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农民工市民化

摘 要：本文首先阐述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的互动协调机制，说明合理适当的城市规模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反过来农民工市民化又能促进城市规模进行合理扩张与调整。其次，进一步论证包容性能够赋予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活力，会更加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推进过程中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农民工市民化的双向互动机制的创新，发现规模在100-400万人口的城市，规模净效应最大，达到城市GDP的17%-19%，从而给农民工市民化提供的溢出效应也最大。经过分析，认为合理的城市规模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城市规模；包容性；农民工市民化

一、引言

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时期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城市的发展成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也备受关注。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2014年3月17日我国《城镇化规划》中着重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并就落户和享有公共服务进而进行市民化的机制推进问题进行了具体阐述。

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学者们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制度。（刘传江，程建林，2009）从双重"户籍墙"来研究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由于存在隐性和显性户籍墙，进而户籍制度以及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致使农民工普遍出现了"人-居"分离、"职业身份-户籍身份"错位的格局，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在于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文军，2004）提出市民化才是农民工最终的落脚点。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整体发展；加快已转移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对确保城乡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从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角度去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张国胜，陈瑛，2013）提出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满足农民工的公共服务、权益保护等需求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成本。这种成本根源于农民工劳动的制度性贬值与基本权利缺失，并具有动态累积的特征。（张国胜，杨先明，2009）从公共财政视角下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的研究，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所需的资金来源于农民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 、 农村土地的流转收益、城镇土地的转让收益、少量城镇居民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的分担主体为中央政府，农民工所在地政府，农民工所在企业，农民工。

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效益的角度去分析。（胡桂兰，邓朝晖，蒋雪清，2013）认为"成本"不应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性因素，农民工市民化能够给社会、企业和农民工本身带来"效益"；我国外可借鉴发达国家移民管理经验、内可参考浙江嘉兴新居民管理模式和广大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升农民工市民化效益。

新生代农民工愿意留在打工城市吗？（罗小锋，段成荣，2013）着重分析了家庭、户籍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利用8959名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数据对其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结果表明，物质层次的家庭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影响最大。中国如果要健康有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让新生代农民工逐渐迁到城市居住，满足其基本生存需求--居者有其屋--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手段。也有从农民工与城市融合角度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当然，从农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性角度去研究市民化问题的，未尝不可。（蔡P，2010）论证了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迫切需要发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即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深度城市化。推进深度城市化战略的要点--新老居民获得均等的公共服务。也有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分析和进程测度着手的。（刘小年，2012）从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支持为主体的视角去研究，强调平等的政策支持、平衡的政策支持、以及统一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的政策支持能够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符平，唐有财，2009）得出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尽管许多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不免有些局限性，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机制这一研究领域基本上没有采用包容性的视角去分析，而包容性改革，更容易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常修泽，2013）指出包容性改革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与对立面建立和谐关系，容纳对立面，却不为对立面所消融，能够巧妙的避开极端化，以取中为宜。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从包容性视角去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并且研究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的互动机制，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规模是相互影响的；第三部分为包容性在农民工市民化推进过程中举足轻重；第四部分为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农民工市民化的互动机制研究；第五部分为结束语。

二、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

城市发展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它有利于提高该城市的劳动力个人的就业概率，而非如常人所认为的那样，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会挤占该城市内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陆铭使用工具变量从个人层面就业模型来进行估计，发现城市规模每扩大1%，会带来个人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039-0.041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城市规模扩大引起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并不相同，虽然较高技能和较低技能的劳动力均能从城市规模的扩大中获益，相对于较高技能类的劳动力而言，较低技能一类的劳动力获益程度最高，其中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概率不受城市规模扩大的影响。故而，针对城市人口规模的一些限制，尤其是针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限制，将导致效率与公平兼失，不利于实现城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日益成为深入城市化的首要任务，农民工市民化也是展示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成果。城市化的发展带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农民工市民化也进一步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在城市化过程中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二元经济，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教育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住房制度和其他制度方面都存在不平等的待遇，而这些制度上的不公平都源于户籍制度上的差异。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了农民工，而农民工转化为市民则会遭遇"双重户籍墙"，即"显性户籍墙"和"隐形户籍墙"，因此在我国很少有农民工能够直接转化为市民。

城市规模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规模的大小中，可以看出这些城市的经济水平就全国而言都是名列前茅的。那是否可以说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的城市，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就更高呢？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察看，事实确实如此。既然城市规模越大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那么城市规模越大的城市是否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呢？城市规模越大的城市是否会更好的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摊机制的构建呢？但是如果城市规模的扩大会带来城市经济发展的产业拥挤效应，如果拥挤效应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城市集聚带来的经济效益，势必会阻断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多大的城市规模才是合理的呢，在城市规模合理适当的情况下，才能够更好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为什么适当的城市规模能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呢？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去思考，无非是城市经济集聚带来的几个效应的权衡，它们分别是生活成本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王小鲁研究指出规模在100-400万人的大城市，净规模收益最高，达到城市GDP的17%-19%。只有充分发挥城市规模效应之后，才能使得城市规模效应溢出，转化成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合理的城市规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较现今大多数城市规模来说，其规模是需要扩大的。城市规模的合理扩张，能够产生更好的集聚效应，能够稳定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权益保护与工资的合理增长，构建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及平等享受义务教育。

