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报》“凤翔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报道的框架分析

【摘要】本研究结合框架理论对《华商报》“凤翔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报道进行分析，从高、中、低三个框架结构分析得出报道主要突出了“责任政府”的框架。并进一步讨论了该报如何实现“责任政府”框架的建构，以及该框架存在的不足。

【关键词】《华商报》 血铅事件 框架分析

一、问题提出

2009年8月初，陕西省凤翔县曝出138名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引起了陕西省乃至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陕西省当地的主要都市报《华商报》对凤翔血铅事件进行了详尽的跟踪报道。

塔奇曼认为新闻是人们认识世界的窗口，人们通过这个窗口来认识、了解世界。①作为民众了解“凤翔儿童血铅超标”事件的重要信息来源，《华商报》是当时人们认识该事件的一扇窗户。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该起环境突发事件中《华商报》相关报道的框架特点及其对传统媒体突发事件报道的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源于人类学家贝森特，社会学家高夫曼的著作《框架分析》首次将 “框架”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其后“框架”理论成为大众媒介分析的重要方法。②

潘忠党认为，所谓框架，就是新闻报道的主题，也就是主要报道角度。③台湾臧国仁先生则进一步将框架划分为高层次结构、中层次结构和低层次结构。本文将主要根据臧国仁先生的观点进行“凤翔血铅报道”分析。

（二）报纸选择

本文选择的《华商报》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都市类报纸。凤翔血铅事件，是陕西2009年较大的突发事件，引起了陕西省政府、民众的普遍关注，而地方主流都市报《华商报》是民众了解此事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

（三）时段限定

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凤翔在2009年的3月就有当地儿童检验出血铅超标，而在2009年8月初陕西凤翔数百孩子血铅含量异常，村民围堵冶炼厂，自此凤翔血铅事件全面爆发。本研究的时间限定为2009年8月期间《华商报》对凤翔血铅事件的报道。8月6日事件爆发，8月23日事件逐渐平息。其中8月6日、7日、8日、12日、15日、16日、20日、21日、23日对血铅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基本完整覆盖了事件从爆发到基本处理的全过程。

（四）分析单位

《华商报》在8月间对凤翔血铅事件的所有报道，消息、评论、图片等都在本研究的考查范围之内。期间《华商报》对该事件进行了9天的报道，以单篇的作品（新闻或评论）为单位。

三、研究发现

（一）高层次的框架分析――媒体对事件的定性

高层次的结构框架指的是媒体对事件的定性。④在本研究中，即《华商报》对“儿童血铅超标”事件的定性。

首先，最能彰显报纸立场的是评论。《华商报》在8月6日开始报道该事件，并配以2个专版对血铅事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报道，在当天的评论版的头条发表了《将“血铅超标”办成突发事件应对典范》，其中写道“以重金属中毒事件发生之紧、当地村民反应之烈、影响面之广，此次发生的儿童集中血铅超标事件可看作一起‘环境突发事件’”。可见报道的第一天《华商报》便将“血铅事件”定性为“环境突发事件”。并且在行文中写道事件的处理“会在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实践方面树立典范”。

其次，看专版报道的名称，专版的命名也体现媒体对事件的定性。6、7、8日三天专版的名称为“凤翔138个儿童检出血铅超标追踪”，其后的12、15、20、21、23日换成了“凤翔长青儿童血铅超标事件追踪”。从专版和后续报道的命名上，可以看到《华商报》采用了较为客观的立场，凸显了新闻事实，即儿童血铅超标。

此外，新闻标题也是媒体对事件看法的体现。头版标题是媒体对事件核心的萃取，不仅体现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也表现了媒体对事件的定性。

头版相关的8天的新闻标题中有4天的主语,即50%是各级政府部门，从报道的标题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了凤翔县、宝鸡市、陕西省三级政府对“血铅事件”的关注逐级提高，并快速行动采取措施解决该突发事件。政府部门针对血铅事件的相关当事者展开了工作，一方面请环保部门对疑似污染源的东陵公司进行检测，以确定污染源，另一方面对受害百姓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普查，并逐步开展搬迁和儿童转学工作。在37%以儿童作为新闻主标题的报道中，如“儿童免费治”、“儿童选择学校”等新闻，凸显的仍然是政府采取措施给儿童免费治疗、让儿童选择学校。可见大部分以儿童为主语的头版新闻标题，体现的还是政府的作为。

综合评论、头版标题的信息，可见《华商报》对“血铅事件”定性为了“环境突发事件”，同时凸显了突发事件中“政府应对”的框架。

（二）中层次结构框架分析――新闻报道的主题选择

中层结构由以下环节构成：主要事件（报道的核心）、归因（推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历史影响、评估及描述等。⑤结合这些要素和根据本研究的特点、实际情况，本文将《华商报》相关报道（除评论），归为以下新闻报道主题。划分的依据是每篇报道的小标题归纳出一个主题。每个新闻主题分布如表1所示。

从上表的统计中可以看到，《华商报》报道最多的六个主题分别是血铅危害及防治知识、治疗血铅儿童、儿童普查血铅、解决儿童就学问题、解决搬迁问题和检测找寻污染源。

报道最多的六个主题中，“血铅危害及防治知识”只是8月6日一天多次提及的主题，此外，质疑环保部门、地方政府和工厂选址的主题也各有1次，剩下的5个主题则是贯穿于报道的始终，因此可以归纳为“对儿童村民的救助”、“对污染源的确认和处置”两大主题。那么《华商报》是如何完成这两大新闻框架的建构？

