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你是我生命中的第八个音符

陈燮阳，国家一级指挥，中央歌剧院院长，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

陈燮阳之所以能够成为20世纪最具有魅力的指挥家之一，除了他自身的天赋和勤奋外，也离不开姐姐陈力行的关爱与支持。陈燮阳曾多次深情地说：“是姐姐把我领进了神圣的音乐之门，使我懂得了人类另外一种表达情感的语言，而这种情感传递的特殊声音，便是我生命中的第八个音符!”

功成名就的陈燮阳闭起眼睛就会想起小时候

陈力行、陈燮阳姐弟俩出生于30年代上海的一个文化家庭。其父陈蝶衣是旧上海和香港著名的剧作家、词人和报人。他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张颇具影响的娱乐报刊《明星日报》，并策划了我国第一次电影明星评选活动，选出了中国第一位影后胡蝶。母亲也出生于书香门第，30年代曾同名噪一时的“四大才女”一起举办过画展，何香凝还为那次画展题了词。

然而，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一直不和，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分居的状态，他们就跟母亲住在一起。由于缺少经济来源，为了维持生计，母亲只好沿街开了一间小杂货店。生活尽管很清贫，但母亲总是把痛苦深埋在心里，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教孩子唱歌，因此，母亲成了他们的音乐启蒙老师。

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为躲避战乱，姐弟俩先后被送到常州市武进县鸣凰镇大兴桥的祖父家。这期间，父母的感情终于破裂了，父亲和母亲离婚后独自去了香港。好在祖父祖母为人和善，对他们疼爱有加，加之江南水乡别样的田园情趣，才使他们在情感上得到一些补偿。

父亲和母亲离婚后，便很少再给武进老家寄钱，而爷爷奶奶耕种的几亩水田，仅够一家人糊口，陈力行和陈燮阳为了挣钱交学费，每天晚上都要在油灯下织草席，冬天，双手冻得又红又肿，夏天，被蚊子叮得双腿溃烂，但看到一年辛苦换来的学费，姐弟俩还是觉得没有白吃苦。

乡间文化生活很贫乏，但只要一有戏班子下乡演出，姐姐就会带上弟弟，踩着泥土路走上几十里去观看。那时候，陈燮阳已对音乐入了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要一把二胡，但他知道家里穷，买二胡根本不可能。老天爷也许懂得他的心思，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陈燮阳发现邻居家的墙壁上挂着一把缺弓断弦、落满灰尘的胡琴，这使他顿时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只要有机会，他总会趴在邻居家的窗台上，望着那把胡琴发呆。

弟弟的行为当然瞒不过姐姐。于是姐姐领着弟弟，厚着脸皮跟邻居开了口，希望人家把那胡琴“借”给弟弟。邻居原本就很喜欢这两个从上海来的孩子，二话没说便从墙上取下了胡琴。那是一把破损到怎样程度的胡琴啊!没有琴筒皮，姐姐壮着胆子和弟弟一起打死一条蛇，然后将蛇皮剥下晒干，再蒙到琴筒上。没有弓，江南农村又没有马，他们便用牛尾的毛来代替。那把破胡琴终于在陈燮阳的手中发出了声音。有谁能想到，几十年后，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正是用这把破旧的胡琴，开始了自己毕生的音乐之旅?陈力行小学毕业后，爷爷奶奶的年纪也大了，他们再也无力继续同时抚养两个孩子了。于是，母亲把女儿接回到上海。尽管母亲的生活也很艰难，但为了培养女儿，她还是把陈力行送进了上海市私立第一女中读书。爷爷和弟弟一起去车站为她送行，就在火车启动时一直沉默不语的陈燮阳突然哭出了声：“姐姐，你放暑假如果能回来看我，一定要给我带本二胡演奏曲谱来，你知道的，我喜欢拉二胡……”姐姐最终没能满足弟弟的心愿。上海解放后，人民为了吸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在报纸上登出了征兵启事。陈力行闻讯后立即报了名。由于她的嗓音条件优秀，很快被录取到第九兵团文艺队，成为一名文艺女兵。

