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强制”与学生的“自由”

有一年去外地出差时遇到一位校长，谈话过程中聊起他们学校的规章制度。说起来很轻松，但听起来却不那么舒服。如果我们认真一点，就会发现，这个学校的规定简直太多了。

拿学生的仪表来说吧，从头发的长度到鞋子的样式，从穿的衣服到走路的姿势，几乎包含殆尽，毫无遗漏。我们很难想象得到，在孔子或者苏格拉底时期，这两位大教育家是否也会让自己的学生如此打扮好再来学习呢？

1979年，英国老牌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了一张史无前例的唱片——《迷墙》。在1980年早期，这张专辑在告示牌上连续15周占据首位，此后更是停留榜上长达两年之久。在世界范围内，这张专辑产生出了大量畅销单曲。它的第二部分是英国和美国两国的冠军单曲，这是独一无二的。1999年，《迷墙》专辑在美国创造了超过1150万的白金销量。

《迷墙》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如此关注，首先在于它的影像非常震撼。尤其是在叙述学校教育这一块，大量使用了复制技巧，在影像的中间，人的面目逐渐模糊，所有的人最后变得一模一样，一队队像流水线的产品一样走向外面。以此来向教育领域提出自己的警示。

三十年过去，在教育上，尤其是学校对学生个性化的扼杀所招致的批评，并没有比那时少分毫。实质上，自启蒙时代以来，人们就不断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人的个性如何被保护并进而成就每个人的尊严，在学校中我们需要保留或坚守多少自由？

甚而至于，1975年，法国哲学家福柯通过对18世纪以来，学校教育中的规训权力以及规训与惩罚技术的系谱学考察，展现出一幅学校规训与惩罚教育的图景。他提出的问题更加触目惊心：“我们的学校教育与监狱的区别究竟何在，难道仅仅是一道围墙吗？”

在这本他称为“我的第一部大书”的著作中，他指出现代学校是一个典型的规训机构，规训权力渗透在学校工作的各个层面，规训与惩罚技术也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手段与策略，这明显违背教育的最初意义。

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很吊诡的是，人们在面对现实时，往往要求学校必须让自己的孩子达到社会的各种功利标准。在面对学校的规则和惩罚时，却希望教育能够给予孩子们最大的自由空间。整个社会都在批评孩子的天性被规则扼杀，因而缺乏创造性。但是，给予最大的自由是可能的吗？

自由的过度滥用也许可以追溯到1922年。因为学校经费紧张，蔡元培决定北大象征性收一些讲义费。但在当年10月份，部分学生拒绝缴纳并示威游行到校长室。蔡元培盛怒之下，拍案要求和为首学生决斗。此事之后，蔡元培多少对当年办学时提倡的学校自由放任有了警惕和反思。

有人说，办好学校的正确原则是有效的“强制”，而不是无原则的自由放任。那么寻找自由的边界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么管制和自由如何可以兼容？它们的界限又在哪里？

在我看来，虽然学校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大体可以遵循三个原则：其一，学校的规章制度一定要符合国家的法律规范，同时符合当今世界的文明准则。其二，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有一个有弹性的程序，以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引入多种意见或势力进行共同的商讨和决定。第三，不妨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要求他们知道放任自由的背后是责任。自己想要达成哪一种自由，那么由此而来的责任，必须自己承担得起。

蔡先生的决斗如今已成佳话，但我们仍然希望，在未来的学校中，更多的是自由的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