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育英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上海市戏曲学校培养的一批戏曲新星成为各剧种挑大梁的名角。其中尤以青年京昆演员最为突出，如京剧的李炳淑、杨春霞、孙花满、朱文虎、齐淑芳、马博敏、方小亚、赵国华、张达发和章晓申等；昆剧的计镇华、华文漪、蔡瑶铣、梁谷音、岳美堤、蔡正仁、张洵澎、王芝泉、刘异龙、张静娴、张铭荣、方洋、段秋霞、姚祖福、周志刚和袁玉城等。他们风华正茂，行当齐全，成为新中国最耀眼的戏曲明星，驰骋舞台达半个世纪之久。

饮水思源。这些名角的成长、成熟与成功，是与以俞振飞大师为首的众多戏曲教师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分不开的，更是与戏校老校长――著名戏曲教育家周玑璋呕心沥血、办学施教分不开的。尽管他离世已25周年，但戏校师生依然在怀念他，怀念他超前的思想，超常的胆识以及敢做敢为、敢拼敢赢的精神。

周玑璋办学，有一个明确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出人出戏，振兴戏曲，培养戏曲大家”。以此为目标，也以此为动力，周玑璋始终保持一股办学的“狠劲”与“拼劲”。同时，他还有一套科学有效的教学原则――“全面发展，因材施教，普遍培养，重点提高”。这十六个字，互为关联，互为因果。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周玑璋强调在严格制订、实施教学计划的同时，须把握不同年级、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变化与特殊要求，因材施教，使其得到长足而全面的发展。一旦发现学生“归行”学习有问题，就立即作出调整，使其“对路”，人尽其才。计镇华原学小生，后改学老生；刘异龙先学老生、小生，后学花脸，但以“丑”行最出色，最后归为“丑”行。这些例子，都是周玑璋因材施教、重点提高的成果。

周玑璋强调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认为学校一定要让学生有演出实践的机会，一定要为学生提供演出剧场。当时学校的财政有困难，周玑璋便率领师生在戏校边上的文化广场9号门内，因陋就简地建造了一个实习剧场，平时在这里排戏，每逢周六、日对外公演。由于场地狭小、设施简陋，而剧场的顶部呈圆形，这个剧场于是被老观众们称为“蒙古包”。

不拘一格选用人才，是周玑璋成功办学的重要经验。招生时，周玑璋坚持实事求是，对“出身不好”但业务条件突出的学生照收不误，不搞“唯成份论”。聘教师时，周玑璋坚持“名师出高徒”的原则，遍访名师，求贤若渴。他将当时已散落各地的“传字辈”老艺人如方传芸、郑传鉴、沈传芝、朱传茗、华传浩、张传芳、倪传钺、周传沧、薛传钢、王传渠以及邵传镛、盖春来等一个个调入了戏校；从各地调来了言派传人言少朋，余派老生张文娟，余、言派老生张少楼，梅派青衣杨畹农、魏莲芳，程派青衣李蔷华，金派王玉田，老旦李盛泉，花脸陈富瑞，武生及刀马旦王少楼、李盛佐、李君庭，名丑阎世喜，武旦松雪芳，花旦黄玉麟，老生沈金波等京剧名家。另外，曾为梅兰芳操琴、当时在中学任教的卢文勤，曾为梅兰芳吹笛、有“笛王”之称的许伯遒、朱世锦、包埭华等都被周玑璋盛情邀来任教，他们来校后不仅教京胡、笛子等戏曲音乐，还教授戏曲声乐和字画创作，使京昆学员受到全方位的艺术熏陶和启迪。

周玑璋善于从宏观角度审视京昆大班的演员阵容，以人为本地解决“尖子”学生与行当配套齐全的问题，及时填空补缺，调整充实，发现人才，做到人尽其才。他发现昆班旦角多，便把其中具有“尖子”潜质的杨春霞调整到京大班。毕业公演时，杨春霞大显身手，后又在《杜鹃山》扮演柯湘，独挑大梁，足见其慧眼独具。他又发现京大班中缺老生和武旦，于是招收基础条件较好的朱文虎和齐淑芳作为插班生培养，朱文虎在《海港》中扮演码头工人马洪亮，形象出色；而齐淑芳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小常保，同样可圈可点。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为提高学员的文化修养，周玑璋还延请复旦大学的中文教授专为实验剧团团员教授诗词和古典文学。这批青年出道后，许多成了“才子”“才女”，撰文著书。

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是周玑璋成功办学的有效方法。周玑璋经常邀请名伶、名家来校作短期教戏、排戏和演出，如遇他们来沪公演，便不失时机地组织学生观摩学习，使他们扩大眼界、增长知识、提高悟性。周玑璋陆续请来的名伶、名家众多，有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袁世海、李少春、李万春、叶盛兰、梅葆玖、梅葆h、筱高雪樵、侯喜瑞、李盛斌、李瑞来以及李玉茹、童芷苓、张美娟、齐英才等。同时，根据行当和戏码的需要，周玑璋还派学员外出向兄弟院团的名师学戏，如派昆剧演员到“浙昆”学习《十五贯》， 派花脸演员到“北昆”求教著名花脸演员侯玉山，派旦角演员到“浙昆”向姚传芗学习《寻梦》、小生演员向周传瑛学习《西园记》，让老旦演员赴京拜李多奎、李金泉为师等等。周玑璋还经常让学员与大师、艺术家同台演出、同拍电影。在梅兰芳与俞振飞合拍的电影《断桥》和《游园惊梦》，俞振飞和言慧珠合演、合拍的电影《墙头马上》，张君秋与俞振飞合演、合拍的电视京剧《玉堂春》中，他都派高材生任主要配角、宫女、龙套。1958年，戏校的部分学生参加了由俞振飞、言慧珠等组成的中国艺术团赴欧洲演出。周玑璋为学生们与大师同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学生们在与大师的直接接触中受到启迪，得到感悟，大大增进了自己的阅历和艺术水平。

