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增长文献综述

摘要：企业增长的可持续性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重大。企业增长的机理较复杂，增长的过程既是量的增加也有质的变化，同时呈现出有机体成长的特性。当前，企业增长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框架，对企业增长的动因和约束条件、增长的方式和路径、企业增长与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关系等观点散见于企业理论、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公司金融中。企业增长文献的梳理，有利于企业增长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本文对此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企业增长 影响因素 多元化 创造价值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积累和增加社会财富、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企业的目标是创造价值，而增长是创造价值的重要手段；更为重要地，在竞争激烈、管制减少、技术进步加快的市场环境下，增长是企业为适应不确定环境的本能反应，以变求生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哲学。“Growth”一词有“增长”和“成长”两层含意。增长是一个数量的概念，指规模的扩大、数量的增加；成长既是一个数量又是一个质量的概念，是拟人化的表述，有机体“无论条件是否合适，其自然而然发展的过程，……这过程伴随着内部变化导致的体形的不断变大及外部特征的不断变化。增长是成长的目的、前提和结果，成长是增长动因和手段；没有增长的企业难以实现成长，没有成长的企业也难以实现增长。所以，增长和成长是企业发展中不可分割的状态和过程。对企业增长的研究，由于不同学科的视角和研究目的各异、研究方法的不同，虽然“都能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并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框架，对企业增长的观点散见于古典、新古典、现代企业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管理学、公司金融学等的理论和研究中。

二、企业增长理论研究文献

（ 一 ）古典企业理论的观点（1）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说。斯密在探寻增加国民财富途径的著作《国富论》中阐述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劳动分工推动企业增长的逻辑路径是：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带来更高的产量和更低的成本，企业规模扩大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又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分工具有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决定着企业的不同增长机会；而分工在经济上的有用性却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限制了企业的增长速度。所以，市场－技术结构决定了企业增长及其规模，技术是内因，是企业增长的决定因素，市场是外因，是企业增长的限制因素。（2）马歇尔的企业规模经济和有机体成长论。在企业增长方面，马歇尔提出了很多对后人具有启发性的观点：第一，随着规模的扩大，对企业将产生两种经济，一是企业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即内部经济，二是对企业所在产业所有企业产生的有利影响，即外部经济；第二，企业规模扩张随之相伴的组织膨胀，其灵活性和弹性将会丧失，而新成长起来的企业的进步力量如此之多，企业进一步增长的阻力会加大；第三，能干的商人可以迅速增加他所掌握的资本，从而提高了资本运用的效率，有利于企业的增长，所以，企业家个人的才能是影响企业增长的重要因素；第四，制度对企业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企业家生命的有限性，企业增长难以维持，而合伙制和股份制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企业的生命力得以延续。

（ 二 ）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观点 建立在一般均衡和边际概念基础上的新古典理论中，企业增长被视为从一个均衡态到另一均衡态的规模调整过程，企业内部复杂的结构及其决策和行为能力都被抽象掉了，它只是反映投入和产出之间技术关系的一个生产函数。当决定均衡点的需求和供给曲线或同时或其一发生变化或移动，企业的规模也就会相应作出调整，而需求的变化通常是由收入的变化和消费偏好所引起，供给的变化源于技术进步和要素价格的波动，这些都是企业所无能为力的。古典理论中“规模只是增长过程中的副产品，没有‘最适宜的’，甚至没有能达到最大利润的企业规模。”诚然，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于机器大工业时期，当时的企业实际上就是一个以生产为中心的工厂组织，这使得企业增长研究重点放在了外部需求和条件、以及外部的市场结构形态上，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 三 ）熊彼特的创新观点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企业增长是一个动态的和非连续的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主要因素就是创新，创新是打破市场均衡的“创造性毁灭”，从而达到更高程度的均衡，是一种内生的增长之源。创新带动企业增长，引起经济周期性波动，促进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企业家为谋取超额利润而从事创新活动，其他企业为分享这种利益纷纷进行模仿，创新的利润逐渐减少直至消失，但均衡随着另一轮的创新显现又会引起新的不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就是通过经济周期的波动得以实现。在熊彼特看来，企业规模对创新尤为重要。大企业可以在研究与开发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在管理上有规模经济，能承受创新的巨大风险。所以，创新引起的企业增长，最终会导致垄断的出现。当然，模仿者的跟进，使企业的超额利润缩小，这也就构成了企业持续增长的障碍。

