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与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

时间:2022-10-12 03:47:30

加工贸易、一般贸易与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

[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两个特征:一是宏观经济波动与外部需求冲击如影随形;二是外部需求结构演变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两分天下。在这样一个外部需求结构下,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出现异质性特征,即来自加工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对投资和进出口产生更大影响,而来自一般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则对GDP产生更大影响。面对外部需求冲击,上述异质性效应造成的后果就是:中国无法通过单纯地调整贸易结构中的任何一部分来降低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影响。鉴于此,提高本国企业对价值链的控制力,或者进一步多元化外部市场,都是政策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外部需求冲击

Processing Trade, Normal Trade and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s of Foreign Demand Shock

Lang Jinhuan1 Shi Jinchuan2

(1.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2.Center for Research of Private Econom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millennium, two features have developed in Chinas macro-economy: The first is the close association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with foreign demand shocks; the second is the addition of processing trade to the foreign demand structure and its eventual precedence over normal trade in gross value. Ow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features, the classic International Re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 has failed to explain Chinas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meanwhile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search on such a typical foreign demand structure. To fill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reality, this paper further categorizes the trade sec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Re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 into processing trade and normal trade. Under such a categorization, two key assumptions are put forward: (1)the hom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for intermediate goods is relatively small in the processing trade sector; (2)the home value added for intermediate goods is relatively small in the processing trade sector. With these assumptions, two contradictory mechanisms of the home effect of foreign demand shocks emerge in partial equilibrium: Assumption 1 means that the processing trade sector is adjusted more readily in the case of foreign demand shocks; Assumption 2 means that it is adjusted less readily in that case. After calibrating and simulat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pound effect of the two contradictory mechanisms in general equilibri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eign demand shocks in the processing trade sector more strongly affect Chinas investment and import/export, while those in the normal trade sector more strongly affect Chinas GDP. These results indicate a possible dilemma that the adjustment of Chinas foreign demand structure may encounter. In other words, the rise in the share of either the processing trade or normal trade will not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demand shocks on Chinas macro-economy. The only difference lies in the fields affected most strongly by the shocks.

As the model indicates, the dilemma in the macro-economy partially stems from the changes in Chinas foreign demand structure in the past decade, which reflects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labor and technology in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process, a fundamental and constant fact. There is a need for greater tolerance for a more volatile Chinese macro-economy as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encounter of economic fundamentals and globa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new ways to reduce the volatility of Chinese economy, such as seeking bigger control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diversifying foreign markets.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incorporate China's foreign demand structure into an international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with the quant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cessing trade and normal trade as the starting points of modeling. Future research may examine the links betwee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processing trade, which means that if one link in the supply of intermediate goods is affected, the whole production will be affected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is the 2011 Fukushima earthquake, which led to an abrupt stop in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industry) .

Key words:

processing trade; normal trade; foreign demand shock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的倒闭,世界经济在2008—2009年间进入衰退期。在这场衰退中,中国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维护了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但贸易部门受到巨大冲击,进出口月度同比跌幅最大超过25%。由于2009年中国进出口部门产值占GDP的48%,与进出口相关的就业人数超过一亿,所以外部需求下降对中国贸易部门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

回顾自2000年以来中国外贸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外部需求冲击始终与中国经济波动如影随形。图1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出口增长率的月度同比变化,其中出现过两次下跌幅度超过20%的时间窗口,分别对应于2000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高科技泡沫破灭以及2008—2009年之间的全球性衰退。表1给出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GDP增长率的年度数据,可见,在出现外部需求冲击的两个时间窗口中,中国GDP增长率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滑。

从上面的这些观察出发,本文在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框架下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的作用机制,通过对Backus、Kehoe和Kydland的理论模型[1]作进一步改进来适应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其关键特征是将贸易部门划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其中一般贸易是指通过普通方式进出口货物并按正常手续收汇、付汇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则是指在出口的成品中含有部分进口料件的一种贸易方式。

将贸易部门划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主要源自中国贸易结构在过去二十年中发生的变化。根据余淼杰