严抓校风、从严治校，是周玑璋成功办学的必要保障。周玑璋办学之严格、之严厉，在文艺界、教育界都是有名的。戏校的校规明确禁止学生谈恋爱，一经发现立即开除。一次，相关部门发现“昆大班”中有一对学生接触较多，有“恋爱”苗子，给予教育规劝无效。周玑璋当即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开除这对恋人。有人不解，觉得周校长的措施过于严厉，周玑璋正色说：“学校的教材本身就涉及才子佳人、公子小姐――这是戏！让学生把在课堂上学到的戏用到生活里去，那还了得！此风不纠，戏校不就成了培养谈恋爱的学校了吗？”不仅对学生是如此，周玑璋对那些刚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同样如此，他不允许青年教师在学校里谈情说爱。有一对青年教师在逛马路时远远看见周校长，双双撒腿就跑，可见周玑璋治校、管理的威严。实际上，周玑璋提倡教师晚婚、晚育，自有深意。他说：“要是你们毕业后就谈恋爱，然后结婚、怀孕，挺着个大肚子，势必会影响你们的艺术青春与艺术生命，不免辜负了国家对你们的培养。所以，搞文艺的要有个人牺牲精神，先把事业搞上去，再谈情说爱也不晚。”在老校长的谆谆教导下，许多京昆演员毕业后仍然长时间钻研事业，将个人婚姻放在以后考虑。

虽然在教育上极其严格，但周玑璋在生活上对学生爱护有加。他以长者风范对待学生，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学校的伙食标准较高，学生每天一瓶牛奶和点心，晚上睡觉则有专门聘请的保姆照顾，还有练功服和练功鞋。这些都出自周校长的精心安排。1961年前后国家经济困难，周玑璋从市委领导那里争取到了每人每天增加一个鸡蛋的特殊照顾。京昆大班毕业的工资定级突破了中专水平，毕业生们享受了研究生的工资待遇，这也是周玑璋专门打报告经市委批复得来的，实属不易。

周玑璋还是一位著名编剧。他创作有新编京剧《唐太宗与魏征》，并与汪一鹣合作改编昆剧《拜月记》，与陆兼之和冯少白合作将《红色娘子军》改编为现代昆剧《琼花》。由于深知一剧之本的重要性，周玑璋特地委托上海戏剧学院创办了一个戏曲编剧班，专门培养编剧人才，他兼任班主任亲给学员上课。这些学员毕业后都成了戏校和剧团的主要编剧，如黎中城、方家骥、余雍和、薛允璜等，他们为上海和全国剧坛贡献了众多精品佳作。

为把戏校办得更有特色、更有风采，周玑璋还特邀编剧、名导为俞振飞、言慧珠两位校长和京昆剧团写戏、导演。1958年，他请来著名编剧苏雪安改编元杂剧《墙头马上》，并请著名话剧导演杨村彬执导，并于次年组织由俞、言领衔主演的《墙头马上》晋京参加建国十周年献礼演出，受到中央领导和首都观众热烈赞赏，时任文化部长的夏衍并指定将这部好戏拍摄成电影。1963年8月，周玑璋带队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昆剧《墙头马上》，夏衍亲临长影，对电影剧本进行了修改润色，还指令用德国进口的胶卷拍摄。1964年1月底，电影拍竣，夏衍约请曹禺、田汉等专家一同观赏，赞赏有加。田汉并当即挥毫“墙头马上好姻缘，再霸舞台二十春”赠给俞、言两位。

1964年，昆剧现代戏《琼花》邀请歌剧名导李世仪导演，为青年京昆剧团排练演出，在广州连演连满100场，获得极大成功，受到了、 陶铸和夏衍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琼花》和《墙头马上》邀请名编剧、名导的成功范例，遥开了当今戏剧舞台邀请名编、名导、名演员联合创作的先河。

周玑璋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文化工作，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拥有较深文化底蕴的戏剧家。不过，他为人却很低调，淡薄名利，高风亮节。在戏校，凡涉及教学、创作、演出等各种宏观和微观的事情，他总是当仁不让，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凡遇到出头露面的事情，他都请俞振飞、言慧珠和陈洛宁等出面，自己则退避于后。他有着特殊的性格和做人准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笔者在戏校工作了25年，与周玑璋、俞振飞、言慧珠、陈洛宁诸校长接触较多，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受益良多，难以忘怀。今年是周玑璋诞辰105周年，谨以此文缅怀和赞颂周玑璋的办学功绩和高尚品质，期冀周校长的师德学风能在新时期的戏校发扬光大，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出类拔萃的戏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