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人全面发展的矛盾

摘要：现代性作为一种进步的时间观念，意味着人类在知识、文化、艺术、法律等相关领域的全面进步。但是，现代性多元化的特性带来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理性化建设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危机。物质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推进往往以个体全面性的牺牲为代价，现代人就在现代性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逐渐被撕成“碎片”，距离“全面发展”这一人文理想越来越远了。

关键词：现代性；全面发展；理性

19世纪下半叶起，工业革命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彻底改变了人们在宗教权威下的乡村生活。20世纪是人类走向崭新的信息传播时代，是以信息为主要资源，以智能技术支配其他生产技术，推动全球一体化的新型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性追求变革永不停滞的特性，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得以体现。然而，“现代性”本身就是多元的，它不只带来了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巨大增长，同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偏失与矛盾，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加剧。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造成了真正的现代性的危机。

在合理性原则的支配下，人们追求效益最大化，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设计最合理、最经济的行动方式，选择最易实现的方法，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功利盛行，很少有人再做那些看似“无用”的工作。现代社会，工具主义理性(或目的理性)已经扩展到了它可以扩展的任何范围，以至“应该由其他标准来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效益或‘代价――利益’分析来决定；应该指导我们生活的那些独立目的，却要被产出最大化的要求所遮蔽。”

科学领域的技术愈先进，划分愈精细，分工也愈具体，现代的个体就被严格地划分为各种不同等级的职业。为了生存，个体被迫发展作为自己职业的某一项技能，它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仅仅变成他的职业和他的专门知识的标志。”从事于某一专门职业的工人只不过是机器的一部分，经过培训掌握准确无误，规范高效的劳动技术，然后每天每时就重复着这种技术，单调的动作，恒定的节奏使他们变得毫无灵性可言，就像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的表现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水平一旦达到，他们随时就会被一些更加准确、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代。

“时间就是金钱”，没有钱寸步难行，一句玩笑话“没啥别没钱”却道出了现代社会的金钱标准。由于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用钱买到，对物品的占有欲势必导致人们对金钱的贪婪，而大部分人一生都把挣钱享受作为目的(挣钱本是生活的手段)。这样，金钱就成了人们生活中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在不断挣钱，不断消费，占有物品的过程中，人们误以为占有了金钱，占有了物品，就占有了价值。生活的品质也直接与金钱的拥有量息息相关。货币本是一种符号，一种中介物，在金钱盛行的现代却与那些高贵的事物相提并论，把高贵的东西降低了，不得不说是一个“拉平化”的悲剧。“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法则使得合理谋取功利成为人们的正当权利。在市场经济机制下，鼓励自由竞争本无可非议，但有时这种竞争洗刷了一切人性的色彩，不择手段地追求所谓的“成功”，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人与人之间只有像动物似的弱肉强食。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主体自由，由于摆脱了乡村狭小而熟悉的生活圈子，都市人口密度的增加，为个体彼此了解熟悉增加了困难。缺乏乡村生活情感的纽带，一个个不相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在一起，便培养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个人主义。在都市社会的关系中表现为“肤浅、淡薄和短暂。”都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表现为冷漠、不信任。在这种不安全的环境中，时时都要防备他人对自己利益、身体的侵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人们冷落了人道主义的博爱，减少了对公共利益的关注，也放松了自己的道德约束。以时钟和法律为象征的都市社会秩序，保障了社会的正常、有序地运转，同时也形成都市快节奏和刻板的生活方式，导致了都市人无聊感的增加和精神的高度紧张。

皮科用笔记录了这样的谈话，(上帝对亚当说)“其他生灵都有一个由我规定的特性。你们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意愿，决定你们的界限……像一个自由和至尊的创造者一样，你们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本质来设计你们的形态。”

这一段话至少传达出了这样两层意义：第一，上帝没有规定“人是什么”；第二，人有主动设计自己形态的能力。就前者而言，导致了自古希腊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对“认识你自己”这一话题的讨论；导致了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探索。就后者而言，上帝又实在地规定了人的本性――人的自由本性以及能动性、创造性、可能性。如果说前者是对现实的“人是什么”的回答，后者就是对理想的人“应当是什么”的探索。卡西尔的《人论》就是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他指出，虽然人与动物生活在同一自然世界，但人与动物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可能性与现实性，理想与事实的区别。人总是按照“理想”，依据“可能性”创造自身，而动物却只能生活在给予的现实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异化”中，指出了人的理想形态――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实变革的思想也恰恰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怎样使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呢?马克思指出完善的道路正蕴含于人类“自主自觉的劳动”中，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人的这种创造性的劳动使得人可以按照“美的规律”(一种理念、理想)创造事物。因此，人的本性应是全面性，没有特定的属性，只有可能性，只具有无限的潜能。

在奥斯卡拉封丹回忆他在新的施罗德执政期的命运时，把政府称为“实施现代化的人”。“如果你们想弄清今天人们称作‘实施现代化的人’在现代性的术语下究竟知道什么，你会发现他们只知道从经济和社会方面去适应所谓的全球市场的约束。现代性的概念被变成了纯经济和技术的范畴。”随着现代性的概念被变成纯经济与技术的范畴，城市规模不断扩大，逐渐破灭，人们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不经意间放弃了对任何意义与价值的追求，距离“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理想越来越远，陷入了动物似的片面状态。

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特别是第六封信分析了“现代的人性”的实际状况，指出人类文明发展带来人的生存的危机。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同时，人性却处于分裂状态，而这种分裂状态势必会对国家、社会和人的生存本身造成巨大危害。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是必要的，但个人却为此而牺牲了自己，失去了他性格的完整性，所以现代人是不敢一对一的同单个的雅典人争夺人的价值，文明的发展破坏了他原有的和谐状态。现代的人已被撕成了“碎片”。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指出社会文明进步的代价是个人幸福的丧失，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加剧着个人的不自由。卢梭强烈而又有些极端地呼吁人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在他看来至少原始人有对自己同类的“怜悯心”。海德格尔追寻“在的意义”；马克思指出人已被“异化”；马尔库塞认为人已退化为一种“单面人”；韦伯的“铁笼”；龚古尔兄弟源自生产的“现代的忧郁”；埃米尔左拉的“进步病”；今道友信问：“在现代爱还可能存在吗?”罗素问：“快乐还可能吗?”古德尔问“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吗?”贝尔的“我是谁”都是现代性条件下，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空前压抑的写照。

社会越进步，个人越退化；技术越先进，人越被异化；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个人的生活空间却不断缩小；物质产品越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却越贫乏；理性越自由，感性越受压抑；这就是现代性与人全面发展的矛盾所在，也是韦伯现代性的悖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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