等人的研究②,自1996年以来中国贸易结构逐渐转变为一种“两头倚重”的模式,即一头是出口一般贸易产品,另一头是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的加工贸易。而且,从出口产品的产值来看,加工贸易已经超过一般贸易。这一趋势带来的大规模垂直专业化生产,使以Backus、Kehoe和Kydland为代表的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国内效应的研究出现局限性。

首先,加工贸易往往需要进口产自国外的料件,因此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部分中间投入品可能无法从国内获得。当外部需求冲击通过全球供应链进行调整时,任何一个中间投入品生产和供给环节受到影响,都会导致加工贸易部门的产出中断。因此,加工贸易具备了放大外部需求冲击的能力。

其次,从加工贸易对国内产出的贡献来看,根据Koopman等的测算[2],中国一般贸易部门的国内增加值含量在60%以上,而在电脑、通讯设备、电子设备等加工贸易最为密集的部门,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含量不足30%。这意味着给定外部需求下降的比例,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越大,则GDP受到的影响反而越少。于是,“两头倚重”的贸易结构又可能降低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的影响。

鉴于此,如何在理论模型中体现上述两类机制,并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考察由此引起的GDP、投资和进出口变动,便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考察垂直专业化生产(可将加工贸易视为一类特殊的垂直专业化生产,其特殊之处在于厂商在附加值较低的那些生产环节进行专业化生产)与一国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Di Giovanni和Levchenko基于美国产业层面的数据发现垂直专业化生产可以解释32%的双边贸易波动[3]。Burstein等使用美国跨国公司的数据发现垂直专业化生产比例越高的制造业部门,其贸易和产出所经历的波动也越大[4]。这些结论预示着至少在制造业中,垂直专业化生产在决定贸易流量和产出波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Arkolakis和Ramanarayanan基于Eaton和Kortum的模型[5],在不完全竞争的假设下使用贸易成本的变化来调整模型中垂直专业化生产水平,并进一步指出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密集度和产出波动之间存在强烈的正向联系[6]。

另一类研究考察全球性衰退如何传导至世界其他地区。这一研究领域的经验文献与本文的结论相一致。比如不少学者都指出贸易在全球衰退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Eaton等的研究中,他以Eaton和Kortum[5]及Alvarez和Lucas[7]的一般均衡框架为基础,发展出一个多部门的贸易模型,以此来研究需求冲击和贸易成本分别在衰退的全球传导中起到什么作用,并指出全球贸易和产出的下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造业部门需求下跌造成的[8]。Bems等使用全球投入产出表研究了来自美国和欧盟的最终需求下降对其他国家有何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正是由于垂直专业化生产,美国需求下跌的27%最终通过全球供应链传导至其他国家,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9]。Levchenko等的研究发现,美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Trade/GDP的下降幅度要大于历次衰退,而且那些存在广泛中间投入品贸易的部门往往经历更大的下降[10]。此外,James分析了来自美国贸易局(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的数据,发现美国与其最惠国的贸易下降要大于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下降,因此,衰退的传导机制主要来自国际贸易[11]。以Chor 和Manova为代表的研究从贸易成本的角度出发,指出在贸易冲击的传导过程中,信贷约束造成的贸易融资下降是贸易冲击传导至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他们发现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信贷市场收缩越紧的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下跌越严重[12]。

本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垂直专业化生产——加工贸易,关注出现外部需求冲击时中国在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上形成的结构性特征如何决定这一冲击的国内效应。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信贷紧缩,因此,以Chor和Manova为代表的从贸易成本入手的研究可能与中国实际不符,所以,这里的模型抽象掉了文献中涉及的信贷市场和贸易成本。

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如下安排,在第二部分给出真实商业周期模型的基本设定;第三部分从针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施加的假设出发,在局部均衡中解释外部需求冲击的影响机制,为第五部分的数值结果提供来自影响机制的解释;第四部分讨论对模型的校准和模拟;第五部分给出模拟结果,分别从GDP、投资、进口以及出口四方面来讨论两个部门的外部冲击导致的不同结果;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 模型设定