陈力行参军的消息立刻传到了母亲耳中，当时，遭受婚姻变故备感孤独的母亲，已患有癌症。她怎么舍得让女儿离开呢?母亲流着泪对女儿说：“我的常亚红广兼著名指挥家陈燮阳陈燮阳与姐姐陈力行在一起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你怎么忍心丢下妈妈去走南闯北呢?”那天夜里，陈力行彻底失眠了，望着窗外高悬的明月，她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很多。她知道是母亲用省下来的药钱，为自己交清了当年的学费，她决定第二天就到学校去，恳求学校把学费退还给她，好让自己随部队出发后，母亲还能用这笔钱买点治病的药。

然而，校方拒绝了陈力行的恳求，就在她一步一回头难过地走向学校大门的时候，一个军人叫住了她。陈力行知道这人是学校军管会主任，但不清楚对方姓名。那人将自己手上的一枚金戒指脱了下来，说：“我相信你不仅是一个孝顺的女儿，还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战士。这枚戒指你拿着，如果它能帮上你家一点忙的话，那我会从心里感到高兴的!”军管会主任将金戒指放在陈力行手中，便转身大步离去了。

人的一生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机遇，陈力行用自己的真诚之心，为弟弟叩开了艺术殿堂的大门

1950年11月，陈力行随人民志愿军踏上朝鲜半岛。部队出发前，她特意请了一天假，回家去看望了母亲。那时，母亲的病情已开始恶化，她知道女儿即将奔赴前线后，便再也没有埋怨一句，她甚至强撑起病体，亲自为女儿烧了一顿饭。陈力行懂得母亲的心，吃饭时，她虽然一口也咽不下，但仍装成很乖的样子安慰着母亲：“妈，我知道你舍不得女儿离开家。你放心，我从朝鲜回来后，一定天天陪在你身边。”陈力行入朝后，由于部队不允许与家人通信，她无法知道母亲的病情，直到第二年，她才终于收到祖父寄来的一封信，说她母亲在1951年已离开人世，她的骨灰还存放在殡葬馆里。祖父说，母亲临终前留过遗言，一定要等女儿胜利归来后，让儿女亲自为她下葬。

得知母亲去世，悲痛欲绝的陈力行独自躲在冰天雪地里，一连痛哭了好几天。

1953年1月，陈力行返回祖国，祖孙三人一起来到殡葬馆，当一身戎装的女儿，用双手捧起母亲的骨灰盒时，一声“妈妈”还没喊出口，便失声哭成了泪人。接着，陈力行对弟弟说：“燮阳，你现在当着妈妈的面发誓，自己将来最希望做的是什么?”那时，陈燮阳已经13岁，听到姐姐的问话，他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想拉二胡，想当音乐家!”陈力行被分配到前线歌舞团。那时，她才19岁，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4元。由于祖父祖母年事已高，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压在她的肩上。每个月领到工资后，她首先要给祖父寄去5元钱，以维持老人的基本生活；再给弟弟寄去5元钱，供其读书和零用；剩下4元钱，才是她自己的生活费。陈力行还要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为弟弟买乐谱。

无师自通的陈燮阳，在姐姐的帮助下，音乐天赋很快便表现了出来。为了给弟弟更多的艺术熏陶，每到寒暑假，她都早早地给陈燮阳寄去路费，将弟弟接到南京，然后带着他一起去看团里的排练或演出。在一流的文艺团体中，耳濡目染的陈燮阳的二胡演奏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力行在报纸上看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一则招生启事，她立刻想到了弟弟的誓言，于是，她写信让陈燮阳赶到南京。然而，对于一个从未接受过正规音乐训练的少年，要想考进上音附中谈何容易?为此，陈力行找到了团里的钢琴演奏员陈钢(后来创作了经典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请他帮陈燮阳进行试听训练。经过几天练习，陈钢对这个从农村来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超凡音乐天赋备加赞赏，并一再鼓励他树立信心，用自己的能力踏入艺术殿堂的神圣之门。

