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反蒋内幕

陈铭枢（1889―1965），字真如，广东合浦人，陆军上将，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20年孙中山创建粤军3个师，陈铭枢被任命为第一师第四团团长。北伐前夕，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与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并肩作战，连克北洋军重镇，被誉为“铁军”。攻克武汉后，第十师被扩编为第十一军，陈铭枢任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部部长。宁汉分裂时，陈铭枢弃汉赴赣，投奔南昌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铭枢先后出任第十一军军长、广东省主席、十九路军总指挥。1931年底，陈铭枢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京沪卫戍司令长官。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因坚决抵抗而成为民族英雄。然而，陈铭枢积极主张抗日，政治上与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开始分道扬镳。而的报复行动，更坚定了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举兵反蒋的决心。

非嫡系的“嫡系”

自1927年宁粤分裂到1931年，内爆发了数次反蒋战争，陈铭枢都以自身实力鼎力帮助。他所率领的第十九路军成为的非嫡系的“嫡系”部队，在排斥异己、制衡西南、“围剿”红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内部开始分裂，酿成迁都之争。坚持迁都南昌，而绝大部分中央委员要求定都武汉。迁都之争很快发展为拥护党权，反对独裁的斗争。此时，在南昌的依靠的部队除黄埔嫡系外，主要就是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部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而武汉方面主要有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和陈铭枢等部。其中，唐、邓、张三人都服从武汉中央，唯有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倾向。1927年2月，陈铭枢由武汉到南昌去见，对他说：“你要分清是非，不要忘记自己是员，要好好考虑自己的前途。”陈铭枢返回武汉后，立即召集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等人，让他们带好部队，保存实力。之后，陈铭枢悄悄离开武汉来到南昌，从此他公开站在一边。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陈铭枢出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总政治部的实际工作。但好景不长，1927年8月，宁汉合流，被迫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1929年，扣押李济深后，陈铭枢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成为打入广东地方实力派、牵制陈济棠的一颗重要棋子。

陈铭枢的基本部队第十师参加南昌起义后不久，由蔡廷锴率领脱离起义部队，南下福州，重建十一军。陈铭枢得知后立即由日本回国，重掌旧部。1929年，陈铭枢的第十一军被编遣为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师，蒋光鼐、蔡廷锴分任师长。1930年夏，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中原，战事惨烈。在广东的陈铭枢致电说：“所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已作好准备，随时可听候调遣。”不久，张、桂军乘机再起反蒋，直入湖南，企图出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相策应。当时武汉空虚，南京震动，急令陈铭枢调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出韶关入湘，以断张、桂军之后。当时，张发奎部已占领长沙，黄绍、白崇禧率领的桂军已抵达浏阳，突闻陈铭枢所部入湘，立即变更作战计划，会师应战。结果，张桂联军被蒋光鼐指挥的广东军大败，张发奎部几乎全军覆没，黄、白所率领的桂军也狼狈退回广西。湖南战事刚结束，蒋、蔡两师又被调往中原，在津浦线与晋系阎锡山作战。由于蒋光鼐、蔡廷锴两师最先攻克济南，扭转津浦线的战局，将蒋蔡两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任命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中原大战后，调十九路军到赣南“剿共”。

初次谋划反蒋

1931年初，与元老胡汉民产生约法之争，一气之下竟将胡汉民囚禁于汤山，由此在内引发了新政争。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联合邓泽如、萧佛成、林森发表通电，弹劾。随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两广将领联合通电，要求24小时内下野。古应芬、陈济棠等人拉拢、孙科等人在广州另立中央，建立广州国民政府，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分立对峙。陈铭枢由于支持，被迫辞去广东省主席职，只身离开广州到香港，并由香港转道上海前往南京。陈铭枢一到南京，就决定派他去赣南，统领十九路军，担任“剿共”右翼军总司令官。对他说：“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1931年6月9日，陈铭枢在赣州就任“剿共”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官，除统辖十九路军外，陈诚、卫立煌、上官云相、郝梦龄、赵观涛等部也归陈铭枢节制。陈铭枢率领的右翼集团军先后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二次、第三次军事“围剿”，但均遭到惨败。其中，在第三次“围剿”中，十九路军在江西兴国的高兴圩被红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2000余人，军部险些被包围消灭。

军事“剿共”的惨败，令陈铭枢与十九路军领导人非常苦恼。陈铭枢深深感到，对红军作战不易，十九路军长期转战，兵力渐感疲敝。而对军事指挥又反复无常，处处瞎指挥，常常直接给各军长、师长下命令，军队被调动后陈铭枢往往都不知道。如韩德勤一师，未通知陈铭枢就被蒋调往进攻红军，以致被消灭时，还不知其陷在何处。另外，又私心太重，赏罚不明。陈铭枢眼见十九路军在“剿共”中屡遭损失，“不能不重新考虑另谋出路”。