为了求解两类不同的贸易部门在传导外部需求冲击时发挥的作用,这里对模型中各部门进行设定(见图2)。在模型中,中国经济由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组成,其中不可贸易部门主要指服务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等部门,可贸易部门则主要指制造业以及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在可贸易部门中,可进一步分为加工贸易部门(Vt)和一般贸易部门(Xt)。这两个部门的共同点是它们在生产过程中都需要将进口中间投入品(Mt)与国内中间投入品(Zt)相结合。不同之处有两个:(1)加工贸易部门的产出完全供给出口,而一般贸易部门的产出一部分出口,另一部分可以形成国内的最终产品;(2)由于加工贸易部门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环节,因此进口中间投入品和国内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性较弱。最后,供国内使用的一般贸易部门产出与不可贸易部门的产出结合起来,生产最终产品Yt,该产品可供最终消费,也可形成资本品用于投资和资本折旧。为了与传统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模型相一致,避免外部需求冲击下国内投资的大幅波动,模型中引入一个资本调整成本

Mendoza最先引入了这一概念,详见E.Mendoza, ″Real Business Cycles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1,No.4(1991),pp.797818。

,这一成本使外部需求冲击下投资的变化从一期内变动完成转化为多期内缓慢变动,以便构造本模型的动态特征。

在开放条件下,国家之间除有商品交易外,还存在资本流动,为简单起见,模型将国际金融市场设为一个一期、获得固定无风险收益的债券市场。此外,如无特别说明,模型中变量均代表人均值。

(一) 消费者最大化问题

假设经济中存在一系列相同的代表性家庭,这些家庭要选择消费和闲暇,以此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E0∑∞t=0βt(cμt(1-nt)1-μ)1-σ1-σ

这里0

具有上述效用函数的家庭向产出部门贡献劳动力,同时出租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因此,在国内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以及不可贸易部门,总投资满足下面的方程:

ij,t=kj,t+1-(1-δ)kj,t+ψk2kj,t+1-kj,tkj,t2

这里j表示两个部门,分别是国内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及不可贸易部门,

ψk2kj,t+1-kj,tkj,t2

表示两期之间资本变动所需付出的成本,即资本调整成本,这个二次型资本调整成本来自Cogley和Nason[13],其中ψk>0,是个参数,其含义为调整资本存量所发生的边际成本是调整速率的线性方程。通过调整参数ψk,可对资本调整成本的大小进行设定,1/2是为了方便求解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代表性家庭的资本既可以供给本国的产出部门,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进行借贷,以获得回报并平滑消费。于是,代表性家庭债务变动的动态方程是:

dt+1=dt(1+rdt)-tbt

这里tbt=出口-进口,表示贸易的净平衡水平。

对代表性家庭而言,调整债务与调整资本一样,也需要付出成本。由于本文使用对数线性化(log-linearization)方法[14]来求解均衡,也为了避免单位根的出现,这里沿用Schmitt-Grohe和Uribe的方法[15],设代表性家庭在调整债务规模时存在一个二次型的成本。如果设债务的稳态水平为

d,则超过这个水平的债务会出现一个成本,即

Φt+1=ψd2(dt+1-d)2

,这里ψd>0,是用来定义债务调整成本的参数。

于是,家庭在t期面对的预算约束就是:

ct+∑jij,t+(1+rdt)dt+Φt+1≤

∑j(rkj,tkj,t+wj,tnj,t)+dt+1

也即用于消费、投资、借债和调整债务成本的花费,应该小于本期的要素回报与下一期债权之和。

(二) 企业和技术特征

在模型中,代表性企业生产一类中间投入品,一类不可贸易商品,并在两类贸易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进行生产。

(1)中间投入品生产:在模型中,假设代表性企业采用Cobb-Douglas型的生产技术生产中间投入品:

