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 默默奉献

今年是胡乔木同志诞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许多往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从1979年到1984年，我给乔木同志当秘书，在他身边整整工作了五年。这五年，正是我们党处于拨乱反正、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也是改革开放艰难起步的阶段，各项工作千头万绪。

乔木同志开始作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后来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分管思想、理论与宣传方面的工作和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任务极为繁重。

1979年我刚去时，他正在主持起草国庆30周年纪念会上叶帅的讲话，紧接着就是负责起草历史决议(从1979年10月至1981年6月，共20个月)、修改宪法(从1980年9月至1982年11月，共26个月)、修改(从1980年1月至1982年9月，共32个月)、起草十二大政治报告(从1982年5月至10月，共5个月)。这些起草任务，多半是齐头并进或相互交叉，延续时间很长。这期间，还穿插着其他重要文件、讲话、文章和评论的起草和修改。在党史和文献编辑出版方面，他还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撰写、著作的编辑出版和《邓小平文选》、《选集》、《刘少奇选集》、《选集》、《任弼时选集》的编辑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上述工作中，乔木同志所表现出的卓越才能和崇高精神，常常使我敬佩不已。他学贯中西，知识渊博，思想深邃，文辞优美，不愧为我们党的大学问家、大理论家和“党内第一支笔”。作为他的秘书，我深感难以胜任，学识和文字能力都不能适应乔木同志的要求，只能帮他做些具体事情。对我来说，这五年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大的五年。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忘我地为党操劳、为民分忧。他那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品格，深深感动了我，教育了我，让我终生难忘。

可说的感受很多，我仅就他在起草文件过程中的一些突出贡献和动人事例，作一简要回忆。

忍受病痛，主持起草、修改历史决议

大家知道，在我党历史上有过两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决议。第一个是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个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乔木同志是这两个历史决议的参与者，对这两个决议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第二个历史决议，他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主要负责起草小组的工作。经过20个月的紧张奋斗，圆满地完成了党中央交办的起草任务。

起草工作从1979年10月开始。最初几个月主要是查档案，看材料，做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为了集中精力起草历史决议，乔木同志带领20多人的起草小组先后住在新六所和玉泉山。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为了达到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求，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挑战身体的极限。他给起草小组作过33次长篇谈话，对历史决议稿作过九次大的修改，至于小的修改就不计其数了。有些难写部分和段落，乔木同志总是亲自动手，做出示范。

从起草历史决议一开始，乔木同志就向起草小组提出，起草这个决议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为什么发生“”?二是思想的实质是什么?不答复这两个问题，决议就失去价值。

关于思想，他首先把思想同的思想加以区别，把思想同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他说：“我们现在要把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思想加以肯定，对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也就是说，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不包括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在内。作了这样的区分，确立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得到了正确的解决。乔木同志想出了这样的解释以后，非常高兴，立即跟我谈了。并说，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想，困扰了我半年多了，现在总算解决了。随后他就在1980年7月3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得到大家的赞同。当天开会回来后跟我说，大家听我讲后都说这样一区分，简单明了，很有说服力，都能接受。

然后，他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党建六个方面扼要评述思想的内容，并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概括为思想的三个基本点和灵魂，回答我们讲坚持思想，坚持什么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乔木同志概括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

关于“”，是决议最难写的部分。起草小组的同志写过多遍，他都不满意，认为起点低，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写法上也不像历史决议，而像大批判稿，于是他亲自动手写。当时已是8月中旬，中央要求必须在8月底完成历史决议稿，9月份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时间很紧。所以他夜以继日地写了十多天，终于按期完成。在这个稿子里，他对“”的过程分段作了评述，对重大事件和主要论点作了概括，对“”的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作了判断，对的严重错误、主要责任以及与、反革命集团的区别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发生的原因和犯错误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剖析。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充分显示了乔木同志深厚的理论和文字功底。

乔木同志为了写好这部分决议稿所付出的辛劳及忍受的病痛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乔木同志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中年做过胃切除三分之二的手术，到了70岁的时候又做了胆囊切除手术。由于长期用脑过度，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他的工作和休息，完全靠药物来调节。上午工作时，要服兴奋剂；中午休息时，要服镇静剂；下午还得服兴奋剂，否则无法工作。尽管这样，有时定量服药也不起作用，于是就加大药量，造成恶性循环，带来很大痛苦。

