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啊,姐姐不要你做花喜鹊

听完女主人公的倾诉，那个健谈善辩的主持人突然失语了。这是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入夏的一天上午，同事领着一位两鬓染霜、长相有点像电影演员陶玉玲的妇女进了办公室。她穿着一身不合时宜、洗得发白的重蓝色涤卡西装，样子显得很是拘谨，看起来没太出过远门。她坐下后，我发现她还穿着一双自己做的、现在城市和近郊很少有人穿的千层底方口黑布鞋。她坐在凳子上，双手捧着递给她的茶水杯，两眼盯着脚尖，半天不说话，看来是有啥难言之隐。

那时，我正负责着平顶山电台的一档法律咨询节目。“有啥要对我们说的，你说吧，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一定帮你去办。”她不说话。停了一会儿，我又启发地问：“是不是男人欺负你了，或是孩子不孝顺？”听了我这样的问话，她头也没抬，嗫嚅着说：“要是这就好了。俺没成过家，跟着俺兄弟过。俺从收音机知道您这儿，搭车来想给您说说。”一个样子不丑、不憨不傻的女人，大半辈子没结婚，又冲着媒体开办的法律咨询节目而来，一定是有啥说道。在我们的询问下，她断断续续地讲出了以下的故事。

她姓高，名字叫玉秀，50多岁了，家住叶县洪庄杨乡村。13岁那年，母亲又生了她弟弟，弟弟刚满月，父亲就得了急病死了。那时是生产队，她家靠父亲在队里挣工分吃饭，父亲去世，无疑是家中塌了天。当时，她刚上初中一年级，因为学习好，还当上了班长。母亲没有办法，只得让她辍学，回到家里，帮助挣工分，养家糊口。真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母亲由于过度疲劳和悲伤，也一病不起，临终前把她叫到床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秀，不管咋着，你也要把弟弟拉扯大，给他寻房媳妇，不能让咱高家的香火断了！”母亲怕她不答应，还让她跪下，发了誓愿，这才撒手西去。

这年，她14岁。从此，她完完全全承担起了对弟弟的“母爱”。弟弟生性淘气，母亲去世后对她更是寸步不离，否则就哇哇大哭。她为了下地挣工分，只得做了个袋子，把他背到背上，一边干活，一边哄着他玩。弟弟挑食，有时闹着不吃饭，她就抱着他四处求婶婶告奶奶地寻奶吃。弟弟晚上噙着母亲的睡惯了，一开始跟她睡觉，就大哭大叫。她只得让弟弟拱在自己怀里睡，像母亲一样奶着弟弟，两眼含泪到天亮。

弟弟上小学时，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由于长相不错，加上吃苦耐劳会操持家务，寻上门来提亲的人踏破门槛。她想过带着弟弟出嫁，也想过招亲上门。可一想到母亲的临终嘱咐和她对母亲发的誓愿，又想到自己一成家，势必造成对弟弟的分心，就打消了出嫁的念头。她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为了抑止某种欲望，她白天从不到男人堆里去说话，晚上有了啥想法就纳鞋底、做鞋帮，慢慢地给她提亲的就少了。

一个年少的弱女子，带着一个男娃子生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多挣工分，她像男劳力一样，拉着板车往坑坑洼洼的地里送粪，到二十多里外的矿上拉煤。她心气高，别人家孩子有的，她让弟弟不缺；别人家孩子没有的，她也要让弟弟有。弟弟生性是个“惹事篓”，十来岁的时候，经常在村子里同别的孩子打架，她也就经常给人家低三下四地去赔礼道歉。一次人家生气，一盆尿泼了她一身，她照样给人赔笑脸。一转身回到家里，就抱住弟弟大哭了一场。她想到弟弟从小没有得过爹娘疼爱，是她没照顾好他，所以受这么大的委屈，她也舍不得动弟弟一指头。她弟弟叫亮，村上的人说：“亮这没爹没娘的孩儿，他姐照看得比有爹有娘的还强。”

在她的血汗浇灌下，弟弟，高家的这棵根苗，十几岁后，出落成了一个帅小伙子。给弟弟成家，是她多年盼望着的一件大事，也是她最大的心愿。弟弟中学要毕业那年，有人给他提媒，她十分高兴，杀鸡宰鹅招待媒人，招待女方家长。那女孩的姨妈吃饱喝足后，围着她家的三间草房转了一圈，说：“人也好，家也好，就是这几间房子不中。”她立马接过话茬说：“您半年后再来看，保证让你在这儿看见三间大瓦房。”