就要到上海去报名考试了，陈燮阳却没有一件稍微像样一点的衣服。为了这次考试，姐姐已花光了所有的积蓄，除了那一分钱也不能动的路费，她再也拿不出钱来给弟弟买衣服了。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姐姐等弟弟睡着后，把那件祖母缝制的粗布衬衫洗干净，然后挂在风口吹干。第二天早上，这个后来享誉世界的音乐家，就穿着那件粗布衣裳，背着一把向姐姐同事借的旧二胡，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没想到，事情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上音附中这次只招收小学应届毕业生，陈燮阳在乡下已读完初中一年级，不符合报名考试的要求。怎么办?心急如焚的姐姐一遍又一遍地跟工作人员恳求：“我弟弟从小生活艰难，但他特别热爱音乐，我们好不容易从乡下赶来，能不能让他试一试?你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吧……”陈力行恳切的话语，打动了报名处的工作人员，再看看站在一旁这个身穿土布衬衫的少年，他们终于同意去请示一下校长。时任上音附中校长的是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先生的夫人，这位善良的女知识分子在听完汇报后，当即叫工作人员将陈力行姐弟俩请到一间小教室，由几名音乐老师对陈燮阳进行非正式的测试。陈燮阳的表现令老师们大吃一惊，他们很难想象，一个乡下的少年，会具备如此出众的音乐天赋。兴奋不已的老师们一致认为，站在面前的这个土气十足的乡村少年，正是大家渴望发现的音乐天才!陈燮阳终于以自己的才华征服了音乐附中的老师们，并且拿到了编号为“特1号”的准考证。随后，他又经过文化考试，被上音附中破格录取了。弟弟考上音乐附中，做姐姐的当然比谁都高兴，但沉重的经济压力也随之而来。为了维持弟弟必不可少的学费和生活费，陈力行那些年哪怕是一双袜子，一条手绢也舍不得买。后来，她有了自己的恋人，但在正式确定关系前，她曾非常认真地提出过：“帮助弟弟完成学业，是我最大的心愿，因此，今后在经济上请你要多多理解才行。”姐夫当时在政治部给首长当秘书，常有机会去上海出差，每次去都要到学校看望陈燮阳。有一件事令陈燮阳永生难忘。那年冬天，姐夫到上海时，发现陈燮阳脚上穿的黄胶鞋裂开了好几个窟窿，脚面冻得又红又肿。姐夫难过极了，当即脱下自己脚上穿的皮鞋，非要陈燮阳换上。陈燮阳说什么也不肯，他说：“我是个穷学生，怎么能穿姐夫的皮鞋呢……”姐夫听到这话，眼泪刷地涌了出来，他一把将陈燮阳抱坐下来，硬是将自己的皮鞋穿在陈燮阳的脚上，自己却穿着那双破胶鞋返回了部队。

陈燮阳虽然是个穷学生，但这些毫不影响他对音乐的痴爱与追求。他的刻苦很快得到了回报，在上音附中学习期间，这个对音乐具有独特天赋的年轻人便出版了第一张唱片《山区公路通车了》，他把这张唱片当作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姐姐和姐夫。

姐姐的艺术生命因政治而暂时画上了句号，她对弟弟的关爱却衍变为一种精神

正当陈燮阳在通往艺术巅峰的道路上发奋努力之际，曾给予他无数关爱的姐姐，却因政治因素而暂时离开了艺术舞台。1959年，中国政府应邀派出代表团，前往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当时，陈力行已被选中，可就在她进行出访准备时，有关方面通知她已从名单中排除，原因很简单，陈力行的父亲在香港，这在当时属于“有海外关系”。

这件事对陈力行的打击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考虑，她不得不向领导提出转业申请，并于当年离开了前线歌舞团。不久，她被分配到南京铁道医学院。告别了心爱的舞台，陈力行将痛苦深埋在内心里，全心全意投入到新的教学岗位上。

陈燮阳从上音附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学习，1965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芭蕾舞团，任乐队指挥。然而，正当这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准备在音乐事业上施展才华之际，“”爆发了，在长达10年中，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指挥乐队演奏《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

