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张奖状

我在离休之前，得过很多奖状，而最使我难忘的，还是这张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拿到的老奖状。

那是1953年3月，当时我是大连工农连城中学(大连工学院附中的前半身)的语文教师，没想到竟被评上“优秀教育工作者”。领奖的地点是现在的大连市政府大礼堂，发奖人是当时的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为首的领导。

这张奖状，原是彩色的，高33公分，宽44公分。里面用的全是繁体字，因为那时还未实行汉字简化方案。落款的公章，不是圆的，而是传统的方形，字是竖写的印刷体。所说的“旅大市”，现已改名为大连市。另外，作为受奖人，我的名字中的“深”被误写为“琛”。

这张奖状距今已有53年了，我的工作也几经调动，由大连而沈阳，最终到达铁岭，不但多次搬家，而且还遭遇过“”抄家，不过它却安然无恙，一直在激励和鼓舞着我。其中“积极负责，显有成绩”的评语，成了我永远不忘的座右铭。直到离休后15年后的今天，还在从事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并在1999年荣获国家教育部“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的称号。

我参加革命是在1948年末，刚从北京中国大学法律系毕业。1949年初调回故乡大连做中学教师，被分配在地处农村的全县二中教语文，做班主任。那时还在建国前夕，虽然百废待举，生活很是清苦，但革命形势振奋人心。我本不是学国文的，中学又读的是日本学校，语文根基很差，更没有教学经验。但在校长和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我积极肯干，不怕困难。有几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一是，那时的学校和学制都不正规，我接的那个班共有70多名学生，大多超龄，有的跟我相仿，有的已婚，很不好管理。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我成天和他们在一起。如学生的家大都很穷，所以男生夏天上学都不穿鞋，打赤脚。于是我也打赤脚。这对我来说，不仅是肉体的痛苦，也是意志的考验。由于他们信任我，班级面貌有了明显的改变。二是在转过年，抗美援朝，全国开展捐献活动。那时我们挣的是工分，半供给制性质，所以都是捐的衣物，而衣物当时也十分缺乏。正好头年冬，全市的中学教师每人发一件列宁式的黑色半截大棉袄，我一直都没舍得穿。可是，我毫不犹豫地捐献了，这也给了学生很大的教育。三是毕业时，根据规定有三个去向，即参军、升学、工作。具体指标下到班级，由班主任根据条件进行动员。这是一件十分复杂而有困难的工作。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我班同学全部服从国家分配，无一例外，这在全旅大市也是少有的。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抗美援朝运动中怎样解决班级领导问题》，发表在当时的《东北教育》上。

1952年秋，我被调进大连工农速成中学，即后来的大连工学院附中。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速成学校，用三到四年学完高中课程进入大学深造。这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党员，一部分是来自部队的“小鬼”，如有的亲属毛臻；另一部分是工厂的先进青年工人，如“的好工人”赵桂兰。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但政治觉悟却很高。怎样教好这样的学生，成为老师们的迫切任务。我们语文老师都是一人只教一个班，每周八节课。我的同年级组有四位老师。我们经过多次商讨，决定实行“分科教学”。即把语文课分为阅读、语法修辞、作文三科。我是专教作文的，于是我就集中精力研究如何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方法。如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当堂交卷》，就是经验之一。同时，我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实行“作文答疑”制度，发动学生随时把写作文时的困难和问题都提出来，我有针对性地当面解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我又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印成讲义发给他们，很受欢迎。这就是我后来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文基础知识》，发行全国，先后共印9次，共245000册，还曾被译成蒙文。

以上这些，可能就是奖状上所说的“积极负责显有成绩”吧。确实，就是这张奖状伴着我，一直工作到1990年从铁岭师专离休。这期间，还曾被评为辽宁省劳模。1992年，享受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在职称上，由一个普通教师到特级教师、副教授、教授。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张老奖状。

(作者单位：辽宁省铁岭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