（ 四 ）现代企业理论的观点 （1）交易成本决定的企业边界观。交易成本概念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均是资源配置的方式之一，企业存在的理由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企业将一直扩大规模，直至在企业内组织一项额外交易的成本，等同于在公开市场中进行此项交易成本，或在另一企业内组织此交易的成本为止。” 边界的扩展可以是纵向的和横向的，而交易成本理论主要分析的是纵向一体化增长。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从体现交易特征的三个维度，即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重复的频率，以及契约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倾向，考察了交易成本，分析了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可能性。指出：随着资产专业性程度的不断提高，为了增强对契约的保障，纵向一体化就成为最后手段的组织方式。同时，纵向一体化还是企业应对专业性投资、契约不完全性、败德行为、价格歧视行为市场失灵的重要机制,它能获得信息处理上的规模效应，消除产权界定不完全的讨价还价成本。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看到契约中资产所有权的重要性。契约性权利包括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当契约成本较高时，当事人一方就会购入剩余权利，这时所有权就等于剩余权利。他们认为，纵向一体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纵向一体化的水平由当事人一方对专用性资产的控制程度决定；纵向一体化实际上是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目的在于获得剩余控制权；进一步地，物质资产专用性和人力资产专用性对纵向一体化的意义是不同的。（2）成本下的经理人目标观。自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 1932）提出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命题后，作为股东与经理之间契约关系备受关注。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指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委托人和人各自的目标函数不尽一致，产生了问题。在经理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下，鲍莫尔（Baumol, 1959）指出只要企业利润达到或超过某一适当水平，经理对销售收入的关心要甚于对利润的关心，经理的目标是在最低获得能力的约束下追求销售收入的最大化。马瑞斯（Marris, 1964）认为在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公司决策由管理者按其效用决定的。一方面，管理者为了满足自己权力、统治和威望的本能，追求的目标是企业的增长，而非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管理者出于被接管的威胁，同时还要考虑市场对企业的估价目标。最优增长率是增长－估价函数与管理无差异效用函数的切点。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64） 提出经理人的目标是在最低利润约束下谋求其效用函数的最大化，经理的效用函数包括薪酬、在职消费、经营规模的扩大、管理闲暇和维持股东可接受的最低利润水平后的自主性投资支出等。

（ 五 ）彭罗斯的企业增长内生观点 彭罗斯指出必须在企业本性中寻找增长的固有力量，企业被界定为基于管理框架下“资源的集合体”，尤其是现有人力资源的集合体。即便有相似的资源，但企业的生产（Productive Services）与员工在利用资源中获得的经验、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依赖于使用它的历史、过去的经验和当前的运营活动，所以，每个企业都是独一无二的。企业持续增长就是对不断变化的生产机会（productive opportunity）的把握，生产机会并不必然地随资源的积累而增加，它取决于企业是否能看到、愿不愿意运用、有没有能力做出反应，而这些都是由企业的管理能力决定，尤其是企业家的特质和能力。资源的不可分性、异质性、专业化性，以及经营中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累，企业总存在着未利用的资源和生产，这种内部资源利用的不平衡性，构成了企业扩张的内部诱因。这些具有继承性的资源，同时也决定了企业扩张的方向。彭罗斯认为，增长过程总是存在着一个管理的约束。企业增长中创造出来的新的服务只有在扩张中才能得到充分利用；企业扩张中规划、协调工作的增加要求所需的管理服务也随之增加。“假定企业会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成长，则要维持某特定的增长率，扩张所能获得的管理服务的供给也必须增长，且其增长的速度要至少与每扩张一美元所需的管理服务的增长速度相同。只有在前者增加大于后者的增加时，增长率才会增加；反之，成长率则会降低。”［1］P232当企业的扩张速度快于企业必要的经验的获得速度，企业的效率会受到损害，内部的协调性会打乱，进而陷入增长的“停滞期”，这就是“彭罗斯效应”。它意味着，快速增长之后的一定时期，将有一个较慢的增长，甚至停滞、负增长。