三、包容性--赋予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活力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要加入包容性的因素，才能让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更可行更易行。由于包容是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与对立面建立和谐关系，容纳对立面，却不为对立面所消融，巧妙地避开极端化，以取中为宜。2012年，常修泽提出"包容性体制创新"，同年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提出"包容性制度"，属于"制度创新"或"体制改革范畴"。笔者在此汲取常修泽在《包容性改革论探讨-中国中长期全方位改革的战略选择》一文中的包容性思想，从包容性思想（海纳百川，包容互鉴）、包容性体制（公正市场，社会共生）、包容性运作（超越极端，双线均衡）三个方面着手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合理推进，让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能够在汲取包容性因素的条件下拥有更多的活力。

由于农民工市民化会分享原本市民的公共服务，甚至一些市民会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会抢走一些市民的饭碗，与城市中的市民形成竞争。因此，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会遇到来自城市方面的或多或少的一些阻力。尤其是涉及到社会成本分担的问题，政府、企业、农民工自己和城市居民四个对象中，只有农民工自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这样会减缓和加大农民工市民化的速度，甚至导致一些农民工最终放弃市民化而选择回到农村，所以只有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社会成本的最大分担者。政府在实施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政策的时候，就会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而农民工则付出更多的私人成本，比如说解决住房问题，但是城市房价是大多数农民工所无力承担的，因此农民工需要政府在城市中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和一些安置房等。因而政府在实施包容性政策时，要学会在两个鸡蛋上跳舞，即一方面要顾及原城市居民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又要尽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城镇化推进提供动力。尤其是在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如何做到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加大投入，进而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为其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减少不必要的阻力。

同时将包容性因素灌入到农民工在城市社会保障方面，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使用权益的保障等，进而能够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在更多层面上减少阻力，为农民工市民化后减少后顾之忧。

四、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农民工市民化的互动机制创新

城市规模的扩大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可以齐头并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可以带来就业概率的增加，使得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获益，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获益最多，而又不影响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概率。从而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就业问题。

城市规模的扩大，可以促进城市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进城市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为城市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充裕的资金支持，做好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积累工作。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中，政府是最大的社会成本分摊者，一方面是由于企业提取的社保基金作为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的那部分太少了，而农民工自己用于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不会超过他们停留在农村土地上的收益，也就是说，农民工如果要支付太多用于市民化，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留在农村依赖他们的土地作为养老的社会保障。至于城市原有市民就更不会为了农民工市民化支付太多了，因为这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收益，更何况现实中每个人都是理性人。

因此，城市规模扩大，不仅增加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概率，还提高了城市的劳动力生产率水平，促进城市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资本积累和物质支持。

城市规模的扩张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从而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相对于建设更多中小城市来说，既节约了成本，又能够实现城市集聚，对产业集聚将大有好处。包括道路、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集中建设，使得农民工市民化既能更好的推进，又能够给城市带来更完善的配套设施，还能够实现城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推动城市规模合理的扩张，实现集约式发展，节约我国城市化建设用地。

城市规模的扩大可以解决我国城市规模差距较小的问题，我国城市规模差距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总体来说比较小，大规模的城市数量较少。城市规模的扩大会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因为城市规模扩张不仅有城市地域面积的扩张还有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放宽城市人口规模管制，使得更多的农民工市民化为城市居民，这样反过来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提高城市劳动力的生产率，增加城市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就业概率，而又不影响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概率。

城市规模的扩张还可以解决城市内部分割问题，进而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可以为高技能和低技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会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聚集在城市，在城市就业，居住，生活，从而走出农村土地的束缚。同时现在农村土地流转也在改革，农民工将会获得一些城乡土地流转的部分收益，为农民工城市化中农民工自身的私人成本增加筹码，为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住房积累更多的物质资本。

城市规模的扩张更加有利于城市的集聚和扩散效应的发挥，会对周边小城镇提供辐射效应，进而会形成城市群或者都市圈，例如大北京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以及广州都市圈。促进区域内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进一步的促进城市化的进程的推进，使得城市人口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更容易更大量的推进，同时更容易推进规模经济效应，使得集约式发展模式落实在城市群的整体发展规划中，使得产业结构调整的更加合理，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增加更多的岗位需求，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权益共享机制。使得农民工市民化为城市居民后，能够更好落户城市，实现城乡一元的户籍制度，使得户籍制度不再构成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碍。使得农民工市民化能够作为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的一个突破口。

城市规模的扩大能够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农民工市民化解决更多的农民工就业问题。经济在城市集聚存在着分享、匹配和学习三个方面的规模效应，这能够给农民工带来分享经济集聚的效益，匹配经济集聚带来的新的就业岗位，同时还能够学习新的产业带来的新知识，使得城市集聚导致的城市规模扩大进而产业内知识溢出效益惠及每一个农民工，为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的途径。

五、结束语

经济在城市集聚存在着分享、匹配和学习三个方面的规模效应，并且规模效应会自我强化，因此一个城市具有一定的规模是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利于城市经济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城市体系中决定城市空间布局的是向心力和离心力，在这两个相反力量的作用下，一个地区的市场潜力和距离中心城市的距离之间存在着"∽"型曲线关系，而农民工市民化正是促进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之一，促进城市规模扩大又反过来为农民工市民化奠定社会成本的动态积累，进而带动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相互促进，相互协调，共筑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如何用数据测量）。

当然本文还有不足之处，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过程中，具体推进的相关性分析和稳健性分析会怎样，应该运用计量经济学，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数据，进行深入探析，并且测算城市规模扩大一定程度之后，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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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志敏（1990-），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与政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