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根诗词》的精神追求

编者按――

中共玉溪市委书记孔祥庚的诗词不仅毫无官场中的“三气”（官气、霸气、傲气），更无颐指气使的习气，而且好读、好懂，有诗美、有诗味。写真录实、抒怀咏志，平近淡远、清新雅致。俨然像一个平民百姓对世间万象、人生家常的款款叙述与深情表白。整部诗词洋洋洒洒213首，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特点鲜明，读来亲切感人、使人耳目一新。

《云根诗词》的命题，作者在该书的“后记”中做了交待：“石为云根，云为文彩”，“我将笔名定为‘云根’，将诗集定名‘云根诗词’，以表我对父母的感念之情。”（见《云根诗词》323―324页）《云根诗词》的题材与内容十分宽泛，国内海外，无所不录；大事小事，无所不述。有放眼世界、关注民生的；有铺叙亲情、述说家事的；有感怀咏物、颂赞人物的。表达方式也多种多样，有叙事、有写景、有言志，有抒情。总之，内容广博、内涵丰富，而且特点十分鲜明。

本刊采撷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丹增，云南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部主任、编审赵石定之评论，以飨读者。

近年来，云南文联、云南作协召开了很多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从总趋势看，一次比一次好，而且有很多的作品研讨会开得很成功。一个作品研讨会开得是否成功，我认为有三条很重要的标准：第一，是不是说真话；第二，是不是说内行话；第三，是不是说有学术水平的话如果讲的都是内行话、真话加上讲的都是有学术水平、学术观点的话，那么这个作品研讨会就是开得成功的。从这三点来看，孔祥庚同志的作品研讨会确实开得很好！

《云根诗词》研讨会之所以开得好，是我们请了一批在我们云南很有威望很有影响的古典诗词专家，如张文勋、赵浩如、张运贵、余斌等教授。他们在诗歌、诗词界是很著名、很有影响的。当然，像于坚等年青一代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后起之秀，还有老作家张昆华、张永权等，这些人都是具有创作、编辑经验和鉴赏水平的。正如刚才张宝三同志所说，这是个讲究实效的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与会各位阐述了许多学术观点，是一个既围绕作家作品又由此论及中国古典诗词在今天怎么发展的研讨会。

我不是搞诗词创作的，对于诗歌不是很懂，更谈不上提出专业论点。但诗歌是文学的一个最基本、最主要的方面，这样的古典诗词作品研讨会，我在北京也开过很多，但像这样有成效有实绩的会，确实很少。这说明在云南的诗歌、诗词界确实是有一批名人能人、有一批高素质、高境界的专家。

借此机会，我也代表中国作协，转达一下中国作协铁凝主席和金炳华书记对此次研讨会的祝贺！

这是个特殊的作品研讨会，因为这是个“官员”作品的研讨会，不完全是纯专业作家的研讨会。作品本身是古体诗，作者本身是一个行政官员，与会评论发言都是诗词领域里面的专家。过去我也曾读过、曾学过藏族的古体诗。藏族文学里面大量是古体诗，很少有小说，这是藏族文学的基础。藏族把诗定义为“大地上的水，自由流动；天空中的云，自由飞翔；草原上的马，自由奔驰”。诗的核心就是“自由”，结构是自由的，题材是自由的，作品本身的表现也是自由的。诗就是自由流动、自由飞翔、自由奔驰，像水、像云、又像马。所以诗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格萨尔王传》就是诗，到现在为止，是已知的世界上最长的诗。在藏区，不仅是也包括内蒙地区，有很多不识字的人，却能够背诵《格萨尔王传》中的诗，每天背8小时，可以背几个月都背不完。这是真实的，没有夸张的成分。诗是很重要的基础，你看《萨迦格言》是很长很长的，《萨迦格言》是藏族文学的典范，那全是“官员”创作的。诗是小说、散文创作前的必修科目。过去很多搞文学的人，读好诗、会写诗才可以创作小说、散文、自传文体等其他的文学形式；没有读过诗、不会写诗，仅仅只会创作小说、散文，严格上来说，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大家。这就是我对诗及文学各文体的概念。

诗讲究什么呢？我认为第一就是：诗要有情，诗歌的第一要素是情感要真诚。如果诗没有情感，就不能称之为诗。第二是：诗要有意，诗歌讲究有意境，看到诗就可以想到树在摇，想到云在飘。第三：诗要讲格律。诗的对称，诗的格律，诗的韵味都是一门学问。

