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前与幕后

近年来，关于上海本地青年戏剧人才、尤其是编导人才的短缺的状况，已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2013年初，由上海市戏剧家协会课题小组撰写的《上海戏剧创作和队伍调研课题报告（2010-2012）》中显示，本市9家市级专业戏剧院团，在职编剧人数为23人，45岁以下10人；去年，在中国剧协主办的全国青年导演班招生中，上海青年戏剧导演45岁以下能拿出独立执导剧目的，只有7人。至2013年，这个数字尚未有明显变动。

这一现象同样出现在戏剧演艺人才中，虽说各大艺术学院表演系每年的毕业生很多，但真正毕业后从事表演艺术的青年却很少。仅仅从上海每年表演类专业的毕业生来说，四年学成后的担忧与困惑似乎完全淹没了当年入学时的豪情，当年入学时几乎每个拿到入学通行证的学子都是从二三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对未来演艺之路充满憧憬，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仅上海有超过10所综合性大学设有表演专业（或影视、播音主持专业），每年有近400名毕业生要走入演艺界，还不包括南下海漂的演艺大军。一个比较严峻的现实是，每年的表演类毕业生能进国有院团的不到5%，能参加各个剧组上舞台表演的不足20%，有些非艺术专业大学或大专毕业的表演类学生则会全军覆没，无一人从事表演，就读者成了仅为一张文凭而读，同时也浪费了大量的教育教师资源。

如何改变这样的现状，培养和扶持青年戏剧编导和演艺人员？这个问题已引起了上海文化部门的关注。2013年4月，上海市推出了扶持青年编剧的新举措，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经市委宣传部面对全国45周岁及以下的青年，出台了《青年编剧项目资助扶持办法》。表达了上海市振兴舞台剧和影视剧、长期培养青年创作人才的意愿。

与此同时，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文广局艺术创作中心、上海文学艺术界理论研究室、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上海现代人剧社现正共同策划建立一个文化项目――上海青年艺术人才孵化基地。此项目的主旨是培养和帮助刚毕业的戏剧编导和演艺人员，并为他们提供资金、技术、场地和表演项目等帮助，使他们能更好的在戏剧演艺界发展。

当下国产影视剧、舞台剧创作问题突出，上海市文艺人才培养机制的战略性任务不容回避，创作型青年编剧的培养迫在眉睫，基地的成立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基地成立之初，很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论证。所以就有了本期杂志的专题“上海青年戏剧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发展问题”的思考。杂志拟从现今上海青年戏剧艺术表演、编创队伍的工作状态和发展现状；社会有关文艺单位对扶持青年艺术人才队伍所遇到的困难与瓶颈；上海青年戏剧编创人员紧缺所存在的问题；“上海青年艺术人才孵化基地”对扶持和培养青年艺术人才方面应做出的贡献；青年艺术人才需要怎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来实现自身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追求等问题进行讨论。

杂志希望能为“上海青年艺术人才孵化基地”项目的初建做一些理论方面的思考。

近年来，关于上海本地青年戏剧人才、尤其是编导人才的短缺的状况，已成为难以回避的现实。2013年初，由上海市戏剧家协会课题小组撰写的《上海戏剧创作和队伍调研课题报告（2010-2012）》中显示，本市9家市级专业戏剧院团，在职编剧人数为23人，45岁以下10人；去年，在中国剧协主办的全国青年导演班招生中，上海青年戏剧导演45岁以下能拿出独立执导剧目的，只有7人。至2013年，这个数字尚未有明显变动。而另一个现象是，上海45岁以下青年戏剧演员队伍稳中有升。