Zt=KαtL1-αt

其中α表示产出中资本的贡献,这里0

maxK,LPZtZt-PKK-PLL

(2)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部门:在加工贸易部门和一般贸易部门,中国在生产中都要同时使用国内中间投入品和进口中间投入品。为了将这两个贸易部门进行区分,这里引入两个关键性假设:首先,对于处在加工贸易部门的企业而言,它们处于高度垂直专业化的全球供应链中,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国内中间投入品和进口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关系较小。其次,根据Koopman等的研究[2],在中国的加工贸易部门,国内增加值比例只有30%左右,而在一般贸易部门,国内增加值在60%以上,因此,在加工贸易部门使用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比例相对较高。

具体而言,这里对两类贸易部门的建模使用Armington加总函数

对为何使用Armington加总函数的说明请见A.Kose & K.M.Yi,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Business Cycles: Is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the Missing Link?″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92, No.2(2001), p.372。

,其中进口中间投入品使用量为Mt,于是对加工贸易产品Vt而言,其生产技术为:

Vt=[λ1-ζ(Zt)ζ+(1-λ)1-ζ(Mt)ζ]1ζ

对一般贸易部门Xt而言,其生产技术为:

Xt=[θ1-ρ(Zt)ρ+(1-θ)1-ρ(Mt)ρ]1ρ

如果设Xft和Xht分别表示一般贸易部门中出口和供本国最终消费的产出,那么一般贸易部门的市场出清条件为:

Xt=Xht+Xft

在上述生产技术的假设下,两个关键性假设可以转化为对生产函数参数的假设:首先,易知1-

䥺SymbollA@ 和1-θ分别度量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在生产加工贸易产品和一般贸易产品中的相对重要性。由于加工贸易部门使用更多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所以有1-䥺SymbollA@ >1-θ,即θ> 䥺SymbollA@ ;其次,易知11-ζ和11-ρ分别度量了进口中间投入品和国内中间投入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于是可以假设

11-ζ

在两类贸易部门的生产过程中,厂商仍然面对利润最大化问题,不妨设加工贸易部门的产出品Vt和一般贸易部门的产出品Xt的价格分别为Pvt和Pxt,相应的最大化问题就变为:

maxZt,MtPVtVt-PZtZt-PMtMt

以及

maxZt,MtPXtXt-PZtZt-PMtMt

(3)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不可贸易部门的生产也使用了Cobb-Douglas型生产函数,即

Ynt=KαntL1-αnt

其中α是不可贸易部门产出中资本占比。这个部门的厂商面临的问题是最大化利润:

maxKnt,LntPntYnt-rntKnt-wntLnt

(4)最终产品的生产: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国内厂商将不可贸易部门产出和一般贸易部门中留在国内的产出结合在一起,生产出最终产品:

Yt=(Xht)γ(Ynt)1-γ

该产品可供最终消费,也可成为资本品进入投资、外债以及存量资本折旧过程。因此,最终产品上发生的资源约束条件就是:

ct+∑jij,t+Φd(dt+1)≤yt

(5)要素部门出清条件:在这个假设的经济中,劳动力和资本分别在国内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出现,因此,两类要素市场的出清条件就是:

L=L1+L2

K=K1+K2

(三) 外部需求冲击

为了考察在面对外部需求冲击时,两类不同的贸易部门在传导衰退时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并与真实值进行比较,这里将2009年一季度中一般贸易部门和加工贸易部门中发生的外部需求下降的真实值带入模型中,这两个值分别是-18.3%和-23.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09年春季)》之2009年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特点,,2012年9月4日。

(四) 求解均衡

在上面给出的模型中,均衡由两类条件构成:一类是消费者最大化问题,此类问题决定了消费和劳动力供给之间的最优比例,由此可确定劳动力收入。注意到模型中没有假设劳动力市场存在任何成本,因此均衡中各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相等。另一类则是各部门以及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厂商最大化利润后的一阶条件。由于此类一阶条件是非线性函数,所以求解过程中使用真实商业周期理论中常见的对数线性化方法[14]。不过,在正式求解