恰在这时，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在军队中秘密联络各将领反蒋。由于陈铭枢曾是邓演达的同学和部下，陈铭枢也就成了邓演达秘密联络和争取的对象。经过一番秘密协商，决定利用要陈铭枢出兵广东的机会，率军进入潮州、梅州，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和平，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建立第三势力，以图控制整个局势。邓演达还告诉陈铭枢，陈诚也是他的人，蔡元培也主张反蒋。为了更好合作，邓演达还派其秘书杨杏佛到吉安与陈铭枢密商。陈铭枢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邓演达有群众基础，自己有军事力量，三人合作定可开创一个新局面。然而，就在陈铭枢准备起事反蒋之际，邓演达突然被逮捕，不久九一八事变又爆发。局势的变化，使陈铭枢不得不暂时放弃反蒋计划。

与蒋结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急于寻求与广东和谈。陈铭枢出身粤军，与广东方面有渊源，自然是调停宁粤的最佳人选。于是，决定派陈铭枢等人南下广州调停。粤方、孙科、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和谈条件是：下野，召开四全大会，重新改组政府。并提出，为了保证粤方代表的安全，必须调十九路军卫戍京沪，以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由于向来视陈铭枢为“自己的人”，因此表示同意，并立即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十九路军驻防京沪的调令。

在粤方的坚决要求下，不得不第二次下野。但是在下野前就有卷土重来的打算，他设下重重陷阱，使后来者难于为继。就在辞职当天，他主持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改组江苏、浙江、江西、甘肃四省省政府，以他的亲信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以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另外，行政院各部部长及重要司长，莫不纷纷辞职，无论批准与否，不管是否有人接收，都先一走了事。尤其是财政部长宋子文，带领财政部科长以上人员来了个总辞职，并把财政部档案也带走了。1931年12月15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职，以林森国府主席，以陈铭枢行政院长。12月28日，四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被特任为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

陈铭枢之所以能在孙科内阁担任要职，从来说，是因为陈铭枢长期拥护他，被他视为“心腹”。让陈铭枢代表宁方在新政府中充当要角，可以牵制孙科内阁，并为复出做准备。从孙科来说，是因为他不得不极力拉拢陈铭枢，因为孙科虽然代表粤方组阁，但并没有完全获得粤方尤其是广东将领陈济棠的军事支持，而陈铭枢拥有驻防京沪的十九路军，能为他提供军事保障。

孙科内阁建立后，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每月的财政、税收不过600万元，但军费一项每月需要1800万，不敷甚巨。而下野后，上海的金融、银行界根本就不与政府合作，政府根本借不到钱。各院部、军政机关到行政院要钱的人排着长长的队，就是拿不到钱。外交也陷入困境，日军不仅侵占东北，还在天津、上海等地挑衅。是战是和，毫无进展。

孙科内阁陷入困境，胡汉民、、却袖手旁观，作为行政院副院长的陈铭枢，“大感愤慨”。1932年1月11日，他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万一仨领袖不来，或迟迟其来，重心不立，政府不固，我们也不能等死。大家要一起振作起来，去求我们的生路。”为此，陈铭枢联合的死对头冯玉祥、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帮助孙科组织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国难期内一切政务”。他还在财政上极力支持孙科，主张停付公债本息；在外交上支持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1月14日，得知孙科内阁“主张对日绝交与停付公债本息，而陈铭枢主张尤烈”时，大为恼怒。他没有想到的是，陈铭枢不仅没有牵制孙科内阁，反而大力支持孙科。于是决定亲自出山。

1月17日，与在杭州秘密会晤，达成合作协议，即支持主政，汪则支持重掌军权。1月22日，重返南京，陈铭枢到中央军校去见他。装模作样地对陈铭枢说：“陈长官，我是在野之身，只有听你的了，你怎样处置我呢？”言下之意就是“我现在就要上台了，你能把我怎样”。陈铭枢立即听出了他的话中之话，急忙回答说：“你还是中央三常委之一，我仍是听你指挥的。”于是板起脸说：“国家大事，要彻底的细思，断不是你们这些粗疏贪躁者所能办得了的。”说完便一声不吭。陈铭枢只好告退。

1月24日，、在励志社主持谈话，否定了孙科内阁的对日绝交方针，取消中政会特委会，迫使孙科、陈友仁相继辞职。作为孙科内阁的重要成员，陈铭枢的地位变得非常尴尬。他后来回忆说：“在那几天，中央党部和政府（行政院）的各项会议，我虽然照常出席”，但“要不是有十九路军三万余将士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随时都会步邓演达的后尘，被杀掉。我之所以能够保住一条命，还由于淞沪抗战打乱了重新上台的内外政策部署。”