1、突出政府对儿童、村民的救助

（1）对血铅超标儿童的重视。报道中注意突出政府服务信息。8月6日、7日、8日、20日的报道，一个共同主题是政府对学前儿童普查范围的扩大。以8月8日为例，《华商报》的头版头条是《凤翔血铅事件超标儿童免费治》，而该新闻的正文版面标题的引标是“凤翔138个孩子检出血铅超标”。138个儿童血铅超标也是一个重大新闻事实，却没有成为头版的标题，报道选取政府买单成为了头版头条，《华商报》通过这种编排突出相关政府部门的作为：对血铅超标儿童是关怀备至，倾全力救治血铅儿童。

（2）迅速解决搬迁问题。8月8日，即《华商报》开始报道事件的第二天，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搬迁问题，当天的正文标题是《首批搬迁准备月底前完成》，并从报道中得知计划用4年内搬迁完毕。8月12日的新闻标题是《搬迁时限提前了两年》、《政府出资帮425户1803名村民两年内完成搬迁》。报道标题的重点放在了时间的缩短上，从计划用4年时间完成搬迁，到缩短为2年，强调了政府在解决搬迁问题的迅速作为。同时12日的标题显示搬迁的费用仍然由政府买单。

（3）弱化负面事件。在搬迁问题上与政府相关出现了一条重要负面信息，但《华商报》仅在20日的报道中以短小篇幅给予披露――“在东岭公司建厂时，就曾与凤翔县政府签订协议，约定投产后政府负责在三年内将工厂附近500米内的住户全部搬迁。但时至今日，除了厂区内居住的156户村民搬迁，其余425户村民还未搬迁。”

从该负面新闻中可以看到当地政府对于事发前群众搬迁问题的拖沓，也是今日儿童血铅超标的一大原因，而《华商报》没有对该事件进行跟踪报道。

《华商报》在搬迁问题上，报道了负面事实，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但在操作上采取了突出政府作为，弱化政府负面信息的框架。

2、建构积极的政府形象

相关的报道如8月7日宝鸡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三点意见第二点中强调正确对待并欢迎媒体监督，8月12日凤翔县政府昨日召开“长青儿童血铅超标”事件新闻会对“血铅事件”的处理意见：“宣传部门要组织、配合媒体及时、客观、公正地披露相关信息，”。《华商报》对于以上内容都给予了完整呈现，向外界传达了政府积极接受媒体监督的形象。

（三）低层次结构分析框架――报道中事件的各方形象

低层次的结构分析，例如字、词、句的选择，框架可被解释为一组特殊的短句、暗喻、标语或视觉影像。⑥本研究采用对相关对象进行描述的高频词、关键词进行分析。

从报道的高频词汇里的“紧急”、“公开”、“客观”、“积极应对”等字眼中可以看到《华商报》对责任政府、阳光政府的形象塑造，后期对地方政府增加了“问责”的框架。

报纸中对于企业形象的用词，既传递了企业自身质疑的声音如“说企业超标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后来的新闻会上企业“鞠躬致歉”、“配合搬迁”也建构企业敢于担当的形象，较为客观。

报道对当地村民，主要采用了“恐慌”、“担忧”、“激动”等高频词汇，描绘出了村民的焦急心态。但不足的是，之后对于村民作为新闻信息源的报道较少，没有较多体现民众的需求。

另外一个研究发现是，《华商报》较好地发挥了社会教育功能。8月6日的报道中采用了较多篇幅并以“血铅危害”、“血铅防治”等标题普及了血铅的后果、防治、和排铅的知识。同时还有一篇小文章取标题为“连续两次超100毫克/升才为超标”普及了血铅的测量标准知识。该系列小知识，给民众普及防范血铅超标的常识，体现了传媒的社会责任。

三、从“责任”到“问责”框架带来的思考

危机事件中，政府的作为是解决事件的关键。《华商报》通过报道叙述了政府的行动，对政府的系列作为以头版和主标题的形式进行了议程设置，主要建构了“责任政府”、“阳光政府”的框架，起到了稳定民心、积极引导舆论的作用。

但报道的基调也有一个转折即从16日开始增加了一个“问责”地方政府的框架。

8月16日的报道中一个小标题“疑惑”部分透露了这样一种信息：东岭公司介绍，在企业入驻工业园前，已经将1500万搬迁费交给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拿了搬迁费却没办好搬迁工作。《华商报》当天的评论《血铅事件：问责“貌似无责”的责任者》强调第一个要问责的是“作出承诺却未能履责的当地政府”，由此开始了对当地政府的批评“问责”。

这两种框架的转换，引起了对突发事件中如何建构政府形象的反思：事件初期，媒体出于舆论导向的客观要求，会习惯性地采取宣扬政府工作的框架，以《华商报》为例，前期一直强调“阳光政府”、“责任政府”，而直到事件的深入才发现当地政府也有失当之处，不得不将报道框架进行适度调整，要求“问责”。

因此，即便是在危机事件中对政府形象的建构，也必须摒弃以往先入为主的宣扬观念，遵循新闻客观性原则，切忌轻易给事件各方贴标签。

参考文献

①[美]塔奇曼 著，麻争旗、刘笑盈、徐扬 译：《做新闻》，华夏出版社，2008：30

②④张萍萍：《台湾〈联合报〉与〈自由时报〉关于“陈云林访台”报道的框架分析》，《东南传播》，2009（1）

③潘忠党：《新闻架构研究的兴起与误区》，李彬、杨芳、尹丽娟 编：《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66

⑤⑥胥琳佳、刘佳莹：《论〈纽约时报〉中国国庆报道的框架建构》，《国际新闻界》2009（10）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