大约在1980年8月20日左右的一个夜晚，我和乔木同住玉泉山五号楼，一觉醒来，听到隔壁乔木卧室里有动静。我打开灯看表，已是凌晨3点钟了。于是我推开他的房门，他正在桌边看书。我问他为什么还不睡觉，他说前一天写稿子太紧张，吃药也不管用，睡不着，躺着难受。我劝他还是躺下休息，可是到了5点钟，他又起床出去散步了。早饭以后，他躺了不到一小时，就起来服兴奋剂，又开始工作了。到了中午，他通常是12点吃午饭，12点半躺下休息一小时，可是那天不到1点钟就来敲我的门，说他上午服兴奋剂过量，非常难受，怎么也睡不着，要我陪他到院内小湖里划船。8月的夏天，中午十分炎热，在烈日下划船就像烤火一样。我们划了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看到他坐卧不安的样子，我心里十分难过，也十分感动，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他当时已是年近七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可是为了党的事业，还是这样耗尽心血，拼命地工作。

1980年10月，中央组织4000多名高级干部对历史决议稿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之后，乔木同志又带领起草小组开始新一轮的紧

张修改。1981年1月12日，陈云同志得知乔木抱病修改历史决议的情况，在一天之内，三次催他立即去外地休息。乔木当晚致信陈云，除表示对陈云“极为感激”之外，还告知自己因承担《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判决书的修改工作，不能马上离京休息。直到1月25日，他才离京去南方。

在休息期间，他仍要起草小组将决议修改稿送他审阅。3月16日，他从昆明打电话给邓力群，详细谈了他对2月23日修改稿的意见，并提出新的修改方案。3月18日，邓力群、吴冷西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乔木的修改方案，得到小平同志的肯定，并说“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乔木得知小平同志意见后，一方面要起草小组按他提出的方案进行修改，另一方面从昆明到武汉作短暂停留后于3月28日赶回北京。从4月16日到26日，他全力以赴地对决议稿精心修改，一切会议和活动都不参加。由于连续十天紧张工作，当改到第六部分(共八个部分)时，他的腹部突然剧烈疼痛，不得不于4月27日住进305医院。经医生检查，诊断为胆囊炎急性发作，需要做胆囊切除手术。

5月9日，胡乔木的病情报告送到了中央办公厅。5月13日，中办副主任冯文彬打电话给我，转告耀邦同志意见：“对历史决议要乔木同志不要操心，一切服从医院治疗；现在的历史决议稿基本上差不多了，重点在六中全会后和决议公布前，到时仍请乔木同志把关。”我转告耀邦意见后，乔木表示：“在这紧要关头，我不能丢下决议去治病。”于是他硬是忍着疼痛又用三天时间把决议稿修改完。5月14日，乔木将修改稿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完后即于5月15日找、胡乔木、邓力群谈了几点意见，乔木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又作了修改。直到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后，他才从305医院转到北京医院，并于5月22日做胆囊切除手术。

手术之后，他虽然躺在病床上，但脑子里仍在琢磨历史决议。一周后，他几乎每天都要我把他想到的修改意见转告起草小组。半个月后，他身体尚未恢复，为了参加六中全会预备会议对历史决议的讨论，就提前出院了。他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忘我的工作精神的确令人敬佩。

不辞辛劳，抓宪法修改工作

在起草和修改历史决议期间，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胡乔木任秘书长，具体负责修改宪法的工作。因当时忙于起草历史决议，他就抽出几天时间，把修改宪法的工作班子和先期准备工作做了安排，把修改宪法的任务交副秘书长胡绳、王汉斌先行负责，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更为紧迫的历史决议的修改、加工上面。

1982年宪法的修改工作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当历史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后，从1981年12月开始，乔木同志又回过头来抓宪法修改工作。这时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在彭真同志(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下已初步完成。于是乔木同志对草案进行认真修改，并对宪法结构、设立审计机构、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在农村恢复乡政府、切实实行义务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采纳。

关于宪法结构，中央书记处1982年2月讨论时发生分歧。有人主张：在第一章“总纲”之后，接着写“国家机构”，然后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乔木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总纲”的补充和继续，“国家机构”是程序问题，是为“总纲”和“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实质问题服务的。因此，“权利和义务”应该放在“国家机构”之前。经讨论，意见没有统一。当天下午，他让我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王叔文：请尽快把世界各国宪法中的“权利和义务”查一下，看看哪些国家放在前面，哪些国家放在后面，简单列个表，明晨9点送到。王叔文等查了111个国家的宪法，其中有101个国家放在前面，只有10个国家放在后面。乔木随即把这份材料送中央常委同志阅。2月17日，小平同志找彭真、胡乔木、邓力群谈宪法修改问题。他说：“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

