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顾长卫电影中的女性生存寓言

［摘要］从《孔雀》《立春》到《最爱》，顾长卫用三部影片刻画了大时代下小城镇中的三位女性命运，并以个性化的叙述者以及众人围观场景塑造了不断挣脱束缚，渴望困境出逃的女性生存寓言，为中国电影提供了蓝、黄、红三种极具色彩感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孔雀》 《立春》 《最爱》 困境出逃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91－02

从纯净灰沉的《孔雀》到伤感压抑的《立春》，再到极致浓烈的《最爱》，顾长卫在7年时间里奉献了三部作品。影片都以大时代中的村镇小人物为中心，其中刻画了三位女性形象：“姐姐”高卫红，音乐教师王彩玲，身患热病的商琴琴，极像蓝、黄、红三幅油画，为中国电影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被讲”的故事

“叙述者作为作者与读者的中介，其叙述语调、倾向性与可信赖程度，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1]三部影片都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设置了个性化的叙述者，三个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也就成为讲述者口中的一段故事。《孔雀》中的讲述者是“弟弟”，开篇即是多年后弟弟回忆性的口吻：“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70年代的夏天，我们一家五口，一起在走廊里吃晚饭的情景。”影片讲述了中国20世纪70年代小城镇鹤阳市一家五口的故事，导演顾长卫说：“《孔雀》是一部拍摄给中国人看的电影，更具体一点说这部电影是自己对那个时代的回顾。”影片塑造了三兄妹的三种性格、三种人生，是对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年轻人心灵世界的展示，而其中姐姐的形象及命运更是代表了企图冲破社会规则的抗争者和怀揣理想的追逐者，而这一形象的刻画是以弟弟的眼光为视点展开的。弟弟始终对姐姐的命运没有太多的言语和情感表达，只是默默地记录，冷静地描述。

影片《立春》中是主人公王彩玲以自白似的口吻讲述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怀揣音乐梦想的她，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小城镇被视为异类，而蛰伏在内心最深处的理想促使她不断追逐，去北京成为她自我救赎的通道。她始终活在自己封闭的空间，自我欣赏与陶醉，用音乐的节奏和去北京的梦想来麻痹自我，但同时也正是内心最执著的追求，促使王彩玲在这个沉闷的小城镇与众不同。王彩玲在影片中不断地表白自己的内心，对于自己，她明白自己“一贫如洗，又不好看”，除了好嗓子，就是一个废人；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她清醒地知道在这样的小城镇，懂得美术和音乐，“就跟六指儿一样是个累赘”；对于爱情，她认真地说：“宁吃鲜桃一口也不要烂杏一筐”；对于生活，她明白自己不甘平庸，但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神，还是要生活，“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

《最爱》中的讲述者是个12岁的男孩，已经因热病死去的赵小鑫，以隔世的眼光来看叔叔婶婶的爱情，既是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又拥有远离现实的客观视角。顾长卫自己说：“我们从小孩的视角来叙事，就不要就事论事，在生活中寻求出其不意的角度。”与《孔雀》《立春》一样，《最爱》的开场也是讲述人的自白，但是与前两部影片不同，讲述者用了四个“假如”：“假如我们村叫娘娘庙，在很大很大的山里”，“假如这就是我，姓名赵小鑫，现在12岁”，“假如我这样看着我自己，也看着我爷爷”，“假如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就从这开始”，将整个故事建立在虚构之上，同时拉开了故事讲述的距离。

二、“被看”的命运

三部影片都利用众人围观的场景，形成三个女性“被看”的命运。《孔雀》中“姐姐”骑着自行车，带着自制的降落伞在小镇的街道上飞奔，蓝色的降落伞如梦想般绽放，周围的人形成了“看”的景观。在众人的注视下，姐姐被母亲拽倒在地，同时也将姐姐的理想拽倒在地。同样的“被看”发生在姐姐刷瓶子的工厂，姐姐被“干爸”的家脚相加，周围的女工再一次形成了“看”的景观。影片并没有直接展示姐姐被打的细节，而是借女工的迅速闪开，冷漠地观看殴打，漠然地回归、继续工作，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在场”。

《立春》中的王彩玲本就是生活城镇里的不合群，与“姐姐”不同，她渴望有人“看”，希望有观众看她的表演，但是却知音难觅，甚至在演出时，众人看到她的表演便迅速散去。王彩玲和她的音乐梦想是这个小城镇的“六指儿”，而影片中惟一一次有观众的表演，竟是彩玲在自认最美好的一天被假想爱人当众羞辱并推倒在地，而观看这一场景的是她所在学校的众多学生。从《孔雀》到《立春》，顾长卫延续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理想与现实的纠葛主题，王彩玲更像是走出沉闷家庭，走出小镇的“姐姐”，而在王彩玲身上释放出姐姐被压抑的激情和自我。

《最爱》中的商琴琴也是在“被看”的过程中不断抗争的。她的第一次出场就在得意和热病村民的注视下被丈夫送来学校的，而她因染热病被丈夫打的事也全村都知道，这个可怜女人的命运就在大家的观看下；而琴琴和得意被锁在屋里，遭到丈夫暴打和羞辱，全在众人的围观之下。但与《孔雀》和《立春》不同的是，影片给了琴琴一次真正展示的机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勇敢地与得意在一起，拉上得意给众人分结婚喜糖，并当众宣读自己的结婚证书。这不是被动被看，而是主动地渴望被看，展示给众人看。

