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与鲁迅的杂文文风比较

摘 要: 李敖和鲁迅分别代表了读书人在不同时期的精神特征:年轻人的快意恩仇和老年人的世事洞明。乍看之下,鲁迅和李敖确实有很多共通性:著作等身,文风泼辣,既有“一个也不宽恕”的尖刻,又有一腔侠骨柔肠,在各自的时代为无数青年所敬仰。细读两人杂文,第一感觉就是这些文字充满了力量,“力量”是杂文的本质。本文从杂文方面入手,试将李敖与鲁迅作一个浅显的比较。

关键词: 鲁迅 李敖 杂文文风 分析比较

李敖的杂文在吸收和融汇前代杂文作家尤其是鲁迅杂文的方面是下过功夫的,并且能够呼应时代潮流,以开阔的眼界、傲然的骨气、凌冽的风格直面现实,为人民代言,为历史“立此存照”,敢于抨击统治者的昏聩,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双重人格,这些都是鲁迅杂文风格的集成和发展。杂文战斗性就是其“力量”的生动反映。但鲁迅和李敖的力量又有所区别。

李敖是一个想说就说、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的文人。他说鲁迅可议、可检讨、可批判之处太多了,而说鲁迅的文章很别扭,文字很可疑,文风不好,有两点原因:“第一,它是从中国的旧文学出来,就是所谓包小脚,小脚揭开了,可是那骨头里面,还是碎掉了,所以揭开了以后呢,还是有那种旧文学的底子,一些白话文有的时候不能够脱胎换骨;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的文法、日本人的文字影响了鲁迅,这两个原因使鲁迅写出来一种很别扭的白话文。”[1]李敖认为:“鲁迅的文章写得实在不够好。”他说:“如果是伟大的文学家,就不应该写出来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鲁迅式的中文,尤其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2]对于这一说法,我们不敢苟同。

一、狷狂与沉稳

凡是认真看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鲁迅的语言是自成一体,别具特色。李敖说:“这种风格我无法解释它,我只能推断说,他是接受了那种发杂反复的日本文法、日本语文结构的影响,再加上这种生吞活剥出来的中国的文言文的结构,两个里面混出来的鲁迅的文体。”[3]李敖这样分析鲁迅文章的语言风格,表面上似乎有几分道理,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鲁迅的文法。

鲁迅的文字,因为产生于白话文刚提倡的时代,所以自然会有些生硬,这一点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对鲁迅进行苛求,而事实上正是鲁迅他们这一群新文化运动的勇士竭力提倡白话文,才会有今天行云流水的美丽文字。鲁迅的文风,应该说是有时代烙印的。鲁迅出生在19世纪初,科举仍然是读书人正统的出路,青年鲁迅也不例外,他曾经苦学过一阵八股文。研究鲁迅的学者曾经说:“他那样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索然,后来方明: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甚至可以说,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他正是用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4]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伟大的文学丰碑。鲁迅的语言风格是独特的,独特到别人难以模仿的程度。没有扎实的知识做底子,就算是模仿,也只能是鹦鹉学舌,得其表而难入其里。我认为,鲁迅的文章,犀利辛辣,深层厚重,张力到点,辩证到位,激愤中不乏调侃,嬉笑中不乏凝重。仅从语言形式来看,鲁式文法最大的特征,就是“橘子的结构”给人一种沉实稳重、张弛有度、内敛之感。而这种沉实稳重正是李敖所缺乏的。鲁迅是骂人的高手,但不会裸地去叫骂。有时候,被骂的人往往被骂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过神来,知道自己被骂。像“有本事你娶几个漂亮的女人给我看看啊”、“够胆你了衣服让我瞧瞧呀”、“就是像你这样的畜生啦”、“你才是混蛋呢”这种李敖认为最正投的中文骂法,太直截了当,没有半点美感,无异于泼妇骂街,鲁迅是断然不会用的。伟大的文学家这样骂,就不够伟大了。这样一骂,不够文明不说,而且也失去了鲁式文法的特征,骂人的力度更是一落千丈。

二、投枪和匕首

李敖和鲁迅都以一个不饶恕的斗士面目面对现实社会和民族传统,都有丰富的历史知识,都采用了“诙谐”的语言将传统纳入叙事的游戏中。诙谐可以是热情的参入、介入的现实,可以带有攻击性。中外文化史都证明着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人民的声音被压制着的时候,人民就不得不通过幽默和讽刺来表达自己。李敖看来深受鲁迅的影响,他的尖刻也丝毫不逊于鲁迅,他也常将历史人物、神话故事、掌故、新闻和现实人物并置杂列,借此颠覆官方的正统文化。李敖的文章亦具有一点诙谐的风格,但这种诙谐风格并不能严格地称为“诙谐风格”。

