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9 07:34:20
云南省晋宁县农民余有绑架了几个儿童并敲诈15万。在索要钱财未果的情况下，将身上仅有的20元钱给了孩子们，教他们一遍遍背熟了回家坐车的路线，自己步行了三个小时回家。2007年5月24日，云南省呈贡县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判处余有有期徒刑6年。判决一出，评论四起。
在这起绑架案中，余有与其说是一个绑匪，倒不如说是在绑架案中一个里应外合的“内线”。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余有的良心发现，不顾狱友的反对，而悬崖勒马，从而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悲剧。但是，绑匪的好心并没有换来好报，绑匪对于孩子的体贴，也没有换来法律的温情。这也是判决一出，评论四起的原因所在。
纯粹地从法律的视角看，这一判罚其实无可争议。毕竟法官不是普通民众，他们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而不能依靠主观意志判案。而且，正如有网友所说，“再善良的绑匪也是绑匪”。但是，6年的重判，正如有网友质问：这个判决似乎是在暗示，以后的绑匪，要么不要去绑架人，要么你做得狠一点。这个“公正的判决结果”以及引起的争论，其实引发的，或者说其实质，是一个司法上的永恒命题，即如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如果说审判是一种艺术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的艺术。因为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最终是通过其作用于社会的效果体现出来的。而如果把司法仅仅看作是一种法律的机械适用，把法官仅仅当作一个“套用”法律的工匠，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艺术的。
善良绑匪被判6年之所以引争议，恰恰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的问题，没有体现出“审判的艺术”，从而顾此失彼。如网友评论所说：“绑架罪是不轻，但是事实本身并未给受害人造成实质的伤害，他们判轻一点或重一点，也许会直接决定下一个绑匪是被感化还是被迫强化暴力。如果有一天危险真的来临，最可怕的不是危险分子本身，而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
如何使类似的判罚更有“审判的艺术”之美，如何寻求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如何让法律对道德良知秉持应有与足够的温情与敬意，如何真正体现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这几个问号，需要我们在对“善良绑匪”事件的质疑、追问与争议中拉直。
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香蕉皮”的法律规则。比方说，消费者在商场或者其他公共经营场所踩到香蕉皮摔倒受伤又找不到肇事者的话，那么业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呢？法官不能断然下判决，他们让香蕉皮自己判案。如果已经发黑，就说明已经被丢到地上很久了，业主本有足够的时间及时发现并把它丢入垃圾箱，以免客人滑倒受伤，业主没发现就存在过失，就要承担责任；如果香蕉皮还是白白的，就说明刚刚被丢下不久，业主不可能立即注意，因此就不必承担责任。
“香蕉皮规则”已经被一些发达国家普遍采纳。这类富有弹性的法律规则，更便于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发挥自由裁量权，而且更容易被普通百姓所理解和接受。笔者认为，“香蕉皮规则”对于引起争议无数的“善良绑匪”不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