当“一剧之本”已成往事

从今年4月的“第三届全国戏剧创作及剧作家现状信息交流会”上情况来看，上海戏剧编创队伍的数字与年龄，整体状况领先于全国，令人稍微欣慰。但是，数字以外，上海戏剧编导人才队伍呈结构性断裂并缺乏优秀的领军人物，还是令人感到焦虑。“40后”沙叶新、薛永璜、黎中城、余雍和、宗福先、彭炳麟、唐葆祥、李婴宁、吴兆芬等人和“50”后罗怀臻、李莉、赵耀民等两代编剧曾支撑起上海戏剧乃至全国30年辉煌的黄金时代，但这些剧作家现在大都依然参与一线创作，这也显示了上海戏剧编剧年龄趋于老化的现状。上海青年戏剧编剧拿出过优秀作品的凤毛麟角。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纵向或是横向的比较，上海戏剧编剧队伍已形成结构性断裂，优秀编剧人才的断代断层与短缺为半个世纪以来之最。

青年编剧龚孝雄感言：编剧行业现状反映出从业队伍的严重萎缩和人才青黄不接，前辈剧作家退休了，中青年还未获得成长。自己从业20多年，作品不少，却没有代表作，只能靠时间来磨砺。在2012年9月中旬上海市剧协召开的戏剧编剧调研会上，汇聚了老中青三代编剧代表，与会者纷纷直陈编剧地位下降。著名编剧赵化南指出，在媒体宣传上，基本不见编剧的名字，这与国外、甚至北京的惯例不同；著名沪剧编剧张东平谈道，戏剧编剧排行“老五”，排在前四位的是：出资方、领导、导演、主要演员。“一剧之本”已成往事。

重台前，轻幕后，在上海戏剧生态环境的第一根链条上已现端倪。笔者在走访上海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时获悉，曾经为上海乃至全国输送了无数一流的编剧人才戏文系编剧专业毕业生的去向堪忧，以最近的两年为例，80名本科毕业生中，绝大多数（60人以上）改行到了媒体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只有不到10人在戏剧院团谋到编剧职位，而这种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据该校一位教授透露，戏文系取消“戏曲写作”课程已近五年，也同时意味着培养戏曲编剧的“种子基地”消亡。但是，相对的，戏曲表演课程却给予学子一些补偿机制，倘若同样运用于培养戏曲专业编剧上，相信这一课程也会为更多有理想的青年入行创造条件。

“养”与“不养”的困惑

应该承认，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戏剧院团频吹“不为所有，但为所用”的“不养”编剧风，而在当下，是否该“养”编剧，依然是个话题。三月中旬，上海剧协召开“2013年度上海戏剧院团创作通气会”，本市13家戏剧院团领导和艺术创作室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多位身兼编剧的与会者还对院团是否应该“养”编剧和如何提供培养编剧的环境等问题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上海淮剧团副团长、青年编剧管燕草认为，院团聘请外援编导，易和剧种本体不接，“编剧和剧种磨合的时间，一般需要十年以上”。上海话剧中心副总经理、青年编剧喻荣军则表示，院团无需在职编剧。上海京剧院院长单跃进提到，“如何养成培育青年编剧的环境与机制”比剧团是否“养”编剧的话题更有价值，戏曲虽然是“小众的语言”，但也未必以夸大它的专业性阻碍跨界的创作。从主抓创作的院团管理者角度，他进而提出这样的观点：对于院团，有文字和舞台经验积累的“剧本编辑”也许比职业编剧更为稀缺。

身兼话剧制作人的青年编剧赵潋和笔者谈道：“国外的编剧是不养的，但是他们的戏剧整体环境很成熟了，社会文化基金对于戏剧的扶持也很完善了，编剧的选择相对比较多。我们的情况是，体制转型并没有真正完善，我们的基金机制、评奖机制等等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观念和模式上，土壤没培育好，种子却先急着撒下去了，然后问为什么老是没收成，无论对在职和兼职编剧都是不公的。”