诗歌就是要情感真挚、意境优美、格律规范，这三点是写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功底，所以诗歌是很高雅的文学形式。古今中外，真正有影响的大作家都是从诗开始的，现在写诗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并不多。今天这个研讨会大家对祥庚同志的诗有这么高的评价，说明祥庚的这本诗集是有很高成就的。对于这本书，我不做更多的评价，因为大家都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到玉溪的时候，祥庚同志送了这本诗集给我，没有全部看完，只看了一部分。看了以后，从诗集到作者联想到三件事：第一就是作者忙里偷闲，坚持创作这种精神值得学习。玉溪不是一个小地方，玉溪的经济建设任务很重，作为地方的领导是很忙的，能坚持创作，真是值得赞许与学习。现在好多搞行政工作的，整天都在忙，但忙什么呢？要是忙出几件对地方、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那再忙也是值得的。领导职务是个责任，真想群众利益，真为群众办事，不作秀，不说谎，那就是好样的。不可避免的三多是：会议多，文件多，应酬多。在这样的环境下，在闲暇时候按照各自的爱好和情趣来写东西，能忙里偷闲，坚持创作是值得提倡的。

第二，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祥庚同志确实是个文化人，他也是一个具有个性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文化人，他忠贞不渝地热爱并创造文化。

这本书之外我同玉溪有很多故事。我2002年到云南上任，第一次到玉溪，我对玉溪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玉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地方。这句话估计对当时的领导刺激很大，我也是有意无意之中脱口而出，因为在去玉溪之前翻阅了很多资料，玉溪是聂耳的故乡、有青铜器遗址李家山、匾海之称的秀山等很多著名文化遗址。但到了那里一看，没有像样的文化设施，也没有突出的文化氛围，只有一点可喜，那就是有钱。这是经济快速增长中形成的，原因很多，不能归咎于某一领导。不久后我带着贾平凹、实等作家到了李家山看青铜器，我很景仰这个地方，感到玉溪这地方的文化底蕴不得了。

后来我到了通海，到现在为止前后我去了六次通海。我曾带着王蒙等一批文化名人上通海看诗词楹联，一个县有那么多古代的诗词楹联，作家们都相当佩服。音乐家聂耳也是玉溪的，他创作的《毕业歌》《翠湖春晓》，还有《义勇军进行曲》，这些都是玉溪的财富。玉溪的文化资源是深厚的，我当时说玉溪没有文化实际上是含沙射影说领导没有文化，只重视经济，只重视如何发展卷烟，不知道李家山，不知道聂耳，也不知道通海的价值。

后来祥庚到任后，他提出了搞聂耳音乐基金会，搞聂耳研究会，整理大量通海的民歌，把聂耳音乐广场、聂耳故居都整修起来。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徐沛东等名家全部到那里了，一些全国有影响的歌手宋祖英、刘欢等也到了那里。祥庚真正热爱文化不仅仅是写了一本书，而是从书里面看见了他是一个文化人，而这种文化人利用自己的能力与平台，促进和发展了当地文化，这比一本书的作用大得多。当然这本书会有很多人读，会给很多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但聂耳音乐基金会的成立、玉溪文化产业的发展、通海诗词之乡的建立，使现在的玉溪成为现代文化逐步发展繁荣的地方，所以一个地方官员热爱文化对于地方的文化建设是有很大好处的。

第三就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要想写诗，首先要读很多的诗，也要看很多关于古体诗的理论著作，才会写诗，在诗词界要交很多朋友，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人，他首先是要交友，人境界高低怎么衡量呢？第一就是要看他交友，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第二就是要看他的爱好；第三看他的追求。从这三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境界高低。

一个人能为了自己的爱好、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像古体诗这样的创作。没有精益求精是不行的。祥庚同志忙里偷闲坚持创作、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忠贞不渝热爱文化的精神，为我们专业的非专业的、担任领导职务的或非领导职务的党政干部树立了榜样。

召开这样一个研讨会，对于祥庚本人来讲，希望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更加热爱文化，写出更多优美的诗词。过去官员都是从文人中产生的，过去讲琴棋书画诗，样样懂行才是文人，举仕升官都是从文人中产生，如果不学无术的进入了官场，原本复杂的官场就更加复杂了，当然我们不是说当官的都没有文化，也不是说凡有文化就可以去当官。但如果官员热爱文化、追求文化，那起码会淡泊名利、淡泊权利和金钱的诱惑。今天这样一个官员的作品研讨会，引发了我很多思考：官职就像衣服一样，一件一件穿上，然后又一件件脱去，官员总要脱去这些衣服的，脱了以后干什么总要有所追求吧，不然就是脱了回去后闷得慌，整天发牢骚。官员要有所追求，离任后干什么我认为那就是交友，交文友，追求自己的爱好，进行文艺创作，这样才不会有失落感，更不会有寂寞感，我认为，只有文艺的追求和爱好才永远有价值，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