均衡之前,我们可以先从两类贸易部门的最优中间投入品使用量入手,在这个局部均衡中已经可以一窥外部需求冲击的两种传导机制。

三、 局部均衡下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

通过求解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部门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两个部门中国内中间投入品和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最优使用比例,即:

MtZt=PZtPMt11-ζ1λ-1

MtZt=PZtPMt11-ρ1θ-1

当面对外部需求冲击时,国内外中间投入品相对价格

PZtPMt

发生ΔPZtΔPMt

的变化所引起的中间投入品调整速率分别是:

ΔMtΔZt=11-ζ

ΔPZtΔPMtζ1-ζ

1λ-1

ΔMtΔZt=11-ρ

ΔPZtΔPMtρ1-ρ

1θ-1

可见,给定国内外中间投入品相对价格

PZtPMt

发生1%的变动,上式给出两个外部需求冲击的传导机制:

机制1:

其他条件不变,在加工贸易部门提供的国内增加值较小的假设下,θ>

䥺SymbollA@ 且0

䥺SymbollA@

1λ-1>1θ-1

。所以,当国内外中间投入品相对价格PZtPMt发生1%的变动时,加工贸易部门对中间投入品的调整速度更快。这意味着面对外部需求冲击,加工贸易部门更容易进行调整。

机制2:

其他条件不变,在加工贸易部门使用的国外中间投入品的国内替代性较小的假设下,

11-ζ

。所以,当国内外中间投入品相对价格PZtPMt发生1%的变动时,加工贸易部门对中间投入品的调整速度较慢,这意味着面对外部需求冲击,加工贸易部门不容易进行调整。

上文在局部均衡中考虑了外部需求冲击影响中国的两类相互矛盾的机制。在一般均衡下,一般贸易部门的产出还可以成为最终产品以供国内居民消费,而且在面对外部需求冲击时代表性家庭还可以调整投资和负债,所以还需要在一般均衡中对上述两类机制的综合影响进行考察。下面使用宏观经济学中常用的校准和模拟的方法来求解这个均衡。

四、 模型校准

在本文给出的模型中存在两类参数:一类是经典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所常用的参数,对这部分参数沿用文献中常用的赋值;另一类是本模型特有的参数,对这部分参数的赋值则主要参考了一些经验研究文献的结论。

在传统经济周期理论所使用的参数值中,代表性家庭的外债调整成本

ψd=0000 74,这一成本来自Schmitt-Grohe和Uribe[15],是针对小国开放经济进行校准,通过匹配这些国家的经常账户/GDP波动而得到的。此外,将产出中资本的贡献α设为032;将效用函数中消费和闲暇的占比μ设为036;将表示相对风险厌恶程度的σ设为20;这里,无风险债券的利率β定为099,由于本文中的一期所指的时间跨度是一个季度,所以这意味着无风险债券的年利率为4%;相应的,每一季度的资本折旧率δ设为0.025,这意味着资本的年折旧率为10%;在一阶自回归的随机冲击中,设ρ=0.95,在这个数值设定下,外部冲击的持续性较强,这主要是为了让模型产生足够的冲击和变化。在传统的开放宏观模型中,Armington加总函数的投入品替代弹性11-ρ=3,但这一数值针对的是一般贸易部门,依照关键假设2,这里将加工贸易部门的投入品替代弹性11-ζ设定为1.5。

此外,模型还存在5个参数需要校正,这些参数没有出现在传统的真实商业周期模型中,或者是需要通过现实数据来实际计算的。其中,资本调整成本ψk设为1.8,这个数字等于投资相对于GDP的波动性,即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投资波动是GDP波动的1.8倍,计算方法来自Schmitt-Grohe和Uribe[15]。代表性家庭外债负担比例d采取外债占GDP的比重而定,由于中国目前是外汇储备盈余国,因此是净债权人而不是负债人,所以这个值为负。但是,具体的取值目前尚不存在公允的标准,为此我们以成思危在2011年的讲话为依据

参见《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报道:http:///gb/20111111/bch083410.asp?source=rss,2012年9月4日。

