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案登记制改革:力戒“镜花水月”

在最高院2015年工作报告中，关于推行立案登记制以解决“立案难”的表态引人注目。同时，新修订的《民诉法解释》第二百零八条新增了对于符合立案条件的申请应当登记立案的规定。各地关于立案登记制的实践业已开始。社会各界对此一片叫好。立案登记制改革剑指“立案难”，彰显了改革的魄力和法治的信心。但要避免立案登记制进入现实后显出的“骨感”和无奈。

首先，立案登记制解除了收案的限流阀，在司法改革限定员额制的背景下，造成的结果是案更多，人更少。目前上海一些基层法院法官的人均存案数已经因此上升了两倍。第二，由于立案登记制的形式审查要求，大量原本在立案审查阶段被过滤的证据瑕疵、当事人身份真实性、虚假诉讼、管辖问题也直接涌入业务庭，由业务庭法官处理，增加了法官对于单个案件的工作量。第三，造成“立案难”的因素并没有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登场而改变或消失，立案登记制只是将这些因素的影响力从立案阶段后移到了审理阶段。立案登记制改革消除了当事人“得不到受理”的感觉，但在如此大量的工作压力下，法官仍然需要完成既定的考核指标，如何让法官的工作质量能够有所保障？这将是一个新课题。避免立案登记制改革在实践中沦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形式主义，是必须引起高度注视，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各界对“立案难”的研究早已有之。除了认为法院缺乏服务意识外，最主要的原因可归纳为三点：1、案多人少。绩效考核难以完成，只能自立案限流。2、维稳压力大。公众的误解以及不信任让法院承受着巨大的考核压力，以至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3、行政对于司法，尤其是敏感案件的干预。可见，“立案难”只是表面问题，其背后体现的则是现有考核要求同法院有限的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在2014年的司法改革中，已有部分地区试水取消考核成绩的排名，但并没有改变考核本身。而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公众期望的不断提高，考核的要求并没有降低。立案登记制改革深入推进，必然会触及考核等深层次问题。

但社会上很多人对于立案登记制改革的热情，也许无意中揭示了上述矛盾背后的社会心理，哪怕只是“冰山一角”：司法服务就应当有“服务”的样子，换句话说，司法服务同商业服务应当接轨，它可以自由地被挑选、被定价、被测量。法院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当属无疑，但作为国家机器产品的一部分，其产品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生产过程个性化。面对缤纷的社会生活，司法贩售机式的服务并不存在，司法过程难以量化。第二，列后性。法律代表的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非任何纠纷解决机制的平等选项。第三，独立性。司法服务的“上帝”是法律，因此司法产品相对独立于任何社会个体或团体的主观欲求，无法面面俱到。第四，终局性。没有终局性的司法产品就没有权威性，更无法成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司法服务不能同商业服务相类比，既不能简单移植商业机构的考核于法院，更不能用商业机构的服务理念来要求法院。

因此，在结合实际深入认识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并在实践中完善改革方案的同时，进一步引导社会对司法服务的认识和看法，从制度上和心态上就“立案难”问题进一步对症下药。从制度上而言，应当抓住司法改革的机会，重视法官助理等人员的作用，提供更好的保障以平衡法官的供给质量。同时探索多样化的司法服务渠道，比如赋予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纠纷解决机制更多的法律效力，尝试特定案件的人民调解前置，发掘公民自治的潜能。从心态上而言，必须接受司法服务的特殊性，走出将司法服务商业化的心态。也许只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立案登记制才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