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清教传统,死于专家崇拜

11月11日是个什么日子？光棍节？网购节？都没错。不过，在世界历史上，这一天还发生过一件值得记住的事：1620年11月11日，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三桅帆船到达北美洲海岸；船上的102名清教徒——一群逃离英国去寻找新世界的宗教异端——在上岸前签署了一份公约，约定上岸后要建立一个自愿结成的、依法而治的自治团体。《清教徒的礼物》一书所论述的美国管理文化中的清教传统就从这里开始说起。

两位作者——肯尼斯·霍博（Kenneth Hopper）和他的弟弟威廉·霍博（William Hopper），是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生前好友，以研究美国工厂管理方法的文化起源为人所知。他们认为，传统美国社会具有4个紧密相连的特点，影响着大部分美国公民的价值观：建造人间天国的坚定信念；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观念；根据目的去协调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组织能力。这4个特点成为4个优良基因，塑造了美国的管理文化，塑造了美国的企业精神。而这4个特点都源于17世纪早期移民北美的清教徒从欧洲带来的文化传统。

在霍博兄弟看来，美国在上世纪中期崛起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日本和其后的“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经济奇迹，乃至中国最近3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都得益于美国的这种管理文化。相反地，由于美国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抛弃这种管理文化，企业管理中盛行的“专家崇拜”代替了“清教传统”，结果导致美国工业实力的衰落和金融危机的爆发。

所谓清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支。简而言之，新教产生于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它反对罗马教廷对教会的控制，实现了各国教会的独立，它反对教会对《圣经》教义的垄断，认为每个信徒都可以与上帝直接交流而不必通过神父；新教有三大主流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会，其中的加尔文宗在英格兰被称为清教。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清教中的激进派因反对英国的国教制度、主张政教分离而遭到迫害，纷纷背井离乡奔赴新大陆，去那里创建理想中的“天国”。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新教所恪守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在诸多重要方面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强大的伦理支持，特别是为其无休止地追逐利润的行为提供了终极价值——尘世中的工作（创造财富）是修道的方式，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神圣的天职；财富越多，意味着对上帝赋予的使命完成得越好，也就越能够使灵魂得到救赎。而在新教诸流派的门徒当中，清教徒又是最为虔诚、最为圣洁的教徒，因而更加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他们勤俭节约，限制、享乐甚至消费行为，以促进财富的增长；同时也珍视信誉，愿意担当社会责任，具有回馈社会的意识。

在到达新大陆之后的两个半世纪里，随着人口的迁移，清教徒的生活观念、工作观念、组织观念逐渐渗透到整个北美殖民地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管理当中，并在18世纪与来自法国的工业技术相结合，为日后美国崛起为世界工业强国打下了基础。

然而，以清教传统为核心的“伟大的”（作者语）美国管理文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遇了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作者所说的“专家崇拜”。在作者笔下，“专家崇拜”源自管理者的自大和贪婪，与清教传统背道而驰，是导致美国工业衰落和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其主要特点是：“去人性化”、“脱离一线实际”、“盲目崇拜专家”、“决策效率低下”、“企图用数字指标测量一切”。在全书近300页的篇幅中，有近140页被用来批驳“万恶的”“专家崇拜”。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可能这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礼物”，因为其中的许多案例和论述都可以在中国当下的管理实践中找到注脚。

比如在中国当下被许多管理者奉为圭臬的“绩效管理”，就被当作“专家崇拜”的一个典型，遭到霍博兄弟的抨击。“绩效管理”的突出特点就是“企图用数字指标测量一切”。对此，作者先是引用爱因斯坦办公室里挂着的一幅标语：“并非所有有价值的都能计量，也并非所有能计量的都有价值。”进而质疑：员工的知识、经验、士气、诚信和敬业程度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要如何测量，“如何换算成美元”。

不仅如此，作者还以越战为例，指出片面地以量化指标评价工作业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1961年初，曾任福特公司总裁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出任美国国防部长后，在指挥越战时驾轻就熟地用上了企业中的量化指标管理——以“尸体数”来评估战事进展，结果可想而知。

作者认为，“专家崇拜”使美国管理文化中的清教传统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对金钱的贪婪代替了建造“人间天国”的理想；盲目的“专家崇拜”代替了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首席执行官制度和强调个人贡献的绩效考核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上，削弱了组织的整体性……所有这些“恶行”不但削弱了美国的企业竞争力，毁掉了美国优秀的管理文化，还对美国的教育、医疗、经济政策甚至战争胜负产生了恶劣影响。

综观全书可以发现，霍博兄弟长于实证分析而拙于理论构建。书中关于清教传统与美国管理文化的理论阐述还不够完整，难成体系；而书中大量的案例分析则令人读来津津有味。

掩卷之余，这样一个问题也许值得深思：50多年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李约瑟本人在尝试回答这一难题时，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不注重定量分析。而在霍博兄弟的笔下，注重定量分析、强调以数字进行管理却是背离清教传统的“专家崇拜”的重要表现，给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种种恶果。

谁是谁非？无论思考的结果如何，这个问题都可以说是《清教徒的礼物》带给读者的又一个礼物。

（作者为光明日报记者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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