分道扬镳

1931年11月十九路军进驻上海时，上海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已是十分高涨。日本借口上海的反日运动，在上海不断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日本海军陆战队更是伺机蠢动，蓄意扩大事态。面对日军的挑衅，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指示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上海卫戍司令戴戟说：“如日军向我防地进攻，就原地消灭它。”十九路军召开军事会议，对部队进行严密部署。

就在十九路军秘密准备抗日时，上海市长吴铁城、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说上海时局非常严重，日方提出的条件极为无理，使上海民情激愤，各团体抗日运动高涨，十九路军官兵更是“情绪激昂”，上海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由于认为中日军事实力差距太大，国内又不统一，若与日开战，则“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将全被敌人所侵占”，因而极力强调上海守军“力避冲突”。1月24日，派张静江、杜月笙等人对蔡廷锴说，上海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避免战争，请十九路军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但这一无理要求被蔡廷锴当场拒绝。获悉后，又电令宪兵团前往上海接防驻闸北的十九路军，企图将十九路军与日军隔离开来。当宪兵团到达上海时，十九路军拒绝换防。就在此时，日军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就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开始了。

对淞沪抗战，拟采“一面抵抗，一面预备交涉”的原则，即对日军的进攻稍作抵抗的同时，积极寻求与日方交涉。因此，战争爆发后，面对各界要求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电报，就是按兵不动。直至2月中旬，才极不情愿地派张治中率领第五军赴上海增援。李宗仁后来回忆说：“淞沪抗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但是第五军全体官兵没有完全听从的命令，而是激于义愤，积极参加了抗战。

2月13日，召开军事会议，他对何应钦、陈铭枢等人说：“十九路军已经保持了十余日的胜利，能够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好。”并命何应钦、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说：“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何应钦则更直接地对陈铭枢说：“不要打了，打了十几天也够了。”陈铭枢愤怒地回答说：“前方的将士要打，老百姓要打，我能叫他们不要打吗？”会后，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说，近来有人主张“避免再战，枢极不渭然。十九路军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决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见陈铭枢与十九路军不肯屈服，就秘密派人与日交涉，并命令中国海军不得参战。

2月20日，十九路军与第五军联合大败日军，取得庙行镇大捷。中外舆论哗然，中国人民更是狂喜不已，人民支持军队抗日的情绪，因此达到了空前高涨的地步。然而就在此时，不仅不肯增援上海守军，还主张对日屈服让步。他对、何应钦、李济深、陈铭枢说：“此次对日问题，国联方面尚未能积极，日阁议闻为战费不能决定大出援师。在这样的情势下，我方应该依照原定方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抵抗得有胜利，稍稍退后，即以交涉途径进行。现在我方不可不少示退让，以表示我确有和平的诚意。”的主张当即遭到陈铭枢、李济深的反对，并要求从江西抽调“剿共”的陈诚、卫立煌、谭道源部增援上海。然而，却说：“部队尚未集中，增援部队至少要在十天之后才能到达，至于十九路军的撤退时间，由蒋光鼐、蔡廷锴诸兄查看，自行决定。”对于不肯增援上海，陈铭枢非常气愤，他说：“简直就是在耍流氓，开战已有二十余天，怎么能说部队还未集中呢？”由于日军不断增援上海，而始终不肯再派兵增援，3月2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从上海撤退，淞沪抗战失败。

一・二八淞沪抗战，坐视十九路军失败，使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再次认清了的真实面目，进一步坚定了其反蒋的决心。而此时的对陈铭枢与十九路军也是极为厌恨，因为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不仅戳穿了“对日抵抗，三日亡国”的谰言，而且还反证了在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不抵抗政策，是一个严重的失策。淞沪抗战，令颜面尽失。因此，淞沪抗战一结束，就开始寻机报复陈铭枢和十九路军。4月20日，对蒋光鼐说：“希望你能转告陈铭枢，不要做陈炯明第二。”随后，下令撤销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免去陈铭枢京沪卫戍司令长官职，并逼迫陈铭枢出国考察。5月底，下令将十九路军分别调往各地，企图将十九路军分而治之，遭到十九路军全军将士的坚决反对。蒋又改令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借以实现他使十九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的阴谋。的报复行动，使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加快了反蒋步伐。

由此可见，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后来在福建举兵反蒋，除了受中共和进步人士的影响外，也有其自身的重要原因。自1931年到淞沪抗战，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在政治上与渐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基本上完成了由拥蒋到反蒋的思想转变。而睚眦必报的性格，更坚定了陈铭枢与十九路军反蒋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