为了让弟弟成亲时能住上瓦房，她拉着板车、挑着水桶、拿着坯模子，去村里的窑场脱坯烧砖。大冬天，她的手冻裂了，鲜血直流，用胶布粘一下血口，继续干；脱坯时间长了，累得她腰酸背痛，她用手捶捶，继续脱。在累得例假都不正常的情况下，三个月时间，她硬是脱出了三间房所需的一万多块砖坯。村里的人说，玉秀这女人真是比大男人都厉害。请来的烧窑师傅，晚上要吃夜宵，她就半夜三更给人家做好鸡蛋面，又黑灯瞎火跑二里多路送去。一次送饭，她的腿还被野狗咬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她草草地包扎一下，第二天照常早早起床，不误出工干活。砖烧好后，她又一车一车地拉到家里。买瓦的钱不够，她就偷偷地跑到附近的一家县医院，卖了几百毫升血，换了几百元钱。就这样，半年时间内，她硬是盖起了三间明亮的大瓦房。女方看着这称心如意的大瓦房，高兴地对她说：“就凭你这么能干，这桩亲事也不能黄。”

一年后，她向女方提出，要给弟弟完婚。女方又要她买自行车、缝纫机、黑白电视机（当时的“三大件”）做嫁妆。这次，她咬咬牙又去医院卖血，又贷又借，凑了一千元钱给女方家送了去。等到弟弟结了婚，她背了好几百元债。那时的几百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为了还债，她张罗着养了五头大肥猪，三十多只老母鸡。出了厨房进猪圈、丢下篮子拿扫把，她一天到晚忙得不得闲。就这样，弟弟、弟媳脱下的臭袜子、脏裤衩，还扔在那里等着她去洗。稍慢了一点，就要遭弟媳的白眼。她说，忙点累点都没啥，最是看不得弟媳的白眼，一看到弟媳给她白眼，她就浑身不自在。

她家的矛盾是从弟媳生孩子开始的。弟弟结婚两年后，弟媳生了孩子，亲家母来看她闺女，说高玉秀没生过孩子，不会伺候月子，做的饭早了晚了，多了少了，咸了淡了，热了凉了，稀了稠了……总之啥都不称心。这一切，她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谁知道，从此弟媳更是变本加厉，对她带孩子也横挑鼻子竖挑眼，开口就撅，张嘴就骂。有一次，她得了重感冒，早上做饭晚了点，弟媳忙着到邻村去赶会看戏，揭开锅盖一看，没有饭，就站在窗户外边破口大骂。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她骂她是嫁不出去的“老东西”。在弟媳的唾骂声中，她起来给他们做好饭，自己没吃一口，跑到父母的坟头，大哭了一场。她埋怨母亲一句话毁了她大半生。

我们问她：“你弟媳这样对你，那你弟弟都不管？”她长叹一声，理了理头发说：“老辈子人说‘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娘都可以忘，还用说我这姐！我算是领教了。我生气的是，他老是帮他媳妇说话，老是挤兑我。”我们劝她说：“既然这样，你干脆找个人家，嫁走算了。”她听后思忖一下，喝了一些茶水，“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我弟弟、我侄子们，都是我拾掇大的，我不忍心离开他们，再说我当年是给俺娘发过誓愿的，我要走了，就对不起俺死去的爹娘。”我们又说：“要么你领着我们去您家，批评批评他俩？”听了我们的话，她连忙站起来，放下杯子，摆摆手，“不必了，不必了！我给你们说说就中。您忙吧，快晌午了，我得赶紧回去给俺侄子做饭哩，要不，他下学找不到俺又要哭闹哩。俺走了。”

高玉秀走出我们的办公楼，顺着来时的路，一步一步朝家的方向走去。望着她的背影，我唏嘘不已。那个健谈善辩的主持人突然失语了，我空有满腹的法律专业知识，却什么也帮不了她。或许，她也不是想要我帮什么，她可以忍受一生辛劳，只是，不可以忍受别人的否定罢了。她不要什么改变，如果弟媳可以像我们一样肯定她的价值，那么一切都很美好。献身是她生活的精神支柱，托载她的是化不开的缘和解不开的情，我能做的，也许就只有默默地倾听了。

乌耕点评:

说到母性，我们总是想到土地和牺牲这些概念。小到家庭大到社会，总要有默默的承担者。文中的姐姐，承担了父亲和母亲两个角色，读来催人泪下。

但姐姐如今的处境，又令人爱恨交集。按说，爱应该具有传递效应，然而溺爱却滋生邪恶，当下日益壮大的啃老族，便是用溺爱的奶喂大的。试想，文中的姐姐在养育弟弟的同时，尤其是在弟弟成家以后，也想想自己的未来和幸福，无论于人于己都会是莫大的福祉。换言之，牺牲常常是一种美德，但无条件的爱与盲目的牺牲，不仅会迷失自己，也不免沦为纵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