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应警惕陷入滞胀陷阱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开始出台了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到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不过，在持续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中国的国民经济固然开始企稳回升，但另一个潜在的风险不能不引起决策层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那就是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因此，现在应该对经济滞胀的风险进行认真的评估，努力做到未雨绸缪，以免国民经济陷入更为困难和被动的局面。

滞胀阴影如影随形

经济滞胀，指的是经济增长停滞，但却伴随着通货膨胀的现象。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看来，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是不可能并存的。因为，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一般表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具有互相替代的作用，也即通货膨胀可以使得就业率上升，从而起到降低失业率的功效。从这点出发，凯恩斯主义认为，如果在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能够实现货币供给增加、经济增长加快、失业率降低的目标，当然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的通货膨胀；相反，如果实行紧缩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就会导致货币供给减少、经济增长减速、失业率增加的后果，不过这却能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的水平。在正统的经济理论看来，凯恩斯主义被认为是对付经济危机的一剂“良药”，受到广泛的推崇。

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再次祭出凯恩斯主义“法宝”的西方国家却出现“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这个事实，而使得该理论观点受到不少的质疑。滞胀产生的原因一般是供给冲击(比如石油价格的大幅飙升)，生产成本快速上涨使得社会供给不足，在带来通货膨胀的同时还会导致产出下降。高失业、高通胀，这是滞胀的典型表现。一般来说，对付滞胀时货币政策的用武余地不大，因为如果为了控制通胀而提高利率，则其负面作用可能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减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如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降低利率，则其负面影响是可能引发恶性通胀。经济学家认为，对付滞胀的政策组合中，一般采用财政政策效果较好，比如，通过加大财政开支或减税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当然，如辅之以适度升息来控制通胀，则效果更好。

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多次受到了经济滞胀的威胁。在陷入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主要采取了降息和注入流动性两项措施。在危机爆发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联储在2007年8月果断下降基准利率24个基点，并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从2007年8月到2008年10月。共1年零3个月)将利率下降到了接近零的水平。2008年末，美联储由于实施对金融机构的救援计划，基础货币投放大幅上升。数据显示，2008年8月末，基础货币余额为8428亿美元；到了2009年1月，基础货币余额达到17008亿美元，短短数月间就翻了一倍还多。2009年2月，美联储对金融机构的救援计划有所放缓，基础货币投放略有下降，但规模也高达15541亿美元。

然而，这种强有力的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标。包括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国际基金经理人索罗斯等都纷纷发出警告：美国经济正在逐步滑向滞胀的泥沼。

他们的警告并非是杞人忧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已经初现滞胀的苗头。一方面，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价格飙升的情况再次初现。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原油价格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从每桶147美元一路狂泻到去年12月最低每桶32美元，有些投资银行甚至悲观预言2009年原油可能会见到20美元。然而仅仅过了3个月，原油突然发力，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涨了近一倍。与油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原油需求总体疲软。国际能源机构预计，2009年全球日均原油需求量将比2008年减少3％。在没有经济基本面好转的支撑下，石油价格的狂涨基本上都是由于流动性泛滥所致。石油价格的大涨，必然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使得刚刚有所复苏的经济再次受到成本高企的打击。

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形势依然没有摆脱危机的困境，失业率居高不下。即使是比较乐观的估计，美国经济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仍将为负数，到2010年才会出现小幅的正增长。巨额的财政赤字也将延缓经济复苏的步伐。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为1.84万亿美元，这一数值是过去三年均值的6.4倍。到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达1.258万亿美元，预计将占到GDP的8.5％。而随着大规模救援计划的展开，美国的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如果债务缺口不能有效弥补，美国有可能陷入“低增长一高负债”的格局。在失业率方面，美国失业率今年6月份攀升至9.5％，为26年来最高，而经济学家预计，失业率在2010年仍维持在10％的水平。

中国经济的滞胀隐忧

从这次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来看，其力度之强，规模之大，都可谓是中国经济史上的空前手笔。其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的GDP季度环比情况看，去年三季度增长2％，四季度增长0.1％，今年一季度增长1.5％，二季度预计增长2％以上，由此判断，此轮经济的底部应该在去年四季度。从工业生产走势看，从今年3月份开始，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波动回升态势。3、4、5月份分别增长8.3％、7.3％和8.9％，5月份增速基本恢复到去年10月份水平。全国日平均发电量从今年3月份以后，开始有所回升，3、4、5三个月都超过90亿千瓦小时，6月上旬已接近100亿千瓦小时。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不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分析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相对投资来说，消费则是其中的一块“洼地”，处于明显的滞后状态。统计数字显示，在2008年中国GDP增长的9％当中，投资占了4.2％(贡献率为46.7％)，消费占4.0％(贡献率为44.4％)，进出口占0.8％(贡献率为8.9％)。消费的贡献率要落后投资2.3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贡献率一般在80％左右。消费不足成为掣肘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最大障碍。