（ 六 ）演化理论的观点 由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 1982）提出的演化理论，抛弃了传统企业理论分析中的利润最大化和均衡两个概念。行为的有限理性使企业决策是获得满意度而非最大化；均衡是一种状态，只是暂时的，不可能完全预测。因此，企业是根据对环境的适应性而择优存在的。演化理论关于企业的增长有两个关键的观点：一是企业的增长及其稳定性遵循一定的惯例（Routine）。惯例与人类的技巧相似，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能力；企业的惯例在相对较长时间里通常持久不变，但随着环境的改变会做出适应性的修改；惯例犹如生物体的遗传基因，可以遗传，而且更多地表现出拉马克主义（Lamarckian）的特征。二是企业总是处于不断搜寻的过程中。环境的不断变化，当原有惯例无法发挥作用时，企业就需要搜寻新的惯例，而搜寻活动遵循已有的惯例，其结果受到随机因素的影响，故企业增长在时间序列的演进依赖于技术上的机遇、企业的搜寻活动和每一时点的决策。演进理论认为，创新是通过企业研究与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创新意味着改变了原有的惯例，从而使创新者获得竞争的优势。

（ 七 ）钱德勒的观点 钱德勒从企业史的视角研究了美国战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铁路、电报、无烟煤等的广泛使用对企业扩张的推动，其主题就是――市场和技术是企业扩张，也是现代工商企业成长的外部动力。但在他看来，市场和技术仅提供了可能的经济效益和生产率的潜力，而实现它们只能依靠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内部组织。以结构为基础的组织能力一旦创造出来，就成为企业持续增长的源泉。“战略性的增长来自更加有利可图地利用现存的或扩张中的资源。如果要有效率地经营一个被扩大了的企业，新的战略就要求一个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调整过的结构。……没有结构调整的增长只能导致无效率。”成功的结构是能使高层管理者专注于决定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决策，而把日常经营中战术决策交由多功能的分部总经理负责的结构。

（ 八 ）马瑞斯的企业增长稳态模型 马瑞斯将新古典的均衡和最优分析方法运用于企业增长的研究。为了构建稳定的企业增长模型，需求增长函数和供给增长函数被同时加以考虑。在需求增长方面，差异性多元化（Differentiated diversification）和利润率两个变量是决定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供给增长方面，主要取决于用于新投资的融资考虑，它是利润率、流动比率、杠杆率和留存比率几个变量的函数。所以，企业的稳态增长率就是需求增长函数与供给增长函数相等的增长率，否则企业的增长就不能持续。其模型可表达为：

需求增长是多元化率的函数：gD=f1（）；供给增长是资产回报率和留存收益的函数：gs=a*p；多元化是资本－产出和利润率的函数： =f2（，v）；平衡增长方程：gD= gs。马瑞斯把企业增长的研究纳入传统的均衡分析框架，得到了稳态增长率，但其思路仍属于一种静态分析，最大增长率在需求增长与供给增长相等时才是稳定的。同时，其模型假设经理人的目标即是企业的目标，经理追求增长率的最大化，这也与现实不完全符合。

（ 九 ）财务学的可持续增长观点 Robert C. Higgins（1977）指出“令人痛心的事实是，因为增长过快而破产的公司数量与因为增长太慢而破产的公司数量几乎一样多。”［6］P76为此，他提出可持续增长（Sustainable Growth）的概念，即在不需要耗尽财务资源的情况下，公司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在公司欲以与市场条件所允许的增长率增长、管理者不可能或不愿意发行新股、公司将维持一个目标的资本结构和目标股利政策的约束下，限制销售增长的就是股东权益所能扩展的速度。当公司销售增长率不同于可持续增长率时，模型中的一个或多个比率必须改变。这意味着，当公司以超过或落后于它的可持续增长率增长时，公司要么改善经营，要么改变财务政策，如发行新股、改变财务杠杆、削减股利支付比率或把钱还给股东、有益剥离、实施收购或成为收购的目标对象等。公司管理者可运用可持续增长率协调公司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的平衡增长，同时在预计增长率可行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公司利润水平、资产的周转、财务杠杆及分配政策。