姐姐非常理解弟弟，每次相见时，她都要鼓励陈燮阳多钻研一些交响乐方面的理论。陈燮阳利用工作之余，开始对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日积月累，当中国的艺术舞台重新迎来春天之时，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指挥风格。1978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华演出，陈燮阳指挥了古典芭蕾舞《葛佩莉娅》，清水正夫团长对他的指挥欣赏不已，谢幕之后，还特意向这位中国指挥家鞠躬致敬。

1967年陈燮阳与王健英相识相恋。王健英是上海京剧团的名角，当时因为排演《白毛女》，芭蕾舞团急需找一位伴唱的女高音，有人就推荐了王健英。她爱唱京剧，也爱唱歌，到芭蕾舞团后，由陈燮阳负责帮她练声。王健英有一副好嗓子，只是缺乏基本训练。于是陈燮阳开始对她进行“精雕细刻”，等到王健英能够在演出中伴唱时，两个人的爱情也成熟了。

陈燮阳把自己将要结婚的消息写信告诉了姐姐。那些天，陈力行是又开心又犯难。开心的是，弟弟终于找到了知音，犯难的是送什么东西给弟弟当结婚礼物呢?思前想后，她最终把目光停在了家中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上。那是一台带唱盘的电子管收音机，是自己结婚后，夫妻俩省吃俭用存了好几年的钱才买的。陈力行试探着跟丈夫商量：“燮阳比我们更需要这台收音机，我们就把它送给弟弟当结婚贺礼行不行?”丈夫太理解妻子对弟弟的一片深情了。在去上海参加婚礼时，夫妻俩用一块红布将那台收音机包好，送到陈燮阳和王健英简朴的新房。时至今日，我们的指挥大师家中尽管早已拥有现代化的音响设备，但那台老式的收音机仍然摆放在陈燮阳的书房中。他说，这是自己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

1981年，陈燮阳应“美中艺术交流中心”邀请，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访问，并与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成了好朋友。小泽征尔多次邀请他到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排练厅观摩―――那是小泽征尔的“神殿”，他从来不在厅内会客，也决不让任何人，包括世界各国著名的音乐家、指挥家进入。对陈燮阳，小泽征尔不仅亮了“绿灯”，还驾车将他带回家中，亲自下厨为陈燮阳做了生鱼片火锅。如此隆重的礼遇，答案只有一个：“陈燮阳是一位来自中国的杰出指挥家!”

享誉世界乐坛的指挥家，把姐姐的关爱视为最美的福音

维也纳是施特劳斯的故乡。

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是传统的新的音乐会举办地。1998年1月27日晚，习惯在优雅的施特劳斯圆舞曲为主旋律的音乐中沉醉的人们，突然间敏感地发觉，自己熟悉的音符一刹那间变得陌生了，变得新奇，单纯，既古雅又活泼……当来自中国的指挥家陈燮阳手中闪亮的指挥棒，为《春节序曲》画上第一个句号时，这座已经辉煌了128年的金色大厅沸腾了，人们拼命地鼓掌，以此表达对来自中国的音乐家们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远在南京的陈力行在电视机前观看了这场演出。这些年来，她已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有弟弟的演出，她都要早早地守候在电视机前，弟弟一出场，她就会情不自禁地为他鼓掌，以至于丈夫和她开玩笑：“你在这儿拍巴掌，燮阳又听不见，这不是白费力气吗?”然而，陈力行相信弟弟能够感受到自己祝福的掌声。

从维也纳演出回国时，陈燮阳为姐姐带了一盒精美的巧克力，并趁到南京演出之机，亲自送到了姐姐的家中。这次南京之行，主办单位曾邀请陈燮阳参观当地一处花园式住宅小区。优美的小区环境和典雅的室内设计，令音乐大师怦然心动，他想为姐姐买一幢别墅，以此作为对姐姐无限深情的回报。已从铁道医学院离休的陈力行婉言谢绝了。姐姐这样对弟弟说：“你的心情姐姐懂得，但姐姐必须对你说一声，珍贵的感情是金钱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