,他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应该是GDP的20%左右,所以我们在这里假设外债的稳态均衡值为-0.2。最后,贸易部门占GDP的比重

䥺SymbolgA@ ,以及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下国内投入品占比

䥺SymbollA@ 和θ的取值来自Koopman等的研究[2]。

五、 数值结果

本文通过控制外部需求冲击的不同来源来回答两个问题:(1)如果外部需求冲击作用于加工贸易部门,中国的GDP、投资以及进出口会受到何种影响;(2)如果外部需求冲击作用于一般贸易部门,中国的GDP、投资以及进出口会受到何种影响。

(一) 外部需求冲击作用于加工贸易部门

图3给出了当外部需求冲击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时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化,同时也给出了从2008年第二季度到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率的真实值。可见,模型估计值大约可以解释GDP下跌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在抽象掉国内信贷市场,不考虑劳动力流动成本以及人们面对外部冲击时对预期的调整时,加工贸易部门发生的外部需求冲击已经可以解释GDP变动的一半,因此,图3表明贸易部门确实是2008—2009年全球衰退时期中国GDP下降的最大因素。此外,从形状上看,模型基本上与真实数据相一致。

图4给出了当外部需求冲击只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时中国投资的变化。模型结果指出如果外部需求冲击只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的话,那么投资率将会逐渐成为负值,但真实数据给出的结论为正且在2009年之后出现翘尾的状况,这主要是源自2009年后中国推出的各类经济刺激政策。在模型中,外部需求冲击带来负的投资率源自以下机制:从影响机制2可知,加工贸易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国内替代性较弱,因此,作用于加工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会导致国内中间投入品生产部门出现更大的产出停滞,并由此导致对投资的更大规模调整。

图5给出了当外部需求冲击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时中国进出口的变化。模型给出的变化可以解释大部分进出口下跌的原因。因此,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源自加工贸易部门的调整是中国进出口变化的最大因素,这一特征也符合真实数据。

表2给出了我国商务部统计的2009年1—9月份中国进出口重点商品情况,可见在加工贸易部门集中的高新技术产品及机电产品中,中国的进出口经历了最大幅度的下跌。

(二) 外部需求冲击作用于一般贸易部门

图6给出了当外部需求冲击发生在一般贸易部门时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化。与图3相比,发生在一般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对GDP造成的影响有两个特点:首先,模型给出的GDP增长率在4%-7%之间,比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造成的影响大;其次,从图形上看,模型给出的GDP增长率较为平坦,没有图3中较为明显的GDP增长率恢复情况,因此,发生在一般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对GDP的影响较为持久。

图7给出了当外部需求冲击发生在一般贸易部门时中国投资的变化。与图4相比,主要的变化在于模型给出的投资率变化最后出现翘尾的情况,成为正值,因此,发生在一般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对投资的影响要比加工贸易部门小。

图8给出了当外部需求冲击发生在一般贸易部门时中国进出口的变化。与图5相比,发生在这一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对进出口的影响较小。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框架下研究了贸易方式的结构特征与外部需求冲击的国内影响之间的联系,主要得到两个结论:首先,发生在加工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对投资和进出口产生较大的影响;其次,发生在一般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对GDP产生较大的影响。发生在不同贸易部门的外部需求冲击造成上述异质性影响的机制在于:加工贸易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国内替代性较弱,当发生外部需求冲击时,国内产出部门能够进行的调整有限,因此对投资的影响较大;同时,一般贸易部门的国内增加值较大,当发生外部需求冲击时,一般贸易部门的出口下跌往往带来更大的GDP下降,因此,一般贸易部门中出现的外部需求冲击往往对GDP造成较大影响。

从上述贸易结构和外部需求冲击影响机制的联系中可知: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份额上升,则外部需求冲击会带来更大程度的国内投资和进出口波动;当贸易结构中一般贸易份额上升时,外部需求冲击会带来更大程度的GDP波动。因此,在一个“两头倚重”的贸易结构下,单纯调整贸易结构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无法降低中国经济的宏观风险。在这样一个两难困境下,可从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首先,从总体判断来看,“两头倚重”型贸易结构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凭借良好的劳动力禀赋和基础设施条件参与全球分工的必然结果,因此,在“两头倚重”型贸易结构下中国易受外部冲击的特点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类因素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应该有一定的容忍度。

