肃、宁夏、青海、陕西部分地区。北宋时期这一地区的开发是宋史研究领域中比较重要的课题之一，李清凌、汪天顺、刘建丽、佟建荣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北宋西北开发的相关问题。但是，专门探讨神宗时期西北经济开发中军事因素的论著并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作探析：

一、大环境的相对稳定

北宋时期，在中央权力的有效控制下，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作为国防前沿的西北，宋夏战争几乎贯穿北宋始终。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和武装侵略使当地的百姓无法正常生产和生活，进而严重影响到当地经济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军队维护和平环境的重要性突显。鉴于西夏的长期威胁，神宗朝对于西北军队及边防设施的措置给予了极大重视。神宗熙宁初，仅陕西秦凤、~延、泾原、环庆四路所驻的蕃兵已超过10万人。熙宁开边之后，蕃兵数量又有很大增加，而这些蕃兵也只作为西北沿边地区已存在的大量正规军的一个补充，用以配合禁军戍防和作战。宋自熙宁七年（1074）实行将兵法，军队布局发生了变化。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3《兵考五》记载：“而~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又自列将，其在~延者九，在泾原者十一，在环庆者八，在秦凤者五，在熙河者九，合为四十二。”程民生认为，“按原来的平均数计算，陕西四路约22.68万人，远远超过了河北”。此后，神宗朝又陆续增设陕西路的兵将，使北宋建国以来的出现重大变化，扭转了传统的内外相制格局。如此大规模的驻兵与神宗时期大量修筑的西北防御屏障堡寨相结合，无疑加强了西北边界防务，客观上有利于保护边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更有助于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

二、劳动力的补充

历史上的西北，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状况长期存在。而北宋时的西北，因地处边防要地，战乱频仍，灾荒不断，人口波动较大。为此，劳动力不足便成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军事因素的介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不足。一方面，北宋政府实行兵农合一，使军队参与到西北的经济开发中来。神宗始，“西北边地凡有良田可耕之处，朝廷无不兴筑堡寨，招募蕃汉弓箭手屯垦”。神宗朝收复熙河后，王韶“在河州附近招汉弓箭手外，主要招募蕃弓箭手，每人给100亩田，官借牛具、粮种、农器之类”，即实行弓箭手助田法。神宗熙宁八年（1075），仅熙河四州（熙、河、洮、岷）所募蕃汉弓箭手屯田数，已“无虑万五千顷”。元丰二年 （1079），熙、河、岷、通远等州军还用官员职田，招募蕃弓箭手，人给田二顷。神宗元丰四年（1081），泾原路转运判官张太宁奏请在葫芦河（今黄河支流清水河）川修建城寨:“臣观葫芦河一川，南北平坦，地皆沃壤，若有堡寨可依，则其田尽可募弓箭手广令垦辟。”另一方面，战争中产生的招降和内附人口也以劳动力的形式加入到经济建设的行列中。熙宁中（1068～1077)，宋将李宪“讨生羌于露骨山”，“羌族十万七千帐内附”，折合50余万口。熙宁五年（1072)五月前，王韶攻下熙、洮、岷、叠、宕等州，“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熙宁六年（1073)十月，战果进一步扩大，内附人口增多。北宋政府采用赐田安置等办法，对内附人口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利用。此外，为了增加劳动力，熙宁五年（1072），王安石“从淮南、两浙、江南、荆湖、成都府等地迁移大批谙熟耕种稻田的犯罪农民，至洮河一带从事农业生产”。熙宁八年（1075），宋王朝派遣京西、江南两路的水利工匠，前往熙州（今甘肃临洮）指导当地军民修筑渠堰，并于熙州南关以南开渠堰，引洮水北下，灌田百顷。可见，北宋神宗时期，军事因素所引发的驻军和内附人口参与西北经济的建设，有效补充了当地的劳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西北经济开发中土地广阔与劳动力不足间的矛盾，促进了西北土地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资金的支持与交通的改善

历史上的西北，自然环境恶劣，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下难以产生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因此，宋代的西北地区面临资金有限、开发规模小的现实。基于开拓西北边地并巩固对其统治的现实需要，在北宋神宗朝增加驻兵的同时，加大了对当地经济建设的投入，大量的经费几乎都由国家承担。在《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程民生据《宋会要辑稿•食货》统计得出，宋神宗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陕西路新建的水利工程有32处，水利田数近50万亩。熙宁六年（1073），神宗朝“出绸绢二十万，付王韶买熙河路蕃部余田”。熙宁八年（1075），提点刑狱郑民宪招募民众，“于熙州南关以南开渠堰引洮水，并东山直北通流下至北关，并自通远军熟羊寨导渭河至军溉田”，并“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北宋政府还在河流渡口架设桥梁，疏通交通要道。熙宁六年（1073），在“熙州城下洮河及南北关渡口并置浮桥”，浮桥建成后，赐名为永通桥，为通往洮西的要津。同年十月，宋政府又在“河州安乡城黄河渡口置浮梁（即炳灵寺浮桥）”，并在黄河北岸修筑城堡，保护这条要道。元丰四年（1081），又在兰州修建浮桥。浮桥的建置，不但解决了北宋运粮济兵问题，而且改善了西北的交通状况，促进了各地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显然，由军事因素所引起的政府对西北大量款项的拨付及其对当地水利工程、道路建设的投入，无一不折射出资金的支持与交通的改善对西北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四、军需品贸易的刺激

宋代军需品的交易也带动了西北经济的发展。北宋时期“国之大事在兵，兵在马”。马对北宋的战略价值与西北传统畜牧业资源相对缺乏的矛盾，使购买成为宋朝获取战马的主要途径之一。宋朝政府每年以大量茶、绢、银、铜钱向周边的吐蕃、党项等民族买马。神宗以后，茶马互市的重点则逐渐转移到熙秦地区。熙宁七年（1074），熙河经略使王韶建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其所奢唯茶，而乏茶与之市，请趋买茶司买之”。此后，“宋政府在四川榷茶，设置提举成都府路茶场司，熙河路买马司，专门办理川茶易蕃马事宜。在官方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西北市马贸易进入新阶段”。当然，“西北历来是战事频繁的地区，军队给养是当地人民的一项非常沉重的负担”。而基于军需物资保障所开展的茶马互市，一方面，政府自此交易中所得税收部分用于西北驻军开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客观上有助于西北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军需品贸易还带动了运输业及畜产品加工业等行业的发展，刺激了西北经济的开发，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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