三、企业增长实证研究的文献

（ 一 ）企业增长的外部约束因素Zingales（1998）、Claessens和Laeven（2003）基于跨国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对一国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会有更好的增长，金融发展能降低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Wurgler（2000）的研究发现，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成长性好的行业会得到更多的投资，成长性差的行业投资会减少，金融发展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企业的增长。总之，金融发展与企业规模扩张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尤其对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其相关性更强。对此有几种解释：金融体系不仅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外部资金，而且能确保投资者获得企业投融资决策的信息, 使企业更易获得外部资金（Demirguc-KuntMak and simovic，1998, 2002）；金融发展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所导致的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来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对小企业而言，融资约束会随一国金融的发展而减少（Love，2001）； 金融发展能有效监督并阻止内部人对企业资源的滥用，从而降低企业扩张规模的成本，促进企业合理地规模扩张（Beck、Demirguc-Kunt and Maksimovic，2003）。江伟和李斌（2006）在考察我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决策影响的研究后发现，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依赖外部融资的企业，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促进企业的增长；金融发展有效促进了企业的规模扩张。Thorsten Beck，Asli Demirguc-Kunt和Vojislav Maksimovic（2005）用涵盖54个国家的企业层面调查数据研究了金融、法律和腐败等对公司增长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和腐败等对企业增长都产生不利的影响，高腐败体制下的企业较低腐败国家的企业被影响程度要大；这些因素的影响与公司规模有关，对最小的企业影响尤其更大；各因素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完全相同，银行的官僚、对贷款的抵押要求和银行资金的缺乏等对企业增长的阻碍较显著。针对转型国家国有企业重建和私有化，以及企业增长对转型经济体成功的重要性，Jozef Konings（1997）对罗马尼亚、比利时和匈牙利三国公司层面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体制转型后新设立的私营企业（de novo private firms） 均比国有企业和私有化企业增长快。原有体制下不适应的管理、不适应的经营者动机和政治约束可能是国有和私有化企业表现不佳的原因。为了研究公共政策可以弥补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影响，Ari Hyytinnen and Otto Toivanen（2005）通过考察政府资金支持对芬兰中小企业R&D投资和增长的影响后发现：对于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政府的资金支持增加了企业R&D投资，企业有相对高的增长导向，但这些政策对各企业的促进效果不尽相同。鉴于我国上市公司公布的ROE有“10%”、“6%”的现象，汪德华和刘志彪（2004）针对国有股一股独大强化了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者追求增长最大化的倾向，即增长的冲动，构建的信号博弈模型表明，有融资硬性指标的情况下，部分低质量公司将追求与高质量公司同样的业绩水平；若考虑上市公司操纵业绩的可能，一些质量很低和很高的公司将会达到再融资标准，但其公布的业绩并不能代表真实的高业绩。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抑制上市公司的增长冲动，必须加大对作假公司的惩罚力度，加强稽查力度；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 二 ）企业增长和规模、年龄的关系 吉布莱特定律（Gibrat’s Law）指出，在一定时期，同一产业内不同规模企业，其规模变动的概率是相等的，即企业增长是独立于其规模的变量。