其次,从调整当前贸易模式、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来看,重点不在于如何降低贸易结构中加工贸易的比例(虽然它一直是一种常见的政策取向),而在于如何加强国内企业对价值链的掌控,避免外部冲击来临时,跨国企业通过调整中间投入品来转移经济下行的恶果。著名的微笑曲线理论告诉我们,研发端和销售端的企业往往对价值链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需要从这两端入手提高对价值链的掌控。从研发端来看,就是要在一批有前瞻性、对国民经济带来全局影响的产业上积累研发优势,可以通过自主创新、海外引智的方式实现,也可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以海外并购的方式获得;从销售端来看,经典做法是发掘和培育市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国家,如果人均GDP每年以6%-8%的速度增长,15-20年后即可进入高收入国家。在这个阶段,中产阶级的涌现和消费升级将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包含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可通过建立专业交易市场(平台)、培育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消费增长点,以及发展新兴商贸流通企业等方式来培育市场,控制流通渠道。

最后,从外部需求冲击的特征来看,推动贸易多元化,分散外部需求冲击的风险,也是调整贸易结构、稳定贸易部门的应有之义。

(感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参 考 文 献]

[1]D.Backus, P.Kehoe & F.Kydland,″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s: Theory and Evidence,″ in T.Cooley(ed.),Frontiers of Business Cycle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pp.331356.

[2]R.Koopman, Z.Wang & S.J.Wei,″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Assessing Foreign and Domestic Value-Added in Gross Exports,″ http://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working_papers/ec200803b_revised.pdf,20120904.

[3]J.di Giovanni & A.Levchenko,″Putting the Parts Together: Trade, Vertical Linkages, and Business Cycle Comovemen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Vol.2,No.2(2010), pp.95124.

[4]A.Burstein, C.Kurz & L.Tesar,″Trade,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Business Cycl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5,No.4(2008),pp.775795.

[5]J.Eaton & S.Kortum,″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Econometrica,Vol.70, No.5(2002),pp.17411779.

[6]C.Arkolakis & A. Ramanarayanan,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Vol.111,No.4(2009),pp.655680.

[7]F. Alvarez & R. Lucas, Jr.,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Eaton-Kortum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4,No.6(2007),pp.17261768.

[8]J.Eaton, S.Kortum & B.Neiman et al.,″Trade and the Global Recession,″ http:///papers/w16666.pdf,20120904.

[9]R.Bems,R.Johnson & K.M.Yi, ″Demand Spillovers and the Collapse of Trade in the Global Recession,″ IMF Economic Review,Vol.58,No.2(2010),pp.295326.

[10]A.Levchenko, L.Lewis & L.Tesar,″The Collaps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 20082009 Crisis: In Search of the Smoking Gun,″ IMF Economic Review,Vol.58,No.2(2010),pp.214253.

[11]W.E.James, ″U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http:///abstract=1617147,20120904.

[12]D.Chor & K.Manova, ″Off the Cliff and Back: Credit Con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87,No.1(2012), pp.117133.

[13]T.Cogley & J.Nason,″Output Dynamic in Real-Business-Cycle Models,″The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Vol.85,No.3(1995),pp.492511.

[14]H.Uhlig,″A Toolkit for Analyzing Nonlinear Dynamic Stochastic Models Easily,″ http://www2.wiwi.hu-berlin.de/wpol/html/toolkit/toolkit.pdf,20120904.

[15]S.Schmitt-Grohe & M.Uribe,″Closing Small Open Economy Model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61,No.1(2003),pp.163185.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6.261

[收稿日期] 2012062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210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1AZB038)

[作者简介] 1.郎金焕,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研究; 2.史晋川,男,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法与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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