乔木同志特别注意发挥法律专家的作用，虚心向他们求教。1982年夏天某日，他对我说，钱端升是一位对比较宪法有研究的专家，已八十多岁了。接着让我陪他冒着酷暑，亲自去钱家拜访。他同钱老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请教了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回来以后，他又要我通知张友渔，以后研究宪法修改时，尽量请钱老参加。

乔木同志对语言文字的运用向来是非常考究的。他多次向修改班子提出，写法律条文不同于起草文件，文字表达一定要格外准确、严密。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对宪法草案提出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于是，他一方面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反复推敲，另一方面又请了二十多位法学和语言文字专家逐条、逐句、逐字挑毛病，收到良好效果。

“竭尽气力”，起草十二大政治报告

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修改宪法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起草十二大政治报告的任务又提上日程。1982年4月22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十二大文件的起草工作由、胡乔木共同主持，具体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邓力群协助。5月5日之前，起草班子到玉泉山集中，6月底以前交出初稿。遵照乔木的吩咐，当天下午我即找邓力群商量起草班子的成员，提出了一份十多人的名单，并随即送耀邦同志审定。

名单确定后，乔木同志于4月24日把袁木、郑惠两人找来，谈了对十二大报告的要求和起草工作的打算。他说：“十二大报告既不同于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也不同于国庆三十周年叶帅的讲话，要求理论性强，有文采，有新意。既要讲清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又要指明前途，给人以信心。”他交代：下午就通知起草小组所有成员到玉泉山集中，先分头到有关部门开座谈会，做些调查研究，听取他们对十二大报告起草的意见和建议，然后我们再共同研究。谈话以后，起草班子就按乔木同志的部署行动。他本人也找姚依林等人，听取他们对十二大报告经济工作方面的意见。

5月1日晚，乔木同志在玉泉山5号楼召集起草小组开会，先听取他们汇报到各部门调查研究的情况，然后讲了他对十二大报告的构想。

从5月6日至5月8日，胡乔木同一起，在玉泉山五号楼召集起草小组全体成员开了三次务虚会。然后动手起草报告。一周后，围绕初稿展开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精神文明建设，一个是经济问题。精神文明问题，主要由乔木同志主讲，大家没有不同意见。但讨论经济问题时，乔木和耀邦同志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三个：一是发展速度问题；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三是消费与积累的关系问题。乔木同志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轻声细语、对人温和的瘦老头，可是在内部讨论涉及重大问题时，却无话不说，敢于直言，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正确的，从不轻易放弃，有时坚持到固执的程度。耀邦同志也是心无芥蒂、直来直往、从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两人在讨论中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乔木同志言辞尖锐，动了感情。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心中不免有些担心。会后我劝乔木发言不要太尖锐。他说：“我和耀邦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们之间的争论都是为了党的工作。”后来我想了想，乔木同志确实是个“正道直行”的人，当年给当秘书时就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同争论，这是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的。这次他同耀邦同志发生争论是很正常的事，说明我们党内民主生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恢复和发扬，也说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个探索和认识的过程。

此后，乔木同志带领起草小组对报告稿进行反复修改，力求从内容到辞章上都能达到小平、陈云等同志的要求。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6月中旬才改出一稿送各位常委审阅。他确实累极了。有一天他躺在五号楼前的草地上，有人见了奇怪，问：“乔木同志，你怎么啦?”他答：“我有能源危机，要接点地气。”

在起草十二大报告的过程中，正碰上乔木同志七十寿辰。6月1日晚，写作小组在玉泉山和乔木同志及其家人一起聚餐，耀邦同志特地送来几瓶葡萄酒，、胡启立、陈伟达等同志打电话表示祝贺。席间，郑惠、李慎之朗诵了他们各自写的诗，邓力群讲了几句话，说乔木同志忧党、忧国、忧民，为党的事业操劳，值得学习。

就在七十寿辰的前夕，乔木同志写下了七律四首《有所思》，并于当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以旧体诗的形式回顾过去，总结人生，展望未来，抒怀。从“七十孜孜何所求”开头，到“不尽愚公到有期”结束，说明他一生为党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工作，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利益，而是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为实现党的目标和宗旨奋斗不止。

七十岁以后，乔木同志又用“小车不倒只管推，车倒扶起往前追”的精神奋斗了十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忠诚地实现了他在《有所思》中向党和人民立下的誓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