但由伊文思（David S. Evans,1987）等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反映企业成熟程度的企业年龄在增长中有重要的作用：随年龄的增长，公司的增长、增长变化和公司失败的可能性减少；对小公司而言，增长与年龄的关系严重背离Gibrat’t Law；对于大公司，增长与年龄的关系背离Gibrat’t Law不严重。Boyan Jovanovic（1982）构建了一个噪音选择理论解释了小企业较大企业有较高的和较易变动的增长率的原因：效率高的企业能够增长和存活下来，而无效率的企业不能增长甚至经营失败；公司规模的不同不是因为资产的稳固性，而是它们更有效率。Edwin Mansfield（1961）研究进入、吉布莱特定律和公司增长关系构建的模型表明：一个产业的资本需求、盈利能力和其他因素对该产业的进入和退出率有影响；在初始规模可比的情况下，企业增长率与是否实施重大创新有关，但成功创新公司间的增长率也不尽相同；企业在规模分布中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决定了它在产业中地位，但其位置也可能只是暂时性的。Sanghamitra Das（1995）把企业增长与规模、年龄间关系的研究扩展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考察了1983-1988年期间印度计算机软件产业的发展。因为1983年以后公共部门大规模的计算机化导致了对计算机的巨大需求，新的公司不断进入该行业；在1984年和1985年政府的新产业政策减少了对该行业的进入限制，进口限制被减少，技术进口、与外商的合作被允许。这些举措开创了印度计算机产业的新纪元 “new era”。研究发现：公司的当前规模及滞后规模与增长有负向关系；年龄对公司增长有较强的正面影响。规模与增长间关系的结果与发达市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这里的关系却显得非常的大。滞后规模的负向影响表明，在印度计算机产业固定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说明当幼稚产业的市场需求急剧增长而企业对此做出迅速反应时，固定生产要素就成为一个障碍；与先前在成熟产业的研究相比，年龄对企业增长较强的正面作用可能是该研究的亮点，说明在新生产业中企业从干中学、顾客对新产品的熟悉和企业声誉的建立，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 三 ）行业层面的企业增长实证研究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和电子技术对传统制造过程的替代，规模经济逐渐弱化，人们开始考察和解释制造业中小企业增长模式。Zoltan J. Acs and David B. Audretsch（1990）估算了1976年至1982年间美国小企业的平均增长后发现：美国制造业小企业的平均增长较快，至少在某些子行业，但不同子行业的增长明显有差异；小企业的增长与该产业资本密集程度、广告和企业间联合程度负相关，与人力资本和产业中创新量尤其是小企业在创新中所占份额正相关，创新似乎是小企业弥补自身规模劣势的一种应对机制。研究还表明，小企业生产效率相对大企业的高，小企业增长得更快，大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不断演变。意大利经济体系中小企业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理论上看，分布于传统行业的意大利小规模企业既有积极的一面，也存在一些劣势。Piergiuseppe Morone and Giuseppina Testa（2008）运用2004年由意大利2600家中小企业构成的信息数据库，构建了一个概念上的模型，用以说明中小企业增长潜力与创新活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年轻企业有较积极的增长；营业额增长与企业的规模、生产过程创新、产品创新和组织的变化有正向的关系，但市场创新并不会显著影响意大利制造业中小企业的增长。Giulio bottazzi等（2001）研究了世界顶极的150家制药企业的增长过程，发现这个长期由创新、模仿和持久创造新市场所驱动而进化的产业显示出几个特点：增长的分布呈现出“肥尾”形态，而大的“飞跃式增长”（“Spurs of growth”）相对较少；增长率有一个显著的自相关性；随着完全依赖于企业多元化模式的规模扩大而下降的企业增长率似乎由企业的能力决定；每个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似乎不影响相对的增长表现。Vidhan k. Goyal, Kenneth Lehn and Stanko Racic（2002）研究了军备预算这一变化过程中军工产业增长机会变化对其债务水平和结构的影响。他们考察了1980年至1995年间61家军工企业样本和制造企业基准样本的债务水平和结构的变化后发现，受增长机会变化影响最大的武器制造企业的债务水平随增长机会的减少而显著增加；这些企业延长了债务的到期结构，私人债务与政策债务的比例也在增加，同时还增加了优先债务。