令人担忧的是，自开始实施总额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来，这种经济增长的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从某种程度上说，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不但没有向消费驱动型转变，甚至还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3520亿元，同比增长32.9％；而同期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770亿元，同比仅增长15％。消费增长速度尚不及投资增长速

度的一半。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另一驾“马车”――出口也持续低迷。据中国海关数据，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641.27亿美元，同比下降25.9％，累计同比降幅比前4个月增加1.5个百分点，进出口同比降幅双双扩大，其中出口降幅增加5.9个百分点。

在消费增长相对缓慢和出口继续下降的不利情况下，“保增长”的重任不得不落到投资的肩膀上，投资在保持国民经济增长中的“火车头”地位更加牢固。

二是政府投资唱“主角”。启动民间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尽快摆脱经济下滑的必要手段。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民间投资的脚步踯躅不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在2001年－2007年，非公经济的投资在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由52.7％上升到57％。但到2008年，这个比重就开始停止增长。而最新数据也显示，在今年1～5月份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公经济的比重仍停留在56.9％左右。

即使是在投资内部，中央政府投资、地方政府投资以及民间投资也存在着严重的苦乐不均。根据中央检查组的检查，截止到4月28日，第二批新增1300亿元的投资中，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仅为30.7％。个别省份地方配套资金甚至不足10％，而民间投资由于市场环境不好、赢利预期不明显和融资困难等原因也同样裹足不前。可以说，目前的经济刺激计划正演变成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投资拉动的“独角戏”。

三是投资过于集中于“铁、公、机”等基础设施项目上。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投资项目结构，在我国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仍是投放“大户”，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投向则居于第二。两者共需占用资金高达25000亿元，占全部计划投资的62.5％。从短期来看，这些项目能够较快地增加GDP总量，从而起到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增长模式并非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动力。相对来说，作为经济增长长期动力同时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的教育、医疗等，分配到的资金偏少。比如在4万亿元投资中，经过调整后分配到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只有1500亿元，仅占总额的3.75％。

随着投资计划的执行和落实，我国的货币投放力度也不断加强。今年7月8日，央行打破惯例，在月度金融数据出台之前，以快讯的形式提前披露了6月份存贷款数据。数据显示，当月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远远超过此前市场预期的1.3万亿元高限，达到1.53万亿元，至此，上半年新增贷款共计7.36万亿元，全年信贷增长不仅超过了5万亿元预定目标，而且高限8万亿元无疑将会轻而易举越过。

令人警惕的是，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刺激下，过多的流动性并没有按照预期的想象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大量流入股市房地产等领域，造成了股市和楼市等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据有关专家估计，至少有超过1万亿的资金进入股市和楼市。其结果，从今年年初开始到6月底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股市(上证指数)就几乎翻了一番。而楼市也是牛气冲天，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数据，今年1-5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5.5％，销售金额同比增长高达45.3％。5月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4月份上涨了3.9％。

多管齐下防止经济陷入滞胀泥沼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尚未出现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问题，但从国内外的情况来分析，这种风险的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很紧迫。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将滞胀抑制在萌芽状态，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首先，为了保证经济的恢复和持续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依然必须坚持，但要调整投资的结构，将提高内需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作为政策的着力点。转变投资过分倾向于“铁、公、机”等基础设施的做法，进一步加强民生投资的力度。事实上，投资民生不但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对短期的经济刺激作用也十分明显。同时，避免经济增长陷入政府投资“一枝独秀”的尴尬局面，需要采取多种措施真正提高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因此，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提高居民的消费预期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其次，为了保证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必须启动民间投资。目前，非公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就业的主渠道，只有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才能真正缓解当前的就业困局。要真正启动民间投资，关键还在于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现在对于鼓励和保护民间资本投资的政策法规已经出台了不少，所以目前最重要的还在于切实贯彻落实。特别是要从思想观念上把非公经济与其他类型经济平等对待，不能只停留在文件和规定上，而是要真正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民间资本才能抛弃顾虑，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大胆出手。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一旦激发，不但能有效地成为扩内需、保增长的中坚力量，而且也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的基本保证。

再次，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微调。我国的国民经济虽然有所回升，但基础并不牢固，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远未消除，这是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不过，在我国实体经济仍未有效恢复，流动性充裕带来的资产价格猛涨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管，必要时可以采取措施遏制资产泡沫的泛滥。

最后，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伐，消除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诱因。目前，世界各国均将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来加以鼓励和扶持。因此，世界领域内的新能源产业的国际竞争将日趋激烈。对我国而言，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及节能技术的发展和推广，不但能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有降低对传统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和依赖、规避传统能源和资源价格飙升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