而即便是所谓在“养”的编导人才，他们的成就感与生存压力也普遍较大。目前本埠院团专职年轻编剧的工资收入均在 2000元左右，不接纳院团以外的创作难以生存。而近年来有关部门加大了对戏曲演出的政策倾斜，并推出了市民公益场等一系列措施惠民，增加了院团青年演员的演出频率，收入相应增加。与编导改行或流失去影视行业的状况相比，队伍相对稳定。一位刚过40的女编剧感叹在职称评定上，演员比编剧的机会更大。此外，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粉墨嘉年华――上海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已历经了四届，集中推出了一批批崭露头角的青年戏曲演员，保持全国的演艺人才的领衔水准；业内人士也同样呼吁，给予青年编导人才一个展示平台，催生人才涌现，重返上世纪90年代前上海戏剧编导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海本地有和全国“梅花奖”匹配的“白玉兰奖”，给予优秀演员荣誉；却没有相应“曹禺文学奖”这样剧作的奖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苏浙两地的启示

意欲探讨本地当下青年戏剧人才的养成机制，我们不得不打开视野关注苏浙两地。青年编剧余青峰来到杭州六年时间，从“三无人员”转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杭州人：分得一套人才安居房，举行了自己的作品展演和研讨会，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出版了个人剧作选，职称也从无级编剧连跳三级，破格晋升为二级编剧，他所创作的剧本获得不少专业奖项。而这样的人才却由于种种原因与上海“擦肩而过”。

相对而言，苏浙两地则学习上海过去吸引人才的经验，给戏剧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环境。在剧目建设上，据江苏省文化厅剧目工作室李明华介绍，江苏省已经形成“写作、培训、评奖和作品推介的有机链，进而形成系统化长效发展的保障机制”，分为：春播，1月年度新剧本征稿（或选题）信息；夏培，5月回收征稿，进行筛选，开办一年一度的“江苏戏剧讲坛”；秋扶，9月组织入选作者，邀请有关专家老师一对一的跟踪辅导；冬收，12月让这一批剧本参加一年一度的省戏剧文学奖剧本征稿评选；推介，来年3月选出5到8部具备上演条件的获奖剧本，向演出院团信息，由省剧目工作室出面推介，或以举办剧本推介会方式进行推介。

来自浙江的经验是，将抓一度创作的职能从宣传管理层回归到艺术研究所，并为一度创作搭建平台，设立奖金机制、让《戏文》回复发表剧本等措施鼓励剧作家创作，缓解每年创作会议参加研讨的剧本出路问题。

上海剧协在今年春季，继续以责任意识助推青年原创，进行了第十四届“新剧本朗读会”。话剧朗读会上的5部作品来自上海剧协与上海戏剧学院等单位承办的上海戏剧编剧高级研修班学员作品。在戏曲朗读会上，两部原创作品出自两位青年编剧之手：沪剧《海上花》（编剧陈力宇）和昆曲《宝黛红楼》（编剧西岭雪）。《海上花》剧本已五易其稿，作为上海唯一入选原创戏曲剧本，编剧陈力宇在6月刚参加完中国剧协在广州举行的高编班的专家辅导。《宝黛红楼》的作者则是一位“网络红人”与畅销书作家，跨界入行戏曲编剧，作为上海剧协面向全国的“高编班”学员，其对《红楼梦》经典的解读具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但是这样一年一度的活动，对于青年整体戏曲创作扶持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

《上海戏剧创作和队伍调研课题报告（2010-2012）》还建议建立院团每年上演剧目中必须保证青年编剧作品占一定比例的制度，为青年编剧提供舞台实践机会和市场机制的适度保护；建议设立中青年剧本基金扶植推动原创，对本土戏剧创作进行“孵化”等，有关部门已有举措，令人欣喜。

其实，参照中国影视盛行过的“导演中心制”与“演员中心制”，忽略了编剧、甚至于“编导演”任何一方，都是瘸着腿走路的艺术格局；而戏剧若长此以往，必将导致舞台整体的塌陷。上海戏曲呼唤原创作品，上海戏剧需要年轻的力量。笔者无意以戏剧人才“台前的繁荣”评估“幕后的荒疏”，而藉此期望形成上海青年戏剧人才更平衡与完善的养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