（ 四 ）企业增长的内部约束因素Robert E. Carpenter and Bruce C. Petersen（2002）建立了一个在资本市场非完美所导致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成本存在差别假设下的融资约束增长模型。模型预测：面临融资约束的小企业，一美元的内部资源大约产生一美元的资产增长；如果公司能获得抵押贷款，则额外一美元内部资源通过“杠杆效应“（“Leverage effect”）能产生略大于一美元的增长。为了检验预测，他们对1600多家小制造企业的统计发现，这些代表性企业为了增长，保留了所有收益而相对较少地利用外部融资。通过现金流比率对增长的回归显示，对于几乎没有使用外部股权融资的企业，增长和内部融资存在略大于1的关系，但占比微小且大量利用发行新股的公司，增长和内部融资之间有一个非常弱的关系。总之，绝大部分小企业的增长受内部融资可获得性的约束。关于流动性约束是否影响增长，Blandina Oliveira and Adelino Forrunato（2006）利用了一组葡萄牙1990年至2001年期间存续的制造企业的不平衡面板数据，构建了估算企业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把衡量流动性约束的现金流与增长的持续性结合了起来。研究发现：葡萄牙制造企业受到融资的约束。当将样本按企业规模和年龄细分时，显示小企业和年轻企业的增长更易受到可获得的现金流限制，资本约束对小企业和年轻企业有较大的影响。大公司典型地依赖银行这一外部融资渠道，而小企业和年轻企业则更多依赖内部留存收益。小企业和年轻企业的增长对现金流有较高敏感性，这表明对于小企业和年轻企业，融资约束对增长的影响是较严重的，现金流的可实现性决定了它们增长的可能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措施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Larry lang, Eli ofek and Rene M. Stulz（1996）选择了销售在一百万元以内、SIC码在2000到3999的142家企业1970年至1989年构成的观察数据，增长变量分别用净投资增长率、实际资本增长率和员工人数增长率表示，杠杆变量用长短期负债与总资产比率衡量，实证显示：在企业层面和实施多元化企业的业务部门层面，杠杆与未来的增长是一个负向的关系；进一步地，这一负向关系在低Tobin’s Q公司成立，而在高Tobin’s Q公司或高Tobin’s Q产业不成立。该结论说明，杠杆不会降低有好投资机会的公司增长，但会降低那些增长机会没有被资本市场认识或不能克服债务威胁的公司增长。赵山和黄运成（2006）对增长和杠杆变量作了一些改进：被解释变量用以市场为基础的负债比率衡量，以账面负债比率进行稳定性检验；解释变量用主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静态增长的衡量指标，以Tobin’s Q作为未来增长机会的的动态指标。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增长与杠杆的关系的实证表明：公司未来增长机会与企业账务杠杆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过去的增长状况则与财务杠杆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过去增长率高的企业未来不一定会有好的增长机会，只有具备良好投资项目同时为项目做好融资准备的公司，未来才会有较好的增长机会。因此，他们提出可以结合上市公司过去的增长及当前的资本结构状况来预测其未来的增长。

