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历史?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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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话语，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存在三处交集：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深度解构；对历史生成性和开放性的强调与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和人类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话语交集背后的深层逻辑却是异轨的，这从反面给今日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两点启示：一要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辩证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何以及如何生产保持高度自省。

[关键词]德里达；马克思；批判；历史；解放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410X（2012）05- 0023- 05

理论界围绕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已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但对其解构话语同马克思到底存在哪些共同点、又在哪些方面根本异质这个问题，既有的研究缺少专门的梳理、归纳和阐释。本文认为，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对历史生成性和开放性的坚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人类解放的想象，同马克思的理论话语具有形似之处。但由于德里达将马克思主义同样视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抛弃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批判和阶级政治，他只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新呈现的主导现象，而割裂它们同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的关联，因此，那些表面上同马克思相似的话语完全溢出了马克思的逻辑框架，不过是西方左翼另一版本的“激进唯心主义”叙事，没有超出孱弱的话语批判模式和自恋式的文化政治套路，反思这一点对当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警示意义。

一、德里达同马克思的三大话语交集

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解构是德里达同马克思的重要话语交集。正如有论者指认的：“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根本要义正是在于反对一切抽象的形而上学本体论”[1](P357）。马克思批判旧唯物主义不是从物质实践的感性活动去理解世界，而是撇开历史进程对物、社会以及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直观。在标志着新世界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人要生产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这一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论证了物质生活的生产、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四重基始性关系，思想、意识和观念只是这些关系的派生物，从而彻底瓦解了一切唯心主义的理论前提及其形而上学本体支撑，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之历史－现实－具体的逻辑基点。

马克思不仅掏空了哲学形态的形而上学体系，也颠覆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后者将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经济现象和关系抽象为超越历史的普适范畴，从而表现出非历史性。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专门以“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为题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指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其理论表现）的历史运动，将经济范畴看作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这样，产品、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2](P138- 140）。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还在于它的非总体思维特征，它没有将经济关系置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总体中进行系统考察，而只是将各种范畴简单堆砌和拼贴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抽象方法，剖析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形成过程，并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总体视域，考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环节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历史趋势，从而彻底解构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逻辑和方法。

德里达将整个西方哲学的共同特征概括为“在场的形而上学”，即“在场”就是形而上学。不论“在场”的形式是物质实体、社会实体、关系、意义、理性还是其他任何抽象的范畴，事实上都预设了某种本体的存在以及在场的优先性，因此，“在场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一方试图优越于或同质化另一方的压迫性知识类型。德里达对“在场的形而上学”的理论解构，重点指向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代表的“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的形而上学”。德里达证明逻各斯与语音中心主义是相互寄生的。由于说与思的“同步性”，语音便成为能够证明真理和意义在场的直接符号，而文字则被视为真理和意义的补充甚至恶意篡改者，是外在的、派生的符号，逻各斯和语音由此居于等级知识体制的中心，形成对文字的霸权。索绪尔的语言学虽然洞悉了语言符号系统的任意性和差异性原则，为打破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提供了可能，却最终倾向于“所指拜物教”，没有跳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窠臼。

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指出，尽管人们总是贬低文字并对其高度不信任，但还是乐此不疲地使用它，这种自相矛盾不是一种外在的矛盾，而正是因为语音不可自我维持，而这又根源于真理或意义的自足性的虚假，因此语音必然要进一步走向在场即文字化。《论文字学》就是通过全面展示文字症候，证明意义（本原）的在场是形而上学假设。在《书写与差异》中，德里达从结构现象学与发生现象学的内在紧张中揭示了结构现象学前提的不自为性，他认为一旦探讨“发生”问题，“他者和时间的构成将现象学指向一个其‘原则之原则’（在我们看来即其形而上学原则：原初自明性和物自身本身的显现）被根本地质疑的地带”[3](P296），所以，“本质直观”仍然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同样要被解构。

德里达与马克思的另一话语交集是关于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解构”的目标是瓦解在场，引入“异延”的生成性和创造性。异延不是现成、在场的差异，而是被延迟的差异或差异的生成，即“在‘不可能决定’的原状态中不断产生出内部（自我）和外部（他者）的差异”的“差异化运动”[4](P88- 89）。异延范畴实际表达了两个核心思想：能指的永恒流动和开放持续生产着差异，因此一切形式的在场都是假象；任何在场都会对能指链造成封闭，因而在场就是禁锢历史。为此，德里达强调：不存在那种单一的、广义的历史，而只存在记载它们的型式、律式和模式的各种“不同”的历史，即相间隔的、有区分的历史[5](P103）。就是说只有叙事和形式差异（即能指）的历史，而不存在历史本体和本质。他曾解释：“‘解构’哲学，……要从哲学不能规定或者不能命名的某个外部来规定这一历史可能掩饰或禁止的东西，因为这一历史是通过这个在某处利害攸关的压抑而成为历史的。”[6](P7）换言之，他“试图举证一种替代的历史模式，通过它来反对把过去的经验本质化，因为在‘解构’看来，这种本质化的结果是把现在永恒化从而遮蔽了未来的开放性。”[7](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