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丐武训 9期

武训于1838年12月5日出生在山东省堂邑县武家村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母不识字，因新生儿在武氏家族中排行第七，因而就叫他“武七”。实际上，像许多流浪儿一样，人们更多的是用绰号称呼他。因武训有癫痫病，常会突然倒地，口吐白沫，因此得了个“武豆沫”的绰号。“武训”这个大名是他51岁创办义学时取的。训者教也，“武训”这个名字当然寓意于教育。

武训7岁时，父亲去世，全家就失去了依靠，武训的兄弟离家各自谋生，年幼的武训则只能和母亲一起出门讨饭。但武训似乎天生憧憬读书，乞讨途中，常常经过一家私塾，听到里面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他羡慕不已。武训回家向母亲哭诉要读书，得到的回答却是像他这样的讨饭儿能把肚皮填饱就不错了，千万不要想上学。

武训就这样长成了一个文盲。武训17岁那年，经一个乡亲介绍到馆陶县东北薛家店一个外号叫“李老辫”的人家扛活，除吃住外，每年的工钱是16吊。1859年武训21岁那年，他已在李家干了3年。3年中他没有支过工钱，也没有算过账。这年他母亲病了，想支点钱回家探母。李老辫却拿出一笔假账，有凭有据地说武训早把工钱支完了。武训目瞪口呆，争辩的结果是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最后被撵出门去。武训这次受了李老辫的欺负后，刺激非浅，在薛店庄东头的小庙里昏昏沉沉地睡了3天3夜。3天后他起来了，人有些半呆半傻的样子，嘴里嘟嘟噜噜地念个不停，仔细听他的意思，是要办个义学，让穷孩子们也能上学。

人们以为武训疯了：一个目不识丁、自己的肚皮也只能勉强填饱的穷人居然想办个学校！在绝大部分农民是文盲、教育为奢侈品的时代，从一个农村雇工嘴里吐出这样的话，确实有些癫狂。但谁也不知武训这次是下了死心的了。他私下计算着，靠打雇工的话无论如何不可能聚财兴学，像他这样一个穷光棍，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乞讨募捐。用他的话来说：“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武训后来把这样的话编成一个顺口溜，在乞讨时演唱。

武训从此开始讨饭，同时也继续打工，做一些如掏粪之类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但他最主要的还是乞讨。他还常常在庙会和集市上以“竖蜻蜓”、“学马爬”等博人笑乐的办法讨钱。只要有人愿意施舍，他甚至吞蛇、吃蝎子、食碎瓦片等。有无赖拿钱引他吃屎喝尿，武训也照吃不误。行乞几年后，武训稍有积蓄。经他苦求，馆陶县塔头村一位名叫娄俊岭的武进士和柳林镇的进士杨树坊先后同意帮他管钱，并做买田放债等投资。

他为兴办义学所受的苦难终于有了回报。1887年秋，武训存满了2800吊铜元，同时又得到当地两位地主捐助的一块空地，在山东西部一个叫柳林的小镇开了第一家义学，取名崇贤义塾。这是一个有着20间房子，带围墙的院落。第二年春季开学，有学生70余名。两年后（1890年），武训得到馆陶县庄科庄千佛寺了证和尚的帮助，在该县的杨二庄开了第二家义塾。那时他已53岁，此前常有人劝他成家，这时又有人劝他，既然已完成了义学大业，该娶妻生子了。武训又用他的小调回答：“人生七十老来稀，五十三岁不娶妻！亲戚朋友断个净，临死落个‘义学正’。”到1896年武训去世前几个月，他又办了第三所学校。尽管此时武训已不必讨饭，但他仍过着乞丐的生活，直到他在58岁那年死去。据记载，他的死就是因吃了讨来的剩饭后得了痢疾。

武训创办柳林义塾的那一年，山东巡抚张曜得到堂邑县知县郭春熙的报告，知道该县出了这样一桩讨饭兴学的事迹，不觉动容。张曜对武训的义举特别同情和赏识。他在得到有关武训的报告后于1888年上书朝廷，详述武训事迹，请求皇帝钦赐“乐善好施”匾。

巡抚的请求当年就得到皇帝的恩准。农历九月初九，光绪皇帝颁封武训“义学正”的名号，并赐黄马褂。不久一块镶有光绪皇帝亲笔书写的“乐善好施”匾额的牌坊在柳林镇竖起来。武训从此名满天下，行乞义学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叫街者：中国乞丐文化史》 ）