（ 五 ）企业增长与盈利、财务风险的关系 Cyrus A. Ramezani, Luc Soenen, and Alan Jung（2002）利用美国1990年至2000年每年近2156家公司23720个观察值，研究了相关的两个问题：公司盈利性指标，如经济增加值，与盈余增长或销售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大化公司的盈利是否必然提高股东的价值？研究显示：随着盈余和销售的增长，公司的盈利指标也上升，但存在一个最优点，进一步的增长会毁损股东价值，并对盈利能力有负面影响。认为公司的战略导向应该从“先增长，后盈利”向“有盈利的增长”的转变。基于企业增长与财务危机和企业增长与盈利、价值创造的关系，崔学刚、王立彦、许红（2007）和崔学刚（2008）利用我国电信与计算机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增长与盈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增长超过一定的速度，则会毁损企业价值；超速增长的公司在其后1-3年内能够显著增加财务危机概率，而非超速增长公司的实际增长率与财务危机概率无显著相关性。企业增长速度由企业的资源及其使用效率内在地决定，过快或或慢的增长都不利于企业。

（ 六 ）财务可持续增长率模型的运用研究国内学者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研究较多。油晓峰、王志芳（2003）在对希金斯模型、范霍恩的稳态和动态模型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现金流、财务成本和资本结构几个指标，扩展了可持续增长模型在兼并重组、财务困境和解决冲突中的运用。郭泽光、郭冰（2002）探讨了企业增长与价值创造、新股发行、债务融资之间的关联性。汤谷良、游尤（2005）利用万科的数据，将实际增长率与希金斯、范霍恩、拉巴波特的可持续增长率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樊行健、郭晓（2007）基于平衡增长和对可持续增长模型假设条件的放松，重构了可持续增长的模型，并对影响可持续增长的四个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刘斌、黄永红、刘星（2002）对我国1994年以前上市、分属21个行业的287家公司1993年至2003年间的可持续增长和实际销售增长进行了检验，实证表明：21个行业中只有电子电器行业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在可持续成长与实际销售增长存在显著差别的行业中，多数行业存在投资过度的倾向。王玉春、花贵如（2007）通过对37家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000年至2005年的财务数据统计发现，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均不服从正态分布，而且可持续增长与实际增长并不一致。王建英（2006）选取我国1998年及之前上市的非ST和非PT公司共676家的财务数据，对超高增长公司和超低增长公司的融资政策选择和效果进行比较。

四、启示与发展

（ 一 ）企业增长机理的复杂性增长既是企业发展的内生要求，也有外部市场和技术的推动，既受企业内部资源的约束，又被外部诸多因素所限制。从企业内部来看，治理的改善、组织结构的调整、员工素质的提高、创新氛围的营造均是促进企业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从企业外部看，政府的介入在促进企业持续增长中是不可缺少的。如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加强市场的制度性建设、制定引导和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减少行业进入壁垒、为中小企业创造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环境等。彭罗斯的“客观”生产机会受企业生产能力的限制，但“主观”生产机会则依赖于企业对自身的认识能力；马瑞斯的“超环境”（Super-environment）在一定时期一定的范围内也是可以控制的。这些因素就是企业的学习能力、进取精神、企业文化等，是企业增长的遗传密码。

（ 二 ）多元化是企业增长的主要方式 斯密提供的增长方式从节省劳动时间、生产更多产品方面看是一种横向一体化，而从激发发明创造、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方面看则是纵向一体化。交易成本理论把纵向一体化作为增强专用性资产契约保障程度的最后手段。马瑞斯的差异性多元化由企业内部研究与开发引起，它不以牺牲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为代价，新产品引入增加的是市场总需求，企业增长机会随之而扩大；但过度多元化并不完全对企业有利，因为给定利润率条件下总存在着一个需求增长的上限，超过该上限度的多元化降低了资源管理的效率，是以牺牲利润率而获得的增长。在彭罗斯看来，并购式的多元化是一种跨越式增长，但也仍然不能完全逃脱企业现有资源对增长速度或方向的限制，“通过并购实现的增长能够给予上一步有一个大的发展，但实际经过一个大的发展后，会有一个很长的‘平原期’”因此，解决好并购后的资源整合、生产协调和总体策略制定，是维持持续增长的关键。

（ 三 ）增长的衡量指标不尽相同 马瑞斯模型在考察供给和需求增长时，采用的增长指标就不一致。在供给方面，在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性资源的增长率用资产的增长率衡量；在需求方面，多元化引起的新产品的需求增长不易量化，故马瑞斯用销售额的增长来衡量需求的增长，但其前提是假设资本－销售额比率不变。实证研究中，增长的指标包括了员工人数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净投资增长率、实际资本增长率、市场份额增长率、利润增长率等。营业收入指标操作相对容易，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公司，不受行业资本密集程度和一体化程度的影响，但该指标容易受通货膨胀和汇率变动的影响（Davidsson和Wiklund等，2001）。从评价组织结构复杂性看，员工人数的增长是一个更加直接的指标，但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机器对人工的替代等因素，员工人数难以反映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Greiner，1972；Churchill & Lewis，1983）。

（ 四 ）明确企业增长的目的 理解企业增长行为就必须首先弄清企业增长的目的，而过快或过慢的增长都可能毁灭企业价值，不是所有的增长都有益于企业。所以，从创造价值的角度判断增长的合理性，应该是研究企业增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本文系国家自然基金“基于管理耗散结构的企业制度自组织过程研究”（项目编号：76670014）及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云南上市公司成长性研究”（项目编号：09Z005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亚当・斯密：《国富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奥利弗・Ｅ．威廉姆森, 西德尼・Ｇ．温特：《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钱德勒：《战略与结构: 美国工商企业成长的若干篇章》，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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