鲁迅和李敖的杂文应该同属于精英文化范畴,如果从官方的角度出发,他们也应该归为具有民间性的文化,尤其在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里,杂糅了许多民间俗文化,比如女娲的故事、精卫填海的故事,在《无常》、《社戏》、《阿Q正传》中,绍兴民间戏的运用都渗透着纯粹的民间内涵。正是这些民间内涵和官方的正投文化形成了冲突,也使得作者个体充满了一种自由狂欢的体势,这自由狂欢的体势以不可阻挡的姿态与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对峙,构成了内在张力,而鲁迅似乎正是从这些狂欢的乡村场景中吸收了本源精神,正是这种深层次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受,使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均有了“诙谐文化”的内涵,也使得人真正达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势,在他的诙谐语言中明显渗透着个体孤独感和悲剧氛围。但李敖的杂文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意识深度,它的诙谐还停留在一种表面的语言工具认识论上,他只是将骂人、奇闻怪事作为一种增加谩骂力度的手段,并没有很深厚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深度,因此他的诙谐或许只能称得上巴赫金所说的一种讽刺体文章,“一种讽刺性作家只知道否定的诙谐,而自己置于嘲笑的现象之外,以自身与之对立,这就破坏了从诙谐方面看待世界的角度的整体性,可笑的(否定的)的东西成了局部的现象”。“李敖的文章即是这样,他不能从世界的整体,从历史的深度去看待问题,他对太无奈的认识,对中国人的批判都带着一种极端片面的认识,因此他的诙谐语言就成了一种是真的夸张,他的语言太直白,近乎大街上的叫骂,失去了诙谐固有的内在品质,使得其文本呈现出一种戏剧色彩”。[5]

真正的“诙谐风格”应该涵盖以下两方面:一是具有悲剧性;二是要有隐喻性。鲁迅《阿Q正传》里就有这样一个场景:阿Q唱:“手执钢鞭将你打……”围观的群众大喊:“好!”在这样的狂欢场景中,不乏诙谐风趣,但其内在已经渗透出无法排遣的悲剧色彩,在这笑声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个体的悲剧命运。李敖的杂文却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诙谐”,有的只是谩骂和侮辱。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真正的战斗需要历史理性,需要深度,真正的诙谐包涵着很深的人生体验。因此具有诙谐风格的作家,像鲁迅,就精心地选择题材,他绝不会泛滥地寻找骂人材料,尽管鲁迅也和梁实秋等人展开面对面的笔战,但是在其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和体验,因此他的笔战也就超越了笔战本身。许多历史题材、民间轶事、典章制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但是优秀的作家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安排这些事物,在这些词汇的背后,他们将自我意识传达出来,即通过一种隐喻的象征形式将事物的真实面目表现出来。因此这种诙谐风格就包含了事物的双重甚至多重景观。如在《秋夜》中那样,鲁迅不是将诙谐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而是将其建立在一个象征的平台上。李敖的杂文缺少了这样的深意,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文章骂倒对手,他也承认自己的文章别无深意,或许有时李敖仅仅是满足于一种感官上的愉快,只是为了单纯的文字炫耀。

三、结语

李敖的文章缺少重建意识,虽然他在传统中成长,但他没有什么根基,他对历史传统的激烈批判结果是形成了,使人不仅对民族历史的过去产生绝望,而且对它的将来也毫无信心。他的诸如对中国“国民性”,以及政治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批判并没有超越鲁迅和胡适。在《由说起》、《长袍心理学》中,他只是复制并夸张了鲁迅等人的历史意识。梁启超、鲁迅等人提出:“国民性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由传统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国民身上自然遗留了许多传统的痕迹。”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是鲁迅等人诉求现代性的体现。李敖生活的时代已经是台湾转型过渡到现代性社会,李敖对“国民性”的再次批判显然缺少理性。李敖对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他知道大众的趣味,经常制造耸人听闻的言论。只要稍稍有人赞他两句,他立马就和那个人成为好朋友,而一旦有人骂了他几句,他必是对之加以报复,就连与他离婚的老婆胡茵梦女士他也不饶恕。或许李敖称得上是真正的骂人斗士,他无畏专制政体数度入狱,但是他却算不得一个思想家。

总之,鲁迅与李敖是中国杂文史两个不同时代的路标,一个指向独立富强,民族觉醒;一个指向民主自由,清明政治。身处逆世,他们不约而同选择杂文为共同的武器,一个高屋建瓴,站在民族视野的最高处,为我们剔除一个古老民族身上的脓疮;一个身体力行,梦想在海岛上回到那浪漫的古典的道德世界。鲁迅和李敖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总记录者。鲁迅的文章被误读多年,而李敖的文章也不曾为所谓的正统文学界所承认。通过对两人杂文文风的分析比较,我们能跟真切地体会到这两位杂文史上巨人的息息相通。

参考文献:

[1][2][3]李敖有话说.凤凰卫视,2005-8-4、5.

[4]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人大人陈的BLOG,,cn,2006-11-19.

[5]吕林.李敖批判的批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