三、困境出逃的女性

三部影片塑造的三位女性形象真实而残酷，她们展示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姐姐”的困境是走不出沉闷的家庭，逃不掉刷瓶子的命运，她不断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但是命运似乎和她玩笑，总是让她回到最初的原点；王彩玲面对的是艺术理想不被小城镇人理解的困境，走出小镇到北京便成为她为之奋斗的目标，四次去北京的经历便是她抗争的过程；商琴琴的抗争最为激烈，因为围困她的不仅是家庭、村中众人，更是和生命的较量，而她的抗争却是最有力量的，她在生命的最后出逃了困境。

《孔雀》中姐姐所面对的困境较为单一，多是家庭的束缚与围困，电影用三个反复的画面来暗示生活的日复一日：拥挤的走廊上，一家五口在夏日的某个夜晚吃饭，黑白的画面，无语的氛围，压抑的气息。在天台上看见飞来的飞机，带来了姐姐成为一名伞兵的理想，也带来了姐姐抗争的勇气，促动姐姐跳出这沉闷世界的行为，但是却遭到失败，命运还是把她拉回原点，飞机的远去暗示着姐姐理想的远去。她把逃出困境的希望寄托在嫁人上，但是结婚并没有改变姐姐的命运。几年之后，浪漫的姐姐还是与平庸的丈夫离婚，依旧回到小镇上，回到家中。而当她看见昔日的理想情人变为邋遢平庸的丈夫、父亲，和小镇人毫无区别时，她的抗争最终结束，回到了最初的原点。但是在姐姐的生命中，总会闪过她为自己、为理想、为爱情的抗争瞬间。引用顾长卫自己的话来说：“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只孔雀，身上长满了故事，一生中经历了爱恨情仇，如同色彩各异的羽毛长满了人生。尽管一生再黯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可以等到开屏的瞬间。这样的瞬间，便足以将生命照亮。”

《立春》中的王彩玲所面对的围困要远大于“姐姐”，是整个城市对她的偏见与屈辱，而她的反抗也要强于“姐姐”。她孤独地住在学校的宿舍，没有朋友，远离家人，她的行为不被小城里的人理解。电影借与她同病相怜的舞蹈教师胡金泉的口说出了王彩玲的生存状态：我是这个城市的一件丑闻，我是很多人心里的一个悬案，我像根鱼刺，扎在很多人的嗓子里。也正是这样的围困，激发了彩玲出逃的力量，她渴望离开这个城市，去北京唱歌剧。影片展示了她四次去北京的经历，这些经历也正是她出逃围困的抗争过程。第一次是去北京花高价托人办户口，为自己那也许不切实际的理想奋斗着；第二次是和美术青年一起，带着爱情和理想去北京，这次是彩铃理想追寻的最高峰，但是却遭到双重的打击，美术青年在众人面前将她拖出教室羞辱，失去爱情，演出时观众散去，理想受挫；第三次是带着患癌症的孩子去北京参加歌唱比赛，并倾其所有资助她，似乎在自己身上未完成的理想得到了延续，但是当得知孩子得癌症是假的时，她再一次退回到了原点；第四次去北京是为收养的孩子治病，站在天安门广场，她带来的不是理想，而是新的希望。

与《孔雀》和《立春》不同，《最爱》中的商琴琴似乎显得温婉一些，没有了姐姐和彩玲的清高和孤傲，而她所面对的环境更加复杂和艰难，有来自家庭的嫌弃，有来自村中众人的漠视，更有来自绝症的威胁。商琴琴走出生命困境的历程是伴随着她与赵得意的爱情的，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抗争过程。琴琴与得意产生了感情，这时的她小心翼翼，完全被动地听从得意的安排，而她一直在命运的围困下躲避着，承受着，她们“在自己的历史中始终被迫缄默，她们一直在梦境中，身体中（尽管是无言的），缄默中和无声的反抗中生活着。”[2]直到得意提出俩人生活在一起，琴琴走出了抗争的第一步。而琴琴真正冲出围困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提出与得意结婚，“咱们结婚吧，趁活着”，这是琴琴由被动到主动的完全转变，此后的琴琴真正成为了生命的自由人，她拉着得意给村人分喜糖，并大声念诵结婚证书上的几行字，这也是她精神的自由书。

从《孔雀》到《立春》，再到《最爱》，三部影片的色调都是黑白灰，是压抑的环境和氛围，而片中的三个女性分别是三种不同的色彩，点亮了影片。姐姐是蓝色的，自始至终她都穿着蓝色的裙子或裤子，尤其是她自制的降落伞，蔚蓝的如天空的颜色也代表了姐姐欲意突破灰色的围困，翱翔蓝天的梦想。王彩玲是黄色的，她的第一次出场就穿着黄色的毛衣，而此时的她也正踌躇满志地想离开小城镇，调往北京。更鲜明的是，当彩玲自认为自己找到了生命中的爱情，把美术男青年当做理想对象时，她面对镜子认真地扎起黄色的丝巾，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喜悦。这天的她在课堂上兴致极高，再一次唱起《慕春》，这也是她羡慕、向往、渴望春天的来临的真实写照，而也就在此时她的爱情被摔得粉碎。琴琴无疑是红色的，是灰色山村最鲜明的红色，从她第一次出场的红棉袄，到她被赶回家时的红箱子，再到她结婚时红色的衣服，红色的鞋，都无疑表明琴琴生命的颜色。

【参考文献】

[1]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2]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微笑[A].顾燕翎,郑至慧.女性主义经典[C].台北:台湾女书事业文化有限公司,199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